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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思克利夫对基钦纳的攻击可能让一些读者疏远了该报,但基钦纳还是失去了盟友。劳和贝尔福都不信任他。他的同僚们坚持认为,他对自己的失败守口如瓶,对于那些本应由集体负责讨论的问题,他不愿和他们推心置腹。在谈到他与内阁的关系时,他曾说,“我极度反感向23位我几乎不认识的绅士透露军事机密的做法”。[323]丘吉尔发现自己也遭到了类似的攻击。由于未能撤换陆军大臣,诺思克利夫的《泰晤士报》报道称,自由党的普通成员对丘吉尔“愤怒不已”,丘吉尔的“冒险行动”导致了政府的垮台。[324]该报说,他的同僚们不希望他加入新的内阁,然而,当丘吉尔继续任职时,他们感到失望。他自己也感到愤怒和生气。6月2日,他给汉基写信,不带讽刺意味地说,“从安特卫普到达达尼尔海峡,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机会,这是一个悲剧。我们没有制定任何计划,也没有做出任何决策”。[325]他毫不含糊地说自己是不可缺少的:“如今,继续打完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将是一项艰难、严峻的任务,如果没有决策和计划,可能会发生非常可怕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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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有一位资深政治家赢得了诺思克利夫的报纸的尊重,他就是劳合·乔治。1915~1916年间,诺思克利夫对军需大臣给予的信心和支持,在推动着劳合·乔治从一个关键职位走向另一个关键职位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他钦佩劳合·乔治的精力,而军需大臣对他的过分奉承助长了他本已可怕的自负。这增强了诺思克利夫的自我重要感。1915年5月,在与里德尔进行交谈时,诺思克利夫说他是个有钱人,只要愿意,他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钓鱼上,“但是,我觉得自己对这个国家负有责任。我觉得自己必须留下来指导和批评国家”。[326]用A. J. P.泰勒的话来说,诺思克利夫“渴望权力,而不是影响力,结果两者都丧失了”。[327]劳合·乔治的许多同僚认为诺思克利夫只是在听从劳合·乔治的命令,可是,随着阿斯奎斯遭到削弱,这种做法对于一个眼睁睁地看着最终的战利品落入劳合·乔治手中的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伤害。劳合·乔治仍然对阿斯奎斯的总体作战方针感到不满,但他意识到,如果他在没有保守党支持的情况下就如此笼统的问题辞职,那么他将会孤立自己。他与劳密切联系——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联系更为密切——将有助于他与另一个党派找到共同点,而这个共同点就是实行征兵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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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于阿斯奎斯的汉基觉察到阿斯奎斯是多么脆弱,6月2日,在共进午餐时,他强烈要求阿斯奎斯“今后一定要把所有海军和军事行动的电报和信件以及外交部寄送的信件都发给他,这样……他至少可以知道有关战争的所有消息”。[328]他发现,没有一个人能从战略角度完整概述战争中发生的事情,这是多么的糟糕,而他认为首相应该成为那样的角色。阿斯奎斯同意了,并答应任命汉基作为自己、海军部和陆军部之间的联络人。他还决定向报纸发出正式警告,“切勿在未经审查的情况下,在社论中谈论军火、实力、部署以及我国舰队和军队的动向”。汉基声称,将对违反者采取“严厉措施”,他很清楚,诺思克利夫对基钦纳的攻击只会坚定阿斯奎斯留住基钦纳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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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政府的谈判花了几天时间才结束,直到5月24日——也就是圣灵降临节——新政府的组成才明确。在那个法定假日,英国的大部分地区一直都艳阳高照。在布莱克浦(Blackpool)的沙滩上举行的招募集会中,德比勋爵向大约10万人发表了演说。那些没有穿制服的人如果被看到玩得高兴、过得快活,人们就会产生一种意识。《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说,如果一个年轻人被看到去打网球,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是“双重叛徒”,一则是因为他没有上前线,二则是因为他的行为举止不得体。据推测,看到他如此行为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他“应该被拖出去枪毙”。[329]报纸每周刊登两到三次伤亡名单,通常是数百名军官和数千名士兵,人们的情绪高涨。5月22日上午7点前,邓弗里斯郡发生了昆廷斯希尔(Quintinshill)铁路事故,给这个法定假日蒙上了一层阴影。据信,死亡人数为226人(一些尸体没有找到)。它是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铁路灾难,是由格雷特纳格林(Gretna Green)郊外的主线发生了信号故障所引起,涉及五列火车。一列军车的半数乘客——开往达达尼尔海峡的苏格兰皇家利斯营的七分之一的士兵——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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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新内阁召开了首次会议,阿斯奎斯告诉国王,当时的气氛“融洽、友好”,然而,一些政界元老排队批评新内阁。[330]前一天晚上,统一党在卡尔顿俱乐部聚会,表示支持联合政府,但仍有持不同政见者。那天早上,米尔纳给《泰晤士报》写信说,尽管英国人才济济,但缺乏有才干的领导,这标志着该报长达18个月的撤换阿斯奎斯运动的开始。米尔纳的证据是,在这个极端紧急的时刻,国家被迫“招兵买马”,这表明领导层不知道如何进行战事指挥。[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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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的第一次讨论围绕着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进行,那里的情况非常糟糕。在阿斯奎斯的领导下,政府设立了一个内阁委员会以监控局势,成员包括被免职的丘吉尔和统一党领袖,汉基担任这个委员会的秘书。作战委员会已经解散;但是,汉基不时邀请军队首长加入,由此引导着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成为作战委员会的继任机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15年夏天,当时大臣们在争论是否要向这场失败的战役派遣增援部队。次年11月,该委员会更名为“战争委员会”。[332]它的主要缺点是,统一党人发现该委员会很难停止对自由党的提案吹毛求疵,它的结论对整个内阁没有约束力,这减缓了决策过程。这不是指导一场大战的理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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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的编辑弗朗西斯·赫斯特(Francis Hirst)给他的前同僚C. P.史考特写信问道:“如果没有共同目的和目标,这个联合政府从一开始难道不是软弱无能和没有信誉的吗?……各地难道不是对战争既恐惧又厌恶吗?邪恶的诺思克利夫迫害有着德国名字的人,难道没有人对这种行为做出反应吗?……一小群自由党和托利党的帝国主义者做出了毁灭德意志民族的愚蠢决定,为什么我们英国人都要因为这个决定而遭到毁灭?”[333]即使是自由党人史考特也觉得这些问题有些过头,史考特告诉他必须抵制德国的“侵略性帝国主义”。甚至像史考特这样的人也转而接受这样的观点,即英国必须“按照欧洲的类似规模保持武装。这种做法极为必要”。[334]任何通过大选来“确认”联合政府的想法都被排除了。随后的一个月出台了一项法案,将1910年议会的任期延长一年。联合政府的任期也将延长,直到停战后才举行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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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阿斯奎斯就组建联合政府的行为向下院进行申辩。“我对同僚们怀有一种深切的、持久的、难以言说的感激之情。他们迫于新的和不可预见的责任,十个月来,以坚定不移的忠诚和无可比拟的效率(在我看来是这样),承受着英国政治家有史以来肩负的最沉重的负担……作为政府的首脑,以及作为整个国家的首脑,我对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欠有永久的人情债。与他们切断关系,或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切断关系,都是我的公众生活中最艰难、最痛苦的经历。”[335]他明确表示了自己厌恶联合政府,他引用了福克斯-诺斯联盟[336]的话,他还说政策将保持不变,“将不惜一切代价来进行这场战争,以便取得胜利”。[337]他认为,最好的做法是表明各党派团结一致,决心打败德国,以便促成自8月以来出现的休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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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发言对事实进行了平淡描述,而随后的所有批评都说他的申辩有气无力、让人昏昏欲睡,或者——正如他那些不屑一顾的同僚们经常称呼他的那样:处理政治问题的“法官”——批评他在这番重要发言的结尾使用了丘吉尔式的不合时宜的说辞,并揭示了一种信念,而这种信念并不总是与行动相匹配。“目前,我们有一项明确且至高无上的责任要履行,让社会各阶层提供自愿和有组织的帮助,以便为国家效力。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有适合的地方及适合的工作,而且,当我们的事业被证明是正确时,当地球上重现和平时,这迟早——它一定会来临——会在这个国家的编年史上谱写出最值得自豪的一页,那就是在联合王国,所有家庭或车间都参与了共同的斗争,为赢得共同胜利贡献了自己的一分力量。”[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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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讲话让他心力交瘁。那天晚上,当他的妻子来到卧室看他时,他在她的怀里哭了。“我意识到,”她在日记中写道,“当他不得不坦白时,那种心力透支的感觉是多么可怕。”[339]她知道,这不是唯一的原因:自由党反对联合政府,他感到备受打击,同时“因为维尼夏的婚事而情绪低落”。[340]阿斯奎斯夫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确信劳合·乔治密谋对付她的丈夫。雷丁向她吐露说,他曾警告军需大臣不要让诺思克利夫和他的报纸“攻击”阿斯奎斯。阿斯奎斯夫人确信劳合·乔治打算与自由党决裂,“他并不是有意要搞垮亨利,然而,他看到战后情况将会完全改变,并且在英国受到崇拜的人将是为我们在堑壕里的可怜鬼提供帮助的人”。她察觉到报界在进行“击垮”阿斯奎斯和基钦纳的活动,并对劳合·乔治与里德尔之间的友谊感到担忧。有人警告阿斯奎斯夫妇劳合·乔治是一个“叛徒、无赖”,不过,应该由首相本人采取坚决的行动,以防止同僚取代他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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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对西尔维娅·亨利迷恋不已。他告诉她,在这个时期,“军火问题一团糟、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关于劳合·乔治的令人不悦的消息风传,联合政府的命运、党派和政府的领导地位、法国的竞选……日后美国的态度都不明朗,还有其他199件事情亟待处理——对我来说,这周最突出、最主要的事情是什么?你能猜到吗?我知道你不需要猜。当然是你”。[341]不过,她确实就一件事给了他一条重要的忠告,这件事已经引起了同僚们的注意,并使他遭到了同僚们的反对:“你今天给了我很多很好的建议,我再也不会在内阁或作战委员会给你写信了。”[342]很快,他便更加得寸进尺,6月20日,他给她写信说,当她认为他取得了进步时,她发出了“内心的呼唤”,导致阿斯奎斯声称这促使他“产生了一种你从未料想到的阵阵疼痛,我真想把我们之间那美妙的爱和信任的关系转变成——我应该叫它什么呢?——情爱冒险?”[343]他的话似乎让她觉得很尴尬,这促使他发誓再也不提“这件事”,并告诉她“把那封冒犯她的信烧掉”。[344]他继续向“我最亲爱的人”写信,落款是“永远爱你和全心全意的阿斯奎斯”,但他对她从来都不像对她姐姐那样坦率。1916年,他还试图与曾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瑞利(Rayleigh)勋爵的女儿埃米莉·斯特拉特(Emily Strutt)建立亲密的友谊。他第一次见到斯特拉特是十年前在她父亲位于埃塞克斯郡的宅邸。[345]在和平时期,强烈的孤独感折磨着他。到了战争时期,这种感觉变得无法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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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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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伦敦遭受了第一次齐柏林飞艇的突袭。怀特查佩尔(Whitechapel)有8人死亡,10人受伤。在对其中的两名死者进行调查后得知,在爆炸中丧生的这对夫妇的尸体被发现时,他们跪在床边,仿佛在祈祷。他们完美地代表了如今公众经常指称的德国人野蛮行径的受害者。政府花了近三周的时间发布了在遭受空袭时应采取的标准措施:不要到街上去;预计袭击将在晚上发生,需要在楼上备好沙子和水,以用来灭火;楼下门窗必须关闭,以防止“有毒气体”的侵入。[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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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组政府时,议会因为圣灵降临节提前休会,直到6月3日才复会。它就设立军需部通过了必要的立法,这激起了一小部分和平主义议员的反对。劳合·乔治没有出席:他在曼彻斯特发起了一场新的推动提高生产力的运动,而阿斯奎斯去了法国,会见了英国远征军的总司令弗伦奇。劳合·乔治在曼彻斯特发表了一场演讲,展示了风向是如何改变的,至少对他来说是如此。关键的一段话是:“当房子着火时,程序、优先次序、礼仪、时间和分工的问题都消失了。如果火灾还在继续,那么你不能说你没有义务在凌晨3点灭火。你无法选择时间;至于谁负责提水桶,谁负责把水倒进噼啪作响的炉子里,你是无法争辩的。你必须把火扑灭。”[347]对于那些阻挠改革工作方式或阻挠使用女性劳动力的工团主义者,他告诫说,堑壕里的人在按照规定的时数作战后是不能解除戒备的,也不能拒绝在指定的战线上进行战斗。但是,考虑到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将发生的事情,劳合·乔治得出了另一个有趣的观察结果,“党派政治正在逐渐消失”。他的话惹恼了工党;不过,也有许多自由党人被激怒,因为他们察觉到政府正在将某种强制性做法引入工业实践。然而,劳合·乔治是对的。作为军需大臣,他将启动一个由218家国有工厂组成的项目,由纳税人提供资金,生产对作战至关重要的各种武器和零部件,同时控制大部分工业的劳动力和产量。[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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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前往利物浦,再次呼吁工会在战争期间取消限制性做法。和在曼彻斯特一样,他谈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为了赢得战争,德国人已经全身心地投入。现在英国也不得不这么做。这意味着工会应当为培训技能不熟练的男工,以及让女性进入职场提供便利,就像法国那样。但是,所有人都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工作:“懒散的人将没有机会游手好闲,”他对欢呼者说道,“我不是要消除松懈。我只是想让他们避免出现懒散懈怠。”[349]更具争议性的是,他进一步点头赞成民事和军事方面的强制措施。“每一个人都应当尽自己的全力来帮助国家渡过难关,政府应当将此确立为一项义务,以作为公民的基本义务之一。我相信,如果把它变成人人都应享有的法律权利和义务,那么社会各阶层的人都不会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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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批女性涌入工业领域从事高薪工作,烧饭女佣和客厅女佣出现了短缺,并引发报纸刊登了更多与仆佣问题有关的文章,虽然女性参与工作是爱国的表现,但一些人对此不赞同。承担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其他工作的人士拒绝从爱国的角度看待问题:6月初,南威尔士的煤田威胁要罢工;在黑乡[350],煤矿的绞车工和司炉工认为10%的奖金不够,拒绝接受,尽管他们的工资在两年内增加了一倍;在洛奇代尔(Rochdale),有2万名棉纺织工人在雇主拒绝支付10%的战争合同奖金后威胁要停工。所有这一切都在同一天(也就是6月9日)发生,当天,又有50名军官和2100名士兵出现在法国出具的伤亡名单上。自8月以来,已有5万多人死亡,5.3万人失踪。[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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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劳合·乔治在伦敦会见了来自22个工会的75位代表,并与他们进行了私人会谈。同一天,在首都举行了全国女工工会的第一次公开会议,据说,在这次会议上,“妇女们总体表现不错,但是,看到这么多身穿卡其色军装的男人,一些轻浮的年轻女孩感到很兴奋”。[352]全国总工会需要资金建立俱乐部,在那里,女孩们可以在监视下与士兵见面,并可以学习“更好地管控自己,使自己的行为举止更加端庄”,而男性则可以学会“尊重女性”。在战争爆发以来涌现的所有理想主义事件中,这是更加值得注意的事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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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劳合·乔治前往布里斯托尔参观军工厂,并继续恳求工会的合作。他宣布,已要求基钦纳将所有技术类工程师送回工厂以制造弹药。“英国打算弥补浪费的时间”,他说。[353]在胜利的那一刻,“工程师们将激动地得知,在为使国家兴盛的正义事业中,英国的工厂赢得了长久的胜利”。但是,他告诉工会:“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增加劳动力供应,那就是在战争期间暂停实施某些规定,这些规定阻碍了女性和非熟练工人帮助技能熟练的工人。”在战争期间,法国人已经摒弃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做法:他希望英国也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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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经过4个小时的会谈,他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他会见了来自41个工会的代表,他们同意,在战争期间,军火车间将暂停执行所有工会规则;所有的工人都要服从军纪,违反军纪的将受到惩罚;公众将自愿参与工作,除非工会未能招募到必要的工人;而且,没有之前雇主的证明,任何私营公司都不得雇用军火工人,以避免出现“逃兵”。作为对这些让步的回报,因军火获得的所有利润都将归国家所有。就在劳合·乔治规劝布里斯托尔工人的同一天,社会主义国防委员会呼吁结束“私营企业耗费资源的冒险活动和混乱”,并实行大规模国有化,以便最大限度地为战争出力。由于政府所有的军工厂和国家控制的铁路网极需维护和投资,没过多久,联合政府就采取了这样的战略。比阿特丽斯·韦伯指出,“人们听到的都是劳合·乔治正在走张伯伦的老路,用激进派的领导权换取拥护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政党的领导权……如今,他屈从于托利党人,这让人怜悯;在政治上,一旦消除了敌意,最大的敌人就会成为最亲密的同谋者”。[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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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合·乔治手下工作的军需部次官艾迪生负责查明情况有多糟。他和统计部门的领导编写了报告,这份报告令人非常震惊,以至于阿斯奎斯禁止刊印和传阅它。那些想要阅读报告的大臣们(甚至包括劳合·乔治)被告知需在艾迪生的办公室里阅读,不得将报告带离办公室。虽然基钦纳想要70个师,但陆军拥有的重达18磅的小口径火炮只够28个师使用,重达60磅的小口径火炮只够31个师使用,以及只够17个师使用的榴弹炮。[355]按照当时的供应速度,要到20世纪20年代才能对他想要的军队进行充分装备。此外,陆军拥有的步枪只够33个师使用;在1914年8月至1915年5月间,拥有的机关枪仅能按照最低标准对12个师进行装备。陆军部每天需要向法国交付7万颗手榴弹,而实际的日产总量是2500颗。另一个困难是如何在政府计划建造的新工厂附近,或者在扩建的现有工厂附近安置军火工人。当时没有人力来建造永久使用的厂房,因此,在基督教男青年协会的赞助下,人们发起了一项捐款呼吁,以便建造临时住所——工人们可以自行组装的活动棚屋。考虑到非常有必要将新工业大军的注意力从饮酒和异性身上转移开来,于是,基督教男青年协会被视为理想的责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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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生产走上正轨,6月19日至26日,军需部向6.5万名制造商发送了调查问卷,以便确定可供英国动用的确切产能。一旦答案出来,军需部就会在地方委员会的监督下发布订单。同样是在6月,劳合·乔治与工会达成了一项协议,以便建立一个战争军火志愿者系统。这些志愿者同意在必要时离开目前的工作岗位,为政府承包商工作;报纸上刊印了整版的广告,劳合·乔治警告说,如果工人们未能及时响应,那么必须通过强制手段迫使他们参与。在第一周,4.6万名技能熟练的工人自愿加入,但后来人数急剧下降:到了11月,10.7万名工人自告奋勇,但由于现任雇主反对,只征募到了相对较少的人——大约只有10%。[356]军需部建立了自己的国有工厂,并在现有工厂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许多工人被调到那些工厂。当工人阶级在这些工厂发挥他们的技能时,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的妇女自愿服务于她们能够加入的任何工厂。阿斯奎斯的两个儿媳——凯瑟琳(Katharine)和辛西娅女士——就是典型的例子,前者在尤斯顿车站的餐厅工作,后者则在下午为军队制造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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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报告被压制,但可怕的情况还是很快被人知晓了,劳合·乔治——他告诉从法国回来接受封爵的亨利·威尔逊,“我们要被打败了”——开始寻求更多的权力来力挽狂澜。[357]7月1日,亨利·达尔齐尔(Henry Dalziel)爵士——他是劳合·乔治的密友之一,也是自由党议员和报纸老板——在下院请求军需部接管冯·多诺普的军械部门。阿斯奎斯夫人认为是诺思克利夫策划了这个计策,目的是要让《泰晤士报》报道此事,而劳合·乔治是同谋。霍尔丹打破了辞职后的沉默,为冯·多诺普辩护,导致劳合·乔治对霍尔丹讲述的事件版本进行抨击:7月8日版的《泰晤士报》完美呈现了这个抨击。现在,阿斯奎斯夫人正在有条不紊地寻求与那些她认为应对她丈夫的困局负责的人算账。7月2日,当从前线回来的弗伦奇向战时内阁汇报情况时,她对他说:“你是不是恨我和我的男人,否则你不会做一件有损于我们的事情,这件事比你会见诺思克利夫和雷普顿那样卑贱的人还要糟糕。”[358]她告诉他,如果基钦纳未能对弹药问题做出充分反应,他应该直接给阿斯奎斯写信,对指挥人员的行为进行令人不悦的汇报。她以为弗伦奇的一个工作人员向雷普顿汇报了情况,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她知道是弗伦奇亲自做的,那么他可能无法活着离开房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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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阿斯奎斯夫人在查令十字火车站接她的丈夫,她被允许进入一个车站的大厅,其他地方都不对公众开放,因为当时一辆救护列车正在卸下伤患。当看到一排排的伤员和垂死的人躺在地上的担架上,“像尸体一样平躺着”,她吓得目瞪口呆。[359]这类列车大多安排在深夜或凌晨到达,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让迎接它们的救护车车队避开公众视线。关于这场战争的可怕规模和影响再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几个月前,也就是1915年1月中旬,《泰晤士报》刊登的一封信解决了困扰读者的一个问题:现在,这个国家全身心投入的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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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 [1] Hansard,Vol.68 co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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