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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夫人在讨论中说道:“如果温斯顿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即将上任的联合政府容不下他的话,那这将是多么讽刺的事情啊!”[284]当丘吉尔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孤立无援时,他开始采取行动来保住自己的饭碗。他告诉阿斯奎斯,他将“接受你愿意向我提供的任何职位——哪怕是最低的职位”。[285]当他们于5月22日会面时,阿斯奎斯确实向他提供了一个职位:“我知道,不管在军舰上给你安排什么职位,你都会坚强不屈、吃苦耐劳”,他的长官对他说道。[286]实际上,丘吉尔很幸运,因为阿斯奎斯设法留住他,让他担任地位卑微的、不承担任何部门职责的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他怒火中烧,但阿斯奎斯——被丘吉尔斥为“极其软弱,软弱到了极点”——别无选择。[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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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识到公众把达达尼尔海峡的惨败归罪于他后,丘吉尔一生的主要任务变成了使他们信服自己。甚至在被降职之前,他的主要论点就是费希尔已经批准了所有的事情,并且他已经按照卡登和德·罗贝克的建议采取了行动。争论的焦点在于丘吉尔是否干涉了远征计划的细节,而他坚决声称自己没有干涉。18个月后,劳合·乔治告诉C. P.史考特,丘吉尔的问题在于他的“唯我主义”——劳合·乔治对这个问题略知一二。[288]“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我们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他急于独立完成整个任务,而不愿等待地面部队的合作,因为那样一来,他就可以与基钦纳勋爵分享成功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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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的判断完全正确,但他朋友的不幸——费希尔离职,迫使政府重组为联合政府——将是他的大好机会。建立由他领导的军需部是新政府的关键要素。当过钢材商人的劳是这份工作的理想人选,他想领导这个新部门,但是,在阿斯奎斯的指示下,劳合·乔治恳求他不要坚持争夺这个职位。于是,他接受了殖民事务大臣一职,“他因为得到这样一个二流职位而感到痛苦”,他的亲信J. C. C.戴维森说道。[289]劳进入政府部门,使得他的密友、亲信和加拿大同胞马克斯韦尔·艾特肯爵士(后来获封比弗布鲁克勋爵)也进入了公众生活。劳不愿在没有他的建议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鉴于劳对联合政府的重要性,他拥有涉及军需的完全权利。然而,劳合·乔治之所以想要这个职位,是因为这个职位有助于他实现指挥战争和成为首相的野心,阿斯奎斯不希望劳获得这个职位,因为他认为殖民部才是劳的才干能够发挥的地方。这次误判是最终导致阿斯奎斯丢掉首相职位的一系列重大失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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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部的士兵和公务员负责监督武器的生产,劳合·乔治想把他们的惯常做法丢进历史的垃圾箱,他希望与商界密切合作,并利用商人,因为他们更了解生产的基本原理。他说,军需部“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商人机构”。[290]这位新上任的大臣立即招募了一些人——在3月的时候,他将他们称为“有进取心的人”——来负责与供应商进行谈判。[291]他善于发现人才,可以找到能把事情做好的人,从而改变了作战武器的生产速度,这使他在新部门取得了成功。正如威尔斯所说的那样,这是“外行绅士”指挥战争的结束。[292]在《保卫王国法案》的强有力支持下,在上任后的几个星期里,劳合·乔治——正如人们所了解的那样,他绝对不是一个绅士,当涉及政治时,他动用了各种各样不择手段的专业人士——在全国各地不停地游说,解释他的计划,并寻求工人阶层的帮助。这是一种新的、更大众化、更无情的政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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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也许有助于提高效率,但它在创造战争投机商方面也发挥了作用,尤其是当一些被选中的人代表政府与借调他们的公司进行谈判时,他们通常会为后者谋取利益。军需部次官克里斯托弗·艾迪生(Christopher Addison)举了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威廉·赖特(William Wright)上校是一名煤矿业主,后来成为钢铁生产的负责人。人们发现,他正在为自己拥有权益的塔尔伯特港钢铁公司(Port Talbot Steel Company)寻求更加有利的条款。[293]据说,这些被选中的人都是公务员:但1916年12月之后,有些人成了大臣。人们对劳合·乔治的朋友圈持怀疑态度。诺丝敖宝兰德公爵(他于翌年冬天在西线视察了他曾经帮助招募的本土防卫部队)告诉黑格,他认为,“现在花在军火上的钱大部分都落在了某些人的手上,更确切地说,劳合·乔治的朋友们拿走了大部分薪酬,但在生产军火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贡献”。[294]不久后,“劳合·乔治认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认识劳合·乔治”变成了一首士兵们哼唱的行军歌。除了改变政府的结构外,这位威尔士奇才还成了一种更严厉的新的政治形式的象征,像阿斯奎斯那样的人无法理解这种政治形式,但这种政治形式打着救国的名义,是情有可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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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药委员会于去年10月成立,劳合·乔治曾在该委员会任职。该委员会发现,尽管基钦纳希望在战场上部署70个师,但负责军械的少将斯坦利·冯·多诺普(Stanley von Donop)爵士只订购了24个师的军械,这批军械将于1915年6月交付。在劳合·乔治的倡议下,订购的枪支从900支增加到了3000支,并将在5月底交付。该委员会还说服军械处使用不在其核准名单上的供应商。尽管对军火有着巨大的需求,但议会在6月8日才得知,新成立的军需部新增了一份包含300家公司的名单,这些公司曾表示愿意制造军械,却没有接到任何订单。[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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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制度上的谨慎和僵化,和德国人一样,英国也在与这种情况做斗争,劳合·乔治曾游说阿斯奎斯和他的同僚们,建议说有必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他召见了冯·多诺普,并从承包商那里得知冯·多诺普拒绝了他们提出的制造军火的要约,他非常不高兴。前所未有的弹药需求让他和其他高级军官们措手不及。他也没有政治手段来对付工会的限制性做法和劳动力短缺。后来,劳合·乔治将剥夺冯·多诺普的权力,不过他将留任到次年年底。在战争爆发后,冯·多诺普已经开始增加炮弹产量,尽管数量有限,但见机行事的劳合·乔治打算将此揽为己功。没有人能够质疑这位军需大臣的精力,不过,他从来没有让原则挡住他想要的任何东西,并且生存斗争使他更没有理由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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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还想继续担任财政大臣,但阿斯奎斯认为,为了让新部门应对危机,军需大臣需要一心一意。该部门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组织私营工业,为军备的生产和供应提供最有效的服务。第二个是从陆军部手上接管这些工厂的监察工作。该部门将建立一个新的军工厂网络,从铁路车间开始。这意味着基钦纳和陆军部的职责将遭到严重剥夺。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中止了《安妮女王法案》,以迫使调动工作的大臣们辞职,并争取补选。劳合·乔治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他不必忍受这样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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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希望让基钦纳靠边站(诺思克利夫和爱尔兰人也这么认为,爱尔兰人觉得他对爱尔兰国民志愿军没有同情心)的想法落了空。陆军大臣得到了统一党普通成员——他们在政治上一直认为基钦纳是他们中的一员——的支持,即使没有得到与他共事过的统一党领导人的支持,他仍然是一个在全国范围内鼓舞人心的人物,他从零开始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劳合·乔治对他的批评简单直白:“我责怪基钦纳没有从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工厂聚拢组织起来,尽管他说战争将持续三年。”[296]此外,阿斯奎斯并不知道,向基钦纳索要更多炮弹的弗伦奇对陆军元帅的做法颇有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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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6月初,立法确定了新部门的权力和责任,这是第一个被称为“部”的部门(在此之前,除了国家的重要机构外,所有的部门都被称为“委员会”)。劳合·乔治认为对工业实施中央控制是至关重要的,但他想要的消除供需鸿沟的权力直到1915年底才完全实现。他还招募了一小群科学家——尤其是化学家——来开发炸药和提高生产率。一上任,他立刻成立了一个由十几个人组成的酒类贩卖管制委员会,其中大部分成员是议员和公务员,但也包括伯明翰市市长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和他的异母兄奥斯丁,以确保他为装备军队做出的最大努力不会遭到酗酒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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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的任命被宣布为“临时的”,但他试图建立的体系并不是临时的。他下令建设国有的国家弹药工厂、国家炮弹工厂(生产重型火炮弹药)和国家灌装工厂。位于恩菲尔德、沃尔瑟姆艾比和伍尔维奇的现有的政府军工厂也得到了扩建。伍尔维奇将成为这个行业的中心。到1918年,它将覆盖285英亩的土地,包含近150英里的铁路轨道。劳动力将从1914年的15559人增加到1917年的96325人。[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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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军需法》禁止工人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辞职。这引起了后来被称为“红色克莱德赛德[298]”运动的强烈反对,这个运动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工人,让他们反抗资本主义,而不是直接对抗德国人。克莱德劳工委员会称该法案是“向雇主提供人力机器的一种途径,它将彻底粉碎工会自由和惯例的整体结构”。[299]这个运动决定根据工人的地位组织工人,“坚持阶级斗争,直到推翻工资制度”。赢得战争是优先级较低的目标。对其他工人来说,还有一个不同的问题:他们的工资涨得太多,以至于他们现在每周工作三到四天,其余时间则喝得酩酊大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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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立的军需部处理军火生产的做法将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劳动力中女性人数的大幅增加,她们被称为“弹药厂女工”,而这些工作曾被认为是男性专属。这使得劳合·乔治需要与工会进行谈判。在许多地方,当地协议允许技能不熟练和半熟练的男女工人从事某些工作,从而“稀释”了对技能熟练的工人的需求,但在其他地区,这是禁止的。新部门也推动了20世纪后期所称的健康安全条例的发展,尽管这些条例未能阻止战争期间发生的三个可怕的爆炸事件:1916年4月2日,位于法弗沙姆(Faversham)的工厂发生了爆炸(造成115人死亡,死者均为男性,因为当时是星期天,工厂里没有女工);1917年1月19日,位于西尔弗敦(Silvertown)的工厂发生了爆炸(造成73人死亡);1918年7月1日,位于奇尔韦尔(Chilwell)的工厂发生了爆炸(造成134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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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中,阿斯奎斯设法将统一党人排除在内阁的主要职位之外。他对格雷不舍不弃,这让他的妻子感到惊讶,她将格雷描述成“极其自私”,在危机期间“毫无用处”。[300]虽然劳合·乔治办事高效,但由于他喜爱阴谋诡计且反复无常,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对阿斯奎斯也是无益的,不过,他在党内和国家中拥有庞大的支持者,所以他留任内阁是不可避免的。他是唯一一个可以挑战阿斯奎斯权威的人,并且阿斯奎斯知道,不管他对劳合·乔治持怎样的怀疑态度,对他继续担任首相来说,劳合·乔治都是至关重要的。1920年10月,劳告诉汉基,统一党人认为加入联合政府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人们预计联合政府不会持久”。[301]在托利党的圈子里,有人认为,拒绝合作将会对他们造成很大的伤害,格温曾用这个论点来为他和《晨间邮报》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进行辩护。另一个选择是进行大选,他告诉巴瑟斯特夫人,这“比让德国人占领加来还要糟糕”。[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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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斯奎斯来说,最大的苦恼是,在劳的坚持下,他不得不解雇霍尔丹,霍尔丹以一个哲学家应有的斯多葛主义[303]的态度接受了解雇。令人安慰的是,阿斯奎斯保住了根据功绩勋章(因服务于科学和哲学而获得)进行任命的权力。对包括他本人和阿斯奎斯夫人在内的许多人来说,解雇亲密的老朋友是向报界屈服的表现。阿斯奎斯坚持让检察总长巴克马斯特接替霍尔丹的议长职务。“没人知道,”阿斯奎斯对塞缪尔说道,“我有多么痛苦。我真的愿意不当首相了。”[304]在劳合·乔治、克鲁、麦克纳和贝尔福参加的会议上,阿斯奎斯指着麦克纳对劳说:“我打算让我的这位朋友留任目前的职位,他对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你有什么要说的吗?”[305]劳抗议说,人们认为麦克纳在担任内政大臣期间未能有效处理敌国侨民问题,阿斯奎斯问麦克纳是否愿意换个岗位,但麦克纳说,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最好还是留在内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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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前银行家麦克纳最终接替劳合·乔治出任财政大臣。阿斯奎斯原本打算在担任首相的同时担任财政大臣一职,但遭到了统一党人的强烈抵制,他们表示,如果阿斯奎斯担任两个内阁职位,那么他将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指挥战事的工作之中。财政部的官员们不喜欢劳合·乔治,也从来不认为他能够胜任这份工作,但他们很高兴麦克纳回来了,他曾在甘贝尔-班纳曼政府担任财政大臣。西蒙(当他因宣战而试图辞职时,他的职业生涯几近结束)拒绝了议长一职,成为内政大臣。他只有42岁,他觉得自己很年轻,不想离开下院。爱尔兰民族主义党的领袖雷德蒙反对把卡森纳入内阁,他拒绝充当制衡力量,并且坚持民族主义党不加入英国政府的原则。和卡森一样,兰斯多恩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统一党人,他同意成为上院的联席领袖和不管部大臣[306],尽管有报道称他的健康状况不适合担任内阁职位。民族主义党承诺支持联合政府,前提是统一党人不会把反对爱尔兰自治的观点强加给他们。阿斯奎斯拒绝让统一党人在爱尔兰政府任职。这些承诺将受到毁灭性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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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新政府真正代表整个国家,工党领导人亚瑟·亨德森受到邀请。亨德森是一位来自格拉斯哥的铸铁工和绝对禁酒主义者,尽管他12岁就辍学了,但他却成为教育委员会的主席。他是一个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和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在同僚之中受到广泛欢迎和普遍尊重;他是第一位担任内阁大臣的工党议员,他的一个儿子后来在1916年的战役中阵亡。寇松以掌玺大臣的身份加入内阁——不久后,他因为自己倾向于从事自由职业而激怒了阿斯奎斯,致使阿斯奎斯告诉克鲁,“他很快就将丢掉自己的乌纱帽”。[307]塞尔伯恩成为农业大臣和地方政府委员会的常任主席,因此,除了寇松之外,内阁还纳入了其他三个在党内拥有相当多追随者的统一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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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霍尔丹在写回忆录时,对针对他的那些攻击保持着理性的态度。他回忆说,1912年,他因公务访问柏林,他的对手后来歪曲了这一事实,尽管讨论的所有问题——主要涉及通往巴格达的铁路和针对葡萄牙的非洲殖民地的政策——都可以通过外交部发表的文件得到澄清,但外交部不愿这么做。除此之外,“关于我的各种荒谬故事到处流传。例如,我娶了一个德国妻子,我是德皇的异母兄,我曾与德国政府秘密通信,我早就知道他们要发动战争,却把这件事瞒着我的同僚,在派遣远征军方面,我推迟了动员”。[308]烦扰他的不只是诺思克利夫的报纸。“某天,为了响应《每日快报》的呼吁,上院收到了不少于2600封抗议信,声称我对国家利益不忠。”[309]霍尔丹承认,他知道很多关于德国和德国人性格的消息,这对他是有好处的,但遗憾的是,他的同胞们知道得太少。1914年秋,他曾向阿斯奎斯提出辞职,但阿斯奎斯一笑置之。霍尔丹没能成功辞职,然而,令他愤怒的是,英国外交部拒绝对战前谈判进行澄清,这让他遭受了不必要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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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解雇霍尔丹几乎引发了另一个横祸。格雷认为这件事“极其不公”,5月26日,他对阿斯奎斯说,霍尔丹是因为国家利益才没有辞职。[310]不过,他提醒阿斯奎斯,关于霍尔丹“背着同僚们与德国密谋”、“削弱军队,特别是减少大炮数量的做法”、“反对或阻挠”向法国派遣英国远征军等指控不仅是无稽之谈,而且与事实相反。“此后”,格雷继续说道,“人们把霍尔丹单独挑出来,对他进行特殊攻击,并指责他缺乏爱国主义或公共精神,这是一个令人无法容忍的完全无知、恶意或疯狂的例子”。[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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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私下里和劳见面,试图让他改变主意,但劳暗示说,他的政党已经授权他这么做了。联合政府是必要的,如果没有统一党人,这一切就无法实现,而统一党人容不下霍尔丹。在保守党跌宕起伏的历史中,这是最耻辱的事件之一,更糟糕的是,阿斯奎斯——他告诉格雷,这些攻击是“最卑鄙的个人和政治怨恨的无耻纪念碑”——未能妥善地向霍尔丹解释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了。[312]霍尔丹继续参与引人注目的公共服务,他一有机会就去战区,担任法官,从事英勇的工作,以激发人们创建新大学的兴趣,并为战后的校外学生提供机会。1924年,他作为第一届工党政府的大法官再次担任议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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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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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基钦纳在上院发言,表面上是为了让议会了解战争的最新情况,他沮丧地承认,“自从我上次就军事形势向阁下做报告以来,各个战区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或采取决定性行动”。[313]相反,前方消息证实,德国在伊普尔战役中使用了大量毒气,军队伤亡惨重,尤其是加拿大军队,而且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进展“势必会非常缓慢”。几个小时前,劳合·乔治获得任命,这解除了他的担忧,他承诺正在解决军工厂生产率低下的问题——那天,国王访问了克莱德赛德,试图鼓舞造船厂工人的士气——并表示“产量有了很大提高”。[314]他宣布军队还需要30万人。“从事战争物资生产的人不应该离开工作岗位”,他说,“我呼吁那些没有履行这一职责的人参军”。公众对此表示赞同,并且逐渐觉察到了《泰晤士报》所说的“成千上万个逃避兵役的年轻人”。[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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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钦纳在上院发表演讲后不到两天,报纸就将他的传真信作为广告刊登出来,全国各地的广告牌和公共建筑物上都张贴了新的募兵海报。募兵的年龄上限从38岁提高到了40岁。然而,呼吁志愿参军的想法似乎过时了。报纸正在讨论强制征兵,公众舆论似乎也越来越支持这个想法。尽管公众继续要求发布未经审查的新闻——这些新闻使人们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以及迫切需要更多的人参军——但报道对战争的某些实际情况仍然避而不谈,这或许有助于鼓舞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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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建了联合政府后,《每日邮报》(虽然这个政府不完全合它的意)将基钦纳斥责为“战斗将军”。该报抨击他忽视了烈性炸药炮弹的生产,而是分发榴霰弹,并称这些榴霰弹在堑壕战中“毫无用处”,尤其是在摧毁带刺的铁丝网方面。[316]这些批评被纳入了诺思克利夫撰写的社论中。两天前,劳合·乔治私下里也向阿斯奎斯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人们只能猜测他可能对这篇社论贡献了哪些意见。[317]这篇报道特别不受公众欢迎;《每日邮报》的发行量急剧下降——从5月的每天122.7万份下降到7月的每天107万份——许多广告商也取消了广告。[318]大多数伦敦俱乐部停止订阅该报,人们在证券交易所、波罗的海交易所和大街上烧毁报纸。伊舍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早上,《每日邮报》对基钦纳勋爵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这是由一小群人策划的,他们认为自己是约翰(弗伦奇)爵士的朋友。”[319]他还说,了解法国做法的康邦认为,审查员允许发表这样的文章简直是“疯了”。当时为诺思克利夫打工的雷普顿在战后说,“诺思克利夫这次特别的攻击只是为了让基钦纳勋爵得到嘉德勋章,通过以有利于基钦纳勋爵的方式引起人们的反感,由此巩固自己的地位”。[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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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每日新闻》将政治危机归咎于诺思克利夫,并声称控制他是新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然而,诺思克利夫确信他揭露弹药短缺和军事领导失败的做法是正确的。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一种爱国行为,并且毫不在意此事对自己的生意造成的影响。他后来说:“我不在乎《泰晤士报》的发行量是否降到只有一份,也不在乎《每日邮报》的发行量是否降到只有两份。我咨询了我的母亲,她同意了,除此之外,我没有咨询任何人。我觉得对基钦纳来说,这场战争规模太大,公众对他的信任在一开始是必不可少的,但现在却成了军事进展的障碍。因此,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改变现状。”[321]《每日邮报》一度宣称自己是“揭露了弹药短缺悲剧的报纸”。[322]显然,诺思克利夫说得很有道理,在几周内,公众的敌意消减了,发行量增加了,他的影响力也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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