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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韦伯夫人准确说出了一些对劳合·乔治的怀疑，但是，工会大会上的其他演讲显示这场战争获得了大力支持——一项证明这场战争是正当的决议以600票对7票获得通过。议会还一致通过了由女性工人联盟（Federation of Women Workers）提出的一项要求同工同酬的决议：它终于承认了可能存在“同工”这种事。一周后，为了进一步赢得劳动阶层的信任，劳合·乔治告诉工程工人，战争不会成为破坏他们力量的一个借口，并派遣亨德森——他是军需部劳动力供给委员会的主席，负责安排了这次会议——核查双方是否按照商定的规则行事，同时将半熟练和非熟练的男女工人派遣去从事迄今为止只有熟练工人才能从事的工作。这就是所谓的“稀释”，此举大大有助于劳动力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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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稀释和《军需法》的主要活动是“红色克莱德赛德”运动。格拉斯哥市的左派对当局发起了双管齐下的攻击。第一次攻击发生在去年5月，格拉斯哥市的妇女住房协会（Women’s Housing Association）在玛丽·巴伯（Mary Barbour）、玛丽·莱尔德（Mary Laird）和海伦·克劳福德（Helen Crawfurd）的领导下，开始了一场拒缴房租行动，原因是加文地区的居住条件糟糕且过度拥挤。除了拒绝支付租金外，罢工者还领导开展了反对驱逐的暴力示威活动。拒缴房租行动蔓延到全市的贫民窟，截止到10月，有1.5万名租户拒绝支付租金（截至11月，这个数字达到了2万）。随后，工人们采取行动给予声援。工会威胁说工厂要罢工，1915年9月，费尔菲尔德造船厂爆发了一次罢工，以抗议该法案。10月，在亨德森领导的委员会给予同意后，在将女性“稀释工”派遣到位于约翰斯通镇的约翰朗工厂（John Lang）的高技能机床车间时，工程工会威胁要罢工。反对稀释成为“红色克莱德赛德”运动的基石，这场运动的革命骨干将该政策视为一个极好的机会，以便通过参与运动来获得支持，而不考虑会让国家付出怎样的代价。纠纷一直持续到了12月，当时劳合·乔治意识到他别无选择，只能亲自出面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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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圣诞节前，劳合·乔治去格拉斯哥市会见工人领袖，试图降低革命的热度。格拉斯哥市被认为是英国唯一一个反对战争的人可以获得同情和共鸣的地方。当他会见当地著名的工会领袖大卫·柯克伍德（David Kirkwood），以及在后者告诉他《军需法》带有“奴隶制的腐朽味道”时，他感到很不是滋味。[83]圣诞节的那天早上，劳合·乔治在圣安德鲁斯大厅向3000名工团主义者发表讲话。当时他还没有抽出时间去会见当地的工会领袖——与他们的追随者相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温和派——这次荒谬的失礼导致他们抵制这次会议。结果，会场上都是强硬的左翼分子和他们的追随者。讲台上有一些身穿卡其布制服的军火女工，一提到反对稀释，她们就愤怒不已。当劳合·乔治登上讲台时，乐队演奏了《英雄今日得胜归》（See the Conquering Hero Comes），却被观众高唱的《红旗》[84]给淹没。更荒谬的是，当军需大臣的茂密头发披散在前额时，人们起哄地叫喊着“把你的头发剪了”。[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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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的是，劳合·乔治勇敢地面对这些人，这为他在工会运动中勉强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但是，他的演讲在一片喝倒彩、把他轰下台的声音中结束，尽管和他一起站在讲台上的亨德森多次试图让会场平静下来。这些人很愤怒，因为他没有试图解决他们的不满，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许多人认为的次要问题（即击败德国）上。回来后，他告诉史蒂文森小姐，克莱德赛德人在“酝酿一场革命”、“局势完全失控了”。[86]他一点儿也没有夸大：“红色克莱德赛德”运动的主要煽动者之一约翰·麦克林（John MacLean）后来被列宁提名为英国苏维埃政府的未来领袖，在此之前，他被任命为布尔什维克驻格拉斯哥的领事，他最终因为煽动叛乱而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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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审查的官方报道中，几乎没有提及劳合·乔治的艰难历程。但是，当地一份名为《前进报》的工人阶级报纸刊登了所有细节，其中包括嘲笑这位大臣的起哄——例如，当他声称战时大臣的工作并不令人羡慕时，一名男子大喊道“收入很不错！”[87]《前进报》立即被查禁，它的机器被没收，政府一开始实施这个举措就后悔了。当议会在圣诞节休会后复会时，谢菲尔德市阿特克利夫区的议员威廉·安德森（William Anderson）询问陆军部次官，“如实描述格拉斯哥市的工会工人对待军需大臣的方式，在这个国家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这是不是“征兵制的第一个成果”。[88]人们警告劳合·乔治，如果这种做法继续下去，将无助于制止劳工骚乱。劳合·乔治愤怒地告诉下院，“尊敬的朋友们没有向我告知这个问题。要是他们知会我，我就可以获取报道的副本，并向下院说明，为了提高军需品的产量，这个报道一直在蓄意煽动那里的工人不要执行下院通过的议会法案”。[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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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德工人委员会最新刊印的《工人报》复制了这份被查禁的报道。这证实了劳合·乔治的观点，即必须在局势失控前把克莱德赛德的骚动镇压下去。随后，克莱德工人委员会只在第四版中刊登了一篇题为《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吗？》的文章，但这正中政府的下怀。仅仅这样做已经足够了。1916年2月1日，《工人报》的编辑汤姆·贝尔（Tom Bell）和印刷商约翰·麦克林因煽动叛乱被逮捕。阿斯奎斯宣布，抵制稀释政策是在破坏战事工作，必须停止。委员们被派去强制执行稀释政策。罢工领袖［包括克莱德工人委员会的主席威利·加拉赫（Willie Gallacher）］在劳工运动开始后不久遭到逮捕，这导致大多数工人和他们站在了同一战线。由林登·麦卡西（Lynden Macassey）——他是一名律师，同时也是国王的法律顾问——领导的另一个委员会对克莱德赛德的问题进行了逐个工厂地调查，到第二年8月，该委员会已成功地对那里的1.4万名非熟练女工进行了安置。截至那时，又有6名工会领袖被起诉，并被驱逐出格拉斯哥地区，1916年的劳工纠纷数量是自1907年以来最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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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女工的活动远远超出了克莱德赛德地区。仍有报道称，由于农民不愿像法国和德国那样让妇女在田间劳动，导致在收成方面遇到了困难。不过，在其他地方，偏见开始慢慢消失。8月，格兰瑟姆镇的伊迪丝·史密斯（Edith Smith）成为第一个拥有全面逮捕权的女警官；自4月以来，在格拉斯哥临时担任巴士和电车售票员的女性于10月20日成为正式工。到了第二年5月，该市有1200名女售票员，而男售票员只有400名。[90]伦敦警察厅取消了对女性在伦敦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上工作的反对意见。9月30日——为和平派领袖基尔·哈迪举行葬礼的那一天，哈迪因肺炎在格拉斯哥市的一家疗养院去世——工会领导人与大臣们进行了会晤，同意支持与招募志愿兵有关的新措施，并同意纳入一个特别的劳工募兵活动。政府继续敦促雇主允许男性参军并为他们保留工作。10月23日，政府宣布，在军工厂从事与男子相同工作的妇女将获得相同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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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赞成铁路工人要求大幅加薪以弥补生活费用上涨的请求。（经过数周的谈判，10月16日，政府同意增加战争奖金，但是，在铁路工人获胜后，职员们却威胁要采取罢工行动。）由于当铁路工人可以被豁免服役，因此，要想让工人们为了使家人能够获得军属津贴而志愿参军，是非常困难的。矿工、铁路工人和码头工人之间的“三角联盟”复燃的消息令政府紧张不安。工会领导人表示，他们没有考虑采取任何协调行动，但保留这样做的权利——就像1910～1911年那样，这种情况将使国家陷入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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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则试图不要激怒工会工人。11月17日，政府停止了针对格拉斯哥市的拒缴房租者采取的法律行动。苏格兰事务大臣托马斯·麦金农·伍德（Thomas McKinnon Wood）要求内阁同意立法，以使租金保持在战前水平。仅仅十天后，政府就出台了《租金和按揭利息限制法案》，试图消除克莱德赛德骚乱背后的巨大不满。劳合·乔治要求伯利的贝尔福勋爵和林登·麦卡西调查为什么克莱德赛德的情况如此反复无常。他们在12月的报告中指出，主要原因是未能在劳工纠纷失控之前防患于未然，因此，应当任命一名全职的当地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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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矿工的代理人查尔斯·斯坦顿（Charles Stanton）——他反对工党的和平主义政策——作为独立工党的候选人，赢得了因哈迪死亡导致的梅瑟选区的补选。这个结果似乎反驳了一些政客的断言，这些政客认为，由于受征兵制影响的主要是工人，因此，征兵制将引发革命，并将导致一个阶级对抗另一个阶级。征兵制还会暂时压制工团主义者与主张和平主义的工党议员。斯坦顿为争夺席位而辞职，这是一个惊人的举动，在写给雇主阿伯德尔区行政长官的信中，他告诉他们，“你们区有一个亲德的派别，这让我如同在地狱中生活了好几个月……一直以来，我都忠于我的阶级，没有背叛我的国家”。[91]这些证据非常不利地打破了工党的否认，工党否认其运动中窝藏了那些企图利用战争来推翻既定秩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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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安情绪在各个阶层蔓延。战争陷入僵局、空袭、劳资纠纷（尽管除了朗达的一个劣质矿坑外，其他矿山暂时平静下来，但铁路工人仍威胁着要进行大范围的罢工）、战争成本的增加（9月15日，阿斯奎斯提出新的未规定具体内容的预算数，这一次为2.5亿英镑），以及人们意识到未能最大限度地生产粮食，导致了士气下降。短缺导致物价上涨，这对固定收入群体和靠津贴生活的妇女造成了沉重打击。不过，阿斯奎斯指出，那些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中产阶级老板的日子正过得越来越好。在米尔纳的领导下，英国成立了一个粮食生产委员会，因为政府意识到战争可能会持续到1916年的收获季节之后。在推动征兵制的活动中，米尔纳关心的人力问题都与农业劳动力和粮食生产高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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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麦克纳提出了第三次战争预算。他将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提高到了3先令6便士（17.5%），降低了起征点，并对上一个会计年度超过100英镑的所有利润征收50%的超额利润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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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税收只能应付五分之一的国家支出。麦克纳说，如果将税收用于支付利息和用作国家债务的偿债基金，那么借款可能会增加。1914年，英国的借款数额为6.25亿英镑；截至停战时，这个数字上升到了78.9亿英镑；但是，过多的资金追逐过少的商品，意味着英镑在1919年的价值只有1914年的三分之一。[92]英国对汽车等奢侈品（其中许多是进口的）征收关税，目的是腾出商船上的空间，以用于装运对国家存亡至关重要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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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匮乏并不仅仅归咎于以上因素。9月下旬，国家对大伦敦地区的酒类销售和供应进行控制。就像全国许多工业中心规定的那样，除了吃饭的时候外，从10月11日起，在伦敦市、整个米德尔塞克斯郡以及埃塞克斯郡、赫特福德郡、肯特郡和萨里郡的部分地区，向他人购买酒精饮料都属于违法行为，对此将处以100英镑的罚款和6个月的劳役。这不可避免地让“吃饭”变成了哲学上的争论问题，此外，这也不可避免地减少了酗酒事件。政府还下令取缔夜总会，有传闻称，许多年轻军官在夜总会里喝酒、吸毒。军方希望伦敦市中心的所有夜总会立刻关闭，但这种现象已经根深蒂固，并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盛行起来。《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抗议说，这样的场所只是让“妓女、娼妓、风流人士和逃避责任者”获得了好处。[93]这些企业的利润和红利是“建立在腐化的基础上”，而这样的企业正沿着泰晤士河向西蔓延。伦敦促进公共道德委员会的主席（也是伦敦主教）以该身份发表了有分量的意见，他将夜总会描述为“坑蒙拐骗者和放荡女人出没和猎食的场所”。[94]为了阻止齐柏林飞艇的袭击，伦敦从10月1日起实行灯火管制，这进一步阻碍了暗夜访客的活动。结果，许多商店宣布下午5点关门，因为在黑暗中行走在伦敦街头是很困难的。夜总会的老主顾们只能冒险碰碰运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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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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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斯奎斯的批评不断增加，整个秋天，诺思克利夫的报纸增加了对阿斯奎斯个人和政府行为的攻击，对于这些攻击，劳合·乔治没有显露出丝毫的抗议。由于阿斯奎斯的政治对手们近距离目睹了他的工作方式，他们便把战争没有取得进展与他不积极、劲头不高联系起来。诽谤将会发展成全面的阴谋。然而，没多久，劳合·乔治就被泼了一盆冷水。9月14日，他与丘吉尔和寇松共进晚餐，后者告诉他，保守党人计划要求实行征兵制：休会后复会的那天，下院再次讨论了这个问题。阿斯奎斯参加了简短的辩论，明确表示他对发生这种情况感到遗憾，他不悦地说道，“这是一件必须引起国王陛下政府注意的事情。当政府在根据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给予必要考虑，尽快得出结论后，这些结论将被提交给下院，并成为议会的讨论主题”。[95]9月18日，阿斯奎斯告诉汉基，他“已经下定决心，支持志愿兵役制，而不是强制征兵”。[96]劳合·乔治告诉史蒂文森小姐，“他无法继续作为管理不善和行动迟缓的无耻同类的一员……事情只是在顺其自然地发展……是时候站出来说话了”。[97]不过，此时站出来说话的不是劳合·乔治。在1916年年底之前，征兵制和劳合·乔治未兑现的辞职威胁一直都是人们反复谈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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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9月25日，英国发动了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卢斯战役。在一场关于德军“骇人行径”的辩论后，英国也有样学样，第一次使用了毒气。经过两周的战斗，大约有6万名大英帝国的士兵伤亡——这为有关征兵制的争论提供了更多论据——相比之下，德军的伤亡人数为2.6万。对约翰·弗伦奇爵士来说，这次进攻没能取得进展，意味着他职业生涯的结束由此开始。大多数大臣都反对在西线发动新的进攻，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进攻只会失败，但在霞飞的坚持下，基钦纳要求利用这些进攻来辅助法军发动的攻势。劳合·乔治告诉阿斯奎斯，弗伦奇对进攻堑壕里的德军持高度乐观的态度，这种政策——黑格曾反对卢斯战役，称战场不利——不能再继续下去，否则他将不得不辞职。劳合·乔治的朋友们——尤其是丘吉尔——正在游说他接替基钦纳担任陆军大臣，游说黑格担任军事总监（基钦纳同时担任这两个职务）。现在，这位第一集团军的司令被认为是最佳人选。阿斯奎斯成立了一个由兰斯多恩领导的委员会，考虑如何利用新的全国登记制度来招募新兵，从而在关于强制征兵的辩论中赢得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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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斯战役爆发三天后，盖斯特再次在下院询问阿斯奎斯关于征兵制的问题。阿斯奎斯表示，他们正在“认真、急切地考虑国王陛下政府的意见”，但他要求所有议员（无论持何种意见）“不要在下院提出这个问题”。[98]他认为，如果“表明我们之间存在意见分歧的任何建议被公之于世”，这将会对英国军队和国家造成“伤害”。盖斯特没有理会这个请求，几分钟后他站了起来，发表了一篇演讲。他在演讲中声称，如果不实行征兵制，那么到了1916年，就不可能将70个师投入战场。除非政府保证明年每周都可以征召到2万人，否则政府将不得不同意他的观点。与法国不同，在法国，所有合适的人都应征入伍。然而，由于敌人还没有占领英国的一寸国土，这削弱了英国人自愿参军的动机。就此而言，公众对战争的态度是“眼不见心不烦”。正如阿斯奎斯预测的那样，大家的意见不统一。最令人尴尬的是，有报道说，政府花了很多钱和精力把入伍的未成年男孩——他们的真实年龄直到军医在前线为他们救治时才确定——送回家。兰斯多恩报告说，预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大约有1412040名男性可供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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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0月，伤亡名单占据了报纸版面，详述了卢斯战役的损失。星期六（10月3日），政府打着“唤醒伦敦！”的旗号，在伦敦举办了“一场庞大的征兵集会”，由1200名士兵——正规军和本土防卫军——组成的5个纵队在首都周围的公园里集合，在伦敦不同的地区游行了10英里，而高级军官和知名人士发表了演讲。[99]博顿利本应发表压轴演讲，但他在一次出租车事故中扭伤了脚踝。格拉斯哥、伯明翰和其他主要城市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德比在那个星期六主持了伯里的一场集会，一星期前，他曾在曼彻斯特发表演讲，声称像他这样的人“在全国四处乞求，呼吁征募新兵来保护妻子和孩子”，这真是“有失身份”。10月5日，阿斯奎斯任命德比担任募兵总干事。[100]德比说，公众将迫不得已接受一个独裁政府（而不是现在的政府）来解决问题，他的任命被报纸描述为志愿兵役制的最后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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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命德比时，阿斯奎斯没有与内阁磋商。兰斯多恩、寇松、张伯伦、丘吉尔和史密斯对德比接受这个任命进行了攻击。他们确信他们已经把阿斯奎斯逼入了困境，要是德比没有同意任职，没有为阿斯奎斯争取时间，那么一周内阿斯奎斯就会默许强制征兵。他们敦促德比退出，但他拒绝了。早些时候，德比——黑格说，人们觉得德比是最后一个骑在他身上的人——告诉基钦纳，他认为“志愿兵役制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我们必须实行强制征兵”。陆军元帅回答说：“他本人认为强制征兵是必要的，但他希望尽可能推迟实行这个计划。”[101]基钦纳希望挫败德军，并希望“将强制征兵作为最后的手段”。他告诉内阁，他每周需要3万名新兵，另外还需要5000名劳动力（不必达到服役年龄）；除了贝尔福外，他即刻得到了统一党所有成员的支持。此举将让他在1916年底征募到大约300万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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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德比想出了一个计划，阿斯奎斯别无选择，只能支持这个计划。德比把达到服役年龄的所有男性召集到地方委员会，确定他们是否愿意服役，并让他们宣誓在需要时他们将会参军，如果他们不愿意，就请他们说明原因。德比呼吁首先招募那些宣誓愿意参军的单身男性。议会的募兵委员会和工会大会的募兵委员会同意这个做法。阿斯奎斯担心这个计划会对他的自由党同僚产生影响，他告诉自己最亲密盟友的妻子帕梅拉·麦克纳（Pamela McKenna），他在写给内阁的备忘录中说，这将会“让我那些在周末休假时分散各地的同僚感到不安”。[102]尽管如此，他还是给德比寄了一封信，他同意，如果德比的计划——也就是所知的这个计划——失败了，那么除了实行征兵制外，没有其他的选择。德比向格温承认，他对这个计划的不足之处保持警惕，但是，无论这个计划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还是军事上的权宜之计，都需要尝试一下。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计划得到了诺思克利夫及其报纸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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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即刻开始，并计划在11月底结束。地区募兵官员在10月初收到了一份政府通函，通函中说：“很显然，没有被豁免（被安排从事免于服役的工作）的每一个人都有义务立刻参军……你必须采取一切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措施来劝诱这些人参军。在开展这项工作时，你无疑将得到地方当局的协助。”[103]人们普遍抱怨说，没有人来“找”他们——因此认为军队不需要他们——政府将对这种抱怨进行处理，募兵官员将根据登记册，拜访那些在非重要行业就职、没有“被找来”的人，并设法把他们“找过来”。对于那些拒绝回应“邀请”的人，应记下他们的名字，留待以后参考。其余的自由党人被激怒了，这个指令——尽管不是德比计划本身——在几天内就被撤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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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阿斯奎斯越来越孤立。他最亲密的伙伴格雷和克鲁希望他从达达尼尔海峡撤军。他与劳合·乔治疏远，对后者深表怀疑，阿斯奎斯的领导能力没能打动托利党。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灾难让诺思克利夫对阿斯奎斯政府的看法不可逆转。此后，《每日邮报》和《泰晤士报》带着不同程度的不悦，试图把他赶下台。诺思克利夫相信他能在三个月内实现这个目标。他认为，到1916年初，一个可能由卡森领导的“安全委员会”将会同心同力地指导国家事务，而这正是阿斯奎斯和他的同僚们所缺乏的。[104]劳合·乔治想把军队派往遭到同盟国攻击的塞尔维亚，但遭到了内阁同僚的反对，他们认为应当将更多的军队派往加里波利，这进一步加剧了不团结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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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泰晤士报》宣布，“战事指挥出现了严重问题”。[105]该报发现政府“管理不善”，是由“愚笨的人”管控的。该报主张建立一个规模更小的内阁，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工作。《每日邮报》也主张建立一个由军方主导的小型作战委员会，以便取代内阁进行决策。维奥莱特·阿斯奎斯说，在她父亲的家里，“最强烈、最普遍的情绪便是对诺思克利夫的憎恨”。[106]在她于1915年12月1日嫁给了父亲的秘书伯纳姆·卡特后，这种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婚礼上的排场、宾客们的华丽服饰以及婚礼后的奢华场面（虽然没有举办“婚宴”，但许多客人到唐宁街享用了丰盛的茶点），被一些报纸认为是树立了一个坏榜样，因为国家的资源应该被用来追求胜利，就连埃塞克斯郡的牧师安德鲁·克拉克也在日记中描述了这种铺张浪费是如何惹恼他的教区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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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强制征兵的讨论主导了内阁会议，危及了政府的延续。10月12日，当朗西曼离开会场时，他告诉伯纳姆·卡特，“内阁的团结还能维持24小时”。[107]为军队招募新兵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以至于一些募兵中心对试图参军的人取消了基本的教育测试——读写能力测试。他们还决定，对于年满17岁的男孩，应停止在他们达到合法的服役年龄（18岁）之前把他们送回父母身边的做法，而是应继续对这些男孩进行训练，这实际上是把募兵年龄降低到了17岁。在10月15日的会议上，劳合·乔治——他前一天告诉史考特，现在有8名内阁大臣希望实行强制征兵——“非常激动，丧失了理智和冷静，虽然没有完全丧失，但也很接近了”。[108]对阿斯奎斯来说，不幸的是，基钦纳改变了主意，同意有必要实行强制征兵，然而，甚至在会议召开前，史考特就注意到劳合·乔治在谈论阿斯奎斯时“带着极大的忿恨”。[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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