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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资纠纷的不满声中，阿斯奎斯自春季以来在征兵制问题上面临的压力一直在增加。早在5月21日，《泰晤士报》曾发表陆军少校理查森（Richardson）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抱怨说，在“伊普尔战役后，他看到的都是四肢残缺的人群”；而在他退役时，他看到的景象是：“我遇到了几十个精力充沛、体格健壮的年轻人，他们自以为是地四处闲逛，对他们的兄弟遭受的痛苦漠不关心，全然一幅麻木不仁的样子，他们只关心能否拿到战争奖金。”[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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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下院向阿斯奎斯施压，要求制定一项计划，“对不需要从事其他政府工作的英国所有健康的年轻人进行强制性军事训练”。然而，他意识到必须维持其党派的支持，于是否认有这样的要求；这使他与劳合·乔治意见不一，劳合·乔治在曼彻斯特的时候曾说，当房子着火时，每个人都配备水泵是非常重要的。陆军少校罗兰德·亨特（Rowland Hunt）质询阿斯奎斯：“这位绅士是否意识到，人们已经厌倦了等待，他们想要采取行动，以便让那些不想自愿承担责任的人承担起自己的责任？”[44]不过，有错的不仅仅是“逃避责任者”，还有糟糕的中央组织，以及志愿兵们四处闲逛等待训练的故事，这些都在阻碍着一些地区的人们参军。曼斯菲尔德的议员亚瑟·马卡姆爵士告诉阿斯奎斯，在英国需要尽可能多的煤炭的时刻，即“9个月前，诺丁汉郡、约克郡和德比郡的许多矿工还没有拿到步枪就辞职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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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泰晤士报》报道说，当天早上的伤亡名单——80名军官和5500名士兵阵亡，使本周总共有近900名军官和2万名士兵被杀、受伤或失踪——“肯定足以让最嗜睡的人失去睡意”。[46]更糟糕的是，“应该记住，这些损失并没有发生在一场可以使我们越来越接近终结战争的重大行动中。它们只是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的常见损耗”。该报担心，死亡人数如此之高是由于弹药供应不足所导致；这会成为确保“动员”整个社会——正如劳合·乔治建议的那样——的另一个原因。幸好公众已经习惯了这种骇人听闻的损失，因为这种说法的逻辑是错误的。是将军们的战术错误，而不是弹药短缺，造成了更大的伤亡。然而，《泰晤士报》确实发现了军事征兵和工业征召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更多的来自重要行业的男性被征召入伍，于是，需要更多的女性或未成年男孩来接替他们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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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阿斯奎斯、贝尔福、基钦纳和克鲁前往加来会见霞飞。在事前与霞飞进行的一次私人会晤中，基钦纳再次承诺英国将在战场上部署70个师。随着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很多战前组建的职业军人阵亡或受伤，第一支基钦纳军参加了堑壕战并战死。不实行征兵制，就无法对这些师进行增援。劳合·乔治——他越来越多地与托利党结盟——打破了所在政党的传统立场，这让他的同僚们感到愤怒。7月1日，劳合·乔治在下院发表的演讲中对冯·多诺普进行了抨击，这惹恼了阿斯奎斯，因为他察觉到了一个阴谋。他告诉克鲁——他最信任的同僚之一——“劳合·乔治的态度……是完全不可原谅的。我们的一些同僚甚至认为整件事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预谋，而他是参与者之一。他昨天上午向我保证情况并非如此。即便如此，他的行为还是很恶劣”。[47]首相和军需大臣的关系破裂了。阿斯奎斯的任务将会因为他的妻子而变得更加困难，他的妻子成了反对征兵运动的名义领袖，这让统一党人非常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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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卡森和德比也在下院发表了讲话，他们认为，如果最新一轮的志愿兵招募活动失败，那么政府应当实行强制征兵。德比在两件事情上与陆军部意见不一致：7月2日，他告诉基钦纳：“这个新命令迫使参加本土防卫军的士兵签字，表明他们愿意被调到任何其他军团服役，这简直是在破坏这个地区的士兵招募活动。”[48]三天后，德比抱怨说，时有时无的军属津贴意味着“募兵活动在这个地区无法运转”。[49]这使他在7月9日的讲话有了依据：“只有在把他们找来的时候，他们才会来，”他对陆军部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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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遭到一些自由党和工党议员的反对，下院还是通过了《全国登记法案》，旨在强迫所有15岁到65岁的成年男女向政府报告他们的姓名、年龄和职业，以便当局了解他们的情况，从而将他们安排到必要的战事工作中。基钦纳承认，如果采取这种措施，那么编制登记册将是有用的。7月1日，潘克赫斯特夫人在伦敦的一次公开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谈到了她对法国军工厂的考察，那些工厂雇用了大量妇女，她希望英国也能这样。此外，进行登记还可以确认这些妇女的身份。她获得了著名女低音歌唱家克拉拉·巴特（Clara Butt）的支持，巴特以一曲《天佑吾王》（God Save the King）拉开了会议的序幕。在战争期间，巴特举办了慈善公开表演，她的传奇故事以及她在1911年为埃尔加的《希望与荣耀之地》（Land of Hope and Glory）灌录了无法比拟的唱片，这些都帮她树立起了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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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潘克赫斯特夫人带领3万名妇女来到白厅的军需部，要求获得为国效力的权利。劳合·乔治接待了潘克赫斯特夫人和代表团，她对他说：“今天参加游行的妇女们都来到了这里，因为她们希望表明自己愿意尽其所能地为国家效力。”[50]她强调说，如果女性从事了以往男性所做的工作，那么她应该得到和男人一样的工资。劳合·乔治很高兴她与自己的看法一致，并向她保证说不会剥削妇女。然后，他走到外面，来到白厅的花园，对参加游行的其他人说道，虽然女性在培训程度和生产能力低于技能熟练的工人的情况下无法获得同工同酬，但是，“应该制定一个固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我们不应该利用女性的服务来获得更廉价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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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令人印象深刻，但《军需法》实施了工资规定，以防止工会强迫雇主支付更高的工资，因此，必须设计一套全新的规管制度，这最终催生出了一部新法案。他向工会承诺，战事工作只在战争期间持续，战争结束后即刻停止，并且人们不需要担心会失业。妇女们可以利用将于四个星期后汇编好的全国登记册来确定哪些人希望为国效力。一名妇女在所难免地质问劳合·乔治：“那么投票权呢？”他回答说：“等她们进了弹药工厂再说。”[51]将一大批女工动员起来是至关重要的，对此劳合·乔治毫不怀疑。6月下旬，陆军部要求提供武器来装备一支由70个师组成的军队，而不是50个师。为了能应对需求，劳合·乔治计划将产量增加到足以装备100个师。这一次，他的豪言壮语符合实际。在战争的第一年，大约有40万名妇女被调到军需行业；在第二年，又招募了125万名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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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20万名妇女开始在政府部门工作，50万名妇女开始接手文职工作，25万名妇女在田里劳作，最重要的是，到了1916年夏天，有80万名妇女从事工程方面的工作。40多万名妇女告别了家务活。[52]更多妇女正在接受医生培训，并呼吁其他人加入她们的行列。妇女还充当临时工，让劳累过度的军火工人（其中一些人通常每周工作70至100个小时）休息一会儿，所有阶层的女性都尽可能地去做志愿者。以前没有女职工的地方，现在突然到处都是女职工，这偶尔带来了一些困难。有一个店主爱上了一个将包裹送到他店里的14岁的信差女孩，并亲了她几次——他声称“以父爱的方式”——这导致伦敦弓街的治安官向他处以3英镑10先令的罚款。“如今，大量女孩被用来顶替男人，保护她们以防止此类行为的发生是至关重要的，”治安官说道。[53]1915年6月16日，妇女联盟（1897年起源于加拿大）在英国成立，并于11月9日在西萨塞克斯郡的查尔顿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它的主要目的是激励女性参与战事工作，特别是粮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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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抓住机会为国效力，不仅仅是那些把战事工作视为逃避苦差事或家务活的一种手段的工人阶级妇女。1915年8月，在埃里思[54]的维克斯（Vickers）工厂报名登记的人中，有科尔布鲁克（Colebrooke）夫人和格特鲁德·克劳福德（Gertrude Crawford）夫人，她们都受过车工师傅方面的培训，还有加塔克（Gatacre）夫人和洛雷本（Loreburn）勋爵的妹妹英歌兰（England）夫人。工厂老板的女儿维克斯小姐报名参加了下一批的培训生；南极探险英雄的遗孀斯科特夫人在电气部门工作，“作为雕刻家，她手艺灵巧，这使得她能够从事非常精细的工作”。[55]然而，对于女性能够做什么，很多人发出了冷嘲热讽：大雷伊教区的牧师安德鲁·克拉克从一个熟悉伍尔维奇军工厂的人那里听说，“她们从未使用过工具，什么也干不了”，“她们一周内就会崩溃”。[56]甚至那些在食堂工作的淑女们也受到了批评，因为男人“不喜欢年轻女士为他们服务，他们见到年轻女士就会害羞”，他们更喜欢“母亲般的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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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府越来越担心收成会少于1914年，一场荒谬的斗争开始了：政府试图说服农民使用愿意从事农业工作的女性志愿者。莱特·哈葛德（Rider Haggard）主张培训学院为妇女提供指导，以便从事轻型农业工作。他说出了政府普遍持有的观点：“我诚挚地相信，除了非常特殊的情况外，人们不会试图让她们从事大自然尚未使她们适于应对的过于繁重的工作。即使是祖鲁妇女也无法做到在难耕的土地上用高头大马耕田一周，而且在我看来，把这样的工作强加给那些没有学过这些本领的英国姑娘一定会导致失败，而且往往会损害她们的健康。”[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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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政府通过了《全国登记法》，强制要求每个成年人进行登记，之后，分发了2500万份表格。每个登记者都必须填写自己的年龄、职业、技能和婚姻状况，以帮助政府最大限度地调配部署每一个工人。一些自由党议员认为这是对公众隐私的侵犯，让人难以接受，并警告说此举将会促使人们反对征兵制。朗领导的委员会就如何使用这些信息进行了讨论。10月，免于服役工作委员会（Reserved Occupations Committee）确定，在600万达到服役年龄的男性中，有150万从事对战事至关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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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强制征兵，内阁大致分为统一党和自由党两派，内阁决策的性质——或者未能做出决策——是一个日益令人担忧的问题。7月21日，里奧·艾莫里“与卡森喝茶，并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目前的治理体系由22个七嘴八舌的人组成，他对这个体系的绝望表现感到非常沮丧，这22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开会，主持会议的是一个优柔寡断的老头。”[58]一个星期后，阿斯奎斯的议员之一、前党鞭弗莱迪·盖斯特——丘吉尔的堂弟，弗伦奇的副官——休假来到下院，并发起了一场关于征兵制的休会辩论。盖斯特将成为支持征兵制的议员们的头目，他声称自己并不想让政府难堪，但他觉得是时候在议会中对这个问题进行好好“讨论”了。[59]他继续巧妙地安慰政府说，许多向来反对征兵制的人已经改变了主意，将会有大量的人支持这项政策。这个问题成了“当务之急”，因为协约国想要“取得胜利，而且是迅速取得胜利”。[60]他说，很多人没有尽到他们“应尽的责任”，这损害了志愿兵的士气。[61]他还争辩说，一些技能熟练的工人声称他们是临时工，志愿应征，这从总体上对战事工作造成了损害。他在下院获得了很多支持者，例如陆军少校罗兰德·亨特，他说，他的对手持有的“个人自由思想，就是其有自由让别人为其而战”。[62]其他人坚持认为，征兵制完全不是英国人的作风，而是可怕的普鲁士人的作风。然而，令人不悦的战争现实仍在加剧：8月9日至9月13日，齐柏林飞艇经常袭击东海岸，主要是肯特郡、埃塞克斯郡和伦敦，但袭击范围也扩展到了北至约克郡和南至东萨西克斯郡，大部分地方都遭受了伤亡。虽然公众不再像以前那样恐慌，但不断飞过的轰炸机让人们日益愤怒。要阻止这些，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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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战争开始前，寇松就提倡征兵制。自从5月加入内阁后，他感到沮丧、委屈。8月初，他给阿斯奎斯写信，警告说，“不久后，我——如果其他人不这样做的话——必须提出强制服役的问题，并寻求内阁做出决定。”[63]他补充说，否则他和某些同僚可能会变得“无法忍受”。兰斯多恩也独自写了一封类似的信。阿斯奎斯就这个问题成立了一个内阁委员会，但他对此事的处理解释了他的联合政府为什么注定会失败。他甚至没有咨询劳，更不用说让劳加入这个委员会了。劳很生气，并向阿斯奎斯抱怨。阿斯奎斯说他把劳的名字列在了名单上，但在与寇松协商后，他们同意删去劳（和西蒙），因为他们肩负着繁重的部门职责，这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当劳抱怨自己受到的待遇时，阿斯奎斯发出了邀请，劳受够了阿斯奎斯对他的漠视，断然拒绝了邀请。8月11日，内阁最终对强制征兵进行了适当讨论，但阿斯奎斯中途宣布休会，因为“已经过了午餐时间”。[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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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8月18日的战争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劳合·乔治提议说征兵制是不可避免的，此时诺思克利夫的报纸正在为强制征兵开辟一条新路线。那天早上，《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国民服务主张》的社论，社论称，虽然英国要求其劳动力承担工业、商业和财政方面的义务，但“普遍征兵制原则才是唯一合理的基础，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组织和协调所有军事和经济工作，而不会出现浪费和损耗”。[65]国王担心这个问题可能会使国家分裂，他把阿斯奎斯、贝尔福、格雷和基钦纳召集到白金汉宫，讨论了两个小时。丘吉尔想要无限制地招募士兵，格雷称此举“十分疯狂”。[66]外交大臣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反论：“一些人从事的工作对于维持国家生存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德国谨慎地豁免这些人服兵役：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现在早就崩溃了。另一方面，我们是在没有考虑维持国家生存所需的贸易，甚至没有考虑满足军事和海军需求的情况下强制征兵。”诺思克利夫的报纸几乎每天都会回到这个话题上，并将阿斯奎斯拒绝按照他们的建议行事视为“新内阁与旧内阁同样缺乏远见和领导力”的证据。[67]诺思克利夫的行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许多达到服役年龄的人从事着矿山、技术工程或军火等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工作，而妇女实际上只能在最后一项工作中顶替他们。寇松在8月中旬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会后，阿斯奎斯在听完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后，说道，“我听了很多不可靠的讨论”，这促使劳合·乔治以挖苦的语气说，“那我想除了道歉，我们也没什么可做的了”。[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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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这个问题正在离间政府的两位领导人，并在分裂自由党。贝尔福站在阿斯奎斯的一边，但他是否会反对寇松和史密斯（后者已经成为联合政府的副检察长），则值得怀疑。（尽管史密斯热衷于征兵制，但他并不喜欢军旅生活，并且很高兴自己能尽快从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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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似乎越来越孤立，他的妻子意识到这给他带来了危险，或者她所说的“征兵制导致的极度恐慌骚动”。[69]对于征兵制，也出现了同样惊慌失措的反对意见。德比——他是仅次于基钦纳的征兵活动的名誉领袖，从10月起，他以其名义支持对愿意战斗的男性进行登记的计划——认为，“很多工会人士竭力反对这个计划，它可能会（我没说将会）导致一场大罢工”。[70]然而，尽管有这些警告，劳合·乔治还是对里德尔说，他需要12万名技能熟练的军需工人从部队复员，而征召其他人参军以代替这些人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途径。[71]对阿斯奎斯来说，不幸的是，报纸和他的同僚们支持劳合·乔治，赞成强制征兵。8月16日，《每日邮报》呼吁实行征兵制，并印制了一份表格，要求读者将表格剪下，填好并寄给政府。战后，丘吉尔写道，因为扳倒自由党政府而得到的赞誉冲昏了诺思克利夫的头脑。“他一手拿着享有庄严声誉的《泰晤士报》，一手拿着无处不在的《每日邮报》，渴望对事件施加决定性的影响。第一届联合政府固有的不稳定性……为推进这些主张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征兵制问题上反复出现的危机，为他们的主张提供了无数理由。”[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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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18日关于征兵制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格温——他在《晨间邮报》上领导开展了一场活动——告诉阿斯奎斯，“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支持立刻实施强制征兵；我还要说，你的内阁中有95%的人支持这个计划，85%的下院议员希望看到它现在就得到执行”。[73]此时，格温正在与劳合·乔治、亨利·威尔逊爵士密谋，试图让基钦纳站出来反对阿斯奎斯。8月24日，在接受克鲁领导的战争政策委员会提出的质询时，基钦纳说，他意识到，在实行志愿兵役制的情况下，筹建70个师是不可能的，他要求在今年年底前出台一部征兵制法案。一旦基钦纳希望实行征兵制，反对者就会面临失败。首相被逼得走投无路，他的自由主义理念——被诺思克利夫的报纸抨击为在国家紧急情况下毫无用处——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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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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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德国人的枪炮正在吞噬英国的士兵，而且必须有其他人来接替这些士兵，但为了留住那些具备必要技能并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行业工作的人，需要达成一种平衡。军火的产量仍然不足。9月3日，劳合·乔治告诉史考特，德国每周生产32万枚炮弹，而英国每周生产3万枚。他说，自5月份以来，已有2.5万名军火工人应征入伍，这进一步拖累了产量。尽管如此，他告诉史考特，在三个月内实行强制征兵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他现在就想实行这个计划。唯一的危险是提出来的时候太晚了，因为需要时间来训练士兵。[74]但是，强制征兵将引发一个问题，即强迫那些没有资格服兵役的人从事军火工作。阿斯奎斯仍然反对强制征兵，但他会听从内阁的决定。内阁仍然是分裂的，西蒙、麦克纳、朗西曼和亨德森是最坚决的反对者。不过，亨德森认为，如果内阁一致同意支持征兵制，而且基钦纳也建议这么做，那么英国工人将会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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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认为，必须征召男性参军，但为了让有组织的工会满意，他说：“如果一次征召200万人，那么可能会有危险，但如果一次只征召3万人左右，就不会有危险，”他告诉史考特。他建议可以通过投票来决定，但史考特提议说——并且劳合·乔治同意了——最好先征召未婚男子，然后再征召低于一定年龄的男性。地方委员会必须确保不会征用关键行业的核心工人，而且在哥哥已经入伍的情况下，不得强迫同一个家庭的弟弟也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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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兵制的辩论出现了新的变化，恶化了阿斯奎斯和劳合·乔治之间的关系。当劳告诉阿斯奎斯军需大臣正在发起征兵运动时，这是首相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在统一党方面，寇松——西蒙将其描述为“陶器里混入的厚颜无耻的罐子”——仍然是征兵制的主要鼓动者，尤其是因为这是展示他有资格作为其政党的下任领导人的一种方式，而他的政党几乎无一例外地认同公众的观点，即到处都是“逃避责任者”。[75]9月5日，劳合·乔治请史考特周日在位于沃尔顿希思的房子共进午餐，并告诉后者，如果他在强制征兵问题——他认为这个计划“实际上是我们赢得战争的唯一机会”——上被击败，那么他将“拒绝进一步负责战争事宜”，尽管这可能会加速政府的垮台和自由党的分裂。[76]两天前，伊舍写道：“政府缺乏勇气和团结。劳合·乔治可能会在这方面立下大功，但不幸的是，他喜怒无常，是吉伦特派（法国大革命中一个致力于结束君主制的派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处死）——他是一流的雄辩家，但缺乏胆略。罗伯特·斯迈利（英国矿工联合会的主席）和拉姆齐·麦克唐纳总有一天会羞愧难当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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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的论调使他与统一党人站在了一起，后者被阿斯奎斯的行事作风激怒了。卡森觉得内阁毫无用处——人员过多，没有议程，也没有办法确保做出的决定能被付诸实施。他问丘吉尔，有没有办法在不会对阿斯奎斯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下，提议组建一个规模更小、更具决断力的内阁。阿斯奎斯设计的现行战时机构是这个样子的，他说：“为了每天审议问题，内阁应当小到只能容纳5到6个人。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我们所有的内阁会议都是无用的，都是在浪费时间，我真诚地希望我能谦卑地退出内阁。”[78]丘吉尔同意他关于政府运行效率低下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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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劳合·乔治直接向工会发起了强制征兵运动。9月9日，就在布里斯托尔的工会大会通过反对强制征兵的决议的两天后，他来到布里斯托尔，向工会大会发表演讲，试图正视一些战前的偏见，这些偏见威胁着为胜利付出的努力。[79]“德国在俄国取得了进展，这是德国工会取得的胜利”，他对他们说，现在，轮到英国的工团主义者站出来迎接挑战了。[80]国家已经建立了16个军工厂，而且有11个正在建设中，但是，国家需要8万名技能熟练的工人和20万名非熟练工人来实现生产目标。为了防止工人们认为军需工业在粗鄙地增加资本所有者的财富，劳合·乔治表示，715家工厂已成为受国家控制的企业，这意味着95%的工人实际上是在为那些利润受到国家监管的企业工作。工会领导人都憎恨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他们全面配合，然而，太多的工会成员把这场战争视为推动阶级斗争的一个机会。他们的固执导致15%的武器制造能力在夜间处于闲置状态。白天，几个中心——他提到恩菲尔德、伍尔维奇和考文垂——的工会谈判代表告诉工人限制他们的产量。伍尔维奇禁止妇女从事车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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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在战争期间，工会放弃了待实施的限制性做法——这种牺牲可以和就超额利润向雇主征收重税相比拟——他呼吁让更多的男性和女性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从事军火工作。他请求熟练工人帮助培训非熟练工人。（然而，在离开工会大会——英国工会协会的年度会议——后，有报道称，在军工厂，有许多人因为过度工作出现了疲劳，导致发生事故或产量低下。）工会领导人很高兴劳合·乔治揭露了他们成员的一些做法，他明智地坚持真相，这样领导人就更容易让工团主义者站在同一战线。军需大臣——他装成工人阶级出身（事实上他不是）——提出了一个更微妙的问题。“战争结束后，如果你赢得了这个国家的心，那么你可以做几代人无法做到的事情。这个国家需要重新安置和重建。它凭着良心感觉事情是错误的，它想要做正确的事。不要让国家反对有组织的工会。”[81]韦伯夫人——她出席了大会，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人运动中普通工人的感受——觉得这篇演讲“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缺乏诚意。很明显，他说了一个小小的谎言，工人阶级的懒散和酗酒让人非常反感……到处都有人对他的搪塞支吾感到愤怒”。她还觉得劳合·乔治“看上去就像一个变戏法的人”。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第一次代表码头工人参加工会大会，他问军需大臣“是否更有把握地认为，如果让技术类工种的工人参与管理，他们就不会改变规章制度”。对此，劳合·乔治给出了“避实就虚”的回答。[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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