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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必须安抚工党；政府担心，在全国铁路工人工会领导的一场抗议之后，亨德森和两名次官将被迫辞职。尽管反和平主义者斯坦顿在梅瑟选区的补选中获胜，但1月6日，工党代表召开了大会，以2比1的比例反对新法案，即使亨德森恳求他们支持政府，即使他的同僚约翰·霍奇（John Hodge）警告说，另一种方案是举行一次选举，而在这场选举中，反对征兵制的工党将会表现得非常糟糕，并将失去其影响力。亨德森和两名次官表示，如果他们所在的政党坚持这一立场，那么他们将不得不从政府辞职。阿斯奎斯劝说他们就此罢手，并会见了工会领导人，向他们保证法庭制度将防止法律被滥用，而且不会实行工业征召。这些举措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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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不举行选举，也存在着危险，一些人——不仅仅是统一党人——对阿斯奎斯的态度变得情绪激昂和不耐烦。著名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党议员约翰·狄龙（John Dillon）告诉史考特：“保守党的目标是，在劳合·乔治的帮助下，不通过选举，从而将阿斯奎斯赶下台（1月10日，当史考特见到阿斯奎斯时，‘他看起来像一个被击败的人’），让博纳·劳取而代之。[198]卡森将会回来，他和劳合·乔治之间有一个阴险的联盟，他们将主导政府，而博纳·劳将会对他们唯命是从。”[199]狄龙说对了：劳合·乔治后来告诉史蒂文森小姐，卡森“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有勇气、有决心、有判断力”。[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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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月27日，《兵役法》规定，从3月2日起，对18岁至41岁之间的未婚男子实行征兵制。当天，在布里斯托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工党投票反对强制征兵和《兵役法》，但也投票反对废除《兵役法》的煽动做法。自由党人也遭受了损失。劳合·乔治认为自己是凭良心做事，他相信一支更强大的军队对赢得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一些自由党人称他为叛徒，背叛了自由党的核心价值观，把其命运和保守党拴在一起。他的自由党同僚们越来越意识到他与诺思克利夫（对诺思克利夫来说，征兵制是一种胜利）之间的联系，并对此深恶痛绝。里德尔告诉史蒂文森小姐，“一旦诺思克利夫勋爵在政府内部站稳脚跟，除非成为独裁者，否则他是不会罢手的……诺思克利夫勋爵寡廉鲜耻，是个危险的人”。[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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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西蒙正确预测的那样，《兵役法》只是一个开始。尽管采取了这个近乎变革性的措施，改变了国家和个人之间的整体平衡，但征召的士兵仍然远远没有达到需要的人数。政府还必须考虑海军的需求。海军部要求建造更多的船舰，但是，由于造船厂的大量劳动力被调走，导致建造速度变得更慢。该法案没有对全面实行征兵制时所遭受的压力起到任何作用，并且阿斯奎斯继续在内阁的两个派系之间摇摆不定。没有宣誓的已婚男子最终也会被征召，这使得争论又重新上演了一遍。不久后，西蒙抗议说，审议豁免服役的法庭肆意妄为，他说得没错。奥克兰·戈德斯（Auckland Geddes）——他是劳合·乔治的亲信，1917年，他成为国民服务部的总监——说：“我对征兵制的了解可能比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多，因此，我在全面考虑后认为，总的来说，强制实施征兵制对我们有效开展战事工作几乎没有任何帮助。”[202]士兵的人数超过了装备的数量，而义务兵的积极性比志愿兵要低。有748587人声称自己是军火工人和矿工，要求豁免服役，他们本来可以自愿参军，但现在却发现自己被征召了。[203]在最初的六个月里，只有4.8万名没有宣誓的单身男子应征入伍，大约是实施志愿兵役制时每月自愿参军人数的一半。[204]几周内，一场海报宣传运动和一系列的公众呼吁开始了，希望说服那些没有宣誓的已婚男子前去应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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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律催生了“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的运动，法庭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用来审理该运动的拥护者，这些法庭有权命令非战斗人员从事与战争有关的工作（例如在农场或工厂工作）或者监禁那些拒绝战斗的人。这些法庭主要由不支持该运动的人士管理，许多申诉被驳回。在最初的征召中，拒绝服役的41人被送往法国，在那里，他们可能会因为不服从命令而被枪毙。但是，一个月后，阿斯奎斯命令把他们带回来。截至战争结束时，有3300人同意加入非作战部队，有2400人在前线从事救护工作，有3964人加入英国的工作组，从事筑路等工作。拒绝从事任何战争工作的6261人——“绝对主义者”——被送进了监狱，尽管阿斯奎斯早先进行了干预，但一些人还是被送往法国。[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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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论英国为了接受征兵制而在思想上取得的飞跃时，威尔斯说，这是“英国人思想的真正转变，是混乱的自由时期的结束，这几乎是社会史上前所未有的”。[206]但是，他为在思想上没有拘束的20世纪设定了一个主题，他称之为“重新发现国家，将其作为个人生活必须适应的必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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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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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基钦纳从近东返回，尽管阿斯奎斯一直以来都让人觉得基钦纳将会留在那里。11月22日，根据基钦纳给国内发的电报，战争委员会同意建议军队撤离加里波利半岛。最后的决定交由内阁做出，两天后，内阁进行了讨论。寇松在11月25日和30日分别发了两份备忘录，他提出反对，因此内阁推迟做出决定。寇松与其领导人劳的意见不一致。阿斯奎斯请汉基说明，他应该信赖谁的意见。汉基站在寇松的一边，他认为如果英国减轻对君士坦丁堡的压力，那么土耳其便能够更加轻易地攻击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甚至在高加索地区攻击俄国。这进一步分裂了内阁。直到12月7日，内阁才同意在12月20日进行部分撤离。一周后，内阁决定在1916年1月8日撤离所有部队，这两次行动的伤亡人数都相对较少。虽然夺取君士坦丁堡的目标失败了，但土军的损失是大英帝国军队的两倍。这削弱了土耳其的军队，最终帮助英国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战役中取得了进展。在打击土军的士气，破坏奥斯曼帝国的稳定，造成奥斯曼帝国的灭亡，以及促成1918年秋天奥斯曼帝国的投降等方面，这场战役取得了一些收益。然而，这并不能洗清丘吉尔在制定计划时存在的不计后果的失职，而这正是丘吉尔余生名誉上的一个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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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钦纳与劳合·乔治的关系已经不可挽回地破裂了。他们就是否撤离萨洛尼卡而争论不休。在劳合·乔治的建议下，军队在今年早些时候撤离了萨洛尼卡，开辟了一条对抗奥地利的战线，并保障了保加利亚的中立地位。在争论的最后，劳合·乔治对基钦纳说，“看来你和德国人想要的东西是一样的”。[207]劳合·乔治告诉史蒂文森小姐——她在日记中如实记录了每一个字——他认为陆军部正在有组织地破坏军需部。这是不是真的并不重要，受到自负和野心支配的劳合·乔治认为这是真的，这就够了。1915年12月12日，他邀请史考特到位于沃尔顿希思的房子共进午餐，并告诉史考特，他不仅想让基钦纳离开陆军部，而且即便史考特离职，他也会拒绝让基钦纳接替史考特，除非基钦纳没有担任可以扰乱劳合·乔治想做的任何事情的其他职位。他的不满不仅仅限于基钦纳这个大难题：他还抱怨内阁会议存在着僵化的习惯做法，未能就如何更有效地部署军队和推进战争做出决定：这是他明年政治活动的主要议题。劳合·乔治自认为只有他才有远见和动力去把事情做好，但他需要放手干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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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军需大臣与诺思克利夫的报社关系密切。一直以来，西蒙因其作为内政大臣执行的审查政策遭到了报纸的攻击，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促使他于11月30日在下院发表了一篇马拉松式的演讲，对诺思克利夫和他的杰作进行了抨击。丘吉尔夫人在写给丈夫的信中说，这次演讲“幸好是由一个一本正经的无聊家伙发表的，否则将造成非常大的伤害”。[208]不管怎样，斯坦福德汉遵照国王的命令祝贺西蒙，因为他对“诺思克利夫的报纸的危险影响”进行了攻击。[209]这导致《泰晤士报》不可避免地抨击西蒙。“如果大臣们能拿出他们攻击《泰晤士报》的一半精力来攻击德国人，那他们离胜利就更近了。”[210]对西蒙发起攻击只是《泰晤士报》和《每日邮报》的热身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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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当劳合·乔治就武器供应一事向下院发表期待已久的声明时，他想自我吹捧——以及暗中贬低之前负责军需品的大臣基钦纳——的愿望得以实现。[211]他对议员们说：“德国目前取得的成功完全，或者几乎完全归功于他们在战争开始时取得的机械方面的优势，”不过，他的部门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机械化，这消除了德国人的优势。[212]他承认去年春天的时候弹药短缺。德国人每天生产25万枚炮弹，几乎都是烈性炸药，而英国人每天生产2500枚烈性炸药和1.3万枚榴霰弹。他感到自豪的是，他将那些在工资上做出了巨大牺牲的企业家派到工厂，以改善生产流程，尤其是他确保了金属等原材料的供应，此外，他还组建了一个督察组，以推动工厂提高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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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补充说，政府已经认识到机关枪的重要性，他的部门的首要任务是大量增加机关枪的产量。此外，工厂还生产了大量的步枪和迫击炮。他还希望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机械化，以便提高产量和节省纳税人的钱。他说，英国拥有作战所需的大量原材料，只要保持对海洋的控制权，英国就能赢得战争：“我们仍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213]在军队急需士兵的同时，政府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军火工业需要“8万名技能熟练的男工，以及20万到30万名非熟练的男女工人”，以便在劳合·乔治建造的新工厂工作。[214]他还相当准确地提到了一个日益引人注意的荒诞说法：“我曾听到谣言说，我们开展了太多的工作，订购了太多的弹药，建造了太多的工厂，生产了太多的军火。没有什么能比这个谣言更恶毒或更有害的了。”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说：“以最近的一场大战（卢斯战役）为例。虽然你积聚了数量巨大的弹药，但是，凡是参加过战斗的将军，在报告中都会告诉你，如果弹药数量是原来的三倍，特别是在战斗激烈的情况下，那么战果将是原来的二十倍。”[215]他强调，拿纳税人的钱去冒险好过拿士兵的生命去冒险。如果成本太高，那么降低成本的最好方法就是提高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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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醒人们注意工会的态度，这种态度引起了工党议员的愤怒。工会（错误地）坚持认为，自战争爆发以来，他们一直都在及时回应政府提出的要求。这促使劳合·乔治发表了一段演讲，也许是他所有战时演讲中最令人难忘的一段。在演讲中，他抱怨没有执行稀释法，根据这项法律，在某些行业没有经验的男性和女性被传授了军工生产所必需的技能。他的演讲也被解读为对政府的作战方式进行批评，而他是这个政府中如此重要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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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雇主一开始就安排不熟练的男女工人作为车床工，否则我们无法执行议会的那项法案。因此，第一步是，雇主必须对政府就此事做出的决定提出质疑。但他没有这样做，那是因为其他一些公司也遇到了这样的麻烦。那就让我们来做。胜利就靠它了！成千上万条宝贵的生命依赖于它。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是要在一年内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还是要让这场战争在鲜血淋淋的道路上持续多年。工党已经找到了答案。这项合同是与劳工签订的。我们正在执行这项合同，这是可以做到的。我想知道这是否还不算太晚？啊！这场战争的两个致命的字就是“太晚”！太晚采取行动。太晚到达。太晚做出决定。太晚开设工厂。太晚做准备。在这场战争中，协约国军队的脚步一直被“太晚”这个嘲弄人的幽灵所纠缠；除非我们加快步伐，否则我们付出了那么多英勇鲜血的神圣事业将会遭受厄运。我恳求雇主和工人们不要让“太晚”二字刻在他们的车间门口，这就是我的呼吁。[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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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对这篇演讲大加赞美，这折射出那个时候诺思克利夫与劳合·乔治关系密切，该报总结道：“要想及时把握未来，你必须认识到，在过去，你总是‘太晚’采取行动。”[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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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冬天，象征正常生活的很多东西都消失了。政府宣布，作为一项节约措施，其将关闭大英博物馆和英国的大多数博物馆，预计此举每年将节省大约25万英镑。[218]虽然政府非常不愿意考虑配给制，但还是鼓励人们少吃肉。与伦敦、利物浦和其他城市一样，曼彻斯特在饮酒时间和“款待”（即轮流买酒）方面也受到了相同的限制，尽管当地人强烈反对这样做。这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工厂的产量，还因为有证据表明，女性酗酒严重，忽视了自己的孩子。政府限制向酿酒商供应啤酒花、麦芽和糖，迫使他们少酿啤酒或酿造淡啤酒。私人司机被告知汽油严重短缺，并被要求限制驾驶。这至少有助于减少在灯火管制期间丧生的人数，有时候这些人是被肇事逃逸的司机撞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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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强制实行节俭，以便让一些英国人留存更多的资金，以战争贷款的形式提供给政府。牧师安德鲁·克拉克描述了大雷伊教区居民的愤怒，“在那里，除了实行节约，人们不做其他的事情；在那里，收入没有增加，因为没有人从事与战争有关的工作……没有人有任何储备可以捐赠或投资”。[219]公众被告知，由于航运带来的是食品，而不是来自加拿大的纸浆，因此预计报纸的规模将缩小。具有积极意义的事情是，对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的抵制似乎终于消失了。由于军工厂对女工的需求巨大，导致全国呼吁为基督教女青年协会筹款，以便为她们提供宿舍、食堂和公共设施。技术的发展为女性创造了工作，而这些工作很少或几乎没有男性独霸的历史，尤其是无线电报领域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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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初，政府战略规划的另一个关键方面被证明存在缺陷。1月31日晚，齐柏林飞艇轰炸了萨福克郡和东、西米德兰兹郡：死亡总数为70人，仅在蒂普顿[220]就有14人丧生。这次突袭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他们想知道为什么英国的防空系统如此薄弱，以至于轰炸机可以深入英国。在夜幕降临前，齐柏林飞艇于下午4点半到达，在几乎没有受到干扰的情况下进行了袭击，直到凌晨5点消失在北海上空。政府派出了皇家飞行队，却没有下令告知他们在空袭中应当做什么，导致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陆军部和海军部对谁负责指挥皇家飞行队含糊不清。只有24架飞机被派去保卫伦敦，只有两架飞机被派去保卫英格兰的其他地区，因此，齐柏林飞艇可以畅通无阻地飞行。劳合·乔治担心伍尔维奇军工厂容易遭到轰炸，因此恳求同僚们出于这个原因改善首都的防空系统。内阁决定让弗伦奇负责保卫伦敦，而且灯火管制的时间也大大延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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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长久以来的犹豫不决给政府的日常行为造成了损害，也阻碍了这个问题的解决。内阁争论了好几天，主要关于是否应设立一个独立的空军部（这是寇松的建议，他曾希望能领导这个部门），以及如果设立，那么该部门在航空军事方面的自主权能否与陆军部在陆军军事方面的自主权相提并论。诺思克利夫让《每日邮报》发起了一场改善英国防空系统的运动，因为他认为德国人很快就能派出一个中队的飞机来轰炸英格兰——他的观点合情合理，因为后来确实发生了。他还让《泰晤士报》将矛头对准阿斯奎斯，指责战争委员会能力不足，让太多的决定交由内阁做出——而阿斯奎斯对战略方向把握不力，导致内阁没有做出这些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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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空问题变得如此严峻，以至于阿斯奎斯任命了一个由德比领导的内阁委员会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一个月后，德比辞职了，他无法确保陆军和海军就空军事务进行合作。德比向诺思克利夫征求意见，这位报业大亨建议他和企业家谈谈，让一个效率高的人负责发展防空。他可能已经想到了他的弟弟罗瑟米尔（Rothermere）勋爵，后来，罗瑟米尔在战争结束前承担了一些相关的职责。德比在辞职信中建议阿斯奎斯创建一支联合空军。阿斯奎斯的答复是成立一个空军委员会，由寇松领导。这立刻导致《每日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找错人了，寇松勋爵对飞机的了解有多少？》的社论。[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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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思克利夫非常生气，以至于两个月后，在由博利厄的孟塔古勋爵发起的一场辩论中，他罕见地在上院发表了一次演讲。孟塔古反对政府建立一个“完善、健全的空军部”，米尔纳支持这个呼吁。[222]为了避免指名道姓地批评寇松，诺思克利夫谨慎地说，该部门应该设立一个发明委员会，并向制造商给予更多的鼓励，以促进高水平的生产，这是长期战争所必需的。他要求政府立刻培训更多的飞行员，他说：“我相信，如果我们把大量人员的培训推迟到秋天和冬天，那么到了明年，我们的飞行员将会非常短缺，因为那时将会有很大的需求。”[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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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政府的封锁政策，或者说是封锁政策的缺失，也遭到了上院的抨击：他们称，该政策在阻止物资（特别是阻止食物和原材料到达敌国）方面发挥的作用太少。这样的抨击有失公平，美国对德国的出口额从1913年的5400万英镑下降到了1915年的230万英镑。[224]下一个施压目标是瑞典，它仍与德国有着广泛的贸易往来，不过，政府也对丹麦、挪威和荷兰施加了压力。贵族们认为，鉴于英国皇家海军的实力，居然还存在此类交易，这是荒谬的。人们指责政府拿与生死斗争毫无关系的国际法做幌子，西德纳姆（Sydenham）勋爵指责政府允许向荷兰大量出口可可豆，而这些可可豆被转口到德国，以增强堑壕中的德国士兵的抵抗力。海军上将贝斯福勋爵抱怨说，只有实行“绝对封锁”才能赢得战争。他说，如果早点儿实施这项政策，那么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225]这项政策意味着海军将逮捕那些涉嫌向同盟国运送货物的船只，然后交由捕获法院审理。和对其他问题的处理一样，内阁被指责未能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正确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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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进一步说明政府出现了混乱的倾向，以至于贝斯福不清楚是谁在操纵目前的封锁政策：外交部、贸易委员会还是禁运品委员会。各种内阁政令互相矛盾。政府采取的解决办法是宣布任何进入德国的东西都是“绝对禁运品”，并没收中立国船上的所有敌国财产。[226]兰斯多恩宣布将建立一个封锁部，由内阁大臣领导——第二天任命了罗伯特·塞西尔。该部门旨在胁迫中立国不要与德国进行贸易，并威胁说，如果它们与德国进行贸易，就切断它们的供应，但提出购买它们本来要运往德国的货物。这将是一项促使德国在1918年屈服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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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围绕征兵展开的第一轮搏斗结束后，劳合·乔治发现自己在内阁中被孤立了。他的自由党同僚不信任他，大多数统一党人不喜欢他。这让他不再抱有幻想。2月18日，他告诉史考特，他“对整个战事指挥非常不满”，并说他要动身去沃尔顿希思，以便“考虑他的整体立场，并有可能辞去他在内阁的职位”。他觉得自己、卡森和丘吉尔“将一起组成一个有效的反对党”。[227]他对战争的看法与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的看法一致，不过他并不知情。同一天，黑格向霞飞抱怨说，英国军队“有39个师，兵力不足7.5万人”，其中许多士兵没有接受充分的训练，并且缺乏运送士兵的交通工具。[228]为了避开征召已婚男子，政府在2月下旬宣布，一些宣过誓的已婚男子将被调到免于服役的岗位，以接替将被派往前线的单身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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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也有自己的问题。2月17日，杰利科出席了战争委员会，并告诉委员会，大舰队需要轻型巡洋舰、驱逐舰和扫雷舰，而征召活动严重减缓了船舰的建造速度。费希尔——自从去年5月因为与丘吉尔在达达尼尔海峡问题上产生分歧而辞职后，他一直担任海军发明和研究委员会的主席——被叫去与战争委员会谈话。在谈话时，他重申了杰利科的观点。3月7日（也就是在距离日德兰海战——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皇家海军和德意志帝国海军之间发生的至关重要的遭遇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在下院对海军预算进行讨论时，丘吉尔也谈到了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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