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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福说丘吉尔从来没有隐藏他对费希尔的看法，并在20世纪的议会中用一个笑话来打击丘吉尔：“人们总是认为，我这位朋友的伟大祖先第一代马尔博罗公爵[235]在战争的喧嚣中要比在平静的和平环境中更冷静、更镇定、更有主见、思维更清晰，也许我的这位朋友也遗传了这种特点。我冒昧地说，大家渴望看到那种思维清晰，但是，如果为了证明它而卷入一场欧洲大战，那付出的代价也太昂贵了。”[236]丘吉尔获准接着发言，他说贝尔福对他的指控“严重夸大其词”，他没能说服下院，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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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后，丘吉尔被许多人摒弃，并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他的演讲遭到了广泛攻击。《每日邮报》传达了诺思克利夫对他的怀疑，对他进行了猛烈抨击。首相告诉史考特，丘吉尔的演讲是“最粗俗、最无耻的一篇”，是“厚颜无耻的谎言”。[238]基钦纳拜访了阿斯奎斯，报告说，丘吉尔为了“解决国内的政治局势”要求卸任指挥官一职，这个消息无法让阿斯奎斯的情绪变好。[239]至于费希尔，阿斯奎斯对着史考特“喊叫道”，费希尔在去年5月放弃了职位，“他应该被枪毙，在任何其他国家他都会被枪毙”。阿斯奎斯派人去找丘吉尔——他对史考特说丘吉尔“有点疯狂”——并提醒丘吉尔，他父亲[240]的政治生涯曾被一个荒唐的、肆意妄为的行动毁掉。[241]他建议丘吉尔不要坚持他的要求，丘吉尔同意了，尽管有点勉强，他做出这个决定，或许是因为丘吉尔夫人也对他提出了同样的意见。他回到了法国，但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他的回归只是“一个准备和时机的问题”。[242]他没有意识到掌管政府的保守势力有多么讨厌费希尔的喜出风头癖，也许是因为他也有着这样的特质。在可能意识到丘吉尔对自己没有什么威胁后，阿斯奎斯告诉他，如果将来他希望卸任指挥官一职——他已经被晋升为上校，指挥皇家苏格兰燧发枪团的第六营——“在不影响军队的情况下，将尽快安排卸任事宜”。[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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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的失势只是解决了政府面临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3月9日，在东赫特福德郡的补选中，一名获得自由党支持的统一党候选人被一名支持强有力的空军政策的独立人士击败。未能组建空军部，这是联合政府犹豫不决的又一个例子。3月11日，劳合·乔治向史蒂文森小姐抱怨自己感到倦怠：“每个人都在讲同样的故事——这个国家厌倦了现在的政府，讨厌并鄙视阿斯奎斯。然而，既然没有反对党，要把他们赶走是困难的。”[244]他继续说：“博纳·劳既软弱又死气沉沉，贝尔福是一个举棋不定的人。可以说，政府里没有人了。”劳合·乔治无法强迫阿斯奎斯下台，因为这种行为将被归为“个人动机”，虽然他本人有很多这样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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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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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阿斯奎斯最终承认有必要开始实行征兵制，但他的地位越来越不稳定。这场危机向劳合·乔治和他的支持者证明，首相未能完成从和平时期的领导人到战时领导人的转变。征召已婚男子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对这个问题仍然存在意见分歧。汉基担心，在阿斯奎斯于3月31日动身去罗马说服意大利人（上一年，意大利向奥匈帝国宣战）参加对德战争后，将会有人试图“争取”内阁和议会的其他成员，让他们同意对达到服役年龄的所有男子实行义务兵役制。[245]不过，没有人试图发生这样的政变，意大利最终在8月28日对德国宣战。在阿斯奎斯回国后，他自己、劳、麦克纳和奥斯丁·张伯伦成立了一个内阁委员会，试图为全面实行征兵制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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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春末，出现了要求大规模重组政府的呼声，从一年前成立联合政府时开始、并在阿斯奎斯的倒台中达到高潮的一系列事件也在加速进行。保守党的报纸——以格温的《晨间邮报》为首——公开呼吁用一位更有活力的领导人来取代阿斯奎斯，格温指出让卡森担任这个职务。自离开政府以来，卡森一直是反对党的实际领导人，并得到了自由党和保守党议员的支持。他成为统一党战争委员会的主席，并呼吁立刻对已婚男子实行征兵制，罗伯逊支持这一做法，理由是要确保同等牺牲。在高级军官中，也有人批评阿斯奎斯。将军亨利·威尔逊爵士完全无视宪法的规定，他与劳通信，试图说服劳把阿斯奎斯赶下台并组建政府，以便正确地开展战事活动。（劳警告威尔逊不要干涉——他说，如果政府失败，就需要进行大选，这将导致分裂国家。）就连国王也对阿斯奎斯感到不安，他“非常秘密地”询问汉基，阿斯奎斯是否适合担任首相。汉基忠心耿耿地说：“他是唯一一个能够掌控其团队的人。”国王表示认同，不过，国王也高度赞扬了寇松，寇松凭借他一向拥有的指挥权和能力为政府监督航运事务。[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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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一个熟悉的棘手难题卷土重来，阿斯奎斯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事实证明，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原则上，征兵制都具有争议。很快就有证据表明，宣过誓的已婚男子正在英国的各大城市组织活动，以确保在征召未婚男子之前不会征召他们。3月31日，全国宣誓已婚男子联盟在艾伯特大厅举行了一场集会，会上，德比宣读了一份据说能安抚人心的声明，表示他将对他们忠诚。这份声明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被“一阵阵讽刺的笑声和嘲弄的叫喊声”打断了。只有当德比确认，如果他违背了所做的承诺，他就会因为荣誉而辞职时，人们才欢呼起来。[247]他同意会见他们的代表团，并且政府承诺将减少免于服役的岗位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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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扩大征兵的压力加剧了，诺思克利夫在《每日邮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都火烧眉毛了，还在小事上瞎折腾》的社论，对阿斯奎斯进行了嘲讽。[248]《泰晤士报》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攻击过政府，劳称他和他的同僚们还在“核对所有数据”，该报对此进行了嘲笑。[249]该报称现行的政策“起草拙劣，起不到震慑作用”，并说“伟大的战争是靠勇气和行动赢得的”。托利党的报纸对麦克纳进行了类似批评，尽管他在4月4日因一项预算赢得了广泛的掌声。虽然英国的赤字高达13.23亿英镑，但该预算被认为是巩固了英国的财政稳定。他提高了个人所得税，就每英镑的收入征收5先令的税费，并将超额利润税从50%提高到60%。但是，他也是扩大征兵的主要反对者，理由是此举将对经济造成严重损害：支持征兵制的人对此进行了积极反驳。诺思克利夫——他曾多次访问法国——对军队让士兵“做平民和女人的工作”感到愤怒，工资管理部门“挤满了年轻男人，他们做着女人做的文书工作”。[250]他继续把所有问题归咎于由23人组成的内阁来指导战事，而不是由一个较小的团体。这一点也引起了劳合·乔治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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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政府开始征召年龄在25岁至32岁之间宣过誓的已婚男子。阿斯奎斯会见了他们的一个代表团。他们要求政府要么更好地开展征召未婚男子的工作，要么取消已婚男子的服役承诺。阿斯奎斯承认，《兵役法案》规定的从事免于服役岗位的男子需要服役两个月的条款“被滥用”了。但不久后，随着情绪变得如此焦躁不安，他被迫意识到，实行全面征兵的理由变得更加充分。[251]反对征兵制的人继续动员反对该制度。在罗素、兰斯伯里和斯诺登等人的支持下，芬纳·布罗克韦（Fenner Brockway）——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为工党效力——成立了反征兵联盟。4月8日，该联盟在伦敦举行了一场集会，韦伯夫人参加了集会，并说会上“挤满了2000名年轻人”。[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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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发现，在这些人中，大多数是“思想上的虔诚主义者……很显然，他们意识到了公义”，她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令人不愉悦的笃信。也有一些“专职的反叛者”，他们投身于这项运动，是希望以此来“粉碎《兵役法案》”。不过，她也指出：“年轻人受到‘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的误导涌入了这场运动中，他们将‘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作为拒绝参军的借口，并认为这个借口也许可以把他们从战斗的恐怖和不适中拯救出来——他们是一群脸色苍白、鬼头鬼脑的男孩，对期望他们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感到茫然。”她发现，当内阁一致做出“拒绝替代役”的决定时，他们“吓坏了”：那些不愿在后方或农场工作以协助战事的人将面临军纪和军事法庭的审判。他们未能在战术上达成一致——是殉难，还是扮演非战斗者的角色——由此分裂了这场运动，使运动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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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陆军委员会正式建议阿斯奎斯扩大征兵。之后，罗伯逊与雷普顿共进午餐，他告诉雷普顿，截至2月底，军队招募的士兵比所需人数少了25万。根据“德比计划”，本应招募19.5万人，只有3.8万人应征，其余的人要么失踪，要么下落不明，要么体检不合格。雷普顿从罗伯逊那里得知，在前来应征的人中，有四分之一不适合服役。[253]4月17日，内阁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劳合·乔治同意让罗伯逊打退堂鼓，因为大家一致认为向德国人展示政府出现了分裂是非常有害的。但是，在4月13日，劳合·乔治告诉史考特，“他对战事指挥的不满之情越来越强烈。周二，首相根据内阁委员会的报告，就政府的意图发表了一份承诺声明。之后，卡森就‘同等牺牲’动议发出了通知，以供在下周三（4月19日）讨论。如果未能按照这项动议通过一项全面强制征兵的措施，那么他将打算让事态陷入危机”。[254]正忙着培养卡森的劳合·乔治又一次威胁要辞职。《泰晤士报》的外国编辑亨利·威克汉姆·斯蒂德（Henry Wickham Steed）援引劳合·乔治的一位朋友的话说，“他勇敢地向围栏飞奔而去，但一到那儿，就勒住缰绳，四处寻找大门”。[255]统一党议员亚瑟·李——在军需部工作时，他曾在劳合·乔治的手下工作过——将劳合·乔治不会辞职的主要原因告诉了他的妻子：卡森曾告诉李，“如果劳合·乔治辞职，由于没有任何私人收入，他的年收入将从5000英镑下降到议员的薪资400英镑”。[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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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劳合·乔治一如既往地让报纸站在他这一边，他带着史考特去和里德尔和《英国周刊》的编辑兼老板威廉·罗伯逊·尼科尔（William Robertson Nicoll）爵士一起喝茶，讨论他是否应该辞职。他说，虽然征兵制是原因之一，“但我确实应该辞职，以便抗议全面的战事指挥工作”。[257]他补充说：“根本就没有抓住重点。阿斯奎斯和贝尔福似乎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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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报业大亨认为，如果辞职是实现变革的唯一途径，那么他应该辞职。史考特保持沉默，但会后他告诫劳合·乔治，在可能发表的任何辞职演讲中，劳合·乔治都应当“极其克制，语气慷慨”。[258]劳合·乔治回答说，他将不发表任何演讲，只是向阿斯奎斯发送一封措辞谨慎的信，概述他的理由。他请史考特下个星期天到沃尔顿希思去拜访他，和他一起审议这封信的内容。但是，史考特回忆说，“当我到那儿时，他压根就没有写信”。[259]在一番犹豫不决后——此外，在劳合·乔治和亚瑟·李以及他的私人秘书起草这封信的过程中，劳合·乔治睡着了——斯坦福德汉的消息抵达了，他要求代表国王会见劳合·乔治。劳已经把劳合·乔治打算辞职的消息告诉了国王，斯坦福德汉的工作就是敦促他改变主意。根据史考特的说法，“斯坦福德汉向他列举了维持联合政府、一起面对敌人等显要的考虑因素，对于所有这些问题，劳合·乔治回答说，他将很乐意按照他们说的去做，‘只是因为我发誓要忠实地为陛下效劳’——这个回答似乎让尊贵的斯坦福德汉惊讶不已，乔治说斯坦福德汉不是一个聪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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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并不是唯一一个搞阴谋反对阿斯奎斯的人。丘吉尔——他和其他议员一同在前线——被召回国，以便对卡森的动议进行投票，他一直在和劳合·乔治、史密斯和卡森通信，密谋重返政坛。4月12日，他给妻子写了一封将交给阿斯奎斯的信，请求解除他的指挥权，她一直在等待送交信件的信号。他非常希望劳合·乔治辞职，这样他就能和卡森组成一个适当的反对党。但是，由于所有的统一党人都支持强制征兵，如果劳合·乔治因为这个问题辞职，那么他们将别无选择，只能辞职。因此，一个有趣的问题将会出现，那就是政府将是怎样的，反对党将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在次年12月经过详细讨论后得以解决。丘吉尔意识到风向正在改变，于是他给妻子发了个信号，并于5月11日返回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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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扩大征兵的讨论仍在继续，曾两度推迟的内阁会议最终于4月14日（星期五）的晚些时候举行，随后讨论延期到了4月17日下午4时30分。会议在下院开始，在唐宁街结束。下午6点15分，会议结束，但劳合·乔治和其他资深大臣一直讨论到晚上8点。会议决定，内阁的强制服役委员会将解散，而无须事先进行报告，并将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这次的成员包括阿斯奎斯、劳合·乔治、贝尔福、克鲁和劳——以便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内阁无法达成共识，并且阿斯奎斯不得不两次告诉下院，他无法就法案做出承诺的声明。此时，和阿斯奎斯一样，劳与他的政党之间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后者欣赏卡森采取的更为强硬的立场。劳觉得自己是在为统一党领导人的地位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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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结束时，劳合·乔治决定不辞职了，在史考特看来，他的这个决定也是因为受到了作为内阁大臣获得的薪水的影响。他的自负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告诉史蒂文森小姐，他不情愿，是因为新任大臣“会说目前很多事情进行得不是很顺利，一些最大的工厂还没有开工，而在事情进入正轨后，他会把所有功劳都揽在自己的身上”。[260]他觉得，不出六个星期，他就可以让一切正常运转，他就可以得到称赞，这样才可以“安全地”把工作移交给继任者。他对史考特说了类似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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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党战争委员会由两院的125名成员组成，4月18日，卡森主持召开了委员会会议，要求实行全面征兵。第二天，阿斯奎斯承认内阁出现了分裂，他没有办法让亨德森和工党接受征召所有41岁以下成年男子的新政策。[261]劳合·乔治告诉斯坦福德汉，他认为阿斯奎斯害怕罢工，甚至可能害怕革命，他认为这些威胁被夸大了。丘吉尔拉拢费希尔，试图让他说服劳合·乔治辞职；劳告诉劳合·乔治，如果他辞职，劳也会辞职，这可能会让政府垮台，并导致需要进行选举。史考特对这种伎俩感到厌恶：“我让他们在军需部的办公室里关起门来谈，”他记录道，“很高兴能从这种徒劳的阴谋气氛中逃脱。”[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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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迄今仍不肯让步的亨德森接受了罗伯逊向他提出的一项计划，即只有在新的募兵活动的第一个月征募不到6万人，此后每周征募不到1.5万人的情况下，才应实行强制征兵。一旦低于这个人数，议会就会通过决议要求实行强制征兵。劳合·乔治同意了，因为他确信这个措施将会失败，不过，在政府不得不接受对所有男子实行征兵制之前，不可避免地需要等待五六个星期。然而，丘吉尔很失望。史蒂文森小姐报告说，他“一想到这件事会悄无声息地过去，就感到非常不舒服”。[263]在重压之下，阿斯奎斯屈服了，他在和平时期曾具有的办事效率现在变得相当低。因此，资深的同僚建议任命一位内阁秘书来记录决定，并确保决定得到执行。起初，众人认为这个人应该是一名大臣，孟塔古暗示他就是那个理想的人选。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刻将会到来，当它来的时候，汉基将会答应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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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的第一次秘密会议于4月25日——爱尔兰复活节起义的第二天——举行。之所以秘密进行，不是为了不让敌人知道，而是为了掩盖政府的内部分歧，同时陈述征召已婚男子的理由。诺思克利夫的报纸对无法报道此事感到愤怒。阿斯奎斯——在复活节期间，他曾向奥托林·莫雷尔诉说与尊重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有关的问题——提议修改服役条例。服役期满的士兵将服役到战争结束；在有需要时，可以将本土防卫军派遣到任何军队；豁免证明期满的任何男子都必须立刻应征；所有年轻人到了十八岁都要服从《兵役法案》；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如果参军人数在任何一周内下降到1.5万人以下，那么内阁将请求议会授权，以便迫使未宣誓的人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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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院拒绝了这些提议，这要归功于卡森和他在统一党战争委员会的盟友们，他们希望实行全面强制征兵。两天后，又以法案的形式重新提出了这些提议，但由于遭到了严重的攻击，阿斯奎斯不得不撤回这些提议，卡森逐条进行了驳斥。报纸近乎一致地对“七拼八凑”的募兵进行了谴责。4月29日，内阁同意实行全面的全国性征兵。尽管阿斯奎斯个人反对这个提议，但秘密会议的基调动摇了他的信心，于是他选择了随大流。这项法案于5月3日提出，很快在议会获得通过，并于5月25日成为法律。正如阿斯奎斯告诉国王的那样，内阁“同意将爱尔兰纳入《兵役法案》的提议是不切实际的，应该予以抵制”——这引发了一场争议，并将在日后的战争期间引起反响。[264]此外，该法案将适用于18岁生日届满30天的英国的所有年轻人——如果他想获得自愿参军的殊荣，就应该给他这样的机会。政府将对因体检原因被豁免的数千名男性的情况进行审查，这样便可以征召他们，让他们在国内履行职责或者从事不如海外服役艰苦的工作。阿斯奎斯说，这项措施是“迫切需要的”；不过，汉基在前一天表示，他“非常讨厌这份工作”。[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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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宣读法案时，劳合·乔治讲述了政府的观点，他利用这个机会否认自己背叛了自由党的原则——自由党的报纸经常就此谴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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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希腊开始的每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在受到挑战，在自由受到威胁时，都通过诉诸强制征兵来捍卫自己。华盛顿通过强制征兵为美国赢得了独立，1812年，他们采取强制手段捍卫独立。林肯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而且他的事业本身就是民主在政府领域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他宣布了“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并通过征兵制使之得以延续。在法国大革命中，法国人民通过强制征兵和征召的方式捍卫他们新获得的自由，反对主张君主政体者的一切努力。今天，法国仍通过征兵制来保卫国家。[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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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重申了他在辞职时使用的论据：该法案违反了英国为之奋斗的自由主义原则。然而，该法案以328票对36票获得通过。至少从议会的角度来看，关于征兵制的争论已经结束了。在法案获得通过后，德比在兰开夏郡召开的保守党会议上说，“我们应该在战争的第一周就采取普遍的强制征兵措施”。[267]就在御准这项法案的那一天，国王向他的人民发布了一则信息，表达了他对许多人通过志愿服役所表现出来的“出色的爱国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认可和赞赏”，并提前向他们做出的“额外牺牲”致以敬意。[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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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男人被迫做出爱国主义“牺牲”，那些将为强制征兵付出最大代价的人还有中产阶级妇女。政府向工人阶级士兵的妻子发放的津贴被认为是慷慨的；而中产阶级的妻子们，她们的丈夫丧失了白领阶层的薪水，得到的补偿少得可怜，她们的生活水平在这个物价上涨的季节里一落千丈。现在，志愿工作的重点将转向妇女，她们将成为军火工人、护士或农场工人。在索姆河战役爆发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当局就向她们发出了紧急呼吁，要求她们自愿加入红十字会或志愿救护队，以及在为工厂工人提供食物的食堂当帮手。随着法案获得通过，一长串免于服役的其他农业岗位被取消了，政府强迫不情愿的农民使用女性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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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产阶级妇女乐意工作，而且对她们的需求也很大，但这也引发了儿童保育问题。在1916年5月后，许多这样的家庭搬到了更便宜、更小的出租房——他们中很少有人是房产的终身保有者或抵押人。妇女团体和社团相继成立，以便互相支持。政府宣布了一项补助金制度，最高每年补助104英镑，由地方专员管理，以便帮助这些家庭支付抵押贷款的利息或租金、学费、保险费和中产阶级的其他开销。到1916年夏末，民众要求允许“受过教育”的妇女担任公务员系统的中级职员，这解放了成千上万名曾被免于服役的男子。一些妇女正在从事繁重的工作，在几个月前，这些工作对她们的性别来说还是不可想象的。9月15日，《泰晤士报》报道：“在一家还原渣厂，妇女们被派去把矿渣铲进碎渣机里。在一家铁矿石工厂，有22名妇女代替了男人，主要负责装卸货车……在几个码头，妇女们充当起坑柱搬运工；在一些情况下，她们在建筑行业当工人，尽管还没有妇女扛灰浆桶。”[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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