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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显的是，征兵制的扩大导致军工厂和农业更加依赖妇女。政府开始担心她们的健康状况：1844年，纺织业曾禁止女性在夜间工作，但因迫不得已，又恢复了夜班制度。由于白天还要做家务，许多妇女已经疲惫不堪。人们敦促政府为有年幼子女的母亲提供法定休息时间。由于许多年轻男子离开，出生率正在下降。政府担心，由于过度工作而导致的妇女健康状况下降将会进一步降低出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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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农业部的政务次官弗朗西斯·戴克·阿克兰以傲慢的态度说道，“女工不能被视为熟练男工的替代者，她们只能被视为男性工人的补充”，但他承认，女性完全有能力照管牲畜和家禽，此外，“很多女人正在从事耕田的工作，并且做得很好，不过，这当然是例外情况”。[270]前一年春天，在任命露丝·戴维斯（Ruth Davis）小姐——她的前任已经参军——担任科尔切斯特市的警长时，人们也是这种态度。据报道，“她将不必拿着权杖，也不必担任祝酒提议人”。[271]阿克兰宣布向全国妇女农田勤务队拨款，用于培训和安置志愿者。各个郡的委员会负责组织妇女并进行登记，截至1916年5月底，已有3.5万人进行了登记。贸易委员会还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博福特（Beaufort）公爵夫人担任主席，由妇女主导，负责处理女工的福利，尤其是住房问题，以确保她们不会被分配到不合适的临时住处，在这些住处，她们可能会面临德行方面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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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兰告诉农民们，“所有尝试过采用妇女的人都很高兴，并且极其信赖她们……几周的培训让一切变得不同”。[272]他又说：“我们的立场是：‘现在的女人们可用，我们知道她们是有用的——这已得到充分证明，你必须尝试采用她们。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是德皇的帮凶，而不是国王的帮手。’”然而，即使这样仍不够。战前有100万农业劳动者，其中的25万到30万人已经应征入伍。因此，阿克兰建议人们那年夏天不要像往常一样去度假，而是把时间用于在田里干活。地方委员会也会组织农活。人们呼吁让妇女担任军队的厨师，陆军部则安排德国战俘在田里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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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将妇女们派往法国，让她们看看法国妇女是如何组织和从事农业工作的。郡委员会举办了招聘活动，在一个月内，来自诺福克郡的170个村庄的3000名妇女参加了招聘活动。梅里尔·塔尔博特（Meriel Talbot）——她后来将指挥女子农田军——组织了一个演讲者小组，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以招募女工。英国成立了全国妇女农田勤务队来组织农业活动，勤务队的首要任务是招募那些“专业人士”担任女工头和培训其他人。[273]一群大学女生在采摘水果和收割中度过了漫长的假期，这是因为林肯郡和芬斯的农民对爱尔兰人不愿参军感到愤怒，从而抵制爱尔兰的马铃薯挖掘者。政府最终采用了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招募基钦纳军的组织手段，以便让妇女最大程度地为战争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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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基的回忆录引用了官方数据：战争期间的服役人数为4970902人，一半多一点（2532684）的人是根据志愿兵役制应征入伍的，有2438218人是根据义务兵役制被征召的。[274]现在，没有人能逃出招募军士的天罗地网，包括那些觉得自己太过清高，无法参与多少有些庸俗的拯救国家等集体活动的人。3月，未婚的利顿·斯特雷奇——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创始人之一，正在为他的突破性作品《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做准备——被勒令离开位于嘉辛顿的莫雷尔夫妇的乡村别墅，到白城去做体检。“他告诉我们，”奥托林夫人回忆道，“他从11点一直等到3点半，读着加德纳[275]的《英格兰史》。然后他接受了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的依次检查。他和另外三个年轻人（他们都是粗野的家伙）一起脱了衣服，然后赤身裸体地站在医生的面前。一个年轻的医生看见他时，哈哈大笑起来。这也难怪，因为在其他强壮结实的人中，他一定显得很怪，他是那么高，那么瘦弱，胡子又长。他们一致同意豁免他服兵役。”[276]在预审法庭上，法官问斯特雷奇，如果他看到一名德国士兵试图强奸他的妹妹，他会怎么做，他回答说：“我应该尽我所能挺身而出。”[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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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一些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得到的待遇就远没有那么有趣了，议员们开始对这些待遇提出质疑。威廉·拜尔斯要求确认，校长、贵格会教徒、剑桥大学毕业生伦德尔·怀亚特（Rendel Wyatt）是否被“逮捕和监禁，被迫每天擦洗地板和搬运煤炭14个或15个小时；此后，他是否因为拒绝钻探导致一个月来只能吃面包和水，并被戴上了镣铐；他现在是否和另外的12个人一起被关在黑暗的牢房里；这种待遇是否符合规定？”[278]他问陆军部是否知道“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的奥斯卡·格瑞斯伍德·里基茨（Oscar Gristwood Ricketts）遭到了逮捕，在布伦特福德治安法庭被起诉，被罚款两个基尼，并被移交给了军事当局？他们是否把他押送到费利克斯托，让他戴着手铐在公共街道和铁路上被羞辱？他现在是否在哈威奇的圆形堡垒里，被关在牢房中，唯一的食物就是干饼干和水？这个年轻人是否辞去了市银行的一个好工作？是否愿意从事与他的宗教和道德信仰相一致的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工作？他是否打算对此事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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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登声称，来自兰开夏郡达温镇的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的人士“被带到普雷斯顿的军营，在那里，他们受到了最恶劣的虐待，他们被强行脱去衣服，几乎赤身裸体地在营地广场上游行，在穿上制服后，其中一人被带进一个房间，根据那边一个人的证词，他在房间里被粗暴地踢来踢去，外面可以听到他的呻吟声”。[279]他说，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故事，并要求制止这种行为，惩罚犯这种错误的士兵。坦南特恳求同僚们不要请求对个别案件进行调查，因为官员们的工作量太大了。这促使斯诺登问道：“由于在陆军部进行调查可能会遇到小麻烦，这些人是否会继续受到折磨？”[280]当其他议员开始攻击坦南特时，他大喊道：“我请求下院不要相信这些流言蜚语。”[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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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任何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的人士，如果因为除宗教信仰以外的理由而不愿参加战斗，都会受到专横的对待。4月10日，反征兵联盟的主席雷金纳德·艾伦（Reginald Allen）在伦敦市的法庭上说，“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他认为自己的生命和人格是神圣的”。然而，军方代表声称，该法案只承认宗教动机。庭长至少给了艾伦一个豁免理由，就是让他从事“对国家重要”的工作，但艾伦拒绝了。[282]塞缪尔曾提出，“出于道德信念拒服兵役是否和出于宗教信仰拒服兵役一样正当合理”，与此有关的争论仍在继续。一些人要比其他人容易获得豁免。剑桥法庭根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供的专家证据，认为A. C.庇古（A. C. Pigou）教授应被豁免服役。庇古是剑桥大学经济学系的系主任，也是庇古效应的确立者。庇古效应是一个关于在衰退期如何恢复平衡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没有记录表明，激烈反对庇古理论的凯恩斯是否告诉法庭，庇古曾利用自己的私人收入为凯恩斯的一些研究提供资金。庇古在大学假期里志愿当了一名救护车司机，他因临危不乱而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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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的人士被送到了法国，在后方工作组中效劳，而那些拒绝参加者被关进了监狱，与他们受到虐待有关的更多故事在议会中被提起，这让仍由自由党主导的政府感到尴尬。粗暴的对待常常在他们落入军队的魔掌之前就开始了，他们抱怨法庭专横，声称士兵们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遭到了嘲笑。在一个法庭上，军方代表向一个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的人士问道：“能不能解释《民数记》中的这段话，‘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283]”[284]这位代表也要求拒服兵役者的妻子对“复仇在我”[285]发表看法，她回答说“耶和华说”[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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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令人愤怒的是，政府使用了一种称作“被钉十字架”的刑罚——这是在将近40年前引入的1号战地惩罚，当时废除了拷打——在这种刑罚中，受罚者长时间被枷锁绑在墙上，手臂高举过头顶，导致许多人昏厥。议员们担心，这种虐待针对的不仅仅是底层人民，也包括像他们这样的人。菲利普·莫雷尔宣称，“当你像现在这样拥有1000多名士兵，这些人具有最好的品格，受过最好的教育，他们中的许多人担任不错的职位，所有人都很出名，但他们宁愿被逮捕、成为罪犯，也不愿参加他们称之为违背良心的战争时，这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并且是时候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了”。[287]1916年3月，地方法庭对剑桥的72名大学生进行了审判，只允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免于参加战斗。其中一人说，他“宁愿看到英格兰在肉体上被毁灭，也不愿看到它在道德上被摧毁，因此他不能参与驱逐任何外国侵略者的行动”。[288]哈罗公学的数学和物理老师乔治·萨瑟兰（George Sutherland）向地方法庭提起上诉，要求不要加入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因为他认为军医队的主要目的是让士兵尽快回到前线；他不能夺去别人的生命。“难道你不认为国家应当剥夺杀人犯的生命吗？”有人问他。“不，我们的责任是使他们弃恶从善，”他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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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超龄男性——他们认同“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的观点——也受到了骚扰：1916年秋天，44岁的伯特兰·罗素应邀去哈佛大学教授数学课，但政府拒绝颁发护照，声称向他颁发护照不符合公众利益——政府担心，一旦脱离了英国的管辖，他会说一些关于战争和征兵制的事情，而在那片土地上，他的言论会被高度宣传。后来，他所在的三一学院禁止他在剑桥大学讲课。受到惩罚的不仅仅是杰出的公众人物。从公务员到邮递员，凡是声称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的政府雇员都将丧失他们的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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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到战争结束的时间里，罗素几乎专职从事反对征兵制的工作。他声称，当阿斯奎斯在复活节起义后即将前往都柏林时，他和其他几个人去拜访阿斯奎斯——罗素和他是老朋友，他们通过莫雷尔夫妇认识——要求赦免37名被判处死刑的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的人士。罗素回忆说，“即使是政府也普遍认为，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在法律上不应被判处死刑，事实证明，判死刑的做法是错误的，如果不是阿斯奎斯，他们中的很多人会被枪毙”。[289]这些人被派往法国，一旦他们拒绝在那里战斗，就要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黑格也把赦免这些人的功劳归于自己，但他赦免这些人可能是听从了阿斯奎斯的指示。无论对士兵的需求有多么迫切，以冷血方式射杀37名拒绝战斗的平民将会来带灾难性的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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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寻求豁免的人之所以希望被免于服役，是因为他们的生计将受到服役的威胁，他们的雇主为他们寻求豁免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大多数这样的请求都被驳回。在音乐厅演出的惠特·坎利夫（Whit Cunliffe）因为慈善工作——为受伤士兵表演——被豁免服役四个月。有些人只是想逃避服役，但无法以宗教理由证明自己是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于是，他们想尽办法逃避征兵。1918年6月，一名木匠被罚款10英镑，因为他为了逃避服役故意锯掉了两根手指，使自己致残；还有一些人装聋作哑，记录显示，有人身穿女装以避免被发现。然而，由于政府有时将征召文件发给婴儿、盲人和士兵，因此，许多游手好闲者和逃避责任者肯定认为逃避服役是值得一试的。[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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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量证据表明，法庭的善变也可能导致给予宽大处理。伊舍从他位于苏格兰的别墅——佩思郡卡兰德的罗马营（Roman Camp）——给阿斯奎斯写信说，在农村地区，法庭的“裁决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一个人的首要职责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无论是农民干的农活，还是任何行业的雇员从事的工作……得出这种观点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法庭是由申请人的乡邻组成，而军事代表也是乡邻，甚至可能是朋友”。[291]他告诉阿斯奎斯，他查看了60个案例，法庭向其中的大多数给予了缓役。“对任何委员会来说，这样做都是阻力最小的一条路。”奥克兰·戈德斯——他后来在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任职——对雷普顿说，“矿井里有大量的矿工不是全职工人，他们要么从事全职工作，要么参加战斗”。[292]罗伯逊向雷普顿讲述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农业区的法庭做出的判决，两千个人中只有六个人没有被豁免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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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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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5月6日，在北威尔士的班戈，劳合·乔治对听众说：“当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时，你必须组织各项工作。”他的这种做法即使不是为了重建与自由党同胞之间的关系，也是为了给自己辩护。“你不能像管理主日学校[293]的宴请那样指挥战事工作，例如有人自愿带来面包，有人带来茶叶，有人端来水壶，有人负责烧水，有人端来茶杯，有人贡献现金，还有许多人只是在那里闲荡，尽情享受眼前的一切。你不能按照这样的方式开展战事工作。”[294]然而，如果阿斯奎斯认为通过同意强制征兵，即可压制他的敌人，那么他这是想错了。5月3日，密谋之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的格温给德比写信说：“看在上帝的份上，请站在卡森这一边来对付斯奎夫[295]。不要回避……（和阿斯奎斯一道）我们就别想赢得这场战争。”[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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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4年8月以来，军事问题常常不是政府的唯一问题。发生在克莱德军工厂的劳工行动（这些行动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不是要求加薪或改善环境）是如此猛烈，以至于3月28日，当劳合·乔治在巴黎时，史蒂文森小姐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他速速返回，因为罢工的规模“已经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而且没有人会为极端行动承担责任”。[297]克莱德劳工委员会——以前称为“克莱德工人罢工委员会”——曾因为艾迪生说的“微不足道的理由”举行罢工。[298]稀释规定导致工会激动、不安，自封的工人代表要求有权在未获得经理允许的情况下在工作时间内与其他工人面谈。根据《保卫王国法案》的规定，拒绝工作的人会被“驱逐”到英国其他地方，并被逮捕，直到承诺做出良好表现后，才允许他们返回家乡和工厂。卡森辩称，他们犯了叛国罪，应该受到相应的处置。由于他的影响，艾迪生答应考虑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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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工人所属的工会——工程师联合会——与他们断绝了关系，宣布罢工是违反宪法的，并拒绝支付罢工期间的薪资。这立即使360名工人重返工作岗位。逮捕仍在继续，鼓动者被告知，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案子交给为此目的而任命的克莱德专员。双方达成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停止纠纷协议，但这个协议对罢工者产生的主要影响是引起了其大多数格拉斯哥同胞的强烈不满，其中一些人建议对克莱德塞德实行军法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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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并不是唯一的磨难。4月的头六天，齐柏林飞艇在夜间袭击了英格兰，它还将在5月2日再次轰炸东海岸。4月2日，法弗沙姆（Faversham）的一个军工厂发生爆炸，造成108人死亡。4月25日，德国巡洋舰轰炸了洛斯托夫特（Lowestoft）和雅茅斯（Yarmouth）。海上损失还在上升：在4月间，英国损失了14万吨的货物，37艘船舰被潜艇击沉，另有6艘被水雷击沉。3月24日，德国人用鱼雷击沉了一艘从福克斯顿驶往迪耶普[299]的跨海峡汽船“苏塞克斯”号（Sussex），造成50人至80人死亡，其中包括著名的西班牙作曲家恩里克·格拉纳多斯（Enrique Granados）。美国乘客的受伤激起了美国人的愤怒，他们迫使德国人承诺不会再发生类似事件。“苏塞克斯”号的船头被炸掉，船尾最终被拖到了布洛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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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方面的弱点还引发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将在余下的战争期间主导英国人的生活：食物短缺。1915年的收成不好，潜艇袭击意味着进口（战前英国的农业产量急剧下降，导致依赖进口）大幅下降。一些商品变得难以获得，杂货店外的长队变得司空见惯，这动摇了士气。4月下旬，报纸编辑们被召集到白厅，被责令在提及船运损失和由此造成的食品短缺时要严谨、克制。由于诺思克利夫——他的报纸快要遭到根据《保卫王国法案》提起的诉讼，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失败主义，比他可能意识到的更具失败主义——对政客们在没有报纸鞭策的情况下处理这场危机或任何其他危机的做法感到绝望，5月4日，《每日邮报》公开讨论了这个问题。诺思克利夫对威尔斯说，“只要某个铁腕人士命令人们少吃点，那么就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或者通过演讲和报纸进行非常严谨的宣传活动来达到”。[300]牛奶的价格上涨到每夸脱6便士，报纸察觉到有些人会投机倒把，于是建议消费者货比三家，光顾那些卖得更便宜的乳品店。[301]为了保障儿童的健康，民众要求政府控制牛奶价格的呼声越来越高；而这是另一项触犯到自由党敏感点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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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争对社会的影响，政府被迫回应一场关于是否应当通报性病的辩论。从法国回来的士兵带着这样或那样的苦恼，这不仅在平民（这些平民仍然遵循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态度）中引起了可以预料到的流言蜚语，而且在那些与归来的英雄们关系密切的人中引发了传染病。英国成立了皇家性病委员会，该委员会反对通报性病，以防这个问题被转入地下，从而变得更糟。不幸的是，事实证明，这些措施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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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燃料和食物短缺，5月初，内阁同意引入一项在战前就已讨论过、但因为被认为是古怪的而被驳回的措施：引入英国夏令时。阿斯奎斯是内阁中唯一一个持怀疑态度的人，但他默许了。5月8日，下院以170票对2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并将在5月21日出台法律。除了“增加”白昼时间——在盛夏，伦敦的天黑时间被调整到晚上9点30分，而不是8点30分，预计单在照明方面就能节省250万欧元——英国议会决定取消圣灵降临节的公共假日，并于8月初在战争期间实行这个政策。似乎在人类存在的任何领域，战争都会迫使人们做出新的调整，甚至包括白昼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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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 [1]The Times，10 July 1915，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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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e Times，7 July 1915，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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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he Times，25 June 1915，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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