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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Russell：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George Allen & Unwin，3 vols，1967-69）.，II，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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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 Charman：The First World War on the Home Front，by Terry Charman （Andre Deutsch，2014）.，pp.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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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伊舍的文件：ESHR 2/15，1916年3月17日写给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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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Repington：The First World War 1914-1918：Personal Experiences of Lieut Col C. à Court Repington，CMG （Constable，2 vols，1920）.，I，p.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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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又称为“星期日学校”。英、美诸国在星期日为在工厂做工的青少年进行宗教教育和识字教育的免费学校。——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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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Grigg I：Lloyd George：From Peace to War 1912-1916，by John Grigg （Methuen，1985）.，p.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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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斯奎夫（Squiff）：指阿斯奎斯。——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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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Wilson：The Rasp of War：The Letters of H. A. Gwynne to The Countess Bathurst，1914-1918，selected and edited by Keith Wilson （Sidgwick & Jackson，1988）.，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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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Stevenson F.：Lloyd George：A Diary，by Frances Stevenson，edited by A. J. P. Taylor （Hutchinson，1971）.，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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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The Times，29 March 1916，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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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迪耶普（Dieppe）：法国港口城市。——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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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BL Add MS 62161 ff.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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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The Times，24 May 1916，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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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 第五章 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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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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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与征兵制有关的争论接近尾声，有消息传到伦敦，说在远离佛兰德斯的地方发生了重大的军事逆转。从1914年秋季开始，美索不达米亚就发生了一场军事战役。1916年初，试图攻占巴格达的行动以失败和灾难告终。查尔斯·汤森德（Charles Townshend）少将——他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和花花公子——在上一年10月曾击溃4000名土军士兵，现在，他和他的2万名英属印度士兵组成的军队被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围困在巴格达东南100英里处的库特-阿马拉（Kut-al-Amara）。1916年1月，芬顿·艾尔默（Fenton Aylmer）爵士领导的一支救援部队在谢赫·萨阿德（Shaikh Sa’ad）被击败。4月29日，在被围攻四个月后，汤森德投降了。估计有4000名英国伤员因缺乏医疗船而死亡，有1.3万名协约国士兵被俘。这次失败造成了两个后果：它给了阿斯奎斯一个借口去征召已婚男子，并导致必须建立美索不达米亚委员会，就像对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进行指挥的委员会那样，这个委员会将为溃败划定责任。事实上，担任印度事务大臣的张伯伦负责监督这次行动。虽然在意识到60年前弗洛伦斯·南丁格尔[1]抵达克里米亚之前的伤亡情况后，他曾要求为军队提供更好的医疗设施，但他还是将被迫辞职。兵力的损耗速度高得惊人，以至于需要有新兵来弥补。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之后，对于那些主张东线战略的人来说，这是又一次重大挫折：而西线的僵局也没有任何被打破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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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国正大范围处于自我怀疑的阶段时，一个严峻的挑战在离英国更近的地方出现了。战争爆发后不久，阿斯奎斯试图安抚约翰·雷德蒙，并在国家危难之时反对统一党人制造麻烦，由此掩盖在爱尔兰问题上的分歧，这些举措似乎奏效了。然而，共和派人士无法支持阿斯奎斯和雷德蒙之间的协议。到了1914年8月，那些希望爱尔兰自治的人之间出现了根本分歧。以雷德蒙为首的立宪派民主主义党认为，如果他们忠诚地为英国而战，并在爱尔兰自治后与英国保持联系，那么出于感激，英国将向他们授予自治的权利。而共和派人士不希望与英国有任何联系。他们将德国视为其宿敌的潜在征服者，并且非常希望德国取得胜利：英格兰的困难再次成为爱尔兰的机会。正是出于同样的心态，1945年，时任爱尔兰总理埃蒙·德·瓦莱拉（Éamon de Valera）前往德国驻都柏林大使馆，对阿道夫·希特勒之死表示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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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4年9月13日起，共和派人士为了追求他们的目标将会走多远，变得愈发清楚。就在那一天，前领事官员罗杰·凯斯门特（Roger Casement）爵士（他因此被授予爵士头衔）和阿尔斯特的新教徒在美国华盛顿会见了德皇的武官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请求德国给予支持。被坚定赞成地方自治的C. P.史考特称为“叛国”的爱尔兰报纸，从战争一开始就激起了亲德情绪，尽管它们的主要目标是雷德蒙和民族主义党，而不是英国政府。[2]民族主义党认为，德国人出钱资助了免费发放的共和派报纸，特别是《爱尔兰志愿军报》（Irish Volunteer）。重要的民族主义政治家T. P.奥康纳（T. P. O’Connor）对史考特说，“在南部和西部，新芬党成员告诉农民，要求他们参军，只是为了能够便利地消灭他们”。[3]9月9日，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代表和爱尔兰公民军的社会主义领导人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召开会议，对战争为打击英国统治提供的机会进行评估。康诺利的目标比大多数人的都要深远：他想打倒资本主义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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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阿斯奎斯于1914年9月25日在都柏林发表演讲——就像许多英国政客发表的演讲那样，这次演讲错误地认为爱尔兰问题要次于战争工作——的前夕，前公务员伊万·麦克尼尔（Eoin MacNeill）和其他六名主要的共和派人士发表了一份声明，谴责雷德蒙的亲英态度。声明中说，要不是作为共和运动的重要人物的凯斯门特在国外，不得不缺席，否则他也会签署这份声明的。从1914年春天开始，效仿英国军队的志愿者团体就一直在进行训练，他们被称为“爱尔兰志愿军”；但在战争爆发后，这项运动分裂了，民族主义志愿者跟随雷德蒙，很多人加入了英国军队，只有一小部分人认同共和运动。爱尔兰志愿军的分支机构很快在以前没有志愿者组织的地区建立起来。每个人都被要求购买制服和步枪，妇女被鼓励参加和支持这项运动，麦克尼尔被任命为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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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志愿军被诋毁者称为“新芬党成员”，尽管最初的新芬党已经垂死挣扎了好几年，但它还是进行了非武装的消极抵抗，而且，根据其领导人阿瑟·格里菲斯（Arthur Griffith）的政策，它曾为爱尔兰和英国寻求一种双重君主制。不到一个月，就有1.3万人加入了爱尔兰志愿军，有8000人进行了定期训练，据说这群人有1400支步枪。[4]奇怪的是，爱尔兰没有枪支许可证制度，因此枪支泛滥，当局无力管控。虽然在1914年12月根据《保卫王国法案》实施了允许警察没收武器的措施，但爱尔兰志愿军被获准自由发展，而向爱尔兰走私武器的活动仍在继续，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阻碍。在1914年8月的分裂之后，爱尔兰国民志愿军的人数减少，尤其是一些人加入了英国军队。对于雷德蒙、民族主义党和他们的政治来说，这场运动变得奄奄一息乃至崩溃，这是一个可怕的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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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泰晤士报》报道说，雷德蒙的招募活动令人遗憾，大约只招到了1万名新兵，大多数来自都柏林和科克郡的统一党人地区。报道称，响应人数如此之少，“让未来的英爱关系进入了终极的道德考验时刻”。[5]《晨间邮报》的J. D.厄文（J. D. Irvine）为其编辑格温准备的笔记显示，截至12月，有2.8万名阿尔斯特人加入了基钦纳军，但只有1.1万人来自爱尔兰的其他三个省。到处都在激烈地进行反雷德蒙和反英宣传，特别是在都柏林。盖尔人兄弟会——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美国姐妹组织——称雷德蒙是个“骗子”，并指责他“为了唯一敌人的利益，蓄意、肆意地背叛了爱尔兰”。[6]据《泰晤士报》报道，“存在一批规模虽小但充满怨恨的报纸，它们代表着新芬党运动和拉金主义［以爱尔兰工团主义者詹姆斯·拉金（James Larkin）的名字命名的工团主义］以及最初的反英精神”，正在进行“一场反对募兵的暴力运动”。[7]《泰晤士报》继续写道，这些报纸把加入基钦纳军比作犹大的行为，并坚称这场战争是“英格兰的战争”。甚至有人建议，在英国被打败后，爱尔兰应该与印度和埃及联手，以争取有利的条款。英国人希望爱尔兰志愿军加入基钦纳军，这样德国人就可以屠杀他们的说法广泛流传。共和派人士认为，爱尔兰志愿军不应加入基钦纳军。但是，每一个爱尔兰人都应该加入志愿军，并进行训练，直到他们推翻英国统治的那一天。厄文在《晨间邮报》上向格温提交的报告（由于审查的原因，很多内容无法刊登）证实了《泰晤士报》的调查结果。新芬党正在进行“公开的亲德和激烈的反英宣传”。[8]原本可能参军的年轻人受到了“极端分子的恐吓和威胁”。[9]在都柏林的一次会议上，他目睹了雷德蒙主持的募款活动，“以便为都柏林的爱尔兰国民志愿军有效提供武器和装备”，尽管当时刚刚发布了一份禁止出售步枪和弹药的公告。“现场共筹得642英镑。”目前尚不清楚雷德蒙的追随者希望用这些步枪来对付共和派人士，还是统一党人。虽然英国处于国家紧急状态，但许多爱尔兰人似乎正在为抵御另一个敌人而武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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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种狂热的气氛外，当局还普遍认为，为共和事业而从美国涌入的资金来自德国，并且爱尔兰的部分地区充斥着德国间谍。《泰晤士报》认为政府的回应是完全不够的。该报认为，布政司奥古斯丁·比雷尔毫无用处。忠诚的英国报纸受到了严格审查，而爱尔兰报纸却可以“宣扬叛国、反对征兵、诋毁英国军队……并且完全不会受到惩罚”。[10]该报建议基钦纳应当呼吁取缔这些报纸，并要求用法律来对付那些鼓吹叛国的人。在《爱尔兰自治法案》没有通过后，忠实的爱尔兰人雷德蒙曾做出承诺，但他的承诺“将会使民众在战争结束后普遍对他失去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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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尔兰，人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了曾对英国造成打击的经济困难，这导致了进一步的不满。爱尔兰的平均工资已经非常低：78%的工人每周生活费不足1英镑，相比之下，苏格兰为50%，英格兰为40%。[11]这种情况加上《爱尔兰自治法案》的推迟，使得雷德蒙的处境极其艰难，甚至导致温和的爱尔兰人开始寻找一种可以更积极地维护自己利益的替代方案。雷德蒙明白自己被认为是同谋，这就是为什么他在1915年5月拒绝了阿斯奎斯提出的在内阁任职的邀请，但这并没有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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