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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爱尔兰人经常声称同情比利时人，但对许多爱尔兰人来说，加入英国军队显然是一种背叛行为。据记载，1915年1月，凯斯门特发表了不忠言论，他的养老金被收回。皇家爱尔兰警队撕毁了贴在韦克斯福德[12]周围的海报，海报上写着：“不要理会警察要求你摧毁自己的财产以及当德国军队在爱尔兰登陆时离家出逃的命令。因为当德国人来的时候，他们会以朋友的身份到来，他们将结束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因此，请待在家中，并尽可能地帮助德国军队。”[13]有一位更加杰出的人物采取了被动但直接的抵抗形式。1915年2月，亨利·詹姆斯[14]请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写一首战争诗歌。叶芝答作了一首诗：“我想，在如今的世道/诗人还是闭嘴为好，因为说实在的/我们没有纠正政客的天赋；/取悦无聊的年轻姑娘/或者安慰寒冬之夜的老人/已经够我们忙的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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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5年3月16日后，由于强烈反对战争的无党派贵族帕穆尔（Parmoor）勋爵——他后来成为第一个工党内阁的成员——拟写了一份修正案，根据《保卫王国法案》，被提起指控的任何人（例如那些传播煽动文学的人）都可以要求陪审团进行审判。这使得阻止此类小册子或报纸的发行变得更加困难，因为爱尔兰陪审团不愿以政治罪给任何人定罪。爱尔兰志愿军加强了他们的宣传活动：那些负责监督公众情绪的人很清楚人们在向共和派靠拢，并向都柏林城堡[16]进行了报告。然而，比雷尔仍然决心避免对抗或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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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4月4日（复活节），当2.7万名爱尔兰国民志愿军游行经过都柏林的一个人群（估计有10万人）时，雷德蒙接受了他们的致敬。[17]然而，这是一个假象：民族主义党的支持正在减弱，在威斯敏斯特，卡森加入了新的联合政府，这将增强他的影响力，同时削弱雷德蒙的影响力。马修·内森（Matthew Nathan）爵士——他是副布政司，也是一位杰出的前陆军军官——指出，到1915年下半年，共和派人士更有信心了，他们在寻找机会来鼓吹他们的势力。尽管如此，7月2日，在都柏林举办的一次宴会上，雷德蒙表示，他确信《爱尔兰自治法案》——他将该法案称为“爱尔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自由宪章”——将在战争结束后立刻实施。[18]他攻击那些声称联合政府将违背这个承诺的人，尽管他承认自己对政府“不信任”，他拒绝加入政府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声称，尽早取得胜利将最符合爱尔兰的利益——那些被他低估的共和运动中的对手们对此表示深深的不认同——并援引官方数据称，在应征入伍的12万人中，有7.1万人是罗马天主教徒，4.9万人是新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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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狂热的共和派校长（他有一半英国血统）帕特里克·皮尔斯（Patrick Pearse）在杰雷米亚·奥多诺万·罗萨（Jeremiah O’Donovan Rossa）的墓前发表了演讲。罗萨享年83岁，是芬尼亚社[19]的社员，也是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领导人，他主张对英国使用武力，并于1865年因叛国罪受审。6月29日，汤姆·克拉克（Tom Clarke）——他是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杰出人物，在19世纪80年代因恐怖主义行为在英国监狱服刑15年——在纽约获悉罗萨死亡的消息后，给盖尔人兄弟会的领导人约翰·德沃伊（John Devoy）发了一封电报，让他“立刻把遗体送回去”。[20]在举办葬礼前，罗萨的灵柩在都柏林的市政厅停放了三天，以供民众瞻仰；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情况，都柏林城堡告诉便衣警察在格拉斯奈文墓地保持距离。皮尔斯在演讲的末尾说道：“他们自以为已经平息了爱尔兰局势。他们自以为已经买通了我们一半的人，恐吓了另一半人。他们自以为预料到了一切，做了一切可能的防范。真是蠢呀，蠢呀，蠢呀！——殊不知这些死去的芬尼亚社社员的墓都葬在爱尔兰，不自由的爱尔兰将永无宁日。”[21]皮尔斯本人被认为是怀有死亡心愿（为了他所珍视的事业，这个心愿将会实现），叶芝指责他患有“自我牺牲型眩晕症”，这让他成了那些希望以实际而非浪漫主义为导向的人的负担。[22]不过，他的话包含了一个基本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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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森用官腔轻描淡写地说：“我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民族主义党正在输给新芬党成员，而这次示威正在加速这场运动。”[23]比雷尔甚至没有领悟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当他读到一篇关于罗萨葬礼的报道时，他说：“我认为，在整个集会上，没有一个人关心这个老家伙，因为他从来不关心任何事情。”[24]这充分说明了他对爱尔兰人日益高涨的情绪全然不知。在秋天，公民军——由康诺利在1913年的工会动乱中组织，并承诺实现“解放”工人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的目标——开始协调与爱尔兰志愿军的活动。[25]都柏林工人阶级令人震惊的住房条件，为康诺利和他的运动带来了巨大的煽动和行动空间，以及大量的新兵。据信，到目前为止，志愿军的人数为1.5万人，有1800支步枪以及同样数量的手枪和霰弹枪。志愿军的训练仍在继续，并组建了军官培训班和急救培训班。然而，以麦克尼尔为首的志愿军的大多数领导人仍然希望使用暴力，但只是为了自卫。而在1915年9月于克拉克召集的一次会议上，其他共和派人士决定，如果德国人承诺保卫爱尔兰共和国，那么他们将会在德国人登陆后才拿起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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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些共和派人士来说，让德国人参与进来的想法不仅仅是说说而已。凯斯门特前往德国，1915年11月底，约瑟夫·普朗克特（Joseph Plunkett）加入了他的行列。普朗克特是一名诗人、学者，也是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高级成员，他曾途经西班牙、意大利和瑞士。这两人试图说服德国人登陆爱尔兰，并加入志愿军的起义。他们还要求允许爱尔兰战俘加入一支爱尔兰旅，这支旅是登陆部队的一部分。凯斯门特深信，大多数应征入伍的爱尔兰人之所以参军，只是为了得到一份饭碗和一些前途，而不是出于对国王乔治五世的爱。最后，他设法仅让56人加入这支旅。除了德国在11月20日发表的一份声明外，这个高风险的使命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声明称，如果德国登陆爱尔兰，那么它将尽其所能推进爱尔兰的自由。事实上，德国人不会登陆，凯斯门特觉得自己被利用了。当他问自己为什么会相信德国人时，他勃然大怒道：“他们是无赖……这就是全世界都憎恨他们的原因，英国一定会打败他们。”[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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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凯斯门特未能说服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韦格与他会面时，他就应该意识到，德国人在绿宝石岛[27]开辟对抗英国人的第二条战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皇家海军很可能在登陆舰队到达黑尔戈兰岛[28]之前就将它击沉，更不用说到达爱尔兰了。然而，普朗克特概述了一项计划，要求德军登陆1.2万人（并向当地人提供4万支步枪进行武装），但须在西海岸登陆，这大概需要环绕奥克尼群岛[29]进行一番曲折的旅程，然后进入北大西洋。普朗克特认为，这将允许德国人在利默里克[30]建立一个大本营，并从那里占领爱尔兰。对于爱尔兰人（不仅是阿尔斯特省的那些人，还有当时许多不愿在德国庇护下生活的温和的天主教徒）是否顺从，以及德国的补给线是否可行，该计划就此做出的假设令人感到吃惊。当德国人无意参加叛乱的情况变得明显时，凯斯门特采取了更加符合实际的做法，他敦促他在爱尔兰的同志们停止策划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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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末，英国军队在爱尔兰征募到的士兵人数大幅下降，每周募集到的人数不足1100人，尽管雷德蒙的脸出现在一些募兵海报上。到了1916年2月，人数降到了300人——即使是较高的数字也不足以维持两个爱尔兰师所希望的充足储备兵力。在英国面临最大的危机时，爱尔兰对英国的不满是无情的，甚至在1916年的复活节事件之前，这种不满就已经加剧了。招募到的士兵如此之少，导致了与兵役制有关的讨论，引起了巨大的不安。到了1915年中，在战争之初支持英国的罗马天主教会，开始公开敌对英国。7月，红衣主教迈克尔·罗格（Michael Logue）——他是全爱尔兰首席阿马大主教——在邓多克[31]参加一个工业展览会时声称，“政府扼杀了爱尔兰工业，迫使爱尔兰人移民，却又在寻找为他们而战的士兵，他们不可能在爱尔兰征募到这些士兵”。[32]他受到人们的欢呼。然而，在复活节起义后，罗格后来谴责了支持新芬党的牧师们。7月底，教皇本笃十五世发布了一则通谕，要求结束这场徒劳无益的战争。8月4日，利默里克的爱德华·奥德怀尔（Edward O’Dwyer）主教选择在战争届满一周年之日给雷德蒙写信，声称作为一名天主教政治家，雷德蒙应当支持教皇的讲话。雷德蒙既不希望成为伦敦的工具，也不希望成为梵蒂冈的工具，他希望《爱尔兰自治法案》能涵盖阿尔斯特省，于是回答说应责怪德国人。他的演技并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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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爱尔兰志愿军委员会就是否立即发动叛乱进行了辩论。麦克尼尔投票否决了这项动议，这表明他的许多同志认为志愿军对政府构成了潜在威胁。11月，前印度事务大臣、爱尔兰统一党联盟的领导人米德尔顿（Midleton）勋爵会见了比雷尔，敦促他解除志愿军的武装。比雷尔拒绝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英国政府的懈怠，尽管都柏林城堡知道志愿军成功招到了大量人员。因为在当时，情报来源认为，如果英国试图在爱尔兰实行征兵制，那么共和派人士可能会发动叛乱。由于担心会被迫加入英国军队，许多年轻的未婚男子决定移居美国。1915年11月，冠达邮轮（Cunard）和白星航运（White Star）禁止700人在利物浦登船，因为航运主管认为他们应当入伍。雷德蒙说，他们企图离开是“非常怯懦的”举动。[33]这激怒了奥德怀尔主教，在写给爱尔兰省级报纸——因为都柏林的报纸审查非常严格，这些内容根本不可能出版——的信中，他就普通爱尔兰天主教男孩的权利问题对雷德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封信被印在传单上，广泛传播；教会的权力极大地助长了反权威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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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些共和派人士并不需要征兵制的挑衅。早在1915年5月，都柏林起义的计划就已经存在。爱尔兰共和兄弟会设有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讨论叛乱的可行性和执行：它包括皮尔斯、普朗克特（他制定了最初的计划）和埃蒙·坎特（Éamonn Ceannt），后来纳入了汤姆·克拉克（他长期主张暴力革命）和肖恩·麦克·迪尔迈德（Seán Mac Diarmada）。和他的大多数同志一样，迪尔迈德是爱尔兰语的爱好者，本名叫约翰·麦克德莫特[34]。12月26日，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军事委员会决定在1916年的复活节（4月23日）发动叛乱。1916年1月，该委员会收编了康诺利，然后在4月初又纳入了托马斯·麦克多纳（Thomas MacDonagh）。1915年，康诺利花了大量时间为志愿军部队讲解巷战，他使同志们相信英国军队不会在都柏林使用大炮，这严重误读了因战争和损失而变得更加强硬的英国。叛乱分子对执掌爱尔兰持乐观态度，因为他们相信都柏林和爱尔兰的各地民众将给予全心全意的支持，并假定都柏林城堡将会迅速投降，但这两个假设都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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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月8日，米德尔顿在上院谈到了大范围的暴乱和潜在的叛乱，克鲁让他不要担心。米德尔顿很苦恼，要求见阿斯奎斯，后者曾于1月26日和他见过面：在重复了自己的要求后，米德尔顿被要求向阿斯奎斯提交一份备忘录，详细说明他所知道的情况。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部分原因是阿斯奎斯生病，原定于3月召开的第二次会议被取消了。2月，在就国王的演讲展开的辩论中没有提到爱尔兰，因此，韦斯特米斯[35]的无党派民族主义议员劳伦斯·金内尔（Laurence Ginnell）提出了一项修正案，要求在一个月后实施《爱尔兰政府法案》。在爱尔兰，志愿军变得越来越大胆，由于英军中的很多人都是雷德蒙的志愿军，因此他们占领了这个战场，都柏林城堡仍然很被动。在都柏林，英国只部署了大约1000名士兵；比雷尔的军队寡不敌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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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泰晤士报》驻爱尔兰记者详细报道说，越来越多的人支持那些“宣称信奉新芬党教义”的人，以及那些千方百计阻挠在爱尔兰为军队募兵的人。[36]志愿军的活动公开化，这激励了年轻人加入。共和派人士在都柏林、韦克斯福德、科克郡和克里郡都非常活跃。《泰晤士报》的报道称，志愿军在当局观看的情况下练习了巷战，并进行了训练。该报说，尽管这些怪诞举动可能会让具有比雷尔式幽默感的人觉得好笑，但它们可能具有“严肃的一面”。此外，随处可见的颠覆性文学作品助长了这种情况。作者总结道：“除非爱尔兰政府迅速、坚定地处理此事，否则情况可能会变得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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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米德尔顿警告布政司志愿军正在进行训练时，比雷尔回答说：“整件事让我感到好笑。”[37]没过不久，米德尔顿警告温伯恩勋爵、爱尔兰总督和其他官员，声称他们让志愿军继续操练是危险的。然而，没有人听他的，尽管在都柏林发生了一起明目张胆的事件后，志愿军的三名组织者遭到逮捕，并被驱逐到英国。雷德蒙也收到了与自1916年春夏开始的叛乱有关的警告，这些警告旨在迫使英国人镇压叛乱，而后诋毁雷德蒙和他的政党帮助压迫者。随着预言的上演，这些警告变得非常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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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复活节的晚上进行动员。它计划在3月17日的圣帕特里克节[38]进行一次试验性动员，届时可以在庆祝爱尔兰国庆节的简单游行中完成动员。“都柏林旅几乎全副武装，穿着制服，戴着装备，在从市政厅到爱尔兰银行的达姆街上停留了一个多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不允许车辆通行，以防止打断志愿军、公民军和爱尔兰共和女子会的队伍。”[39]虽然并不是每一个游行的人都带着武器，但当局没有理由对潜在的麻烦感到惊讶。据估计，在参加圣帕特里克节游行的数千名志愿军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携带武器。1916年3月28日出版的《新芬党宣言》在爱尔兰本土没有引起注意，只在都柏林的一家报纸上进行了报道。宣言称，该组织“希望警告公众，政府行动（威胁要根据《保卫王国法案》夺走志愿军的武器）的总体趋势迫使局势变得高度危险”。它继续写道：“政府很清楚，拥有武器对志愿军组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不放弃和抛弃他们自第一次组建以来一直持有的立场的情况下，志愿军不会服从解除武装的决定，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具体细节上。没有了组织者，志愿军组织也无法维持其效率。因此，在自然而然的过程中，搜捕武器和企图解除武装的行动只会遭遇抵抗和流血。”[40]志愿军在都柏林市政大厦举行了一场会议，抗议三名组织者被逮捕和驱逐，这场会议在骚乱中结束，一支左轮手枪射出的子弹没能射伤或杀死一名警察，由于被他的皮夹挡住了，子弹只是射穿了他的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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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募兵会议激增，促使都柏林城堡在当天晚些时候考虑是否应当解除志愿军的武装，因为志愿军威胁要杀死试图这样做的任何人。4月12日，比雷尔记录道，这个建议“需要认真考虑”。温伯恩认为这是一个“难点”，他想知道如何才能成功地实施这项政策。[41]提出这个问题的皇家爱尔兰警队在复活节前没有收到答复，但在4月13日，两名共和派人士因在都柏林警察区非法运输枪支和弹药而被监禁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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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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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凯斯门特待在德国（情况有些令人不悦），因此他没有参与复活节起义的计划。3月初，一位身在柏林、与都柏林有联系的爱尔兰人向他告知了这个计划。虽然没有与凯斯门特协商，但他意识到，这是参与创建他所渴望的爱尔兰共和国的机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当局比他更加了解叛乱活动。从战争爆发到1916年的复活节，海军部截获了德国驻华盛顿和柏林大使馆为协助爱尔兰反叛者往来的32封电报。[42]有人告诉凯斯门特，一艘U艇将把他带到爱尔兰西海岸，与反叛者和另一艘经过伪装的、载有武器的德国船舰会合，他将于4月12日出发。但他的U艇抛锚了，在换乘另一艘U艇时耽搁了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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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被截获的电报显示，战争爆发时在基尔[43]被捕获、随后为德国海军服役的一艘货船将带来一些武器；它被伪装成挪威汽船“奥德”号（Aud）。3月，德国人曾提议在起义的前几天，通过两艘或三艘拖网渔船在特拉利湾[44]卸下2万支步枪和10支机关枪。但最后，德国只派了“奥德”号。它于4月9日离开吕贝克[45]，于20日抵达特拉利湾。由于反叛者与这艘船之间没有无线电联络，所以无法告诉它不要在复活节（23日）的午夜之前抵达，因为反叛者要到那时才能准备好接收这批货物。因此，当“奥德”号的船长卡尔·斯宾德勒（Karl Spindler）在20日下锚时，他惊讶地发现没有领航船来与他会合。凯斯门特的U艇也不见踪影，斯宾德勒的导航能力很差，他停靠的地方和约定的会合地点相距7英里。在4月21日的耶稣受难日，“奥德”号惹人注目地在特拉利湾来回航行，旨在寻找一艘德国U艇，或者寻找一些志愿军来卸下船上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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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上午，当凯斯门特从U艇上着陆后，皇家爱尔兰警队在凯里郡的海岸逮捕了他。他被带到了特拉利。警察不知道他是谁，但他着陆的那艘折叠船表明他是间谍。在确定了他的身份后，他被带到伦敦；5月15日，根据1351年的法令，他被控犯有叛国罪。4月22日，武装拖网渔船将没有见到U艇的斯宾德勒押送到了昆士敦，他在那里凿沉船舰和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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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派领导层的内部，关系十分紧张。皮尔斯投身于起义，但麦克尼尔总是怀疑他起义背后的理由，并认为他的论据是基于对起义军的相对力量和能力的不切实际的想法。麦克尼尔承认，在他得知一本小册子的时候，他认为可能有必要采取防御策略。据说这本小册子来自都柏林城堡，但实际上是其他共和派人士伪造的，其中详述了预先阻止起义的镇压“计划”。（它是建立在一个真实的计划——该计划是为了应对颁布征兵制后可能出现的民众不服而制定——之上。在1916年4月的时候，政府还不打算实施这个计划。）然而，在4月20日的午夜，皮尔斯告诉麦克尼尔，将在第二天举行起义，并且志愿军正处于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控制之下。麦克尼尔和一小群忠于他的人立刻向爱尔兰各地的志愿军分支机构发布命令，声称立刻取消“皮尔斯司令下达的特殊命令”。[46]随着从都柏林派来的副官传出消息，分支机构被告知，除非参谋长（麦克尼尔）本人发布命令，否则他们什么也不要做。然而，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绑架了一个叫布尔默·霍布森（Bulmer Hobson）的人来阻止他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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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当麦克·迪尔迈德、皮尔斯和麦克多纳拜访他时，麦克尼尔又一次临时改变了主意，并宣布德国的武器已经到达。但是，当他获悉凯斯门特被捕的消息时，他再次决定取消这次行动。之后，他听说武器已经被销毁，都柏林城堡的文件是伪造的，于是，他命令皮尔斯停止行动，但皮尔斯拒绝了，说道：“试图阻止我们是没有用的。”[47]当麦克尼尔说他将下达命令取消动员时，皮尔斯告诉他不会有人服从。然而，在4月22日的午夜，麦克尼尔发布了取消起义的命令。他的高级参谋带着新命令，连夜开车前往都柏林以外的分支机构，麦克尼尔则向《星期日独立报》发了一份新闻稿——对向活动人士分发的小册子进行了修改和更加具体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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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复活节的早晨，据悉，在都柏林附近的一个采石场，有250磅葛里炸药被偷走。官员们在城堡里开会，此举是因为受到了报纸报道的警告，而不是因为炸药被盗。比雷尔正在伦敦过复活节，阅读一本关于18世纪法国文学家和殖民地总督舍瓦利耶·德·布弗勒（Chevalier de Boufflers）的有教育意义的书籍。在他离开之前，内森让他烦恼焦急了好几天，因为有情报说存在发生起义的危险，他担心采取行动是否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比雷尔不在的时候，由温伯恩和内森代行其职责，他们认为凯斯门特被捕和“奥德”号被凿沉意味着不会发生起义。然而，温伯恩——他的朋友、首相的儿媳辛西娅·阿斯奎斯夫人近来形容他是“一个充满乐趣、但相当可悲的人”——不像内森那样确信一切都将安然无事，他想采取强硬措施。他要求比雷尔允许他下令逮捕潜在叛乱的领导人。[48]在复活节后的星期一（4月24日）早上，比雷尔终于同意逮捕这些领导人，并将他们遣送到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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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活节期间，左翼报纸上刊登了一份共和国公告的副本。为了打乱当局的阵脚，起义被推迟到复活节后的星期一中午。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七人临时政府取消了麦克尼尔的遣散命令。这个行动在都柏林得到了直截了当的执行，因为那里的通信快捷迅速，很多事情都可以通过口头传达的方式来完成；而在各个省，情况就很复杂了，即使在都柏林，形势也有一些混乱。发布命令，撤销命令，取消撤销命令。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指挥人员都是外行，组织连续几个小时没有接到命令，导致几乎不可能推进活动和与其他单位进行协调。当起义最终失败时，麦克尼尔和他发布的撤销命令成了众矢之的。事实上，正如麦克尼尔确信的那样，起义的计划是完全不充分的，只会导致英国军队包围和杀害反叛者。不过，更多的反叛者被告知在复活节出来战斗，而不是在星期一，所以麦克尼尔的最后一次撤销命令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挽救了生命，这几乎是确凿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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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尔兰共和女子会的200名妇女的支持下，皮尔斯的志愿军和康诺利的爱尔兰公民军于复活节后的星期一的早上占领了都柏林的战略要地。这其中包括坎特指挥的都柏林旅第四营，他们占领了南都柏林联盟（一个巨大的济贫院），以及麦克多纳领导的第二营，他们占领了雅各布的饼干工厂。少数人穿着公民军的绿色制服，但大多数人都穿着他们能找到的军式风格的服装（弹药带、绑腿和马裤），并使用可以获得的武器（从步枪到鹤嘴锄）来装备自己。随着混乱的蔓延，估计有700人在都柏林开始起义，并且据信起义人数上升到了1500人。[49]上午11点50分到中午，一个由大约150人组成的“总部军”从贝雷斯福德广场的自由厅（长期以来，这里都是反英煽动者的聚集地）出发，行进到邮政总局（一个世纪前建造的雄伟且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特点的希腊花岗岩建筑）外的萨克维尔街（Sackville Street）——奥康内尔街（O’Connell Street）是它的官方叫法，而不是通俗叫法。康诺利领导这个团队，据说他在行动开始时说：“让我们去迎接杀戮吧。”[50]警察把这次游行当作另一次演习而不予理睬，这足以反映出都柏林城堡的态度。根据康诺利的命令，这个纵队向左转，进入了邮政总局。工作人员和顾客被勒令离开，不过，史料显示，他们花了一些时间才意识到反叛者是来真的。在接下来的四天里，邮政总局不仅将成为所谓的临时政府的总部，还将成为断断续续逃离英国军队的反叛者的避难所，这无意中使他们集中在一个地方，导致最终的失败变得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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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芬党的三色旗悬挂在邮政总局的旗杆上。中午过后不久，皮尔斯走到萨克维尔街/奥康内尔街，向一群茫然的路人宣读了共和国的宣言（主要由他负责起草）。而《星期六邮报》的一名记者在当时的报道中称，下午1点30分，一名酷似克拉克的男子站在尼尔森纪念柱（Nelson’s Pillar）上宣布共和国成立。这两件事可能都发生了。[51]宣言在很大程度上以爱尔兰的文化根源为基础，一开篇就是号召：“爱尔兰的男女同胞们，爱尔兰，以上帝和赋予她民族独立传统的先辈之名，通过我们，号召她的儿女集合在她的旗帜下为她的自由而战。”[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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