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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阿斯奎斯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几周后，伊舍从总参谋部的一位朋友那里得知，阿斯奎斯进行了如下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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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起义太可怕了。我们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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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逊：“将可供调遣的每一个士兵都派到爱尔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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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好，但是我们可能会遭到德国人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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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逊：“嗯，有100万德军进犯法国，法国还不是没有被攻下，所以，就算有10万德军进犯英国，也不会有什么影响。”[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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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们被告知，反叛者只占爱尔兰人的一小部分，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要破坏私人财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与民众对立的做法是明智的。然而，遭到射击的士兵们四处寻找反叛者。从星期二到星期五下午，虽然双方开展的巷战是局部性的，但非常激烈，并且蔓延到了郊区，造成了大范围的损害。当格拉夫顿街（Grafton Street）的奢侈品店发生有组织的抢劫时，一些都柏林人对财产几乎毫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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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皇家部队将四门18磅重的大炮运到了都柏林市中心，一艘武装游艇“海尔加”号（HMS Helga）驶往利菲河。他们向自由厅进行了一场猛射。自由厅被夷为平地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里面没有反叛者。那天早晨，皇家爱尔兰军团的正规军军官约翰·鲍恩-科尔瑟斯特（John Bowen-Colthurst）上尉武断地决定向弗朗西斯·希伊-斯凯芬顿（Francis Sheehy-Skeffington）开枪。希伊-斯凯芬顿是都柏林的著名作家、和平主义者，也是詹姆斯·乔伊斯[62]和奥利弗·圣约翰·戈加蒂[63]的同学。科尔瑟斯特在前一晚逮捕了他，当时他（虽然他在1915年因发表不利于募兵的言论而短暂入狱，但他是一个没有恶意的怪人，主张将世界语作为爱尔兰的语言，并提倡女权主义、素食主义、禁酒和社会主义）正在都柏林巡回演讲，以试图阻止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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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也就是4月25日）的晚上，英国军队逮捕了希伊-斯凯芬顿，当时他们阻止了一群混乱无序的人，而他只是其中无辜的一员。他被关押在波多贝罗兵营，当晚11点，科尔瑟斯特在对一家烟草店——英军误以为这家店属于某个叛乱分子的领导者——进行的突袭中将他作为人质。在前进的过程中，科尔瑟斯特截住了两个从宗教会议回来的年轻人，理由是他们违反了宵禁。然后，他开枪打死了其中一名男子——19岁的机修工。科尔瑟斯特继续进行突袭，他把希伊-斯凯芬顿留在附近的一个警卫室，并命令士兵在狙击手袭击突袭队时开枪打死希伊-斯凯芬顿。科尔瑟斯特让人质祈祷以防中枪。当希伊-斯凯芬顿拒绝时，科尔瑟斯特便开始为他说一些祈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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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被作为人质击毙，而是被带回了波多贝罗兵营。第二天早上，科尔瑟斯特向他的下级军官宣布，他打算枪毙希伊-斯凯芬顿和两名在宵禁后被围捕的亲英记者。处决是由一个行刑队立即执行的。科尔瑟斯特的行为令人憎恶，但他精神不正常。他因为疑似患有炮弹休克症而被从西线遣送回家，在下令执行死刑之前，他整晚都在阅读《圣经》并祈祷。去年，科尔瑟斯特的兄弟在行动中丧生，这似乎让他像宗教狂热分子一样发狂错乱。他的同志们，尤其是他的指挥官陆军少校弗朗西斯·文（Francis Vane），都认为他疯了。他把一切都告诉了文，可惜当时文不在波多贝罗兵营。两个星期后，科尔瑟斯特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尽管不可能知道依据是什么）希伊-斯凯芬顿和那两名记者是起义的领袖。军事法庭对他进行了审判，在发现他精神失常后，将他送到了布罗德莫精神病院，民族主义党觉得这是从轻处罚，对这个结果感到非常愤怒。科尔瑟斯特的行为对英国在爱尔兰的声誉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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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援军向诺森伯兰路的芒特街大桥行进时，他们遭到了德·瓦莱拉营的志愿军的攻击，志愿军从周围的房屋向援军开火。援军被阻挡了几个小时，直到增援部队到达，反叛者被手榴弹炸飞。舍伍德森林人团有240人伤亡。更多的士兵从金斯敦赶来，并在都柏林市中心的周围设置了警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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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政府只公布了起义的最基本细节，这让报界非常愤怒。为了刺激政府，在沉默了几天后，《泰晤士报》发文称——正如美国报纸所说的那样——“当局的沉默证明叛乱过于严重，以至于伦敦方面无法坦诚”。[64]当时，当局认为叛乱已被控制住了。审查是当时惯常的极端谨慎的做法，而这种做法又掺杂了经验不足和能力不足。直到起义结束，所有消息都仅限于官方公报向报界披露的最低限度的细节。为了规避这种限度，大多数报纸设法从目击者那里获取不同程度的可靠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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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陆军委员会任命将军约翰·“康基”·麦克斯韦（John ‘Conky’ Maxwell）爵士（“康基”是绰号，指他的大鼻子）担任爱尔兰总指挥官，这项任命即刻生效。陆军部给本土防卫军的总司令弗伦奇写了一封信，宣布了这项任命，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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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陛下政府希望担任此职的约翰·麦克斯韦爵士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一切措施，迅速镇压爱尔兰的叛乱，并向他授予自行决定权，以便他调动目前位于爱尔兰或日后可由他指挥的所有军队，以及采取他根据1916年4月26日颁布的《1915年领土保卫法案（修正案）》认为明智的措施。至于行政管理、军事或军法管制的问题，约翰·麦克斯韦爵士将采用和平时期使用的相同系统，与陆军部直接通信。[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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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斯韦之所以被选中，不是因为他拥有处理爱尔兰问题的经验，而是因为他随时待命：考虑到英国正处于生死攸关的战斗之中，这也说明他具备才干。很快，政府就宣布他将担任爱尔兰的军事长官，这个任命表明阿斯奎斯已经决定把爱尔兰当作敌人来对待。如果是这样的话，将使许多爱尔兰人产生英国想占领爱尔兰的想法，而这在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比疏远爱尔兰还要糟糕。阿斯奎斯把爱尔兰交给军队管理和审判，从而开启了在两年内摧毁帕内尔（Parnell）和雷德蒙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并把爱尔兰交给新芬党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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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清晨，麦克斯韦来到了都柏林，他发现都柏林市中心的大部分地区都在开火。他的主要目标是结束战斗，但前提是反叛者无条件投降。皇家军队继续使用大炮和手榴弹。星期三，邮政总局被切断。在行乞者福利机构，第一营没有食物和弹药，决定投降。随着其他驻军被包围，以及炮火越来越近，很明显只会有一个结局。在邮政总局的内部，反叛者的士气是由一种没有根据的信念维持着，他们认为，来自于都柏林境外的志愿军将会解救他们。即使一个救援纵队已经在路上了——实际上没有——英国的机枪和大炮也会在它接近邮政总局之前将它消灭。在邮政总局的外面，到了星期四的晚上，萨克维尔街/奥康内尔街几乎从街的一头烧到了另一头。康诺利在大楼外作战时被跳弹打伤了腿，并在星期四的下午被抬进了邮政总局。由于意识到撤离是无法避免的，星期五的早上，皮尔斯命令爱尔兰共和女子会的妇女撤出邮政总局，这让她们非常愤怒。炮弹开始袭击这座建筑。到星期五下午，大楼开始燃烧。28日的晚些时候，皮尔斯带领总部军撤退到摩尔街16号附近的一所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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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的周边地区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但和爱尔兰的其他地方一样，那里的反叛者也听命于领导中心。在星期二之后，领导中心设法向他们传达命令。无论如何，麦克尼尔的撤销命令阻止了一场全国性的起义。虽然在一些地方，志愿军俘获了皇家爱尔兰警队的警察，还发生了零星的枪击事件，但反叛者未能动员整个爱尔兰支持都柏林。英军在戈尔韦[66]附近（英国情报部门估计那里有530名反叛者）和韦克斯福德郡的恩尼斯科西（一个小镇，被600名志愿军控制）遭遇了大量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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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皮尔斯意识到他和他的同志们走投无路了。他们筋疲力尽，没有食物，也没有医疗用品。平民在英军试图消灭反叛者的交火中丧生，这个情景成了压垮反叛者的最后一根稻草。皮尔斯派护士伊丽莎白·欧法洛（Elizabeth O’Farrell）举白旗走出来，以促成休战。谈判期间，皮尔斯与麦克斯韦会面，讨论了投降事宜。皮尔斯说，投降的前提条件是审判首领、释放普通成员。麦克斯韦是个军人，不是政客，他认为没有理由给予宽大处理，坚持让反叛者无条件投降。会议记录显示，麦克斯韦说，反叛者应当“乞求我们的怜悯”。他觉得只要普通成员能够迅速投降，那么政府将不会严厉对待他们。[67]当向摩尔街的反叛者告知这些条款时，有些人还想继续战斗，但到了晚上，他们举着白旗走到萨克维尔街/奥康内尔街，并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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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一大早，欧法洛护士带着皮尔斯的书面命令前往利菲河以南的其他营。最后，这些营都投降了。由于不认识欧法洛小姐，刚开始，德·瓦莱拉要求命令上应该有麦克多纳的会签，之后他宣布，他只是因为服从上级的命令才投降。无论反叛者感到怎样的屈辱，那些幸存下来的人都将把发生的一切看作是为了确保独立，爱尔兰政治从使用宪法手段转向暴力手段的开始。英国在爱尔兰起义期间和之后的行为，促使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团体开始放弃雷德蒙想要在爱尔兰自治问题上与伦敦达成和解的想法，并开始了大规模追求建立共和国的历程。然而，当一些反叛者被囚禁时，他们听到了基尔曼汉姆监狱外妇女的咒骂声，这些妇女是英国士兵的妻子，她们担心自己的军属津贴会因为这次叛乱而终止，并希望表达自己的不满。当武装护卫队押着他们在街上游行时，在对反叛者做出的处决改变公众舆论的风向之前，都柏林人对他们大声辱骂，并向一些人扔垃圾。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即无辜的民众是伤亡人数最多的群体：256名平民被杀，其中包括40名儿童，相比之下，只有62名反叛者被杀。在受伤的2600人中，大多数是平民。[68]邮政总局的周围和都柏林中部的其他地区都变成了废墟。大约有200座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市区巷战经验的英国军队损失了106人（包括17名军官），并有334人受伤。[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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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3430名男子和79名妇女被认为是反叛者的一员而被逮捕。虽然政府发布了一项命令，要求区分坚定的民族主义党、起义的普通支持者和“危险”的新芬党成员（即那些煽动暴力或有证据证明需要接受军事法庭审判的人），但这项命令要么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要么被广泛忽视了。囚犯通常乘坐运牛的船被遣送到英国监狱。到了5月中旬，政府根据《保卫王国法案》将1600人关押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理由是他们是敌国侨民，但这个理由让人生疑。有些人是无辜的，没有参与叛乱，这通常在几天内就能查明，有1424人被释放，但他们没有得到道歉或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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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伦敦报纸对复活节起义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报道。《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由《爱尔兰时报》编辑撰写的描述了战斗的长文，他说这场“暴动”是“由爱尔兰政府极其错误的疏忽和懦弱直接导致的”。[70]在读完报道后，比阿特丽斯·韦伯将起义称为“正中反动派下怀的……令人震惊的疯狂行为”。[71]比雷尔——主要的民族主义地主霍勒斯·普朗克特（Horace Plunkett）爵士曾说他“在煽动叛乱方面所起的作用比任何其他人都要多”——在那天辞职，没多久，内森也辞职了。[72]当比雷尔来找阿斯奎斯请求辞职时，阿斯奎斯为失去朋友而悲伤不已，他“站在窗前哭泣”。[73]鉴于《爱尔兰自治法案》已经被写入了法典，比雷尔认为地方自治是不可避免的，但他是一个拒绝强硬措施的自由主义者。在英国统治爱尔兰的最后阶段，他还试图避免不必要的挑衅，认为爱尔兰人很快就会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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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大臣赫伯特·塞缪尔前往爱尔兰暂时接管各项工作，直到新政府成立。他发现都柏林“满目疮痍”，许多建筑成了废墟。[74]虽然起义失败了，但爱尔兰问题的性质已经改变。在过去，政府不得不与强硬的统一党人打交道，现在它意识到，它将不得不与强硬的共和派人士打交道。随着缺乏经验、有时受到惊吓的童子军采取挑衅行动，继续离间温和的公民，共和派的人数因此不断增加。政府最初的看法是，“反叛者的人数是如此之少，这个事件可以被视为爱尔兰人对王室忠诚的进一步证明”，不过，现实将冲蚀这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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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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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新措施与其说是为了恢复秩序，倒不如说是为了强调谁是掌权者。5月2日，麦克斯韦告诉基钦纳，他谴责都柏林城堡的政权自由宽松，纵容了起义，并说他相信“在我报告情况恢复正常之前，政客们将不会干涉”。[75]他为恢复正常生活而采取的方式，就是下令挨家挨户搜查反叛者和非法武器，让都柏林警察局武装起来，以及“丝毫不怜悯”那些“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参与叛乱”的人。他命令对爱尔兰进行彻底搜查，寻找新芬党，如果能够证明他们支持反叛者，那么无论是否参与了起义，他们都会被逮捕。情报机构认为，只要起义显示出一丁点成功的迹象，大批民众就会加入反叛者，并试图推翻英国的统治。在几个月内，他们发现了2000件武器，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然而，军队侵入那些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骚乱的社区，这激起人们的愤怒和怨恨，尽管雷德蒙的最资深同僚约翰·狄龙对这样做的影响给予了大声警告，但这种行为仍在继续。[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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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狄龙给雷德蒙写信，敦促他向政府求情，以阻止“大规模”处决反叛者，他说，这样的政策是“极其愚蠢的”，因为“可能会对公众舆论造成灾难性的影响”。[77]然而，就连他似乎也接受了一些主谋可能会被枪毙的事实。5月2日，军事法庭在查尔斯·布莱克戴尔（Charles Blackader）少将掌管的里士满兵营开始进行审判。囚犯们被秘密关押，没有辩护人，这种做法后来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处决他们的一些军官具有军事手册中列明的利益冲突。最后，有90人被判处死刑，麦克斯韦证实了其中的15项判决，并于5月3日至12日进行了处决。他说，只有主谋和冷血的杀人犯才会被处决（这是阿斯奎斯指定的），但这些人的处决并非不可避免。德·瓦莱拉因为是美国人而免于被处决。帕特里克·皮尔斯、克拉克和麦克多纳——毫无疑问，他们是主谋——是第一批被判犯有“向国王陛下发动战争，意图协助敌人”罪的人。[78]5月3日上午，他们在基尔曼汉姆的一个院子里被处决，那些被判处劳役的人就在那儿击碎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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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告诉弗伦奇，他对这个过程如此迅速感到惊讶，并对处决感到“不安”。当天晚些时候，在同意实行军法管制后，他说，“任何大规模的死刑都很容易引起爱尔兰人的强烈反感，给爱尔兰的未来埋下祸根”。[79]和麦克斯韦一样，弗伦奇认为反叛者应该得到报应，但他还是让麦克斯韦确认，并不是所有的新芬党成员都会被枪毙，尽管他含糊地补充说，他不会试图干涉麦克斯韦的行动自由。于是，在这位高级军官的支持下，麦克斯韦继续执行处决。签署宣言的七个人都被处决了。由于腿伤无法站立，康诺利被绑在椅子上，然后被枪毙。不过，麦克斯韦确实遵从了阿斯奎斯的意愿，即在将案件移交给首相和弗伦奇之前，不得处决任何女性——首相特别提到了伯爵夫人马克耶维其，她在外科医学院吻了她的左轮手枪，然后把它交给了一名英国军官。当一名军官告诉她她被判处死缓时，伯爵夫人回答说：“我希望你能体面地杀了我。”[80]5月4日，有4人被处决；5月5日，又有1人被枪杀，这时阿斯奎斯的律师接手了案件。他向麦克斯韦发出警告，敦促这位军事长官以一种表明其没有仓促行事，且经过充分“考虑”的步伐行事。最重要的是，他不希望麦克斯韦做任何可能“在爱尔兰播下持久麻烦的种子”的事情。[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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