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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已经太迟了。雷德蒙认为反叛者是罪犯，他赞扬政府对“这场试图让爱尔兰成为德国爪牙的疯狂运动”做出的回应。但5月3日，在狄龙的敦促下，他恳求阿斯奎斯停止处决，否则他作为宪政派民族主义党领袖的地位将岌岌可危。[82]他貌似有理地争辩说，他们的叛国行为是针对爱尔兰的自由，而不是针对英国。阿斯奎斯按照过去对弗伦奇和麦克斯韦采用的一贯做法，承诺处决将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但有些人必须被处决。雷德蒙警告他，爱尔兰裔美国人“对这种野蛮镇压流露出来的倒退迹象感到反感”，如果阿斯奎斯希望美国参战，那么他必须认真对待这一点。死刑对美国的公众舆论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并且虚构的故事已经传播开来。当更多的处决被报道后，雷德蒙警告阿斯奎斯，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做，那么他将不得不公开谴责他们，并且很可能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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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由于未能让阿斯奎斯做出不再执行死刑的命令，雷德蒙在下院问他，是否意识到“军事处决”正在“迅速增加那些对叛乱没有丝毫同情的大部分人的痛苦和愤怒”，以及他是否会立刻制止处决。[83]尽管私下里阿斯奎斯对死刑政策愈发持保留意见，但在公开场合，他仍为麦克斯韦辩护。他说，军事长官已经咨询了内阁，大臣们对他的“酌处权”非常“有信心”。他相信麦克斯韦会谨慎地批准这种极端的刑罚，而且只会对“犯有最严重罪行的责任人”执行。[84]西克莱尔的议员亚瑟·林奇（Arthur Lynch）大声叫道，麦克斯韦下令“残忍地枪杀这些人”。阿斯奎斯拒绝向金内尔承诺，在下院进行讨论之前，不会再执行死刑。金内尔谴责他说这是“谋杀”。[85]在爱尔兰，向殉道者致敬的工作正在顺利进行。出版物准备列出被杀者、被处决者和被捕者的名单，通常附有照片。强硬措施的持续执行催生了许多虚构的故事，这些故事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长期困扰着英国与爱尔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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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在5月10日，也就是康诺利和麦克·迪尔迈德被枪杀后的第二天，阿斯奎斯下令停止处决。伦敦的报界普遍给予支持。在停止处决后，《泰晤士报》说，“处决一定数量的人……是绝对有必要的，以便让那些拿着德国钱的叛徒知道，他们不可能在不牺牲自己性命的情况下，让都柏林笼罩在鲜血和灰烬之中”。[86]该报承认政府的公关工作太糟糕，没有对每一个处决的原因进行解释，也没有公开审判。包括《泰晤士报》在内的伦敦报纸——通常都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粗俗的照片——刊登了萨克维尔街/奥康内尔街和都柏林市中心其他地方的建筑物废墟的照片，叛乱的严重程度显而易见，英国的公众舆论对反叛者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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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人们认为正义得到了伸张，但共和派支持者的感情是否得到了安抚，或者雷德蒙是否会停止给予大量支持，这些都非常值得怀疑。对于反叛者使用武力，迫使英国政府同意新芬党提出的撤出爱尔兰、并允许爱尔兰完全独立的要求，英国政府绝对不会做出回应。但是，向新芬党开战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尤其是因为有证据表明德国共谋参与了新芬党的活动。然而，雷德蒙对这种反应的担忧很快就得到了证实。5月25日，狄龙告诉史考特，“处决使得新芬党的领导人从几乎受到普遍谴责的傻瓜和离间者变成了爱尔兰的殉道者”。[87]他预见性地告诉史考特，除非阿斯奎斯立刻提出地方自治的措施，否则民族主义党将会分裂，新芬党将会控制爱尔兰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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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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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在第一次处决后的几个小时，比雷尔在下院发表了辞职演说，在此之前，金内尔对“这个匈人一样的政府枪杀无辜者”进行了抨击。[88]在被金内尔打断后，当比雷尔能够说话时，他承认：“我仅代表我自己悲哀地说，我对新芬党运动做出了不准确的估计——无论是它的性质，可能参与或属于这个组织的人数，最容易发现它的地方，它时常表现出来的明显的不忠，还是它造成的一些危险。”[89]金内尔后来于1917年加入新芬党，并于1918年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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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告诉比雷尔，他应当镇压这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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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因为我没有镇压这个组织。但是，我要求下院考虑一下，如果当时采取了这项措施，可能或者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正如我所说，内阁甚至未能对爱尔兰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这不是爱尔兰叛乱。我希望，即使这个组织被镇压，无论是正在遭到镇压，还是必须被镇压，我们都将以勇气成功地将它镇压下去，同时向被其领导者引入歧途的受骗者、普通成员展示人性，以便表明即使这场起义会留在爱尔兰人的脑海中和记忆中，也永远不会与他们过去的叛乱联系起来，亦不会成为他们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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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比雷尔错了，而且他的下一句话只是证实了他对形势的误解有多么严重。在描述他离开都柏林的情景时，他继续说：“当我看到萨克维尔街一大片冒烟的废墟时，当我被自己头脑和想法中的废墟包围时，我在过去九年里怀有的所有希望、抱负和所做的工作，如一缕安慰的光芒，仁慈地进入我的内心，它们表明，这不是爱尔兰人的反叛，爱尔兰的士兵仍在所有战场上为自己赢得荣耀，并且已有证据表明，在这些灰烬之上，人们可能会握手言和，可能会做很多事情，可能会结成新的联盟，可能会为这个国家找到新的力量和繁荣的源泉。”[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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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确认，政府将进行调查和辩论。但他说，在眼下如此激烈的时刻进行辩论是“最不可取的做法”。[92]雷德蒙称所发生的一切“令人痛苦和心碎”，并恳求道：“令人高兴的是，这次暴动似乎已经结束了。它已经得到了坚决的处理，这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也是政府的责任。叛乱或者说暴动，随便你怎样称呼它，已经被坚决地镇压了，我诚心诚意地、发自内心地恳请政府，不要对牵涉其中的广大民众表现出过分的压制或严苛，他们的肩上背负着一种罪行，这种罪行与暴动的煽动者和发起者所背负的罪行截然不同。”[93]他要求宽大处理的请求提出得太晚了，并且没有得到完全认同。卡森说：“纵然新芬党的阴谋与爱尔兰的任何一个政党无关，但是，我认为应该以勇气和决心来镇压这些阴谋，从而以儆效尤、阻止复兴，这样做最符合爱尔兰的利益。然而，如果认为任何一个真正的爱尔兰人都会要求复仇，那就错了。”[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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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军事法庭审判反叛者的可行性进行了重新考虑。主要来自阿尔斯特省的爱尔兰统一党人不仅想要调查起义的原因，而且想要彻底检查所有爱尔兰公务员的凭证，以根除新芬党。这个事件的冲击促使卡森和雷德蒙寻求一个统一党和民主主义党同意的解决方案。一种可能性是由一个自治领的总理来进行仲裁，但他们拿不准他们的追随者是否会同意。5月10日，史考特与卡森共进午餐，卡森说，这些事件的影响如同“一颗钉子刺穿了他的心脏”。[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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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上院对起义进行了讨论。洛雷本勋爵是要求继续执行处决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尽管只是针对谋杀犯。第二天，下院就狄龙的一项决议进行了更长的辩论，该决议认为，“为了爱尔兰的和平与善政，对于是否将在进行秘密军事审判之后继续在爱尔兰执行处决，是否继续实行军法管制、军事统治，以及是否在爱尔兰各个地区进行搜查和大规模逮捕，政府必须立刻充分表明其意图，这是至关重要的”。[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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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龙准备以雷德蒙没有想到的方式抨击政府，他谈到了在弗莫伊[97]执行处决（这是在都柏林之外发生的第一起处决）所造成的震惊。英国政府似乎成立了一个“巡回委员会”，以便在爱尔兰各地执行处决。他觉得阿斯奎斯的消息不灵通。“可怕的谣言”正在“都柏林流传”，“正在造成不可言喻和难以名状的危害，使都柏林的人民发狂，他们是你的朋友和忠实的盟友，他们反对上周的叛乱，他们很快就被流传的故事和这些处决激怒——我想说的是，这个案件的事实揭露了最严重的情况”。[98]他接着说：“我要说，此时此刻，你正在尽一切可能来激怒爱尔兰人民，让叛乱扩散——也许不会发生叛乱，因为如果你解除爱尔兰的武装，那么不会有叛乱——并将不满和痛苦从爱尔兰的一端散播到另一端。”[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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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利默里克郡为例，那里没有发生起义，但当局正在挨家挨户搜查并逮捕“嫌犯”。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克莱尔和他所在的梅奥郡。然而，“我的动议主要是为了绝对、最终停止这些处决。你们让两个民族血流成河，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犯错了，在经历了三百年的仇恨和冲突后，我们近乎成功地团结在一起”。[100]和前一天在上院发言的米德尔顿一样，狄龙相信十分之九的爱尔兰人仍然是忠诚的：通过让军法管制大行其道，政府正在滥用其强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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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结论和他演讲的其他部分都引起了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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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这里不是为了给谋杀辩护的。如果发生了冷血谋杀，你可以在军事法庭上公开审判他，但要让公众知道做出这个判决的证据，并证明他是一个谋杀犯，然后对他做你想做的事。然而，被处决的不是谋杀犯，而是进行了一场公平较量、英勇战斗、误入歧途的叛乱分子，如果你的士兵能够像这些人在都柏林那样打一场漂亮战——3000人与使用机关枪和大炮的2万人作战——对你来说，那将是一件好得要命的事情。[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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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被迫承认对当地情况一无所知。但是，他提醒下院不要忘了丧生的英国士兵，并恳求议员们：“不要让我们的同情完全被这场悲惨和恶劣叛乱中的不幸、误入歧途的受害者所操纵。”[102]他觉得狄龙丧失了分寸感，并称惩罚是“必要的”。为了减轻公众对正义无法得到伸张的恐惧，他承诺，今后军事法庭对谋杀进行的任何审判都不会秘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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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人们怀疑某些定罪是站不住脚的，他补充道：“对另一个人的死亡负责，可能是强加给任何人的最痛苦的责任之一。我不能——我公正、坦率地告诉下院——让判决顺从我的良心或判断，就像我所做的那样，我相信其他五项判决是正确的，并得到了妥善执行，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某个时段的处决人数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应该对犯有相同或更严重罪行的人给予差别待遇或优待。”[103]他同意狄龙的观点，即大多数反叛者都“非常勇敢地”作战，并具有“人性”，这与进犯法国和佛兰德斯的“所谓的文明”敌人形成了鲜明对比。[104]他还确信，参加叛乱的许多人压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强调，“我们不仅要对他们宽大处理，而且应该向他们给予一切可能的机会——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一项需要深思熟虑的任务——为的是让他们在将来弥补这个错误，对他们来说（而不是对那些领导他们的人来说），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可予原谅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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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承认，希伊-斯凯芬顿被无故枪杀，每个人都必须对这种情况予以“谴责”，但他不相信希伊-斯凯芬顿的遗孀声称英国士兵袭击并劫掠了她的房子（他们确实这么做了）的说法。如果此时阿斯奎斯还在当律师，那么他会要求提供证据；如果此时是维多利亚时代[105]（这个时期所有形式的战争都是针对异族），那么阿斯奎斯会说麦克斯韦不会“包庇那些实施了没有绅士风度的、不人道行为……的军官和士兵……这是英国军队最不愿看到的事情”。[106]当天晚上，他将前往爱尔兰，会见民事和军事当局，并做出安排，以便在“全体爱尔兰人普遍同意的情况下”对爱尔兰进行统治。[107]他不了解狄龙对新芬党崛起的看法。新芬党是爱尔兰的一个政治组织，现在出现了真正的发展势头。民族主义党欢迎阿斯奎斯的和解声音，但民族主义党不是爱尔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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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案件给麦克斯韦出了难题。他认为麦克尼尔是主谋，但由于缺乏证据，后者最终因散播不满情绪和妨碍募兵而被判终身监禁。他被送往达特穆尔[108]，但第二年就被释放了。除了18人被关押在芒乔伊监狱的女子单元外，妇女几乎在两周内全部获释。很快，她们中的五人被释放，一些人被驱逐出境，只有伯爵夫人马克耶维其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令麦克斯韦气愤的是，阿斯奎斯坚持自己的决定，不能枪杀她，因为这发生在艾迪丝·卡维尔死后仅仅七个月，而且会使英国人沦落到和德国人一样的野蛮程度。和麦克尼尔一样，她被判处无期徒刑，但很快就被释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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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阿斯奎斯缺了个布政司，他在努力寻找符合条件的人来担任这个职位。他本想让劳合·乔治担任该职位，但军需大臣拒绝了，阿斯奎斯又不能强迫他；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在阿斯奎斯逐渐丧失自信心的时候，劳合·乔治的自信心却在逐渐增加。一向忠诚的孟塔古也拒绝了，阿斯奎斯顶住了统一党人要求他任命朗的压力，如果任命朗，那将是极具挑衅性的。他提议了另一位统一党人罗伯特·塞西尔勋爵——他负责执行关键的（后来被证明是决定性的）封锁政策，但雷德蒙否决了他，阿斯奎斯又不想冒犯雷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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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选择让自己填补这个空缺，并前往爱尔兰评估形势。在他离开前不久，上院针对政府的爱尔兰政策通过了不信任投票。阿斯奎斯将离开一个星期。他去了里士满兵营，和三四百名被拘留者中的一些人进行了交谈，凭着律师的直觉，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即许多人不应该被关在那里。因此，许多被逮捕的囚犯在不久后获释。他还下令向被拘留者提供更好的食物，这惹恼了看守他们的、领取军用口粮的士兵。在探访后的第二天，他告诉塞缪尔，当他和许多被拘留者交谈时，“我问他们是否对受到的待遇感到不满，他们都回答说没有，只有一个人索要枕头”。[109]他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敌意，这使他误以为，如果友好地对待他们，那么爱尔兰人就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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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访问了科克郡和贝尔法斯特，广泛收集各种意见，但很少公开露面，并且最低限度地向报纸发布他的私下谈话。在阿斯奎斯抵达时，麦克斯韦告诉他，除了已经安排和宣布的两起处决外，不需要再执行任何处决。阿斯奎斯告诉妻子，除了希伊-斯凯芬顿那件事外，“在我全权负责的整整一个星期里，麦克斯韦犯的严重错误比人们想象的要少”。[110]但他补充道：“我对布政司感到绝望。要是西蒙在就好了。”[111]他告诉塞缪尔，虽然他对事情的进展感到惊讶，但“解除武装的情况令人不满，特别是在科克郡和南部的一些地区”。[112]在回程途中，他访问了他在牛津郡的近邻——居住在加辛顿庄园的莫雷尔夫妇——并告诉奥托林夫人，“都柏林的贫困景象非常可怕，而这正是产生革命情绪的主要原因，他认为这比新芬党运动更可怕，他觉得新芬党运动更具诗意性，而不是革命性”。[113]尽管阿斯奎斯在爱尔兰度过了一段时间，并且有着正常的洞察力和聪明才智，但他低估了共和派人士的吸引力——尽管他看到了尽快实施《爱尔兰自治法案》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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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斯奎斯动身前往都柏林的前夜，内政部宣布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负责调查起义的原因，由彭斯赫斯特的哈丁勋爵担任主席。该委员会共召开了9次会议，其中5次在伦敦，4次在都柏林。除了收集与德国支持者有关的证据或警方信息外，委员会还公开举行会议。比雷尔于5月19日接受了审查，并且没有为自己开脱，但他透露在起义前的一个月，他曾向陆军部提出申请，要求向都柏林增派士兵，但没有实现——陆军部迅速否认了这一点，尽管是以拐弯抹角的方式。但是，他“阅读了一份很长的打印出来的声明，有时以一种有点刺耳和教条的语气，有时以他那最超然的态度，仿佛是在讨论另一个星球上的某件事”，这证实他并没有近距离处理危机。在这份声明中，他分析说，新芬党是以文学运动的形式浮现。他还认为，卡森加入了联合政府，这向爱尔兰人发出了一个信号，即地方自治的前景已经消失。[114]即使他在这一点上是错的，但他仍然让这种信念左右了他的政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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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后，议会召开了会议。在大多数日子里，爱尔兰的议员们提出了一些与军队暴行有关的故事，其中一些含有些许事实——有些甚至超过了些许的程度——而另一些则是编造的，特别是与军队推进和平地区并进行大规模逮捕有关的故事。金内尔是提问最多的人士之一。5月24日，他对起义中最具破坏性的事件之一的细节进行了记录。他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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