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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德汉为奥尔巴尼的离谱行为开脱，因为奥尔巴尼是一位德国亲王，如果他不为德皇而战，那么他就会成为入籍国的叛徒。斯坦福德汉对格温说，“在我看来，下院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已经失去了分寸”。格温向斯坦福德汉保证，他提出这个问题的唯一动机是为了防止与国王过分亲德有关的恶意流言，因为国王没有对他的亲戚采取任何行动。为了能有所帮助，8月2日，《晨间邮报》刊登了一封捏造的信（格温用化名写的），声称《议会法案》可以取消这三人的继承权。但是，由于这三人都不太可能去继承，在议会有更重要的事情需处理的情况下，这封信只是分散了议会的注意力。就在那天，内阁对这件事进行了讨论，阿斯奎斯向下院做了模棱两可的发言。然而，这个问题和国王的德国血统所带来的其他后果不会自行消散，它们将纠缠王室数月，直到王室采取决定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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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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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是，索姆河战役不会迅速结束这场战争。同样明显的是，当许多选民仍在海外时，为了避免根据一个严重过时的选民登记制度进行选举，需要进一步延长议会的任期。政府同意将议会延长到1917年5月31日，即上次选举的六年半后，以期能够草拟一个令人满意的经修订的登记制度，并举行合法选举。这并非易事，阿斯奎斯向议会陈述了所涉及的复杂问题。最理想的情况是，他希望把投票权扩大到每一个士兵和水手，这意味着一些21岁以下的人也会有投票权。但是，也出现了与选区有关的问题，例如在法国或美索不达米亚的士兵应在哪个选区投票。他说，军事当局强烈反对在士兵服役期间举行投票。他还问，那些“切断了旧的家庭关系和旧的居住关系，进入了迄今为止他们所不知道的地方，并在那里大量聚居的”军火工人，是否应该被赋予选举权，以认可他们做出的牺牲，即使他们在其他方面不符合条件。[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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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还有一个更激进的提议，那就是扩大选举权。他接着发表了一个历史性的声明，这是他政治信条的一个分水岭。他的意见具有重要意义，全文引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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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一旦你开始向国家的这些岗位授予普遍的选举权，那么你就面临着另一个最可怕的命题：你打算怎样对待女性？虽然我不认为人们会怀疑我——在这件事上，我历来的态度都很明确——没有特别的意愿或倾向来将女性纳入选举权的范畴，但是，我还是收到了代表她们发言的人做出的大量陈述，我不得不说，她们向我提出的不仅是一个合理的问题，而且，从她们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无须争辩的问题。她们说，如果我们不改变选举权的资格限定，那么她们将服从于现状；但是，如果我们引进一个新的选举人类别，无论基于什么样的国家服务理由，那么她们将会感到心满意足。她们解释说——并且我们不可能否认她们的主张——和社会上任何其他阶层的人一样，在这场战争期间，这个国家的女性在战事工作方面提供了有效的服务。的确，她们无法打仗，也就是说，她们无法拿着步枪上战场，但是，她们填补了我们的军工厂，她们正在做战斗人员以前必须做的工作，她们已经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她们成为国家的公务员，她们以最有效的方式帮助开展战事工作。[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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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发表声明前不久，他接待了一个妇女参政运动人士的代表团，这使他觉得这个问题显然无须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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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阿斯奎斯正在经历一次非凡的转变，但看到自己正在惹出遭人非议的一大堆麻烦，并且在战争中自己理想化的选举权改革将不可能实现，他就受够了当一名政治家。因此，他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他说，将根据现有的选举权草拟一个登记制度，但在战后，下一个登记制度需要考虑没有选举权的男女所做出的贡献。对于那些搬进了出租屋、失去了财产资格，由此失去了投票权的男性军火工人，他打算恢复他们的权利；但是，士兵们将无法投票，除非选举的那天他们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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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在妇女选举权的问题上改变了看法，激怒了一位未来的选民巴瑟斯特夫人。她是《晨间邮报》的老板，在8月19日写给该报的一封信中，她谴责他改变主意是“最终的背叛行为”。[140]她继续说：“我在战争期间见过很多妇女，并且……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改变看法，即女性不如男性，完全不适合参与治理这个国家。”她要求让“真正有男子气概、刚强的人”（她以卡森为例）来进行治理，并阐述了她对选举权的见解。“我希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战的每一个士兵和水手，在他们的一生中都能拥有一次投票权，然后看到这些票只投给那些通过了某些学历方面的考验、对国家有用的男性。”对阿斯奎斯来说，幸运的是，与选举权改革有关的进一步讨论可以推迟到形势更为有利的时候。然而，对他和政府来说，回避其他争议就没那么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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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陆军大臣，劳合·乔治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但他几乎没有做什么事来博得他人的喜爱。9月17日，在英国陆军部的驻法国总部，一向狡猾的伊舍看到他在工作，说出了恶言恶语的评价。“首相在这里待了三天，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劳合·乔治给人留下了最差的印象，展现出了自己的本色，一个寻求聚光灯的聪明的政治冒险家。他被一群人包围着，其中有雷丁勋爵，雷丁通过涉足财政和政治，降低了他所担任的崇高职位的尊严、权威和地位，还有艾利班克的默里，默里诚实交易的声誉十分令人怀疑，品行也同样令人怀疑。”[141]雷丁现在是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他的出现令人感到非常奇怪。但是，正如伊舍告诉利奥·马克西的那样，这是“老马可尼帮”。1913年，雷丁的兄弟戈弗雷·艾萨克斯（Godfrey Isaacs）经营的一家公司的股票让“老马可尼帮”的政治生涯几近终结。[142]艾萨克斯也出现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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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舍对劳合·乔治的评价还没有完：“他似乎在寻找摄像机，还有士兵们的欢呼声。他傲慢无礼，随随便便。这些事情都不（原文如此）令人惊讶。用威尔士律师的耳朵是缝制不出丝绸钱包的。”这并非保守党人的恶言恶语：伊舍是个自由党人。但是，这说明了年老的当权派不信任他、不喜欢他的程度和原因。当劳合·乔治担任最高职位的时候，他的做法让相当一部分政界人士认为，他往好了说是不清不楚，往坏了说是腐败。例如，1916年6月，索尔兹伯里勋爵告诉他的堂兄贝尔福，他认为劳合·乔治是“一个满嘴空话的人，是一个骗子”。[143]陆军大臣随意贬低英国将军，不顾一切地收买其他职级的人员（诺思克利夫曾说这些人员都不喜欢他），这些都无助于他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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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从法国回来后，应诺思克利夫的要求，接受了美国合众社社长罗伊·W.霍华德（Roy W. Howard）的采访，这使他冒犯了更多的人。伊舍和其他许多人都感到震惊。“今天，劳合·乔治发布了一篇与美国记者进行的‘访谈’，”他在9月29日写道。“他所说的内容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他粗俗地展现了自己的想法、惯用的措辞和自夸，让民众为自己的国家害臊。要是在格莱斯顿和皮尔[144]的时代，他会被谴责为背离了作为我们公共生活之荣耀的高标准的政治礼仪。他们会对这个不同寻常的小无赖说些什么呢？”[145]在采访中，劳合·乔治断言协约国将继续战争，将给对手“致命一击”，这引起了极大的不安。[146]这是他向威尔逊总统发出信号，表明威尔逊为和平进行仲裁的雄心——威尔逊想借此获得好评——可能不会实现。然而，它被解释为劳合·乔治的意思是他想摧毁德国的大国地位，这是他私下声称不可能的事情，但他似乎也热衷于断言英国将获胜，并且胜利将提升英国人的士气。这就是劳合·乔治所说的“复仇的必然召唤”。[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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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舍使用新词“马可尼帮”来指代和陆军大臣一起在法国的那群人，他咆哮道：“他故意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法国‘享乐’……他任由自己被一群冒险家利用，这些冒险家的胆量随着成功而增长；在他们惹人猜疑的奉承下，他开始相信他的第一个礼服衣箱里藏着一根陆军元帅的指挥棒。如果他不马上醒来，这种幻觉可能会见证他的毁灭。”诺思克利夫对自己在促成这次采访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非常自豪。10月5日，他向艾特肯引述了一句格言来对此进行证明：“在我看来，最好的宣传是报纸。”[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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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对伤亡如此惨重表示关切，黑格只能把这看作是对自己的含蓄批评。然而，在总指挥官看来，最严重的冒犯是，劳合·乔治会见了法国北方集团军群的司令费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将军，并直接向他询问了关于法军和英军以及英国将军在西线的相对表现。虽然福煦小心谨慎地不去贬低黑格，并强调基钦纳的军队缺乏法国老兵的经验，但劳合·乔治还是暗示说他对黑格的领导能力没什么印象。黑格说：“要不是福煦将军亲自把这次谈话告诉我，我真不敢相信一个英国大臣竟会如此没有绅士风度地去找一个外国人，并询问与他下属有关的问题。”[149]黑格一定是生活在世外桃源中，才会得出劳合·乔治是个绅士的看法，并且黑格在批评他人的举止时也带有虚伪的成分。就他自己的行为举止而言，也有一些插曲将使他在这方面的资历受到质疑，比如他在前一年取代了弗伦奇，而后在1918年初上演了取代罗伯逊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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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劳合·乔治的远不止黑格和伊舍。10月，劳合·乔治不得不就未规定具体内容的预算数发表演讲，部分原因是为了证明自己是阿斯奎斯的忠实支持者。法国人对他在法国期间的自我宣传行为发表了负面评论，英国记者嘲笑他招来了这种指责。《曼彻斯特卫报》对他的攻击让他十分尴尬，也因此激起了他的愤怒，以至于他指责史考特让一名不在巴黎的记者编造了这个故事。史考特对他的说法进行了斥责，称该报驻巴黎的记者“诚实、能干、消息灵通”。陆军大臣的公关工作也导致他遭到《晨间邮报》的攻击。在有关未规定具体内容的预算数的辩论中，和平主义者、自由党议员查尔斯·特里维廉（他后来加入了工党）记录下了《泰晤士报》的说法，即在索姆河战役的最初三个月，伤亡人数为30万，“现在不可能远远少于50万”。他说，虽然这个“乐观的威尔士人”可能认为战争可以在几个月内结束，但是，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随着伤亡人数继续以这种速度增加，前景会十分可怕。[150]这就是那么多人对劳合·乔治在采访中的语气进行谴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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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似乎把诺思克利夫变成了敌人。10月11日，这位报业巨头拜访了陆军部——也许幸运的是，陆军大臣没有出席与未规定具体内容的预算数有关的辩论——他告诉劳合·乔治的首席私人秘书J. T.戴维斯（J. T. Davies），罗伯逊对他的工作受到政治干涉感到非常困惑，以至于睡不着觉。如果干涉继续存在，那么诺思克利夫将把揭露这种干涉视为自己的“职责”。[151]伊舍发现了这个阴谋，他在10月17日说道：“上周，劳合·乔治背着罗伯逊试图让内阁同意把法国前线的师派到萨洛尼卡。罗伯逊去找国王和阿斯奎斯，威胁说如果陆军大臣入侵‘作战’部门，那么他将辞职。”[152]麦克纳对劳合·乔治的看法大打折扣，因为劳合·乔治长期以来对他怀有敌意，他告诉雷普顿，劳合·乔治希望将罗伯逊赶出内阁，因为他“真的相信自己受到了启发，肩负神圣的使命，不会让任何人挡他的道”。[153]雷普顿把这番话告诉了诺思克利夫，后者向雷普顿传话说自己的报纸将支持他，尤其是因为诺思克利夫赞同罗伯逊反对劳合·乔治在萨洛尼卡作战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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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森小姐认为，诺思克利夫因为罗伯逊遭到干涉而威胁要攻击劳合·乔治，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诺思克利夫之所以愤怒，是因为大卫不接受他的建议。”[154]他的观点使劳合·乔治对罗伯逊产生了不满，这种不满将会恶化。史蒂文森小姐还指出，“至于诺思克利夫，每个人都说他疯了——因为他过于自负”。[155]然而，不断有证据表明，阴谋是危机、恶作剧和糟糕的判断交织在一起的产物：10月16日，里德尔会见了劳合·乔治，并告诉他：“诺思克利夫和军队中某些身居高位的人密谋要除掉劳合·乔治。”尽管消息的来源不可靠，但已经有许多间接证据对此进行证明。[156]此外，人们还注意到，尽管劳合·乔治热衷于去法国，但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巴黎或后方，很少到前线去，这与他在前一份工作中访问军火工人时的热情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最权威的传记作者将此归因于“他对烈性炸药的恐惧”，但最重要的是“他的神经质”。[157]幸运的是，他在过去的两年里劝勉过的年轻人不具有这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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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常不赞成持续不断的进攻，这对他与军队的关系毫无帮助。但到了10月底，驻法军队的兵力已不足8万人，因此，他的想法实际上是有些道理的。[158]他也没有停止压制罗伯逊。他想出了一个计划，派罗伯逊去俄国，以报告那里的局势。伊舍听说了这个阴谋，据他说，罗伯逊“直截了当地”拒绝去俄国。[159]劳合·乔治觉得明智的做法是把这个计划告诉国王，但国王随即回答说：“我当然不会允许罗伯逊去俄国。首先，他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不能像可怜的基钦纳那样去冒险……我不会听从这个建议的。”[160]11月5日，里德尔警告劳合·乔治说，如果在明年春夏的竞选季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这个国家将会对鲜血、财富和船舰的不断涌出感到厌倦，而且将会面临出现一个强大的和平党派的危险”。[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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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劳合·乔治计划的那样，阿斯奎斯承受着巨大的工作量，比他更年轻、甚至更聪明的人都难以承受这种工作量。自1916年1月以来，战争委员会平均每月召开6次会议；但在11月，他们开会15次。汉基表示，即便如此，它也无法“跟上工作的进度”。[162]围绕保持国家运转展开的斗争日益激烈：外汇正在耗尽，因此更多的货物必须在国内生产，而不是从国外购买。在商船快速损失之际，这有助于避免英国的造船厂未能制造和交付足够商船的情况。在战争委员会的最后几次会议上，其中一次讨论了对所有60岁以下的男人进行工业征召的可能性（以及或许征召所有女人），并成立了一个小组委员会来研究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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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征召成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因为在整个秋天，随着索姆河战役的伤亡人数不断上升，从在免于服役的岗位上工作的男子中“筛选”出非熟练人员，并让他们服兵役的活动仍在继续。他们不仅来自军工厂，还来自铁路厂房。这导致每周需要800名至1000名妇女来接替他们，政府紧急呼吁妇女们自愿参加，铁路工会勉强承认妇女们可以在男性从事的行业里做某些工作。随着圣诞节的到来，邮局招募了7000名妇女志愿者来收集、分类和投递邮件。尽管如此，这个国家还是开始吃不消了。11月13日，兰斯多恩向内阁传阅了一份文件，声称战争将摧毁文明，并主张通过谈判实现和平。他认为，上一年遭受的死亡和破坏并没有取得什么战果，继续下去的话，意味着“这场恐怖感难以名状的战争将被不必要地延长，那些不必要地延长这场战争的人所负有的责任不亚于那些不必要地挑起这场战争的人”。[163]他指出，已经确认有110万人伤亡，其中有1.5万名军官阵亡，还有许多人失踪：“我们正在缓慢而稳步地消灭不列颠群岛上最优秀的男儿。”[164]此外，这个国家正在走向破产，并使子孙后代陷入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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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致同意让内阁审议他的文件。劳合·乔治在接受美国合众社采访时提出的“致命一击”的说法，让美国人很反感。然而，这个说法在英国越来越受欢迎，他的大多数同僚也不情愿地同意这个观点。兰斯多恩的统一党同僚坚决反对他的文件，而罗伯逊领导的高级政要们则对此不屑一顾。兰斯多恩是一个明智而正派的人，但他已经72岁了，他的全盛时期是在世纪之交。他与那些和他一样的人——例如海军部的贝尔福（正如杰利科所认识到的那样）——越来越不合时宜，不适合全面战争和它所需要的粗劣政治，最能代表这种情况的例子就是阿斯奎斯。那些备受鄙视的“新派男子”态度粗鲁，举止咄咄逼人，更适合参加战斗。是时候换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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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固定翼飞机对伦敦进行了第一次轰炸，6枚炸弹落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这似乎是为了让人们在更接近英国本土的地方体验英国的政策失误。汉基带着讽刺（这种讽刺也许是无意中的）回忆说：“就像那个阴郁季节里的伦敦一样，政府的气氛日益充满了硫黄味。”空气中弥漫着革命的气息和烈性炸药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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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nkey：The Supreme Command，1914-1918，by Lord Hankey （George Allen & Unwin，2 vols，1961）.，II，p.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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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ankey：The Supreme Command，1914-1918，by Lord Hankey （George Allen & Unwin，2 vols，1961）.，II，p.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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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伊舍的文件：ESHR 2/16，1916年6月23日写给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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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ellicoe：Jutland：The Un nished Battle，by Nicholas Jellicoe （Seaforth Publishing，2016）.，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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