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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严格的审查制度象征着，一旦全面征兵制的“卢比孔河[104]”被越过，那么阿斯奎斯掌控的国家将变得更加具有压制性和控制性。7月25日，苏格兰北部特别军事区宣布成立，对进入大峡谷以北进行限制。谢佩岛、纽黑文、哈里奇、斯珀恩角和多佛都将在9月底之前效仿这个举措：警察可以在这些地区要求查看任何人的证件，并在必要时逮捕他们。警察还开始出现在其余的公共娱乐场所，封锁了剧院、音乐厅和体育场的出口，对达到服役年龄的男子进行讯问，并要求他们出示豁免服役的证明。此类活动得到了报界的欢呼和声援，它们高声讨伐那些“逃避责任的人、懒散的人和逃避兵役的人”，并在那些甘心忍受索姆河战役的人中获得了极大的支持。[105]爱尔兰人被免于服兵役，他们从爱尔兰蜂拥而至从事高报酬的工作，这导致人们对他们心存怨恨，不过，这些战事工作往往和在堑壕里服役一样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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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兰·罗素是精神日渐受到压抑的受害者之一。政府不满足于禁止他出国，还禁止他在任何禁区——驻军或海军船坞附近，或者根据《保卫王国法案》被认为敏感的任何地方——授课，以防他从事颠覆活动。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管理机构取消他的教职后，罗素计划举办一系列公开讲座，并通过在南威尔士向军火工人发表演讲而引起了不安，这导致他被禁止进入该地区。9月5日，他向陆军部报告了与乔治·科克尔（George Cockerill）将军的会面，后者告诉他，他之所以遇到这些问题，根源在于他在南威尔士的演讲中说，“没有充分的理由让这场战争再多持续一天”。[106]“他说，对矿工和军火工人发表这样的声明是为了降低他们的热情”，而罗素“是在鼓励人们拒绝为国家而战”。科克尔建议，如果罗素愿意重返教授数学的工作岗位，不再从事政治宣传，那么他可以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但罗素不会做出这样的承诺。一场哲学辩论随之展开，结果不出所料，科克尔的表现非常糟糕，但他坚称，如果罗素坚持，那么他将被禁止在任何地方发表这样的演讲。[107]H. W.马辛汉姆是激进派周刊《国家》杂志的编辑，虽然他曾公开表示在几个问题上与罗素持不同意见，但他给《泰晤士报》写信，声称限制罗素在英国可以去哪里的决定是“严重的侮辱”和“迫害”。[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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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兰的自由党议员、前任次官查尔斯·特里维廉（Charles Trevelyan）曾因反对宣战而辞职。他质问道，是否可以不压制罗素的言论自由，允许他发表演讲，只有在他违法的情况下才对他进行起诉。劳合·乔治回答说，“陆军委员会已提出修改这个命令，以便他能够发表拟议的演讲，前提是罗素先生做出光荣的承诺，表明他不会将这些演讲用作违反《保卫王国法案》的宣传工具。但是，由于罗素先生拒绝做出任何此类承诺，对该命令进行的任何修改都被认为是不可取的。防范胜过起诉”。[109]在请他描述具体威胁时，劳合·乔治说：“我们从一个非常可靠的来源处得到消息，伯特兰·罗素先生将进行一系列讲座，这将严重干扰军队的人员配备。”他说，如果政府允许罗素先生发表演讲，这将是一种“无法原谅的软弱表现”，尽管在回答一名成员的问题时，他无法说清为什么在格拉斯哥——“红色克莱德赛德”的中心附近——举办的讲座会威胁到公共利益，而不是在曼彻斯特举办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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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曾说：“我提议的关于‘可以创造的世界’的讲座并不是为了解决战争带来的直接问题，也不会涉及战争前的外交、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渴望的和平、甚至一般的战争伦理。关于所有这些问题，我已经多次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的意图是把听众的注意力从当前的问题上移开。”[110]但是，在加的夫的时候，他没有坚持自己的意图，声称他坦白地主张迅速开始和平谈判。威尔士议员查尔斯·斯坦顿说：“在加的夫，他说了所有他能说的话来诋毁这个国家，他自己的国家。只要言语能让他背叛国家，他就会竭尽全力这样做（原文如此）。我认为，仅仅因为他是一个被认为很有才智的人，一个受到美国人欢迎的人，就站在这个议院里支持他的事业，这是可耻的。我不认为我们有很多东西需要感谢美国。美国人对我们国家一点也不友好，虽然伯特兰·罗素在美国可能会受到欢迎，但不能将此作为检验一个真正的英国人的基准。”[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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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表示同意。罗素发现，划定的禁区覆盖了东海岸和南海岸的所有郡，以防他向敌人的潜艇发出信号，此外还覆盖了大多数人口密集的城市。他没有在格拉斯哥发表演讲，但在由该市的前市长主持的会议上，当地的一位矿工领袖朗读了他的演讲稿。莫雷尔敦促政府讨论其是否会逮捕朗读演讲稿的人，如果政府决定继续迫害罗素——他抗议说，劳合·乔治在就罗素的演讲稿发表的声明中“没有一句实话”——那么莫雷尔便会对这样做的愚蠢之处提出自己的看法。[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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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坚决镇压异见者的活动中，罗素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在1916年的最后几个月里，政府对那些被认为是和平主义者或试图破坏战事工作的个人或组织施加了压力。目标对象包括左翼政治组织，例如独立工党（它否认战争是一场资本主义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不同国家的工人之间没有争吵），还有民主监督联盟（这两个组织都将拉姆齐·麦克唐纳算作成员）和全国反征兵委员会，其中一些组织的场所被查抄。康斯坦斯夫人——罗素的情妇——的丈夫迈尔斯·马勒森（Miles Malleson）曾担任军官，后来在1915年退伍，他的书《两部短剧》（Two Short Plays）引起了特别的烦恼。马勒森是伦敦西区一位颇有名气的演员，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后来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电影中扮演的角色深受观众喜爱，他专门扮演古怪的牧师。他退伍后，成了一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两部短剧——《D公司》（D Company）和《布莱尔厄尔》（Black’Ell）——都带有明确的和平主义，第二部的主角是一名曾获得很多荣誉但厌倦了杀戮的军官。根据《保卫王国法案》，这本书的副本被没收。在下院，拜尔斯和莫雷尔为此对政府进行了抨击。这项禁令是根据军事意见，而非美学意见做出的。马勒森还写了两本有关和平主义者的小册子，但都没有引起当局的注意：这表明里面的内容比较外行。自布鲁克时代以来，人们从文学的角度对战争持有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在齐格弗里德·沙逊等人的笔下，战争在结束前会变得更加残酷、更加狂暴。布鲁克等人和沙逊等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在目睹了战争之前开始描绘战争，而后者是在经历了战争的现实之后才开始描述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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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自由思想的人通常成了警察或军队的“围捕”目标。例如，9月的一个早晨，警察突然出现在伦敦的马里波恩车站。在询问了许多达到服役年龄的人之后，他们只找到了一个人，他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穿军装。他叫“欧内斯特·斯诺登（Ernest Snowdon），家住帕丁顿的哈罗路，是一名皮革商，也是一个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他已获准免于服兵役”。[113]他本应该到其他岗位报道，当天晚些时候，他出现在法庭上，被罚款2英镑，随后被移交给一名军事护卫。在其他突袭行动中，被围捕的还有一名来自伯蒙赛的职业拳击手，他在拳击场被捕；在赫尔举办的一场足球比赛结束后，有215人被拘留，其中4人未经军队许可擅离职守；在雷丁队与女王公园巡游者队进行的一场比赛结束后，有42人被拘留，警察发现这些人都备好了各自的文件、证明——正是这样的事件引起了愤怒和恼怒。在表演《诺丁汉帝国》的剧团里，一名演员因为没有报到而被军队押送走了；一名以前担任驯狮者、主演了《埃德蒙顿帝国》的人也遭到了这样的对待。《泰晤士报》抗议这种以寻找“逃避责任者”为幌子对守法人士进行攻击的行为，受害者“被公开打上了完全不配被称为公民的有辱人格的”标签，并指出“这种高压行为的成果微不足道、滑稽可笑”。[114]军队将这些活动的责任移交给了警察，警察很快就减少了这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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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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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姆河战役发生后没多久，政府可能就已经设法对公众隐瞒损失规模。然而，无法掩盖的是，这场战斗使得军队更加迫切地需要士兵，以接替那些阵亡或受伤的将士。因此，政府对50万没有通过体检的平民进行了重新测试，并降低了标准。10月16日，雷普顿指出，如果要保持现有兵力，到1917年9月将需要100万名士兵，而根据现有安排，只有17万人可供征召。[115]政府决定对豁免服役的情况进行审查，同时让妇女取代单身男子从事军工厂的工作。陆军部的招募部门成立了一个接替人员局，以确保任何可以由女性担任的工作都由女性接替，并确保在企业中用不再适合服兵役的人替换那些适合服兵役的人。据说，除非这些努力取得成功，否则年龄在41岁至45岁之间的人也必须被征召入伍。[116]没过几天，宣过誓的41岁的男子被告知在11月1日报到，这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因为这些人知道许多更年轻、更健康的人仍在当平民），于是这个提议被终止了。不过，政府同意，把30岁以下非熟练的军火工人都“挑出来”，用妇女和18岁以下的男孩接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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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矿工服兵役也引起了人们的愤怒，由于劳资纠纷，煤炭产量正在下降，目前的产量是2.53亿吨，而需求量较少的1914年达到了2.87亿吨。[117]即使是英国矿工联合会的领导人斯迈利也承认，如果被豁免服役的矿工被要求去挖煤，而他们又不去，那么没有什么理由向他们给予豁免。这个问题在南威尔士最为严重，1916年9月期间，可以避免的旷工率从近6%上升到了近10%，星期一是尤其糟糕的一天。矿工们要求提高工资。[118]煤矿业主和矿工之间的争端被视为私人恩怨，但在报界开始敦促政府有效采取强制措施，将威尔士的煤田国有化之前，这种争端威胁到了国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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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政府就新的未规定具体内容的预算数进行了一场辩论，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人力问题——成立了一个由张伯伦担任主席的人力分配委员会——并暴露出了一种丑陋的顽固不化。利物浦的保守党议员罗伯特·休斯顿（Robert Houston）问，为什么不动用非洲殖民地的军队：“这纯粹是一种偏见”，他说。“他们是我们的臣民。他们享有大英帝国的所有特权和所有自由特权，他们适合为自由而战。如果我们现在被德国人打败，被他们踩在脚下，这些有色人种会有怎样的结局呢？”[119]他引用了比勒陀利亚主教关于当地黑人的评价：“由于白人经常给他们树立令人厌恶的榜样，这些优良的种族面临着变质的危险……我们在德属东非的男孩被德国训练的黑人枪杀了。我们为什么不利用他们呢？普鲁士卫队将无法经受住祖鲁人的第二次攻击。”他知道原因是种族主义，并且他收到了一张明信片（经过了适当审查），这是一位匿名记者寄来的，对他两周前在《每日邮报》上发表的建议使用殖民地部队的文章做出了回复。记者谴责他想“把数百万黑人士兵带到欧洲，屠杀体面的白人。你只不过是一个提出了如此卑鄙建议的讨厌鬼”。此外，这位作者还建议休斯顿割断自己的喉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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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士兵的需求是如此迫切，以至于有些人——例如《泰晤士报》在10月4日的一篇社论中——呼吁在爱尔兰征兵。这真是鲁莽到了极点。在复活节起义的6个月后，爱尔兰仍然动荡不安，爱尔兰人越来越愤怒。政府中的自由党人大多认为，这种做法将让整体局势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劳合·乔治认为这个举措为时过早，因为这些士兵不会得到很好的利用。他担心，在战略和战术得到改善之前，他们将会被屠杀。他（有些天真地）认为，当时机到来时，在爱尔兰征兵的问题可以得到“妥善处理”，然而，爱尔兰人的敌意反应与他的想法大相径庭。经验丰富的民族主义党议员T. P.奥康纳“强烈、断然反对”这个提议，他预测“每一户人家都将发生流血事件”——同时他又不情愿地承认这个想法完全合乎逻辑。[120]10月5日，雷德蒙自起义以来首次在沃特福德发表公开讲话，他说他无法相信政府会如此“疯狂”，试图在爱尔兰实行征兵制，在那里，它将“遭到各个村庄的抵制”。[121]他反驳了自起义以来募兵工作就停止了的说法，他援引陆军部的数字说，自那时以来，已有6.1万人应征入伍。但是，不久后的数字显示，有16.1万名达到服役年龄的爱尔兰人没有从事农业或其他免于服役的工作。[122]考虑到新芬党的情况，他还借此机会表示，他的政党永远不会接受征兵制，也不会接受爱尔兰的永久分治。卡森指出，阿尔斯特省的参军人数比其他三个省的总和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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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后，雷德蒙在下院再次对政府进行了抨击，他声称政府在爱尔兰的行为违背了英军之所以对抗德国人的理念，并应对爱尔兰的动荡局面负责。他说，这是“一个可以通过直截了当的演讲来满足公众利益的时刻”，他的语气表明他意识到了自己、他的政党和温和的民族主义党正在为他们的生命而战。[123]他说，目前的局势“充满着威胁和危险”，爱尔兰“宪政运动”四十年来的努力即将付诸东流。他谴责政府自1914年8月以来对爱尔兰人的处理，同时指出已有15.7万名爱尔兰人——其中9.5万名天主教徒和6.2万名新教徒——加入了陆军，另有1万人加入了海军。在将《爱尔兰自治法案》写入法典后，天主教徒表现出了善意。[124]大约有3万名爱尔兰国民志愿军应征，但他说，英国对爱尔兰的冷落导致许多人被拒之门外，挫败了他想使爱尔兰及其人民与英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愿望。他说，这些态度催生的“怀疑和不信任”在去年的复活节事件中达到了顶峰。[125]在随后的辩论中，劳合·乔治对雷德蒙的数字提出了质疑：有15.7万人应征，但5.2万人因体检原因被拒，总比例远低于英国其他地区。[126]随后，劳合·乔治自己也承认这个数字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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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关于在爱尔兰征兵的争论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了一场自起义以来英国在爱尔兰行为的讨论。雷德蒙估计，参与叛乱的人最多有1500人，但整个爱尔兰都在“搜寻”反叛者，当数千名无辜的年轻人被捕时，这是在离间守法的民众。爱尔兰自治的实施被再次推迟，军法管制仍在实行中，统一党的大臣们正在施加压力。然而，爱尔兰人却在西线为英国国王献出生命。他认为，如果迅速实施爱尔兰自治，那么情况是可以挽回的；但是，如果不这样做，他担心会发生灾难，尤其是有人试图在爱尔兰实行征兵制；此外，当新的爱尔兰志愿军不是被派往爱尔兰军团，而是被派往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军团时，这会令他们非常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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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比雷尔担任布政司的亨利·杜克用和解的语气做出答复，但他否认政府的政策帮助了新芬党崛起。他和雷德蒙观点不同，证明他们的意见不一致。杜克否认了同谋者是1500人，声称有3000人。许多被送进监狱的人获得了减刑。仍有560人被拘禁。以叛国罪审判所有560人毫无意义，但政府也不希望释放他们，不想让他们在一个分裂的爱尔兰挑起事端。他认为继续实行军法管制不是为了英国的利益，而是为了守法的爱尔兰普通男女的利益。他指责爱尔兰（而不是政府）未能在该年7月实施地方自治，民众未能就此达成一致。这是一种解释，但并不是特别可靠。结果就是，高压政治将会继续，而且（不管杜克怎么想）更多的民族主义党将会转向新芬党及共和派中间分子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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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后，有1800人被送到了威尔士的弗朗戈奇（Frongoch）拘留营，目前还有570人被关在那里，这也是破坏英爱关系的一大原因。囚犯们睡在以前的麦芽仓库里，据说那里老鼠成灾、潮湿、不通风，政府不可避免地对这种说法进行了反驳。政府没有反驳的是，该年10月向他们送去的176磅肉被宣布为不适合人类食用。[127]管理拘留营的一名官员建议用醋洗肉，以消除臭味。尽管负责任的内政大臣塞缪尔称，与居住条件有关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但他也拒绝让议员代表团访问拘留营进行检查。[128]许多被拘留者都是知识分子，由于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开设课程，这所拘留营被称为“革命大学”。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就是校友之一，他曾因担任约瑟夫·普朗克特的副官而被拘留。阿斯奎斯否认管理爱尔兰政府的统一党大臣是出于“反地方自治的精神”才这样做的。[129]他甚至没有提出新的爱尔兰自治计划，这就好像他被困在了沼泽里，无法动弹。然而，在索姆河战役爆发后，他有太多的事情要操心了。不过，他很精明，决定不再讨论征召爱尔兰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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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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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变了个样。街道上到处都是身穿卡其色制服的人，他们有的在休假，有的在制服上系着一个额外的金色织带，表明他们因为重伤退役回家。在伦敦的一些地方，房屋已经变成了重伤者的疗养院，在晚上10点以后到黎明之前禁止吹口哨叫出租车，以便让受伤的英雄们好好休息。生活是一场斗争。虽然那些从事战争工作的人由于加班时间长，工资往往远高于和平时期，但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却遭到高税收的打击。到了1916年7月下旬，食品价格估计比两年前上涨了65%。[130]服装价格上涨了55%，煤炭价格几乎上涨了一倍。[131]中产阶级和固定收入人群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虽然新的工业工人大军能够很好地应付，但仍然发现，1914年7月花12先令6便士就能买到的东西，现在花1英镑才能买到，因此，肉成了每周吃一次的奢侈品。1916年8月的一份报告说，工人阶级主要吃“茶、糖、面包、人造黄油和蔬菜”，他们买了一些火腿末和培根皮的碎片来调味汤汁。[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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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百姓难免会遭受敌人的“骇人行径”。政府试图应对索姆河战役的附带后果，但它发现，在8月初齐柏林飞艇频繁突袭东部各郡后，它遭到了报界和公众的进一步攻击，因为这次突袭激起了对防空设施的批评。那是个炎热干燥的季节，飞艇的许多炸弹都是燃烧弹，投在了开阔的乡间。农民们认为，这是企图放火烧毁等待收割的谷类作物。为了加快收割速度，陆军委员会宣布将临时调派2.7万名士兵从事农业工作。与此同时，张伯伦的人力分配委员会应该确保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判断哪些属于免于服役的工作，哪些不属于，以及哪些人可以请求豁免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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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柏林飞艇的袭击频率再次增加，9月2日至3日夜间，13艘飞艇进行了突袭，造成4名平民死亡，13人受伤。然而，当威廉·利夫·鲁滨逊（William Leefe Robinson）中尉在赫特福德郡卡夫利村庄的上空击落一艘齐柏林飞艇时，这次突袭激发了战争中最振奋人心的一幕：数千名在地面上的人目睹了他的壮举，他们在飞艇落下时唱起了国歌。飞艇上的16人全部丧生，利夫·鲁滨逊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他后来在战争中被击落并被俘，死于西班牙流感。9月发生了两起更具破坏性的突袭，23日，两架齐柏林飞艇被击落，但这一次诺丁汉郡和肯特郡有40位平民丧生，130人受伤；两天后，在兰开夏郡、约克郡和林肯郡发生的袭击中，有43人死亡，31人受伤。[133]政府对突袭行动感到焦虑不安，迫使新闻局对哪些内容可以公布进行了限制。理由是“军事上的损失很小，但是，只要德国人认为突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就会继续进行下去，长期报道往往会在英国和国外产生这样的印象，那就是突袭的效果要比实际上大得多”。[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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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空部队最终进行了反击。9月23日晚至24日凌晨，当12艘齐柏林飞艇袭击伦敦时——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突袭——皇家飞行队的一名飞行员在埃塞克斯郡的比勒利卡镇附近击落了一艘飞艇，杀死了22名机组人员。在稍晚的凌晨1点40分，一艘残破的齐柏林飞艇迫降在科尔切斯特以南的埃塞克斯海岸的小威格伯勒（Little Wigborough）。虽然在着陆时飞艇的一部分发生了爆炸，但机头和引擎仍完好无损，机组人员也幸免于难。一名赶到现场的特别警察告诉《泰晤士报》：“在半路上，我遇到了大约20个人，他们朝我走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体格健壮的年轻人，可能不超过20岁。他们穿着和消防员差不多的制服，只是没有戴头盔。”[135]司令官用“流利的英语”问他离最近的城镇有多远。他告诉他要走六英里路，他们想走到那儿去投降，但这名警察把他们带到了村里的邮局，打电话请求从科尔切斯特派遣一支护送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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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用警戒线将齐柏林飞艇围了起来，人们从几英里外赶来观看，士兵们用枪上的刺刀阻挡人们，迫使他们保持距离；它的框架散布在两块田地和一条乡间小路上，拥有这块地——这里是观看飞艇的最佳视角——的农民可以收取门票，用于为红十字会募捐。《泰晤士报》的记者报道说，“它看起来就像一只断了脊背的大怪兽”。虽然英国在报复，但截至目前，突袭已造成352人死亡，799人受伤。那天晚上，萨福克郡和林肯郡也遭到了轰炸，对伦敦进行的突袭杀死了斯特里汉姆、肯宁顿和布里克斯顿的平民。仅那一晚总共有40人死亡，135人受伤。两天后，南部和东部海岸又有43人遇难。审查员只允许含糊地提到伤亡情况，并且不允许提到具体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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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4年8月以来，强烈的反德情绪日益高涨，民众间接体验到的索姆河战役加剧了这种情绪，而这些突袭又帮助维持了这种反德情绪。在该年的早些时候，这种情绪是在令人尴尬的穿插曲目中出现的。王室大家庭中有三名成员效忠于敌人。他们是乔治三世的曾孙坎伯兰和特维奥特戴尔公爵，以及维多利亚女王的两个孙子奥尔巴尼公爵（他继承了科堡公爵的头衔，因此成了德国亲王）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136]的阿尔伯特亲王。坎伯兰公爵71岁，他没有为任何人而战。1866年，当普鲁士吞并汉诺威的时候，他离开了汉诺威（他实际上仍然是汉诺威的王储），逃到了奥地利，他仍然居住在奥地利，并且是弗朗茨·约瑟夫的密友。他还娶了亚历山德拉王后的妹妹，因此，他因为婚姻关系成了乔治五世的叔父，而从血缘上来讲，他是乔治五世的堂兄。他已经将近四十年没有访问过英国了，也从来没有在上院中取得一席之地。阿尔伯特亲王由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海伦娜（Helena）所生，他没有英国头衔，但他出生在温莎。战争爆发时，45岁的他请求德皇豁免他与英国人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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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奥尔巴尼与他们不同。他是国王的堂弟（他的父亲是利奥波德亲王，患有血友病，也是爱德华七世的弟弟），也是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他是一个遗腹子，作为英国亲王被抚养长大，并在伊顿公学接受教育，直到16岁，才继承了德国的公爵领地。然后，他成为另一个表兄德皇的门徒，并被德国化。1914年，他与英国家庭决裂，加入了一个德国步兵团。尽管他在1915年因风湿而退伍，但他继续为公国的士兵提供道德方面的领导，并经常前往前线。和坎伯兰公爵一样，1915年，他的名字也被乔治五世从嘉德骑士的名册中划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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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在下院提出一个问题后，报界——它们不知道爱尔兰议员斯威夫特·麦克尼尔最初在1915年6月7日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被阿斯奎斯扔在了一边——掀起了一场反对这些人的运动。但它遭到了斯坦福德汉的冷遇，斯坦福德汉在7月27日写给格温的信中谴责了1772年的《王室婚姻法》。他说：“只要王室成员必须到国外去找老婆、找老公，那么一旦欧洲发生战争，这些麻烦就一定会出现。”[137]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维多利亚女王的一个女儿路易丝（Louise）公主，在1871年嫁给了阿盖尔公爵；1889年，爱德华七世的一个女儿（也叫路易丝）嫁给了法夫伯爵（他在结婚两天后被提升为公爵）。这两桩婚姻都没有超过苏格兰的范畴。因此，造成这个问题的是对等级地位的追求，而不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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