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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对伤亡如此惨重表示关切,黑格只能把这看作是对自己的含蓄批评。然而,在总指挥官看来,最严重的冒犯是,劳合·乔治会见了法国北方集团军群的司令费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将军,并直接向他询问了关于法军和英军以及英国将军在西线的相对表现。虽然福煦小心谨慎地不去贬低黑格,并强调基钦纳的军队缺乏法国老兵的经验,但劳合·乔治还是暗示说他对黑格的领导能力没什么印象。黑格说:“要不是福煦将军亲自把这次谈话告诉我,我真不敢相信一个英国大臣竟会如此没有绅士风度地去找一个外国人,并询问与他下属有关的问题。”[149]黑格一定是生活在世外桃源中,才会得出劳合·乔治是个绅士的看法,并且黑格在批评他人的举止时也带有虚伪的成分。就他自己的行为举止而言,也有一些插曲将使他在这方面的资历受到质疑,比如他在前一年取代了弗伦奇,而后在1918年初上演了取代罗伯逊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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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劳合·乔治的远不止黑格和伊舍。10月,劳合·乔治不得不就未规定具体内容的预算数发表演讲,部分原因是为了证明自己是阿斯奎斯的忠实支持者。法国人对他在法国期间的自我宣传行为发表了负面评论,英国记者嘲笑他招来了这种指责。《曼彻斯特卫报》对他的攻击让他十分尴尬,也因此激起了他的愤怒,以至于他指责史考特让一名不在巴黎的记者编造了这个故事。史考特对他的说法进行了斥责,称该报驻巴黎的记者“诚实、能干、消息灵通”。陆军大臣的公关工作也导致他遭到《晨间邮报》的攻击。在有关未规定具体内容的预算数的辩论中,和平主义者、自由党议员查尔斯·特里维廉(他后来加入了工党)记录下了《泰晤士报》的说法,即在索姆河战役的最初三个月,伤亡人数为30万,“现在不可能远远少于50万”。他说,虽然这个“乐观的威尔士人”可能认为战争可以在几个月内结束,但是,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随着伤亡人数继续以这种速度增加,前景会十分可怕。[150]这就是那么多人对劳合·乔治在采访中的语气进行谴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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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似乎把诺思克利夫变成了敌人。10月11日,这位报业巨头拜访了陆军部——也许幸运的是,陆军大臣没有出席与未规定具体内容的预算数有关的辩论——他告诉劳合·乔治的首席私人秘书J. T.戴维斯(J. T. Davies),罗伯逊对他的工作受到政治干涉感到非常困惑,以至于睡不着觉。如果干涉继续存在,那么诺思克利夫将把揭露这种干涉视为自己的“职责”。[151]伊舍发现了这个阴谋,他在10月17日说道:“上周,劳合·乔治背着罗伯逊试图让内阁同意把法国前线的师派到萨洛尼卡。罗伯逊去找国王和阿斯奎斯,威胁说如果陆军大臣入侵‘作战’部门,那么他将辞职。”[152]麦克纳对劳合·乔治的看法大打折扣,因为劳合·乔治长期以来对他怀有敌意,他告诉雷普顿,劳合·乔治希望将罗伯逊赶出内阁,因为他“真的相信自己受到了启发,肩负神圣的使命,不会让任何人挡他的道”。[153]雷普顿把这番话告诉了诺思克利夫,后者向雷普顿传话说自己的报纸将支持他,尤其是因为诺思克利夫赞同罗伯逊反对劳合·乔治在萨洛尼卡作战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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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森小姐认为,诺思克利夫因为罗伯逊遭到干涉而威胁要攻击劳合·乔治,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诺思克利夫之所以愤怒,是因为大卫不接受他的建议。”[154]他的观点使劳合·乔治对罗伯逊产生了不满,这种不满将会恶化。史蒂文森小姐还指出,“至于诺思克利夫,每个人都说他疯了——因为他过于自负”。[155]然而,不断有证据表明,阴谋是危机、恶作剧和糟糕的判断交织在一起的产物:10月16日,里德尔会见了劳合·乔治,并告诉他:“诺思克利夫和军队中某些身居高位的人密谋要除掉劳合·乔治。”尽管消息的来源不可靠,但已经有许多间接证据对此进行证明。[156]此外,人们还注意到,尽管劳合·乔治热衷于去法国,但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巴黎或后方,很少到前线去,这与他在前一份工作中访问军火工人时的热情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最权威的传记作者将此归因于“他对烈性炸药的恐惧”,但最重要的是“他的神经质”。[157]幸运的是,他在过去的两年里劝勉过的年轻人不具有这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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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常不赞成持续不断的进攻,这对他与军队的关系毫无帮助。但到了10月底,驻法军队的兵力已不足8万人,因此,他的想法实际上是有些道理的。[158]他也没有停止压制罗伯逊。他想出了一个计划,派罗伯逊去俄国,以报告那里的局势。伊舍听说了这个阴谋,据他说,罗伯逊“直截了当地”拒绝去俄国。[159]劳合·乔治觉得明智的做法是把这个计划告诉国王,但国王随即回答说:“我当然不会允许罗伯逊去俄国。首先,他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不能像可怜的基钦纳那样去冒险……我不会听从这个建议的。”[160]11月5日,里德尔警告劳合·乔治说,如果在明年春夏的竞选季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这个国家将会对鲜血、财富和船舰的不断涌出感到厌倦,而且将会面临出现一个强大的和平党派的危险”。[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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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劳合·乔治计划的那样,阿斯奎斯承受着巨大的工作量,比他更年轻、甚至更聪明的人都难以承受这种工作量。自1916年1月以来,战争委员会平均每月召开6次会议;但在11月,他们开会15次。汉基表示,即便如此,它也无法“跟上工作的进度”。[162]围绕保持国家运转展开的斗争日益激烈:外汇正在耗尽,因此更多的货物必须在国内生产,而不是从国外购买。在商船快速损失之际,这有助于避免英国的造船厂未能制造和交付足够商船的情况。在战争委员会的最后几次会议上,其中一次讨论了对所有60岁以下的男人进行工业征召的可能性(以及或许征召所有女人),并成立了一个小组委员会来研究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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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征召成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因为在整个秋天,随着索姆河战役的伤亡人数不断上升,从在免于服役的岗位上工作的男子中“筛选”出非熟练人员,并让他们服兵役的活动仍在继续。他们不仅来自军工厂,还来自铁路厂房。这导致每周需要800名至1000名妇女来接替他们,政府紧急呼吁妇女们自愿参加,铁路工会勉强承认妇女们可以在男性从事的行业里做某些工作。随着圣诞节的到来,邮局招募了7000名妇女志愿者来收集、分类和投递邮件。尽管如此,这个国家还是开始吃不消了。11月13日,兰斯多恩向内阁传阅了一份文件,声称战争将摧毁文明,并主张通过谈判实现和平。他认为,上一年遭受的死亡和破坏并没有取得什么战果,继续下去的话,意味着“这场恐怖感难以名状的战争将被不必要地延长,那些不必要地延长这场战争的人所负有的责任不亚于那些不必要地挑起这场战争的人”。[163]他指出,已经确认有110万人伤亡,其中有1.5万名军官阵亡,还有许多人失踪:“我们正在缓慢而稳步地消灭不列颠群岛上最优秀的男儿。”[164]此外,这个国家正在走向破产,并使子孙后代陷入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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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致同意让内阁审议他的文件。劳合·乔治在接受美国合众社采访时提出的“致命一击”的说法,让美国人很反感。然而,这个说法在英国越来越受欢迎,他的大多数同僚也不情愿地同意这个观点。兰斯多恩的统一党同僚坚决反对他的文件,而罗伯逊领导的高级政要们则对此不屑一顾。兰斯多恩是一个明智而正派的人,但他已经72岁了,他的全盛时期是在世纪之交。他与那些和他一样的人——例如海军部的贝尔福(正如杰利科所认识到的那样)——越来越不合时宜,不适合全面战争和它所需要的粗劣政治,最能代表这种情况的例子就是阿斯奎斯。那些备受鄙视的“新派男子”态度粗鲁,举止咄咄逼人,更适合参加战斗。是时候换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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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固定翼飞机对伦敦进行了第一次轰炸,6枚炸弹落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这似乎是为了让人们在更接近英国本土的地方体验英国的政策失误。汉基带着讽刺(这种讽刺也许是无意中的)回忆说:“就像那个阴郁季节里的伦敦一样,政府的气氛日益充满了硫黄味。”空气中弥漫着革命的气息和烈性炸药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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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nkey:The Supreme Command,1914-1918,by Lord Hankey (George Allen & Unwin,2 vols,1961).,II,p.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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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ankey:The Supreme Command,1914-1918,by Lord Hankey (George Allen & Unwin,2 vols,1961).,II,p.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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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伊舍的文件:ESHR 2/16,1916年6月23日写给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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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ellicoe:Jutland:The Un nished Battle,by Nicholas Jellicoe (Seaforth Publishing,2016).,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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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ankey:The Supreme Command,1914-1918,by Lord Hankey (George Allen & Unwin,2 vols,1961).,II,p.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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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ankey:The Supreme Command,1914-1918,by Lord Hankey (George Allen & Unwin,2 vols,1961).,II,p.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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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cott:The Political Diaries of C. P. Scott,1911-1928,edited by Trevor Wilson (Collins,1970).,p.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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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iddell:Lord Riddell’s War Diary 1914-1918,by George Riddell (Ivor Nicholson & Watson,1933).,p.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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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he Times,5 June 1916,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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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hompson II:Politicians,the Press and Propaganda:Lord Northcliffe and the Great War,1914-1919,by J. Lee Thompson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9).,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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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Beaverbrook I:Politicians and the War,1914-1916,by the Rt Hon. Lord Beaverbrook (Thornton Butterworth,1928,vol.I;Lane Publications,1932,vol.II).,I,p.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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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aylor,English History 1914-1945,by A. J. P Taylo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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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伊舍的文件:ESHR 2/16,1916年6月9日写给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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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Hansard,Vol.83 col.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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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Hankey:The Supreme Command,1914-1918,by Lord Hankey (George Allen & Unwin,2 vols,1961).,II,p.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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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Churchill R.:Lord Derby,King of Lancashire:The Official Life of Edward,Seven-teenth Earl of Derby,1865-1948,by Randolph S. Churchill (Heinemann,1959).,p.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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