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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后，雷德蒙在下院再次对政府进行了抨击，他声称政府在爱尔兰的行为违背了英军之所以对抗德国人的理念，并应对爱尔兰的动荡局面负责。他说，这是“一个可以通过直截了当的演讲来满足公众利益的时刻”，他的语气表明他意识到了自己、他的政党和温和的民族主义党正在为他们的生命而战。[123]他说，目前的局势“充满着威胁和危险”，爱尔兰“宪政运动”四十年来的努力即将付诸东流。他谴责政府自1914年8月以来对爱尔兰人的处理，同时指出已有15.7万名爱尔兰人——其中9.5万名天主教徒和6.2万名新教徒——加入了陆军，另有1万人加入了海军。在将《爱尔兰自治法案》写入法典后，天主教徒表现出了善意。[124]大约有3万名爱尔兰国民志愿军应征，但他说，英国对爱尔兰的冷落导致许多人被拒之门外，挫败了他想使爱尔兰及其人民与英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愿望。他说，这些态度催生的“怀疑和不信任”在去年的复活节事件中达到了顶峰。[125]在随后的辩论中，劳合·乔治对雷德蒙的数字提出了质疑：有15.7万人应征，但5.2万人因体检原因被拒，总比例远低于英国其他地区。[126]随后，劳合·乔治自己也承认这个数字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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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关于在爱尔兰征兵的争论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了一场自起义以来英国在爱尔兰行为的讨论。雷德蒙估计，参与叛乱的人最多有1500人，但整个爱尔兰都在“搜寻”反叛者，当数千名无辜的年轻人被捕时，这是在离间守法的民众。爱尔兰自治的实施被再次推迟，军法管制仍在实行中，统一党的大臣们正在施加压力。然而，爱尔兰人却在西线为英国国王献出生命。他认为，如果迅速实施爱尔兰自治，那么情况是可以挽回的；但是，如果不这样做，他担心会发生灾难，尤其是有人试图在爱尔兰实行征兵制；此外，当新的爱尔兰志愿军不是被派往爱尔兰军团，而是被派往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军团时，这会令他们非常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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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比雷尔担任布政司的亨利·杜克用和解的语气做出答复，但他否认政府的政策帮助了新芬党崛起。他和雷德蒙观点不同，证明他们的意见不一致。杜克否认了同谋者是1500人，声称有3000人。许多被送进监狱的人获得了减刑。仍有560人被拘禁。以叛国罪审判所有560人毫无意义，但政府也不希望释放他们，不想让他们在一个分裂的爱尔兰挑起事端。他认为继续实行军法管制不是为了英国的利益，而是为了守法的爱尔兰普通男女的利益。他指责爱尔兰（而不是政府）未能在该年7月实施地方自治，民众未能就此达成一致。这是一种解释，但并不是特别可靠。结果就是，高压政治将会继续，而且（不管杜克怎么想）更多的民族主义党将会转向新芬党及共和派中间分子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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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后，有1800人被送到了威尔士的弗朗戈奇（Frongoch）拘留营，目前还有570人被关在那里，这也是破坏英爱关系的一大原因。囚犯们睡在以前的麦芽仓库里，据说那里老鼠成灾、潮湿、不通风，政府不可避免地对这种说法进行了反驳。政府没有反驳的是，该年10月向他们送去的176磅肉被宣布为不适合人类食用。[127]管理拘留营的一名官员建议用醋洗肉，以消除臭味。尽管负责任的内政大臣塞缪尔称，与居住条件有关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但他也拒绝让议员代表团访问拘留营进行检查。[128]许多被拘留者都是知识分子，由于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开设课程，这所拘留营被称为“革命大学”。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就是校友之一，他曾因担任约瑟夫·普朗克特的副官而被拘留。阿斯奎斯否认管理爱尔兰政府的统一党大臣是出于“反地方自治的精神”才这样做的。[129]他甚至没有提出新的爱尔兰自治计划，这就好像他被困在了沼泽里，无法动弹。然而，在索姆河战役爆发后，他有太多的事情要操心了。不过，他很精明，决定不再讨论征召爱尔兰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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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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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变了个样。街道上到处都是身穿卡其色制服的人，他们有的在休假，有的在制服上系着一个额外的金色织带，表明他们因为重伤退役回家。在伦敦的一些地方，房屋已经变成了重伤者的疗养院，在晚上10点以后到黎明之前禁止吹口哨叫出租车，以便让受伤的英雄们好好休息。生活是一场斗争。虽然那些从事战争工作的人由于加班时间长，工资往往远高于和平时期，但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却遭到高税收的打击。到了1916年7月下旬，食品价格估计比两年前上涨了65%。[130]服装价格上涨了55%，煤炭价格几乎上涨了一倍。[131]中产阶级和固定收入人群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虽然新的工业工人大军能够很好地应付，但仍然发现，1914年7月花12先令6便士就能买到的东西，现在花1英镑才能买到，因此，肉成了每周吃一次的奢侈品。1916年8月的一份报告说，工人阶级主要吃“茶、糖、面包、人造黄油和蔬菜”，他们买了一些火腿末和培根皮的碎片来调味汤汁。[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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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百姓难免会遭受敌人的“骇人行径”。政府试图应对索姆河战役的附带后果，但它发现，在8月初齐柏林飞艇频繁突袭东部各郡后，它遭到了报界和公众的进一步攻击，因为这次突袭激起了对防空设施的批评。那是个炎热干燥的季节，飞艇的许多炸弹都是燃烧弹，投在了开阔的乡间。农民们认为，这是企图放火烧毁等待收割的谷类作物。为了加快收割速度，陆军委员会宣布将临时调派2.7万名士兵从事农业工作。与此同时，张伯伦的人力分配委员会应该确保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判断哪些属于免于服役的工作，哪些不属于，以及哪些人可以请求豁免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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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柏林飞艇的袭击频率再次增加，9月2日至3日夜间，13艘飞艇进行了突袭，造成4名平民死亡，13人受伤。然而，当威廉·利夫·鲁滨逊（William Leefe Robinson）中尉在赫特福德郡卡夫利村庄的上空击落一艘齐柏林飞艇时，这次突袭激发了战争中最振奋人心的一幕：数千名在地面上的人目睹了他的壮举，他们在飞艇落下时唱起了国歌。飞艇上的16人全部丧生，利夫·鲁滨逊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他后来在战争中被击落并被俘，死于西班牙流感。9月发生了两起更具破坏性的突袭，23日，两架齐柏林飞艇被击落，但这一次诺丁汉郡和肯特郡有40位平民丧生，130人受伤；两天后，在兰开夏郡、约克郡和林肯郡发生的袭击中，有43人死亡，31人受伤。[133]政府对突袭行动感到焦虑不安，迫使新闻局对哪些内容可以公布进行了限制。理由是“军事上的损失很小，但是，只要德国人认为突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就会继续进行下去，长期报道往往会在英国和国外产生这样的印象，那就是突袭的效果要比实际上大得多”。[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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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空部队最终进行了反击。9月23日晚至24日凌晨，当12艘齐柏林飞艇袭击伦敦时——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突袭——皇家飞行队的一名飞行员在埃塞克斯郡的比勒利卡镇附近击落了一艘飞艇，杀死了22名机组人员。在稍晚的凌晨1点40分，一艘残破的齐柏林飞艇迫降在科尔切斯特以南的埃塞克斯海岸的小威格伯勒（Little Wigborough）。虽然在着陆时飞艇的一部分发生了爆炸，但机头和引擎仍完好无损，机组人员也幸免于难。一名赶到现场的特别警察告诉《泰晤士报》：“在半路上，我遇到了大约20个人，他们朝我走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体格健壮的年轻人，可能不超过20岁。他们穿着和消防员差不多的制服，只是没有戴头盔。”[135]司令官用“流利的英语”问他离最近的城镇有多远。他告诉他要走六英里路，他们想走到那儿去投降，但这名警察把他们带到了村里的邮局，打电话请求从科尔切斯特派遣一支护送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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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用警戒线将齐柏林飞艇围了起来，人们从几英里外赶来观看，士兵们用枪上的刺刀阻挡人们，迫使他们保持距离；它的框架散布在两块田地和一条乡间小路上，拥有这块地——这里是观看飞艇的最佳视角——的农民可以收取门票，用于为红十字会募捐。《泰晤士报》的记者报道说，“它看起来就像一只断了脊背的大怪兽”。虽然英国在报复，但截至目前，突袭已造成352人死亡，799人受伤。那天晚上，萨福克郡和林肯郡也遭到了轰炸，对伦敦进行的突袭杀死了斯特里汉姆、肯宁顿和布里克斯顿的平民。仅那一晚总共有40人死亡，135人受伤。两天后，南部和东部海岸又有43人遇难。审查员只允许含糊地提到伤亡情况，并且不允许提到具体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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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4年8月以来，强烈的反德情绪日益高涨，民众间接体验到的索姆河战役加剧了这种情绪，而这些突袭又帮助维持了这种反德情绪。在该年的早些时候，这种情绪是在令人尴尬的穿插曲目中出现的。王室大家庭中有三名成员效忠于敌人。他们是乔治三世的曾孙坎伯兰和特维奥特戴尔公爵，以及维多利亚女王的两个孙子奥尔巴尼公爵（他继承了科堡公爵的头衔，因此成了德国亲王）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136]的阿尔伯特亲王。坎伯兰公爵71岁，他没有为任何人而战。1866年，当普鲁士吞并汉诺威的时候，他离开了汉诺威（他实际上仍然是汉诺威的王储），逃到了奥地利，他仍然居住在奥地利，并且是弗朗茨·约瑟夫的密友。他还娶了亚历山德拉王后的妹妹，因此，他因为婚姻关系成了乔治五世的叔父，而从血缘上来讲，他是乔治五世的堂兄。他已经将近四十年没有访问过英国了，也从来没有在上院中取得一席之地。阿尔伯特亲王由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海伦娜（Helena）所生，他没有英国头衔，但他出生在温莎。战争爆发时，45岁的他请求德皇豁免他与英国人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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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奥尔巴尼与他们不同。他是国王的堂弟（他的父亲是利奥波德亲王，患有血友病，也是爱德华七世的弟弟），也是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他是一个遗腹子，作为英国亲王被抚养长大，并在伊顿公学接受教育，直到16岁，才继承了德国的公爵领地。然后，他成为另一个表兄德皇的门徒，并被德国化。1914年，他与英国家庭决裂，加入了一个德国步兵团。尽管他在1915年因风湿而退伍，但他继续为公国的士兵提供道德方面的领导，并经常前往前线。和坎伯兰公爵一样，1915年，他的名字也被乔治五世从嘉德骑士的名册中划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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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在下院提出一个问题后，报界——它们不知道爱尔兰议员斯威夫特·麦克尼尔最初在1915年6月7日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被阿斯奎斯扔在了一边——掀起了一场反对这些人的运动。但它遭到了斯坦福德汉的冷遇，斯坦福德汉在7月27日写给格温的信中谴责了1772年的《王室婚姻法》。他说：“只要王室成员必须到国外去找老婆、找老公，那么一旦欧洲发生战争，这些麻烦就一定会出现。”[137]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维多利亚女王的一个女儿路易丝（Louise）公主，在1871年嫁给了阿盖尔公爵；1889年，爱德华七世的一个女儿（也叫路易丝）嫁给了法夫伯爵（他在结婚两天后被提升为公爵）。这两桩婚姻都没有超过苏格兰的范畴。因此，造成这个问题的是对等级地位的追求，而不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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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德汉为奥尔巴尼的离谱行为开脱，因为奥尔巴尼是一位德国亲王，如果他不为德皇而战，那么他就会成为入籍国的叛徒。斯坦福德汉对格温说，“在我看来，下院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已经失去了分寸”。格温向斯坦福德汉保证，他提出这个问题的唯一动机是为了防止与国王过分亲德有关的恶意流言，因为国王没有对他的亲戚采取任何行动。为了能有所帮助，8月2日，《晨间邮报》刊登了一封捏造的信（格温用化名写的），声称《议会法案》可以取消这三人的继承权。但是，由于这三人都不太可能去继承，在议会有更重要的事情需处理的情况下，这封信只是分散了议会的注意力。就在那天，内阁对这件事进行了讨论，阿斯奎斯向下院做了模棱两可的发言。然而，这个问题和国王的德国血统所带来的其他后果不会自行消散，它们将纠缠王室数月，直到王室采取决定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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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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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是，索姆河战役不会迅速结束这场战争。同样明显的是，当许多选民仍在海外时，为了避免根据一个严重过时的选民登记制度进行选举，需要进一步延长议会的任期。政府同意将议会延长到1917年5月31日，即上次选举的六年半后，以期能够草拟一个令人满意的经修订的登记制度，并举行合法选举。这并非易事，阿斯奎斯向议会陈述了所涉及的复杂问题。最理想的情况是，他希望把投票权扩大到每一个士兵和水手，这意味着一些21岁以下的人也会有投票权。但是，也出现了与选区有关的问题，例如在法国或美索不达米亚的士兵应在哪个选区投票。他说，军事当局强烈反对在士兵服役期间举行投票。他还问，那些“切断了旧的家庭关系和旧的居住关系，进入了迄今为止他们所不知道的地方，并在那里大量聚居的”军火工人，是否应该被赋予选举权，以认可他们做出的牺牲，即使他们在其他方面不符合条件。[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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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还有一个更激进的提议，那就是扩大选举权。他接着发表了一个历史性的声明，这是他政治信条的一个分水岭。他的意见具有重要意义，全文引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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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一旦你开始向国家的这些岗位授予普遍的选举权，那么你就面临着另一个最可怕的命题：你打算怎样对待女性？虽然我不认为人们会怀疑我——在这件事上，我历来的态度都很明确——没有特别的意愿或倾向来将女性纳入选举权的范畴，但是，我还是收到了代表她们发言的人做出的大量陈述，我不得不说，她们向我提出的不仅是一个合理的问题，而且，从她们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无须争辩的问题。她们说，如果我们不改变选举权的资格限定，那么她们将服从于现状；但是，如果我们引进一个新的选举人类别，无论基于什么样的国家服务理由，那么她们将会感到心满意足。她们解释说——并且我们不可能否认她们的主张——和社会上任何其他阶层的人一样，在这场战争期间，这个国家的女性在战事工作方面提供了有效的服务。的确，她们无法打仗，也就是说，她们无法拿着步枪上战场，但是，她们填补了我们的军工厂，她们正在做战斗人员以前必须做的工作，她们已经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她们成为国家的公务员，她们以最有效的方式帮助开展战事工作。[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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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发表声明前不久，他接待了一个妇女参政运动人士的代表团，这使他觉得这个问题显然无须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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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阿斯奎斯正在经历一次非凡的转变，但看到自己正在惹出遭人非议的一大堆麻烦，并且在战争中自己理想化的选举权改革将不可能实现，他就受够了当一名政治家。因此，他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他说，将根据现有的选举权草拟一个登记制度，但在战后，下一个登记制度需要考虑没有选举权的男女所做出的贡献。对于那些搬进了出租屋、失去了财产资格，由此失去了投票权的男性军火工人，他打算恢复他们的权利；但是，士兵们将无法投票，除非选举的那天他们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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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在妇女选举权的问题上改变了看法，激怒了一位未来的选民巴瑟斯特夫人。她是《晨间邮报》的老板，在8月19日写给该报的一封信中，她谴责他改变主意是“最终的背叛行为”。[140]她继续说：“我在战争期间见过很多妇女，并且……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改变看法，即女性不如男性，完全不适合参与治理这个国家。”她要求让“真正有男子气概、刚强的人”（她以卡森为例）来进行治理，并阐述了她对选举权的见解。“我希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战的每一个士兵和水手，在他们的一生中都能拥有一次投票权，然后看到这些票只投给那些通过了某些学历方面的考验、对国家有用的男性。”对阿斯奎斯来说，幸运的是，与选举权改革有关的进一步讨论可以推迟到形势更为有利的时候。然而，对他和政府来说，回避其他争议就没那么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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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陆军大臣，劳合·乔治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但他几乎没有做什么事来博得他人的喜爱。9月17日，在英国陆军部的驻法国总部，一向狡猾的伊舍看到他在工作，说出了恶言恶语的评价。“首相在这里待了三天，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劳合·乔治给人留下了最差的印象，展现出了自己的本色，一个寻求聚光灯的聪明的政治冒险家。他被一群人包围着，其中有雷丁勋爵，雷丁通过涉足财政和政治，降低了他所担任的崇高职位的尊严、权威和地位，还有艾利班克的默里，默里诚实交易的声誉十分令人怀疑，品行也同样令人怀疑。”[141]雷丁现在是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他的出现令人感到非常奇怪。但是，正如伊舍告诉利奥·马克西的那样，这是“老马可尼帮”。1913年，雷丁的兄弟戈弗雷·艾萨克斯（Godfrey Isaacs）经营的一家公司的股票让“老马可尼帮”的政治生涯几近终结。[142]艾萨克斯也出现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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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舍对劳合·乔治的评价还没有完：“他似乎在寻找摄像机，还有士兵们的欢呼声。他傲慢无礼，随随便便。这些事情都不（原文如此）令人惊讶。用威尔士律师的耳朵是缝制不出丝绸钱包的。”这并非保守党人的恶言恶语：伊舍是个自由党人。但是，这说明了年老的当权派不信任他、不喜欢他的程度和原因。当劳合·乔治担任最高职位的时候，他的做法让相当一部分政界人士认为，他往好了说是不清不楚，往坏了说是腐败。例如，1916年6月，索尔兹伯里勋爵告诉他的堂兄贝尔福，他认为劳合·乔治是“一个满嘴空话的人，是一个骗子”。[143]陆军大臣随意贬低英国将军，不顾一切地收买其他职级的人员（诺思克利夫曾说这些人员都不喜欢他），这些都无助于他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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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从法国回来后，应诺思克利夫的要求，接受了美国合众社社长罗伊·W.霍华德（Roy W. Howard）的采访，这使他冒犯了更多的人。伊舍和其他许多人都感到震惊。“今天，劳合·乔治发布了一篇与美国记者进行的‘访谈’，”他在9月29日写道。“他所说的内容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他粗俗地展现了自己的想法、惯用的措辞和自夸，让民众为自己的国家害臊。要是在格莱斯顿和皮尔[144]的时代，他会被谴责为背离了作为我们公共生活之荣耀的高标准的政治礼仪。他们会对这个不同寻常的小无赖说些什么呢？”[145]在采访中，劳合·乔治断言协约国将继续战争，将给对手“致命一击”，这引起了极大的不安。[146]这是他向威尔逊总统发出信号，表明威尔逊为和平进行仲裁的雄心——威尔逊想借此获得好评——可能不会实现。然而，它被解释为劳合·乔治的意思是他想摧毁德国的大国地位，这是他私下声称不可能的事情，但他似乎也热衷于断言英国将获胜，并且胜利将提升英国人的士气。这就是劳合·乔治所说的“复仇的必然召唤”。[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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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舍使用新词“马可尼帮”来指代和陆军大臣一起在法国的那群人，他咆哮道：“他故意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法国‘享乐’……他任由自己被一群冒险家利用，这些冒险家的胆量随着成功而增长；在他们惹人猜疑的奉承下，他开始相信他的第一个礼服衣箱里藏着一根陆军元帅的指挥棒。如果他不马上醒来，这种幻觉可能会见证他的毁灭。”诺思克利夫对自己在促成这次采访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非常自豪。10月5日，他向艾特肯引述了一句格言来对此进行证明：“在我看来，最好的宣传是报纸。”[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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