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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不仅需要应付丧亲之痛，也越来越需要设法控制战争对经济的影响。10月11日，他不得不向议会再申请3亿英镑，导致到目前为止1916～1917财年的拨款总额达到了13.5亿英镑，使得自1914年8月以来的拨款增加了31.32亿英镑。在他上一次向政府要钱以来的113天里，海军、陆军和军需品花费了3.79亿英镑，而借给盟国和自治领的贷款达到了1.57亿英镑，其他项目（包括食物和铁路）花费了2300万英镑。在描述英国纳税人、债权人的钱产生了哪些价值时，阿斯奎斯为索姆河战役涂上了最明亮的光彩，声称军队“在9英里的战线上推进了大约7英里”，皇家飞行队“完全控制了天空”，导致德军“实际上放弃了对凡尔登的进攻”。[15]在这场战役中，仅英军就俘虏了28050人，缴获了121支枪和396支机枪。他说，黑格曾告诉他英军是如何“经受住了考验”。阿斯奎斯似乎接受了这种说法，而没有丝毫的讥诮讽刺。他说，那个时刻，“我们的心中没有怯懦，我们的目的没有动摇，我们的意见没有摇摆不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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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森提醒议员们，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一样，阿斯奎斯在这场正酣的战斗中失去了一个儿子。他仗义执言，没有掩盖事实。我们已经“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对事实视而不见是没有用的，因为这是一个日益明晰的事实，也是全世界都明白的事实”。[17]他继续说，战斗到底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需要人力方面的保证。斯托克波特的议员乔治·沃德尔（George Wardle）代表工党发言，他说：“人们的心理和生活承受的全部负担都可以被讲述出来的那一刻，也许永远不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无论这个负担是什么，我们都必须承担代价，不管这个代价有多大，因为，这个代价的缘由值得下院和人民永远为此付出。”[18]在后来关于“笨驴领导雄狮”的所有争论中，值得回顾的是当时的工人阶级政党支持政府对索姆河战役的指挥。在那年的工党大会上，沃德尔发表了一篇演说，激起了党内许多人对战争的支持，这使他名声大振。沃德尔也意识到了阿斯奎斯的个人压力，他说，他刚刚发表了“我认为将会是下院历史上最杰出的演讲之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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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强烈的危机感日益影响着政治行动，并对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怀有巨大抱负的人起到了激励作用。10月28日，主要的麻烦制造者劳合·乔治拜访了阿斯奎斯，对战事指挥表示不满。阿斯奎斯告诉汉基，陆军大臣“对战争感到非常沮丧，对总参谋部缺乏想象力感到非常失望，并对索姆河进攻中遭受的重大损失感到心烦意乱”。[20]汉基同意劳合·乔治的评估，并将此告诉了阿斯奎斯。三天后，劳合·乔治向汉基大声抱怨索姆河战役的“血腥和灾难性失败”，并说他宁可辞职，也不愿成为重蹈覆辙团体的一分子。鉴于后来在1917年发生的两次灾难性进攻（这两次进攻都得到了当时执政的劳合·乔治的批准），这将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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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试图解决公众对失败的军事战略的担忧。1916年11月，政府做出了一项努力，以使海军部更能适应海军和商船队的需要：不是撤掉贝尔福，而是用杰利科取代第一海务大臣杰克逊，杰利科将大舰队的指挥权交给了贝蒂。然而，在陆军部，劳合·乔治与罗伯逊的关系不断恶化。10月，劳合·乔治曾向汉基抱怨总参谋部“缺乏想象力”，并告诉汉基，如果1917年再发生类似索姆河战役那样的“血腥和灾难性失败”，他将不会留任。[21]较之于劳合·乔治，罗伯逊更了解当兵打仗和战略，这正是陆军大臣不能接受的。并且在罗伯逊的西线政策上，劳合·乔治和罗伯逊意见不一。劳合·乔治认为索姆河战役证明了他的观点，即应当在萨洛尼卡开辟一条新的战线。他对一些将军出言不慎，导致军队的上层不信任他并向罗伯逊诉苦。更糟糕的是，劳合·乔治也认为罗伯逊和财政大臣麦克纳（他是劳合·乔治的死对头）是一伙的，并且麦克纳正试图将劳合·乔治派往海外，让他不要挡道，最好是尽快去，再也不要回来，就像基钦纳曾经遭遇的那样——这也正是劳合·乔治希望对罗伯逊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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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逊得到了阿斯奎斯的全力支持。汉基甚至认为，劳合·乔治甭想摆脱帝国总参谋长，因为没有明显合适的继任者。汉基提到了这两人之间的争斗，他担心结果是其中的一人辞职——“罗伯逊的辞职将是一场最严重的军事灾难，而劳合·乔治的辞职将是一场政治灾难，它将摧毁政府，也许还会摧毁整个联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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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陆军大臣的野心已经是众所周知。伊舍——他的直觉无人能及——在很久以前就察觉到了。他曾在9月29日给黑格写信说，“马可尼帮”企图接管由阿斯奎斯的密友J. A.斯班德编辑的自由党的机关报《威斯敏斯特公报》。当他们获得控股权时，斯宾德成功地做到了决不妥协。“劳合·乔治和他的帮派没能说服他抛弃阿斯奎斯”，他对黑格说，“他们买下了《威斯敏斯特公报》，并威胁要把他赶下台，但是，他们在最后一刻畏缩了，安于让艾利班克的默里担任董事会主席”。[23]任命默里只是证实了伊舍的观点，即劳合·乔治的亲信正在动员各种力量。“毫无疑问，他和马可尼帮打算把最高权力握在他们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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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杰利科对航运业的损失十分震惊，10月30日，他绕过直属上级海军大臣贝尔福，直接给阿斯奎斯写信，告诉他需要开发一种方法来对付U艇。政府对护航队——将船只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保护方阵的想法——进行了讨论，但没有足够的军舰来保护商船，而且如果强迫护航队按照航速最慢的船舰的速度前进，那么就会造成延误和港口拥堵。11月2日，杰利科被召集到战争委员会，他请求该委员会向商船提供3000支枪以进行武装。航运损失及其对粮食供应的影响，为劳合·乔治提供了与阿斯奎斯争论的另一个领域。马铃薯歉收和物价相应上涨加剧了这种情况。11月10日，在战争委员会内，劳合·乔治要求任命一位“航运督管专员和粮食督管专员”来实施“严厉的措施”，以保障和管理粮食供应。史蒂文森小姐记录道，粮食供应“正变得越来越严峻”。与阿斯奎斯关系密切的人以及寇松都驳斥了这个想法，但在询问并记录劳合·乔治的意见后，劳合·乔治对情妇说道，他“总是可以在他们什么都没做，而且为时已晚的时候指出问题”。[24]这件事透露了很多信息：劳合·乔治的幻想破灭了，以至于他不害怕对政敌开辟另一条战线，他预计他们将失败，并且他决心捍卫自己的名誉。在这种观点下，集体责任不可能轻易地维持下去，实际上也的确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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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斯奎斯不同的是，劳合·乔治掌握了进行全面战争所需的要素——这些要素（出于爱国原因，这些要素也许仅次于他的动机）让他的野心合法化，并且使得必须把传统的自由价值观放在一边。其他人也有同样的理解：例如格拉斯哥的议员乔治·巴恩斯（George Barnes），他认为工人阶级尤其对食物价格和食物投机交易感到不安——而政府迫切希望避免工人阶级的不满。“自由放任政策对社会经济没有好处，正如它对作战打仗没有好处一样”，巴恩斯说。“安妮（Anne）女王已经过世了，这个政策也已经过时了，［贸易委员会的主席］越早认识到这个事实，越早下定决心，在监管和控制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对所有相关方都会更好。”[25]巴恩斯建议政府对英国的整个小麦产量和所有的外国进口实行国有化，并固定价格。他认为国家应拥有农业和粮食工业的所有权，就像对待军火那样，但这个观点太过激进，难以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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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巴恩斯还是指出了导致全国紧急状态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政府干预才能解决。他说，牛肉、培根和牛奶供应是投机者的猎物。更糟糕的是，有报道称，富人的行为举止让人觉得就像没有发生战争一样：“前几天，我在一家日报上看到，在伦敦西区，人们仍然习惯于按每人1英镑提供晚餐，有时甚至比这高得多；我最近读到，富人花2先令6便士买桃子，花2先令买梨。现在不是铺张浪费的时候，当富人沉迷于这种铺张浪费的时候，他们只是在加重穷人的负担。我相信人们会记住这一点。”[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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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自1914年8月以来，糖价上涨了120%——事实上他低估了这个数字，因为糖价实际上涨了166%——并问道，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公众的吃糖数量所造成，从而推高了商品的价格。[27]然而，巴恩斯说，粮食供应存在着更广泛的问题，不仅中间商从中分成，农场主、磨坊主、批发商和面包师都对面包的价格造成了影响，而且由于需要士兵，这意味着1914～1915年间耕种的11.2万英亩土地在1915～1916年间处于休耕状态。后一年的小麦产量估计只有前十年平均产量的88.5%，这是战争时期的灾难。[28]其他议员呼吁征召退伍士兵到田里劳作，并呼吁尚未被派往法国的后备役人员也到田里工作。然而，8月21日，陆军部的政务次官弗朗西斯·阿克兰向下院承认，在1916年8月，2.7万名士兵被安排从事为期两周的劳作，但农民们只申请使用了3000名士兵，因为许多人似乎不知道这项计划。施政能力的问题往往比人力的问题更重要，议员们要求知道为什么政府没有解决这些关键的困难。[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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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实施的管制通常考虑不周。例如，为了节约取暖和照明，在秋天临近时，政府根据《保卫王国法案》责令晚上营业到很晚的商店提前关门。然而，由于人们需要轮班工作，许多小商店在晚上7点以后才有很多生意，新的限制对店主的生计造成了严重影响。对小商家来说，这些限制是又一次打击。早在战争爆发前，小商家就因为大型零售商和连锁店的增长受到了影响，并且在实行营业时间限制的情况下，大型商店能够更好地维持生存。议员亨利·钱塞勒（Henry Chancellor）宣读了一封选民的信，阐述了肖尔迪奇选区的选民面临的种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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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杂货店和供应品行业当了24年的店主，我支付工资，缴纳税费。当城里工作的贫穷妇女（主要从事办公室清洁工作）晚上（下班回来）时，那是我的生意最兴隆的时刻，而（这些妇女）直到晚上八点或十点才回来，那时她们得为晚餐购买食物，主要是奶酪、罐头肉、香肠、面包、黄油等。如果我不得不在7点关门，我还不如把百叶窗永远关上，而我卖炸鱼的邻居可能会继续营业，由此抢走我的生意。我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儿子，他们要从我这里带他去参军，我没有别的谋生手段。[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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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恳求政府重新考虑一下，否则这些商店的店主们将被集体送进济贫院。还有人指出，除非放宽限制，否则必不可少的工人，特别是军火工人，将无法在不翘班的情况下购物。塞缪尔为该命令进行了辩护，他引用了煤炭供应委员会关于节约燃料的建议；他还列出了代表服装商、药剂师、杂货店老板、理发师、肉贩、铁器商和小商人的贸易团体的名单，在协商过程中，他们支持这些提议。然而，由于遭到了大力反对，他同意商店从周一到周五开放到晚上8点，周六开放到晚上9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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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粮食危机开始引发（至少在官方圈子里）轻微的恐慌，许多下院议员开始考虑集中管理粮食控制这个更广泛的问题。11月15日，赫里福德的托利党议员、学院派经济学家威廉·赫文斯（William Hewins）要求任命一名食物管制员，以便“降低战争持续期间食物短缺和价格严重上涨的风险”。[31]他就这个问题在下院发起了一场辩论，在辩论中，他说，“英国国内相当焦虑”，物价持续上涨是不可避免的。[32]他对联合政府进行了指责。“考虑到英国控制着世界上最大的地区和最肥沃的土地，考虑到你们可以无限制地大量种植为大英帝国的民众服务所需的一切，我认为，英国政府在处理粮食供应问题上的政策是完全不可原谅的。如果你在整个大英帝国的支持下都无法保障粮食供应，那么只能说明你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33]政府避免就帝国或英国本土的粮食生产发表声明，也没有提到与粮食生产和供应有关的劳工和运输问题。这象征着政府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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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文斯的目标是把大臣们引出来，并让他们看到，由于如此广泛的部门参与了粮食政策的实施，有必要进行集中协调。尽管他声称“我并没有对首相或政府的任何成员发表任何评论”，但他还是强调了政府的一个重大失误，而此时这个失误有可能成为致命威胁。[34]他认为，没有集中指挥，任何企业都无法生存。但政府认为，粮食企业可以在没有集中指挥的情况下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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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委员会的主席朗西曼向议员们保证，政府正在采取措施改善粮食供应。他报告说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收成创了纪录，但他也承认，并非总是能够找到船将这些收获的果实运送到英国，对此，他在一定程度上指责法国人，因为法国人迟迟才让英国船只在他们的港口掉头。他声称，虽然造船厂的劳动力短缺，但1917年的产量将会增加。不过，他也承认存在严重问题。例如，英国觉得有义务向其盟国提供粮食，这使得国内的情况更加令人担忧。更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没有尽快寻求改善情况。朗西曼承认，在农村地区招募士兵时，“最困难的”事情是，需要判断什么时候招募更多士兵将会对粮食供应造成破坏。此外，高价格并没有降低消费，所以，他承认政府可能会“被迫”控制价格。[35]糖仍然是一个问题，但也有土豆暴利的案例，林肯郡的一位农民向军队出售土豆，每英亩获利62英镑，此后土豆的价格就上涨了，这要感谢陆军部在采购方面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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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西曼概述了他提出的一系列措施，以应对这些困难。他计划发布命令汇集熟练工人，以确保完成船只的建造。然而，虽然政府可以引导劳动力去造船，但没有钢铁就无法建造船只；并且由于缺乏熟练的钢铁工人，导致许多高炉不得不熄火。因此，朗西曼承诺这些高炉将被重新点燃，熟练的钢铁工人将被从军队中带回来。他宣布，除非有人接替重返田地的退伍士兵从事农业工作，否则1月1日以后不再征召全职农业工人，4月1日以后不再征召奶牛场的工人。他还承认，许多农业机械的维修状况很差，而英国缺乏机修工来修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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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朗西曼代表政府承认，必须根据《保卫王国法案》通过枢密院令任命一位食物管制员。然而，政府等到战争的第三年才这样做，这是一种极不称职的表现。他补充说，凡是浪费食物的人——最近有报道称，由于农民对向其提供的合同价格深感受辱，有几加仑的牛奶被倒进了下水道——都将被起诉。这个农民并非孤例：一个农业协会建议其成员，如果合同价格令人不满意，就用他们的牛奶喂猪。不过，这样做至少有利于食物链。他承诺要用法律惩罚在食品市场囤积居奇的人。虽然政府尚未制定计划来确定食品的最高限价，但一些食品（如牛奶）的价格上涨将受到控制。食物管制员负责收集与收购小麦等问题有关的证据，并提出政策建议。他承认这些措施“很激进”——尽管卡森和斯旺西的自由党议员阿尔弗雷德·蒙德（Alfred Mond）觉得它们不够激进，蒙德也是一名实业家和财阀，他在1926年创建了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并说道，按照巴恩斯之前提议的内容，国家应该接管农场，就像接管制造武器的工厂一样，并应确定食物的最高价格，就像劳合·乔治确定武器的最高价格一样。[36]国家接管了军工厂附近的酒吧，并在那里设立了食堂，试图使它们更像工人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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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都很“激进”，最激进的方面表现在，它们对自由主义中的不干涉主义思想造成了影响。朗西曼得出结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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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我们必须放弃我长期坚持的古老的自愿原则，我们可能不得不采取措施，实行国家控制，这可能会引起许多不适，并在某些方面造成些许不满。但是，没有哪一条国家法规几乎不会对部分民众造成影响。我们有权要求国内的所有人做好忍受一些困难的准备，政府将对这些困难进行评估和限定，并尽可能进行平均分配，以便让那些为国家付出更多的人能取得光荣的胜利。[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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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将利用枢密院令，从价格、供应、销售和分配等方面对食品市场进行管制。不过，在现阶段，政府已经获得了这些权力，但它还没有力图制定和实施规章制度。这段插曲也显示了劳合·乔治的影响力是如何增长的，在驳回了他任命“粮食督管专员”的想法后，内阁在三天之内就决定采取这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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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内，政府实施进一步干预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因公众的态度而得到了缓解，公众对铺张浪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有助于巩固政府的理念。在圣诞节和新年前夕，萨沃伊（Savoy）酒店的总经理发布了“节日晚宴”的细节，每个人的费用在1基尼和25先令之间（这个费用根据桌子的位置而定，并且不包含葡萄酒），但公众的强烈抗议导致这个报价被撤回。[38]贸易委员会为酒店和餐馆老板安排了一次会议，讨论“经济型菜单”，朗西曼“明确表示，除非酒店老板自己采取必要的行动，否则政府将会为他们采取行动”。[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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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府试图改善现状，但在索姆河战役遭受失败和巨大的伤亡后，食物短缺加剧了公众的不安。这种不安是由报纸引发的，并且不仅仅是诺思克利夫的报纸。1916年末，这些报纸将政府描述为无能、缺乏判断力、领导不力、无法做出重要决定。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强调了政府的一项失败，进一步损害了它的信誉。一些受欢迎的报纸要求将霍雷肖·博顿利纳入内阁。对许多人来说，博顿利是一个民族英雄，不仅仅因为他努力招募士兵，还因为他在英国各地为激动人心的观众们发表“演讲”，并通过这些演讲获得很高的报酬。在同僚们看来，阿斯奎斯似乎老了，而且正如克劳福德勋爵所说的那样，阿斯奎斯“死气沉沉”，对管理他那笨拙的内阁“毫无希望”。[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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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16年12月的政治危机是在公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对战争日益不安的背景下发生的。罢工变得更加频繁。1916年11月，批评战争的人士在加的夫举行的一次会议演变成了一场骚乱，一群忠于战事工作的工人把数百名反对者赶了出去。即便如此，仍有迹象表明，工人阶级意识到他们在堑壕战中所遭受的损失，正在从一种以忠诚为主的立场转向一种近似于持不同意见的怀疑态度，而劳工运动并非总是能够轻易地对他们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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