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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Hansard，Vol.88 col.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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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Hansard，Vol.88，cols 13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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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Hansard，Vol.88，col. 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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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Hansard，Vol.88，col. 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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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Hansard，Vol.88，col. 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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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Hansard，Vol.88，cols 13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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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The Times，20 December 1916，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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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阿斯奎斯的文件：MS Eng.d.3215，1917年5月28日的日记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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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保护国（Protectorate state）：非独立国的一种，也是殖民统治的一种特殊形式。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掠夺原材料产地和国际市场，用强力的手段迫使弱小国家、落后国家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以“保护”为名，控制和吞并弱小国家。这些弱小国家就称为保护国。——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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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 第八章 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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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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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劳合·乔治组建政府后不久，德国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这次是在海上，对英国构成了严重威胁。然而，它也导致了一系列事件，帮助协约国赢得了战争。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努力使他的国家保持中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德裔和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反英情绪。但是，德国随后于1917年1月31日宣布重新启动无限制潜艇战，使用U艇击沉开往英国水域的任何船舰，这给美国航运造成了损失，导致美国的公众舆论再也无法容忍。尽管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和德皇在1916年一致认为重启无限制潜艇战将会使美国卷入这场冲突，从而导致一场“精疲力竭的战争”，终结德国的大国地位，并且很可能会导致霍亨索伦王朝的灭亡，但德国仍恢复了这项政策。[1]事实表明，后果超出了他们的认知。威尔逊在政治上别无选择，只能让美国参战，并试图打败德国。战时环境的根本性改变不仅使英国获得了一个新的主要伙伴，也改变了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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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知道，他们在日德兰半岛侥幸躲过一劫，而海上舰队之间的另一场战斗不一定会以德国人取得胜利而告终。然而，作为封锁策略的受害者，他们深知封锁的后果，并寻求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报复。虽然他们正在渐渐输掉“饥饿之战”，但他们认为，1916年美国、阿根廷和加拿大粮食歉收，也会使英国面临严重的饥饿风险。由于英国的粮食依赖进口，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德国U艇的数量增加（从1916年1月的41艘增至一年后的103艘），给德国带来了巨大的优势，他们错误地认为，如果德国选择使用U艇，就有可能使英国求和。与1914年8月一样，迫使德皇采取这项政策的是军人，而不是政治家。自1916年10月起，德国使用驻扎在泽布吕赫的船舰在北海进行有限制潜艇战，尽管贝特曼持保留意见，但现在，这些船舰将驶往大西洋进行无限制潜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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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威尔逊断绝了同德国的外交关系。大多数美国航运公司的船舰都在港口靠泊，纽约的航运活动几乎停止。由于美国60%的出口流向西欧，这严重打击了美国的经济和纽约证券交易所。恪守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威尔逊仍然希望可以避免宣战，这场战争意味着美国将干预欧洲政治。但是，在德国外长阿瑟·齐默尔曼于3月3日承认“齐默尔曼电报”——提议墨西哥收复被美国占领的领土，以换取墨西哥支持德国——的真实性后，美国卷入战争（即威尔逊声称的“这将是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的势头变得不可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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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报内容被公开后，众议院以403票赞成、14票反对通过了一项允许武装商船的法案。威尔逊最初曾抵制该法案，他担心德国人将此视为一种挑衅行为并宣战。1917年3月，美国遭受了航运损失，美国海军决定再招募2.7万人，并建造260多艘船舰来“驱逐”潜艇。最后，威尔逊意识到自己别无选择。4月2日，他陈述了参战理由，声称他之所以同德国领导人反目，是因为他们对美国发动了侵略战争。经多数票通过（而非全体一致通过），国会两院同意宣战。4月6日，美国对德意志帝国宣战。在1914年的时候，德国的军事精英们拥护入侵比利时和进攻法国的主张，但没有意识到施里芬计划可能会失败，这就是两年半后德军在西线的战事仍陷入困境的原因。现在，这些精英们又忽视了美国参战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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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议会于1917年2月7日恢复时，劳合·乔治——他坚持认为，较之于出席下院的会议，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遭到了自由党议员威廉·普林格尔的抨击，理由是他缺席有关致辞演说的辩论，似乎表明他“故意不尊重”下院。劳代替他发言，阿斯奎斯作为反对党的前座议员进行回击。[2]首相对下院的忽视似乎助长了人们对他的指责，说他的行为像一个独裁者——或者确实像一个执行总裁。工党提出正式抗议。另一位自由党议员约瑟夫·金抱怨说：“我想表达自己的极度吃惊和深切失望。下院不习惯这种处理方式，在我看来，首相越早着手处理下院的事务，政府也就可以更好地应对这场战争。”[3]劳合·乔治不需要下院。像大多数独裁者一样，他只在必要时才与立法机构打交道。议员们纷纷谴责他花时间在公共平台上发表演讲以及在未告知同僚之前宣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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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认为，既可以使用语言、也可以使用武器来进行作战。为此，他决心控制政府的宣传活动，他将马斯特曼（Manman）运营的、位于惠林顿馆的战时宣传局——他认为宣传局不起作用，而他在新闻界的朋友们鄙视该局太低调、太温和——并入了外交部的新闻局。约翰·巴肯（John Buchan）被从法国的情报机构（他曾在此为黑格撰写演讲和公报）召回，并于1917年2月9日担任新部门的负责人。一年后，艾特肯在受封为比弗布鲁克勋爵后不久出任新闻大臣。（当时，比弗布鲁克正忙着与劳合·乔治和劳合作编写一份关于12月政变的半官方报告——或者，用劳合·乔治在1月31日发表的逢迎话语来说，“你在其中起到决定作用的有趣又令人难忘的经历”。）[4]巴肯曾是米尔纳在南非的私人秘书，也是米尔纳养成教育所的重要成员，而且在战争初期曾为新闻局工作。巴肯因冒险小说而出名，这使他成了男生和俱乐部的英雄，尤其是他的间谍小说《三十九级台阶》（1915年出版）和次年出版的续篇《绿斗篷》。巴肯是战时著名的大众历史学家，他不仅创作了关于白人的奇谈怪论，而且撰写了24卷战争史——《纳尔逊的大战史》（Nelson’s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他比马斯特曼更加了解新闻和电影的宣传用途：而且他看到了向美国传递战争信息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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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以令人捉摸不透的干劲，在白厅从事一项与阿斯奎斯的战事工作截然不同的事业。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战时内阁每天都召开会议，有时周末也开会，偶尔一天召开两次或三次会议。它催生了许多委员会。劳合·乔治还与印度事务大臣奥斯丁·张伯伦召集了帝国总理会议。1917年3月，帝国战时内阁成立，当时正好赶上美国参战。那个春天，该内阁在伦敦召开了几次会议，帝国主要的自治领政府都参与了战事指挥。它也滋生了官僚主义。到了1917年夏天，已经有一百多个部门间委员会，给公务员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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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这个新官僚机构的重压下苦苦挣扎的群体。虽然劳合·乔治有着组织方面的决心，但他无法应付随之而来的种种工作。很快，他就把批准战时内阁会议的议程和纪要的任务交给了汉基，汉基的权力也随之增大。战时内阁讨论的大部分内容都具有高度机密性，甚至会议纪要最初在大臣之间的传阅也受到限制。那些接受传统教育的人常常对新体系以及劳合·乔治采用的做法表示厌恶。他将如此多的权力集中在自身和挑选出来的少数人的身上，而将那些通常会就国家治理问题进行密切磋商的资深大臣排除在外，对于这种做法，不是每一个人都给予支持。2月，汉基记录下了与“心怀不满”的朗的谈话，后者称该体系是“行不通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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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会议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劳合·乔治邀请扬·史末资（Jan Smuts）加入战时内阁。史末资——他代表南非参加会议——是英军中将，虽然他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中为布尔人而战。劳合·乔治对他独创性的想法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让他继续发挥作用和见识是很有必要的。他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他倡导建立皇家空军。能够包容史末资，显示出劳合·乔治心胸宽广，因为史末资狂热支持黑格的西线消耗战政策，该政策将在1917年夏末秋初的第三次伊普尔战役后发生动摇，而首相一开始就不太赞同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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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劳合·乔治在1916年的圣诞节期间考虑下一步行动时，他仍希望将协约国的进攻转移到意大利战线，侧重于防守，而不是西线进攻。他认为，借助英国的意大利盟友发动攻击，同盟国将被迫从现有的两条战线转移资源，使它们在这些战线变得脆弱。英军的两名将领罗伯逊和黑格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尽管在索姆河战役中损失惨重，但他们仍认为只有在西线才能赢得战争，如果军队被调往意大利作战，那么英国在西线的军事力量将遭到削弱。鉴于向派驻西线的士兵提供食物和装备非常困难，在战时内阁于12月9日和圣诞节后召开会议时，劳合·乔治建议在萨洛尼卡作战。[6]尽管很多人反对他的观点，但劳合·乔治仍决心利用自己作为国王首席大臣的特权来得其所愿，并且不仅仅要在萨洛尼卡问题上得其所愿。让劳合·乔治得其所愿，而不是让他认为不如自己的战略家得其所愿，这就是他担任这个职位的原因。要是这种情况发生在阿斯奎斯掌权期间，不忠诚的同僚可能会把细节泄露给报纸。而现在，由于审查员禁止在报纸上提到这些内容，公众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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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仍在寻找西线战略的替代方案，1月初，他前往罗马，与协约国的领导人讨论如何赢得战争，但这场会议一无所获。之后，黑格——他在1月1日被晋升为陆军元帅——于1月15日同罗贝尔·尼维尔（Robert Nivelle）一同前往伦敦会见劳合·乔治。尼维尔是新任法军总司令，他在法国政局的动荡时期于12月12日接替了霞飞。劳合·乔治曾在罗马见过尼维尔，对他印象深刻，他们的会晤产生了一个不幸的结果。鉴于对尼维尔的钦佩，劳合·乔治放弃了在西线发起另一轮攻击的方案（他的同僚认为他会强烈反对该方案），转为支持尼维尔的计划。在战争的那个阶段，他是如此不尊重英国将军，以至于他似乎认为法国将军提出的任何建议都是更好的策略。他将被证明是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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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想在西线发动另一场攻势，于是把尼维尔带到伦敦，向劳合·乔治说明他希望成为既成事实的事情。然而，首相告诉黑格，事情已经不再是那样处理了。只有获得了战时内阁的批准，进攻才会发生。[7]劳合·乔治的做法让黑格坚定了自己对劳合·乔治的想法、甚至对其性格特征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劳合·乔治表现出他想要在不使用手段、不拐弯抹角的情况下履行他的高级职能。愤怒的黑格记录道，“他得出总体结论认为，法军在各方面都更好，能够以更少的生命代价取得胜利。我们在索姆河战役中白白损失了（原文如此）许多生命，这个国家再也不能忍受这种事情了。要想取得胜利，我们必须选择一条容易攻打的战线，但在西线，我们找不到这样的战线”。[8]黑格试图反驳，解释说英国有责任帮助缓解法军在凡尔登的压力——他希望他所指挥的军队能够按照他制定和领导的计划去做，而不是按照法国军队制定的计划去做，他对法军的计划表现出轻微的蔑视。尽管黑格与尼维尔在一条战线上，但他还是试图消除首相对法军遵守纪律存有的幻想——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在法国的几次兵变之后，黑格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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