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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发表意见的机会后，尼维尔很有说服力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母亲是英国人——说服战时内阁支持一项“突破性的”进攻，他承诺这次进攻不会像索姆河战役那样。他说，如果他错了，那么将在几天内放弃进攻。在听取尼维尔的建议后，大臣们在1月15日晚上和第二天上午又召开了两次会议，讨论进攻的可行性。英军将在前线的大部分地区缓解法军的压力，让法军攻击兰斯以西的贵妇小径（Chemin-des-Dames），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第二次埃纳河战役”。这个建议最终获得了批准：1917年的第一次军事失败已经开始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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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劳合·乔治在1月份对黑格发表的不客气言论，黑格可能已经得知，首相也在考虑改善军事指挥，而且也在思考一年后可能取得的进展。由于首相认为法国将军更胜一筹，协约国的联军司令部最终可能由法国人领导。2月26日，在加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首相向高级指挥官们发出了这个信号，他表面上要求讨论黑格在深入研究后勤情况后目前对尼维尔计划持有的保留意见，特别是黑格关于法国的铁路系统无法支持必要的军队和弹药运输的看法。正如黑格所见，如果情况合适，劳合·乔治便会直截了当，不过，他往往倾向于避免直接的对抗，而采用更加马基雅维利[9]式的方法。经劳合·乔治默许，在与法国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讨论后，法军总司令尼维尔建议从3月1日开始实行联合指挥。他明确表示，他应该领导这个司令部，应当有权指挥英国远征军，尽管在他的总部设有一名资深的英国参谋担任联络官。虽然劳合·乔治很狡猾，但这种操纵利用尼维尔的做法将会迫使他与黑格、甚至是罗伯逊发生冲突，而这是他一直极力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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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计划对罗伯逊来说是一个新闻，尽管他是帝国总参谋长，但他并没有被邀请参加两天前召开的、解决了这个计划的战时内阁会议。德比也缺席了，作为陆军大臣，他对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感到愤怒。伊舍说，“艾迪·德比……愤愤不平地抱怨自己被蒙在鼓里。关于加来会议的安排，他一个字也没有听说”。[10]黑格也被蒙在鼓里。在尼维尔介绍他的计划时，劳合·乔治怂恿尼维尔“不要隐瞒……他与黑格元帅的分歧”。[11]据黑格说，就连尼维尔也感到吃惊。黑格概述了他对尼维尔计划的部分内容持有的异议，特别是进攻维米岭的想法，因为这意味着将进攻兴登堡防线的一个袋形阵地。兴登堡防线是德军在凡尔登战役未能取得突破后，于该年冬天在前线东端修筑的防线。劳合·乔治要求法国人制定一套指挥方法，以便他、罗伯逊和黑格进行讨论，这个指挥方法是在那天晚饭前制定，以供第二天进行讨论的。当罗伯逊和黑格与法国人共进晚餐时——劳合·乔治借口生病了，没有参加——他们得到了法国人的计划。他们去和劳合·乔治讨论这个计划，后者突然向他们提出这样一个建议：由于法国人在即将到来的进攻中拥有数量更多的军队，战时内阁已经决定让法国的总司令指挥英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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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说，这是“疯狂的”，“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在法国人的领导下作战”。[12]这变成了一场意志的较量，首相告诉黑格，他和罗伯逊现在必须执行战时内阁的决定。罗伯逊也感到愤怒，当汉基告诉他和黑格，劳合·乔治没有就这个建议“从战时内阁那里获得充分授权”时，他更加愤怒了。“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宁愿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也不愿背叛军队，不愿同意让他们接受法国人的指挥。罗伯逊赞同说我们必须辞职，而不是成为这笔交易的合伙人。”黑格记录道：“于是，我们带着对政府和政客们的深恶痛绝上床休息了。”第二天早上，法国将军就白里安的文件“侮辱”了英国军队向黑格道歉——他们证实，白里安的文件是在劳合·乔治的全力配合下起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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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黑格都认为劳合·乔治“很狡猾……诡诈、不可靠”，这一幕证实了劳合·乔治的背信弃义，于是，黑格请求国王给予支持。在为期两天的会议结束后，他给国王写信，概述了劳合·乔治的表里不一，劳合·乔治让他和罗伯逊相信他们是去参加一个关于运输的会议，结果却要求他们不假思索地同意对军队指挥权进行的临时改组。黑格警告国王说，他应当“保持警惕，防止采取任何可能导致我们的军队被解散和被并入法国军团的措施”。[13]黑格还告诉他，劳合·乔治声称是法国人坚持要进行改变，而法国人则说这是在英国内阁的坚持下进行的。这种说法不会提升国王对首相的评价。最后，黑格说，如果觉得另一位将军做得更好，那么他当然会辞职——这种做法本身就有点虚伪，因为黑格知道，即使劳合·乔治不理会国王对这个做法的反对意见，他也不能忽视统一党人的感情。“在我们历史上的这场重大危机中，”黑格带着十足的装腔作势总结道，“我的唯一目标就是尽我所能为国王和国家效力，我满怀信心地将自己交给陛下，让他来决定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应当怎样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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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取了将使国王做出愤怒反应的行动后，黑格等待着斯坦福德汉的回信。回信于3月5日到达。国王的私人秘书——他曾警告过德比要“特别留意”劳合·乔治关心的事情——说，黑格的信“让国王陛下非常不悦”，尤其是因为国王意识到这个计划也一直瞒着他。无论是无意还是有意的，国王直到2月28日才收到至关重要的战时内阁会议的记录，但为时已晚，他无法反对。斯坦福德汉强调，需要对新协议中提出的“重大变化”做出“进一步的解释”，才能得到国王的同意。国王认为黑格的辞职将是“灾难性的”，他意识到黑格和罗伯逊遭到了伏击。在3月1日的日记中，国王在与罗伯逊“长谈”后写道，劳合·乔治“让他很为难”。[15]斯坦福德汉向黑格保证，国王将会尽其所能保护他的利益。国王告诉首相“不应当干涉黑格的立场”。[16]德比称这个计划是“荒谬的”，并向黑格保证，要是他知道这个计划，他会提出反对意见。他们都领教过劳合·乔治的做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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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蒂文森小姐说，首相告诉国王，“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我们英勇士兵的生命不应当像去年夏天那样被浪费掉，而是应当得到充分利用”。他是不会让黑格忘记索姆河战役的，而且他的做法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由于汉基和将军弗雷德里克·莫里斯（Frederick Maurice）爵士——他从1915年起担任军事行动主任，他的祖父弗雷德里克·丹尼森·莫里斯（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牧师——的外交才能，双方达成了一项保全面子的协议，该协议向尼维尔赋予了这次行动的指挥权，但是，如果黑格觉得尼维尔的计划威胁到了英军的安全，那么他有权向自己的政府进行申诉。2月28日，尼维尔正式给黑格写了一封信，要求了解他给军队下达的命令的细节，黑格态度强硬地将此描述为“任何绅士都写不出这样的信，伟大英军的总指挥官在收到这样的信时必定会提出抗议”。[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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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政客都会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但劳合·乔治却不会。事实上，在他试图排挤黑格和罗伯逊后，他们对他产生了不信任和敌意，但这只是坚定了他限制军队高层权力的决心——这种决心更多是基于偏见，而不是基于效果，尽管黑格在索姆河战役的灾难中暴露出了种种缺点。后来，尼维尔的进攻失败了，这至少阻止了他坚持执行他的另一个想法，即从意大利翻越阿尔卑斯山攻打奥地利。罗伯逊认为，这两件事“都证明了，除非与他的想法一致，否则他绝不会以任何方式听从英国军事当局的建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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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比一向被认为是一个容易受人摆布的人，在目睹了劳合·乔治作为首相的作为后，他受到鼓动，不允许劳合·乔治对自己为所欲为。3月6日，他提醒首相，在上任时，首相向他承诺将邀请他出席与其职务有关的所有会议。但是，“2月24日，星期六，战时内阁召开了会议，做出了对在法国指挥战争造成影响的重大决定，但没有召集陆军部的代表参加。既然这个决定已经得到了执行，我认为再讨论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但是，我恳切地希望能够采取措施，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19]过了一周半，劳合·乔治给德比发了一封回信，完全回避了所提出的问题，这是劳合·乔治的典型做法。大臣们将不得不习惯一种不太礼貌、商榷更少、更加独裁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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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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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分摊责任，从而对自己造成最小伤害，最好给对手造成最大伤害，这也是劳合·乔治的风格。只要他觉得合适，他就会乐于在背后捅别人一刀。因此，在1917年的春天，他没有采取措施阻止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在没有公布所依据的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一份中期报告，以批评他以前的一些同僚，这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份报告和最终报告都将在战后公之于众。劳合·乔治允许这样做，是因为这为他发起一场针对阿斯奎斯的政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事后理由。报告显示，战事工作的开展存在高度异常。它的结论是，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大臣们做出重要决定的方式是“笨拙和低效的”。尽管如此，阿斯奎斯——作为批评的主要对象之一——无法理解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它超出了相关调查应当审查的时间范围，而且没有列举证据来支持这个结论。[20]然而，这份报告损害了时任首相的声誉。《泰晤士报》称，这证明了丘吉尔——诺思克利夫对他不屑一顾——是“主要推动者”，尽管该报赞扬他至少在“其他人都动摇的时刻”始终如一。[21]但是，该报将此称之为“一个危险的狂热者的始终如一，只有当他确信能将专家的建议塑造成自己的意见时，他才会寻求专家的建议”。该报对他在1915年5月的内阁改组中受到的“压制”喝彩，这个评论表明，在试图让他重返政坛的过程中，伴随而来的将会是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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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汉基在1917年2月看到这份报告的预先证据时，他认为这是一份“非常不公平的文件，对阿斯奎斯太苛刻了，没有充分考虑时代的困难和阿斯奎斯必须应对的令人讨厌的人物”。汉基认为发表这份报告违背了公众的利益。贝尔福同意这种看法，其他同僚（或许也觉得有必要证明最近的政变是正当的）则表示反对。然而，战时内阁获得了议会的同意，删除了汉基所说的“一些更危险的段落”。[22]阿斯奎斯自己对这份报告的期望，或者说恐惧，增加了他在1916年秋天所承受的压力。3月20日，他在下院发表的一份长篇声明中为自己辩护，明确表示，他对在战争期间发布这份报告感到愤怒，因为当时有更严重的问题需要解决。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报告会给“个人和国家利益带来严重的不公正风险”。[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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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说，在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时，他愿意等待“历史对他的行为做出评判”。尽管如此，他对报告中有关基钦纳——他无已法为自己辩护——的描述提出了质疑。“基钦纳勋爵绝不是报告中描写的那种孤僻、沉默寡言的独裁者……如果暗示或认为基钦纳勋爵与世隔绝，在战争期间没有向陆军部和其他部门征求军事意见，那就大错特错了。我说的是我所知道的，我绝对不承认这是事实。”[24]他还说：“在军事问题上，我们有义务听从这位伟大士兵的判断，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承担起陆军大臣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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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不太容易生气，但这次例外：“这份报告涉及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比它对基钦纳勋爵的行为和能力做出的公开批评更让我感到愤怒和厌恶了，就在两年前，那些人还摆出一副近乎奴性的阿谀奉承的姿态，现在却利用这些批评来贬低他的品格，尽其所能地玷污他给人留下的印象。”[25]他说，基钦纳并没有轻率地做出支持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决定。基钦纳曾说，没有足够的可用部队来实施联合行动。阿斯奎斯争辩说，作战委员会没有充分评估基钦纳的建议。“基钦纳勋爵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没有人可以怀疑这些都是严肃且重要的建议。报告声称，鉴于我们伟大的军事当局具有否决权（暂时否决权），我们（即作战委员会的文官成员）本应进行干涉、推翻他的意见，并说‘你必须派出第二十九师，并且应当立刻派出’，这是非常荒谬的。”[26]如果作战委员会否决了基钦纳的意见，那么他就会辞职，“而同胞们就会拥有充分理由对我们进行普遍谴责”。[27]对新首相来说，报告中受到如此猛烈攻击的人死了，真是帮了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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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关于中期报告的辩论中，丘吉尔试图证明作战委员会的决定和他自己的决定都是正确的。“我是在为我自己辩护”，他说，“但是，我也是在为除我以外的其他同行辩护。我为我作为其中一员的政府辩护。我为我所效力的首领辩护，他是按照我提出的建议行事的。我为海军部的权威和尊严辩护，因为相信我，如果你让人觉得从海军部得到的命令是不顾后果、疏忽、外行的，而且是随意下达的，从而削弱了舰队官兵对这些命令的信心，那么这样做只会对他们造成更严重的伤害”。[28]当劳合·乔治正在利用这份报告埋葬阿斯奎斯时，值得称赞的是，丘吉尔拒绝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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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承认费希尔曾提出反对意见，但否认了他、阿斯奎斯和基钦纳（作为大臣）无权否定这个反对意见的说法。并且他提到了1915年3月的轰炸，他说，当时，在几天之内损失的生命“不到一个营，这比在西线作战时在堑壕里集合或爬出来进攻后的半小时内损失的生命要少……在这些可怕的事情上，我们必须培养和遵守一种分寸感。我可能会被指责为鲁莽或过于乐观，但我可以辩称，如果我是鲁莽或过于乐观，那是因为从一开始我在判断这场战争时持有分寸感，这种分寸感在重要方面与公认的标准不同”。[29]在有时间对1915年3月和4月的事件进行反思时，他也乐于接受审判：“当这件事在历史法庭的最终复审中获得通过时，我不担心那些后继之人将把同情心投向哪里。你们的委员会可能会谴责那些试图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人，但是，你们的孩子将会继续谴责那些没有集结队伍帮助他们的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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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对反对者的报复还表现在，他决心让那些对他完全忠诚的人围在他身边，把那些不忠于他的人赶走。他有时会做出一些很好的选择，即使这意味着要打破地主和中上层阶级在白厅和威斯敏斯特为国家效力的常规模式。1917年春，当他对食物短缺和物价上涨感到担忧时，他管理海军部的方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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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下旬，在汉基的敦促下，经贝蒂批准，他命令海军部组建护航队，以防止这么多的商船遭到破坏，之后再也没有遭受这么大的损失。第一海务大臣杰利科曾带头反对护航队，但后来他全心全意地给予支持。尽管如此，劳合·乔治还是解除了他监管海军军舰和商船制造的责任，将职责移交给奥克兰的哥哥埃里克·戈德斯（Eric Geddes）。戈德斯成为平民贵族和海军部的主管，手下有一支正式的作战人员。这不仅仅是劳合·乔治在政客未能做成事时引入商人的另一个例子，也是他管理风格的又一个例证。这种管理风格表现在，他通过创造一份新的工作和授予新的头衔来得到他选中的人，这些人夺去了其他人的全部或大部分角色，比如这个例子中的杰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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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斯是劳合·乔治式“进取”人士（这些人将为胜利提供动力）的缩影。19世纪90年代初，他因为忽视学业、更喜欢玩橄榄球而被爱丁堡学校开除。他成了一名伐木工人，后来成为东北铁路公司的副总经理。1915年军需部成立后不久，劳合·乔治把他引入军需部，让他负责监督机关枪的生产，然后是炮弹的装填。当炮弹产量上升时，法国的铁路系统却无法将它们迅速运送到前线。于是，1916年7月，劳合·乔治（他刚接替基钦纳）派戈德斯去解决这个问题（没有适当征求黑格的意见）。尽管没有从军经验，他还是获得了少将军衔。基于类似的理由，他以海军中将的身份去了海军部。幸运的是，戈德斯和黑格相处得很好，他与军队“友好合作”的能力被认为是派他去处理航运的原因之一。[31]不过，他确实成了许多同僚取笑的对象，尤其是因为他几乎像普鲁士人一样，热衷于穿自己有资格穿的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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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戈德斯加入海军部监管造船时，他发现该部门管理不善，这与唐宁街的观点——认为海军部充斥着管理不善的现象——相呼应。就连诺思克利夫（不久后，劳合·乔治就把他从伦敦的搬弄是非中调离出来，任命他担任出使美国的军事代表团的团长）也把矛头对准了海军大臣卡森，5月2日，《每日邮报》的一篇社论抱怨“太多的文官掌权”。[32]一周后，该报呼吁实行食物定量配给，称“观望”的食物政策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让人想起了阿斯奎斯的说法。劳合·乔治意识到卡森没有什么管理才能，而且太倾向于赞同海军上将们的意见，尤其是劳合·乔治鄙视的杰利科。米尔纳——他把相当多的心思用在了海军部的工作上——也给劳合·乔治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得他不得不换掉卡森。汉基记录道，首相“采取了一个简单的权宜之计，把他‘踢’到了战时内阁”，而战时内阁的大臣们都没有任何职务。[33]后来，劳合·乔治不得不决定由谁来接替卡森，因为海军大臣的职位已经变得比以前更加敏感了。现在，陆军也参与攻击海军的管理问题，利用那里的困难来分散人们对其自身缺点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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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和罗伯逊同意戈德斯和米尔纳对海军部的评价。黑格对“海军部的严重低效状态”提出抗议，利用这种麻烦在战时内阁中开辟了第二条战线。他在日记里讽刺了这一点，他写道，“海军大臣（卡森）最近（同一个小他30岁的女人）结婚，他精疲力竭，把所有事情都交给那些无能的水手！”[34]戈德斯告诉黑格，杰利科“非常脆弱，而且优柔寡断”。劳合·乔治曾不太认真地考虑过用汉基取代卡森的想法（这是由战时内阁的秘书提出的），但是，正如汉基以其一贯的极其自尊的口吻指出的那样，他目前担任的职位“实际上无人可替”。甚至连罗伯逊也被考虑过，但他说他会拒绝，因为他无法面对成为一名政客。罗伯逊的候选人资格是由黑格提出的，黑格在战略上与他意见不同——这推翻了首相认为罗伯逊是黑格的代言人和辩护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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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与卡森——首相担心会得罪卡森——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交涉之后，7月6日，首相把海军部交给了极其高效的戈德斯，戈德斯刚刚被任命为海军中将，但还不是议员。政府在剑桥为他安排了一次补选，他幸运地获得了胜利。他在两年内从铁路部门主管升为海军大臣，这是劳合·乔治式运作模式的典型代表。他告诉里德尔，他认为戈德斯“将使商船的产量增加一倍”。[35]新的海军大臣和首相对杰利科的看法一致。杰利科一直任职到1917年的圣诞前夜，在辞去第一海务大臣的职务时，他列举了一些理由，包括诺思克利夫对劳合·乔治和海军事务施加的不可接受的影响。戈德斯彻底改革了海军部的组织结构，与造船厂建立了直接关系，就像陆军部与军工厂建立的关系那样。杰利科被边缘化，之后被解职，结束了机构部门对护航队的抵制。到了1917年的圣诞节，英国重新夺取了制海权，尽管在前一年的春天，英国的制海权因为潜艇的威胁而处于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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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更年长、更危险的朋友，他引起了刚上任的劳合·乔治的注意。他就是丘吉尔。丘吉尔在下院仍然受到广泛的鄙视，但5月10日，在下院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他就食物配给和征召劳动力提出了周全的建议，这似乎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并给了劳合·乔治一个借口，以便让他重返政坛。丘吉尔认为，在美国参战前，协约国应采取防御战略，而不是进攻——因为军队需要接受全面的训练来进行堑壕战，这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首席党鞭盖斯特（他也是丘吉尔的堂弟）向劳合·乔治报告说，议员们认为丘吉尔的演讲是“一场出色的有政治家风度的尝试”。[36]首相对这个表现赞赏有加，这有助于修复二人之间因丘吉尔没能担任政府职务而产生的裂痕。几天前，史考特记录道，丘吉尔“在提到劳合·乔治时语气相当尖刻，很显然，他已经开始把劳合·乔治看作是命中注定的对手”。[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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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劳合·乔治认真考虑了如何让丘吉尔重返内阁。他之前曾郑重承诺，作为统一党人支持其联合政府的条件，他不会将丘吉尔提升为内阁成员。首相的健康状况很差，每当有压力时，他就会崩溃。他工作很长时间，事情进展得很糟糕。甚至不屈不挠的汉基也被牙痛击倒了。战时内阁在议事日程上出现了严重滞后，以至于汉基担心导致阿斯奎斯的联合政府垮台的僵化局面会再次发生。诺思克利夫告诉劳合·乔治，他认为这届政府甚至比上届政府更加不受欢迎，尽管史蒂文森小姐觉得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劳合·乔治拒绝征询他的意见。5月19日，首相告诉她，他正在考虑改组。“他说，他想要一个能让他振作起来、帮助他、鼓励他的人，一个不会总是拉长了脸来找他，并告诉他所有事情都出了问题的人”，她如是说道。[38]最大的阻力是劳，他的想法不可动摇。她还说：“我觉得大卫正在考虑让温斯顿来担任一些职务。”她知道他们已经在谈论这种可能性，并且知道劳合·乔治“清楚他（丘吉尔）的局限性，意识到他已经被自负吞噬了”。尽管如此，劳合·乔治还是很看重丘吉尔的精神、韧性、活力、个人魅力、不屈不挠的品格和经验，尽管他犯过错误。首相也渴望得到自由党当权派（他们鄙视他）的支持，并且知道唯一的方法就是诱使阿斯奎斯回来，以此抹消那么多自由党人讨厌他的原因。他向阿斯奎斯提供议长一职，但阿斯奎斯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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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让丘吉尔重返政坛的想法，一些人很热心，但另一些人坚决反对。“在我看来，他不像是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头脑敏捷的政客，他缺乏那些强有力的品质，而这些品质对于一个将在日后负责国家事务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伊舍在5月30日对黑格如是说道。“因此，我希望他待在政府外面。”[39]6月2日，海军上将贝斯福勋爵告诉劳，在安特卫普和加里波利战役之后，更别提1914年阿尔斯特危机期间丘吉尔给舰队下达的命令，他“强烈地感觉到他将会再次担任公职”。[40]贝斯福——他不知道什么叫权宜之计和委婉说辞——说，他正在考虑成立一个委员会，如果丘吉尔被任命，就在全国范围内召开谴责丘吉尔的会议，他有要公开的“文件和证据”（他没有说出具体内容），而且他看到“几家重要报纸的编辑”准备放出狗来帮助“避免这则丑闻和给国家带来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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