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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威尔逊断绝了同德国的外交关系。大多数美国航运公司的船舰都在港口靠泊，纽约的航运活动几乎停止。由于美国60%的出口流向西欧，这严重打击了美国的经济和纽约证券交易所。恪守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威尔逊仍然希望可以避免宣战，这场战争意味着美国将干预欧洲政治。但是，在德国外长阿瑟·齐默尔曼于3月3日承认“齐默尔曼电报”——提议墨西哥收复被美国占领的领土，以换取墨西哥支持德国——的真实性后，美国卷入战争（即威尔逊声称的“这将是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的势头变得不可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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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报内容被公开后，众议院以403票赞成、14票反对通过了一项允许武装商船的法案。威尔逊最初曾抵制该法案，他担心德国人将此视为一种挑衅行为并宣战。1917年3月，美国遭受了航运损失，美国海军决定再招募2.7万人，并建造260多艘船舰来“驱逐”潜艇。最后，威尔逊意识到自己别无选择。4月2日，他陈述了参战理由，声称他之所以同德国领导人反目，是因为他们对美国发动了侵略战争。经多数票通过（而非全体一致通过），国会两院同意宣战。4月6日，美国对德意志帝国宣战。在1914年的时候，德国的军事精英们拥护入侵比利时和进攻法国的主张，但没有意识到施里芬计划可能会失败，这就是两年半后德军在西线的战事仍陷入困境的原因。现在，这些精英们又忽视了美国参战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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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议会于1917年2月7日恢复时，劳合·乔治——他坚持认为，较之于出席下院的会议，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遭到了自由党议员威廉·普林格尔的抨击，理由是他缺席有关致辞演说的辩论，似乎表明他“故意不尊重”下院。劳代替他发言，阿斯奎斯作为反对党的前座议员进行回击。[2]首相对下院的忽视似乎助长了人们对他的指责，说他的行为像一个独裁者——或者确实像一个执行总裁。工党提出正式抗议。另一位自由党议员约瑟夫·金抱怨说：“我想表达自己的极度吃惊和深切失望。下院不习惯这种处理方式，在我看来，首相越早着手处理下院的事务，政府也就可以更好地应对这场战争。”[3]劳合·乔治不需要下院。像大多数独裁者一样，他只在必要时才与立法机构打交道。议员们纷纷谴责他花时间在公共平台上发表演讲以及在未告知同僚之前宣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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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认为，既可以使用语言、也可以使用武器来进行作战。为此，他决心控制政府的宣传活动，他将马斯特曼（Manman）运营的、位于惠林顿馆的战时宣传局——他认为宣传局不起作用，而他在新闻界的朋友们鄙视该局太低调、太温和——并入了外交部的新闻局。约翰·巴肯（John Buchan）被从法国的情报机构（他曾在此为黑格撰写演讲和公报）召回，并于1917年2月9日担任新部门的负责人。一年后，艾特肯在受封为比弗布鲁克勋爵后不久出任新闻大臣。（当时，比弗布鲁克正忙着与劳合·乔治和劳合作编写一份关于12月政变的半官方报告——或者，用劳合·乔治在1月31日发表的逢迎话语来说，“你在其中起到决定作用的有趣又令人难忘的经历”。）[4]巴肯曾是米尔纳在南非的私人秘书，也是米尔纳养成教育所的重要成员，而且在战争初期曾为新闻局工作。巴肯因冒险小说而出名，这使他成了男生和俱乐部的英雄，尤其是他的间谍小说《三十九级台阶》（1915年出版）和次年出版的续篇《绿斗篷》。巴肯是战时著名的大众历史学家，他不仅创作了关于白人的奇谈怪论，而且撰写了24卷战争史——《纳尔逊的大战史》（Nelson’s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他比马斯特曼更加了解新闻和电影的宣传用途：而且他看到了向美国传递战争信息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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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以令人捉摸不透的干劲，在白厅从事一项与阿斯奎斯的战事工作截然不同的事业。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战时内阁每天都召开会议，有时周末也开会，偶尔一天召开两次或三次会议。它催生了许多委员会。劳合·乔治还与印度事务大臣奥斯丁·张伯伦召集了帝国总理会议。1917年3月，帝国战时内阁成立，当时正好赶上美国参战。那个春天，该内阁在伦敦召开了几次会议，帝国主要的自治领政府都参与了战事指挥。它也滋生了官僚主义。到了1917年夏天，已经有一百多个部门间委员会，给公务员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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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这个新官僚机构的重压下苦苦挣扎的群体。虽然劳合·乔治有着组织方面的决心，但他无法应付随之而来的种种工作。很快，他就把批准战时内阁会议的议程和纪要的任务交给了汉基，汉基的权力也随之增大。战时内阁讨论的大部分内容都具有高度机密性，甚至会议纪要最初在大臣之间的传阅也受到限制。那些接受传统教育的人常常对新体系以及劳合·乔治采用的做法表示厌恶。他将如此多的权力集中在自身和挑选出来的少数人的身上，而将那些通常会就国家治理问题进行密切磋商的资深大臣排除在外，对于这种做法，不是每一个人都给予支持。2月，汉基记录下了与“心怀不满”的朗的谈话，后者称该体系是“行不通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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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会议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劳合·乔治邀请扬·史末资（Jan Smuts）加入战时内阁。史末资——他代表南非参加会议——是英军中将，虽然他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中为布尔人而战。劳合·乔治对他独创性的想法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让他继续发挥作用和见识是很有必要的。他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他倡导建立皇家空军。能够包容史末资，显示出劳合·乔治心胸宽广，因为史末资狂热支持黑格的西线消耗战政策，该政策将在1917年夏末秋初的第三次伊普尔战役后发生动摇，而首相一开始就不太赞同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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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劳合·乔治在1916年的圣诞节期间考虑下一步行动时，他仍希望将协约国的进攻转移到意大利战线，侧重于防守，而不是西线进攻。他认为，借助英国的意大利盟友发动攻击，同盟国将被迫从现有的两条战线转移资源，使它们在这些战线变得脆弱。英军的两名将领罗伯逊和黑格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尽管在索姆河战役中损失惨重，但他们仍认为只有在西线才能赢得战争，如果军队被调往意大利作战，那么英国在西线的军事力量将遭到削弱。鉴于向派驻西线的士兵提供食物和装备非常困难，在战时内阁于12月9日和圣诞节后召开会议时，劳合·乔治建议在萨洛尼卡作战。[6]尽管很多人反对他的观点，但劳合·乔治仍决心利用自己作为国王首席大臣的特权来得其所愿，并且不仅仅要在萨洛尼卡问题上得其所愿。让劳合·乔治得其所愿，而不是让他认为不如自己的战略家得其所愿，这就是他担任这个职位的原因。要是这种情况发生在阿斯奎斯掌权期间，不忠诚的同僚可能会把细节泄露给报纸。而现在，由于审查员禁止在报纸上提到这些内容，公众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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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仍在寻找西线战略的替代方案，1月初，他前往罗马，与协约国的领导人讨论如何赢得战争，但这场会议一无所获。之后，黑格——他在1月1日被晋升为陆军元帅——于1月15日同罗贝尔·尼维尔（Robert Nivelle）一同前往伦敦会见劳合·乔治。尼维尔是新任法军总司令，他在法国政局的动荡时期于12月12日接替了霞飞。劳合·乔治曾在罗马见过尼维尔，对他印象深刻，他们的会晤产生了一个不幸的结果。鉴于对尼维尔的钦佩，劳合·乔治放弃了在西线发起另一轮攻击的方案（他的同僚认为他会强烈反对该方案），转为支持尼维尔的计划。在战争的那个阶段，他是如此不尊重英国将军，以至于他似乎认为法国将军提出的任何建议都是更好的策略。他将被证明是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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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想在西线发动另一场攻势，于是把尼维尔带到伦敦，向劳合·乔治说明他希望成为既成事实的事情。然而，首相告诉黑格，事情已经不再是那样处理了。只有获得了战时内阁的批准，进攻才会发生。[7]劳合·乔治的做法让黑格坚定了自己对劳合·乔治的想法、甚至对其性格特征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劳合·乔治表现出他想要在不使用手段、不拐弯抹角的情况下履行他的高级职能。愤怒的黑格记录道，“他得出总体结论认为，法军在各方面都更好，能够以更少的生命代价取得胜利。我们在索姆河战役中白白损失了（原文如此）许多生命，这个国家再也不能忍受这种事情了。要想取得胜利，我们必须选择一条容易攻打的战线，但在西线，我们找不到这样的战线”。[8]黑格试图反驳，解释说英国有责任帮助缓解法军在凡尔登的压力——他希望他所指挥的军队能够按照他制定和领导的计划去做，而不是按照法国军队制定的计划去做，他对法军的计划表现出轻微的蔑视。尽管黑格与尼维尔在一条战线上，但他还是试图消除首相对法军遵守纪律存有的幻想——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在法国的几次兵变之后，黑格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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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发表意见的机会后，尼维尔很有说服力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母亲是英国人——说服战时内阁支持一项“突破性的”进攻，他承诺这次进攻不会像索姆河战役那样。他说，如果他错了，那么将在几天内放弃进攻。在听取尼维尔的建议后，大臣们在1月15日晚上和第二天上午又召开了两次会议，讨论进攻的可行性。英军将在前线的大部分地区缓解法军的压力，让法军攻击兰斯以西的贵妇小径（Chemin-des-Dames），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第二次埃纳河战役”。这个建议最终获得了批准：1917年的第一次军事失败已经开始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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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劳合·乔治在1月份对黑格发表的不客气言论，黑格可能已经得知，首相也在考虑改善军事指挥，而且也在思考一年后可能取得的进展。由于首相认为法国将军更胜一筹，协约国的联军司令部最终可能由法国人领导。2月26日，在加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首相向高级指挥官们发出了这个信号，他表面上要求讨论黑格在深入研究后勤情况后目前对尼维尔计划持有的保留意见，特别是黑格关于法国的铁路系统无法支持必要的军队和弹药运输的看法。正如黑格所见，如果情况合适，劳合·乔治便会直截了当，不过，他往往倾向于避免直接的对抗，而采用更加马基雅维利[9]式的方法。经劳合·乔治默许，在与法国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讨论后，法军总司令尼维尔建议从3月1日开始实行联合指挥。他明确表示，他应该领导这个司令部，应当有权指挥英国远征军，尽管在他的总部设有一名资深的英国参谋担任联络官。虽然劳合·乔治很狡猾，但这种操纵利用尼维尔的做法将会迫使他与黑格、甚至是罗伯逊发生冲突，而这是他一直极力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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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计划对罗伯逊来说是一个新闻，尽管他是帝国总参谋长，但他并没有被邀请参加两天前召开的、解决了这个计划的战时内阁会议。德比也缺席了，作为陆军大臣，他对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感到愤怒。伊舍说，“艾迪·德比……愤愤不平地抱怨自己被蒙在鼓里。关于加来会议的安排，他一个字也没有听说”。[10]黑格也被蒙在鼓里。在尼维尔介绍他的计划时，劳合·乔治怂恿尼维尔“不要隐瞒……他与黑格元帅的分歧”。[11]据黑格说，就连尼维尔也感到吃惊。黑格概述了他对尼维尔计划的部分内容持有的异议，特别是进攻维米岭的想法，因为这意味着将进攻兴登堡防线的一个袋形阵地。兴登堡防线是德军在凡尔登战役未能取得突破后，于该年冬天在前线东端修筑的防线。劳合·乔治要求法国人制定一套指挥方法，以便他、罗伯逊和黑格进行讨论，这个指挥方法是在那天晚饭前制定，以供第二天进行讨论的。当罗伯逊和黑格与法国人共进晚餐时——劳合·乔治借口生病了，没有参加——他们得到了法国人的计划。他们去和劳合·乔治讨论这个计划，后者突然向他们提出这样一个建议：由于法国人在即将到来的进攻中拥有数量更多的军队，战时内阁已经决定让法国的总司令指挥英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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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说，这是“疯狂的”，“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在法国人的领导下作战”。[12]这变成了一场意志的较量，首相告诉黑格，他和罗伯逊现在必须执行战时内阁的决定。罗伯逊也感到愤怒，当汉基告诉他和黑格，劳合·乔治没有就这个建议“从战时内阁那里获得充分授权”时，他更加愤怒了。“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宁愿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也不愿背叛军队，不愿同意让他们接受法国人的指挥。罗伯逊赞同说我们必须辞职，而不是成为这笔交易的合伙人。”黑格记录道：“于是，我们带着对政府和政客们的深恶痛绝上床休息了。”第二天早上，法国将军就白里安的文件“侮辱”了英国军队向黑格道歉——他们证实，白里安的文件是在劳合·乔治的全力配合下起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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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黑格都认为劳合·乔治“很狡猾……诡诈、不可靠”，这一幕证实了劳合·乔治的背信弃义，于是，黑格请求国王给予支持。在为期两天的会议结束后，他给国王写信，概述了劳合·乔治的表里不一，劳合·乔治让他和罗伯逊相信他们是去参加一个关于运输的会议，结果却要求他们不假思索地同意对军队指挥权进行的临时改组。黑格警告国王说，他应当“保持警惕，防止采取任何可能导致我们的军队被解散和被并入法国军团的措施”。[13]黑格还告诉他，劳合·乔治声称是法国人坚持要进行改变，而法国人则说这是在英国内阁的坚持下进行的。这种说法不会提升国王对首相的评价。最后，黑格说，如果觉得另一位将军做得更好，那么他当然会辞职——这种做法本身就有点虚伪，因为黑格知道，即使劳合·乔治不理会国王对这个做法的反对意见，他也不能忽视统一党人的感情。“在我们历史上的这场重大危机中，”黑格带着十足的装腔作势总结道，“我的唯一目标就是尽我所能为国王和国家效力，我满怀信心地将自己交给陛下，让他来决定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应当怎样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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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取了将使国王做出愤怒反应的行动后，黑格等待着斯坦福德汉的回信。回信于3月5日到达。国王的私人秘书——他曾警告过德比要“特别留意”劳合·乔治关心的事情——说，黑格的信“让国王陛下非常不悦”，尤其是因为国王意识到这个计划也一直瞒着他。无论是无意还是有意的，国王直到2月28日才收到至关重要的战时内阁会议的记录，但为时已晚，他无法反对。斯坦福德汉强调，需要对新协议中提出的“重大变化”做出“进一步的解释”，才能得到国王的同意。国王认为黑格的辞职将是“灾难性的”，他意识到黑格和罗伯逊遭到了伏击。在3月1日的日记中，国王在与罗伯逊“长谈”后写道，劳合·乔治“让他很为难”。[15]斯坦福德汉向黑格保证，国王将会尽其所能保护他的利益。国王告诉首相“不应当干涉黑格的立场”。[16]德比称这个计划是“荒谬的”，并向黑格保证，要是他知道这个计划，他会提出反对意见。他们都领教过劳合·乔治的做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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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蒂文森小姐说，首相告诉国王，“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我们英勇士兵的生命不应当像去年夏天那样被浪费掉，而是应当得到充分利用”。他是不会让黑格忘记索姆河战役的，而且他的做法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由于汉基和将军弗雷德里克·莫里斯（Frederick Maurice）爵士——他从1915年起担任军事行动主任，他的祖父弗雷德里克·丹尼森·莫里斯（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牧师——的外交才能，双方达成了一项保全面子的协议，该协议向尼维尔赋予了这次行动的指挥权，但是，如果黑格觉得尼维尔的计划威胁到了英军的安全，那么他有权向自己的政府进行申诉。2月28日，尼维尔正式给黑格写了一封信，要求了解他给军队下达的命令的细节，黑格态度强硬地将此描述为“任何绅士都写不出这样的信，伟大英军的总指挥官在收到这样的信时必定会提出抗议”。[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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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政客都会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但劳合·乔治却不会。事实上，在他试图排挤黑格和罗伯逊后，他们对他产生了不信任和敌意，但这只是坚定了他限制军队高层权力的决心——这种决心更多是基于偏见，而不是基于效果，尽管黑格在索姆河战役的灾难中暴露出了种种缺点。后来，尼维尔的进攻失败了，这至少阻止了他坚持执行他的另一个想法，即从意大利翻越阿尔卑斯山攻打奥地利。罗伯逊认为，这两件事“都证明了，除非与他的想法一致，否则他绝不会以任何方式听从英国军事当局的建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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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比一向被认为是一个容易受人摆布的人，在目睹了劳合·乔治作为首相的作为后，他受到鼓动，不允许劳合·乔治对自己为所欲为。3月6日，他提醒首相，在上任时，首相向他承诺将邀请他出席与其职务有关的所有会议。但是，“2月24日，星期六，战时内阁召开了会议，做出了对在法国指挥战争造成影响的重大决定，但没有召集陆军部的代表参加。既然这个决定已经得到了执行，我认为再讨论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但是，我恳切地希望能够采取措施，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19]过了一周半，劳合·乔治给德比发了一封回信，完全回避了所提出的问题，这是劳合·乔治的典型做法。大臣们将不得不习惯一种不太礼貌、商榷更少、更加独裁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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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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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分摊责任，从而对自己造成最小伤害，最好给对手造成最大伤害，这也是劳合·乔治的风格。只要他觉得合适，他就会乐于在背后捅别人一刀。因此，在1917年的春天，他没有采取措施阻止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在没有公布所依据的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一份中期报告，以批评他以前的一些同僚，这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份报告和最终报告都将在战后公之于众。劳合·乔治允许这样做，是因为这为他发起一场针对阿斯奎斯的政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事后理由。报告显示，战事工作的开展存在高度异常。它的结论是，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大臣们做出重要决定的方式是“笨拙和低效的”。尽管如此，阿斯奎斯——作为批评的主要对象之一——无法理解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它超出了相关调查应当审查的时间范围，而且没有列举证据来支持这个结论。[20]然而，这份报告损害了时任首相的声誉。《泰晤士报》称，这证明了丘吉尔——诺思克利夫对他不屑一顾——是“主要推动者”，尽管该报赞扬他至少在“其他人都动摇的时刻”始终如一。[21]但是，该报将此称之为“一个危险的狂热者的始终如一，只有当他确信能将专家的建议塑造成自己的意见时，他才会寻求专家的建议”。该报对他在1915年5月的内阁改组中受到的“压制”喝彩，这个评论表明，在试图让他重返政坛的过程中，伴随而来的将会是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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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汉基在1917年2月看到这份报告的预先证据时，他认为这是一份“非常不公平的文件，对阿斯奎斯太苛刻了，没有充分考虑时代的困难和阿斯奎斯必须应对的令人讨厌的人物”。汉基认为发表这份报告违背了公众的利益。贝尔福同意这种看法，其他同僚（或许也觉得有必要证明最近的政变是正当的）则表示反对。然而，战时内阁获得了议会的同意，删除了汉基所说的“一些更危险的段落”。[22]阿斯奎斯自己对这份报告的期望，或者说恐惧，增加了他在1916年秋天所承受的压力。3月20日，他在下院发表的一份长篇声明中为自己辩护，明确表示，他对在战争期间发布这份报告感到愤怒，因为当时有更严重的问题需要解决。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报告会给“个人和国家利益带来严重的不公正风险”。[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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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说，在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时，他愿意等待“历史对他的行为做出评判”。尽管如此，他对报告中有关基钦纳——他无已法为自己辩护——的描述提出了质疑。“基钦纳勋爵绝不是报告中描写的那种孤僻、沉默寡言的独裁者……如果暗示或认为基钦纳勋爵与世隔绝，在战争期间没有向陆军部和其他部门征求军事意见，那就大错特错了。我说的是我所知道的，我绝对不承认这是事实。”[24]他还说：“在军事问题上，我们有义务听从这位伟大士兵的判断，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承担起陆军大臣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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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不太容易生气，但这次例外：“这份报告涉及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比它对基钦纳勋爵的行为和能力做出的公开批评更让我感到愤怒和厌恶了，就在两年前，那些人还摆出一副近乎奴性的阿谀奉承的姿态，现在却利用这些批评来贬低他的品格，尽其所能地玷污他给人留下的印象。”[25]他说，基钦纳并没有轻率地做出支持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决定。基钦纳曾说，没有足够的可用部队来实施联合行动。阿斯奎斯争辩说，作战委员会没有充分评估基钦纳的建议。“基钦纳勋爵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没有人可以怀疑这些都是严肃且重要的建议。报告声称，鉴于我们伟大的军事当局具有否决权（暂时否决权），我们（即作战委员会的文官成员）本应进行干涉、推翻他的意见，并说‘你必须派出第二十九师，并且应当立刻派出’，这是非常荒谬的。”[26]如果作战委员会否决了基钦纳的意见，那么他就会辞职，“而同胞们就会拥有充分理由对我们进行普遍谴责”。[27]对新首相来说，报告中受到如此猛烈攻击的人死了，真是帮了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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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关于中期报告的辩论中，丘吉尔试图证明作战委员会的决定和他自己的决定都是正确的。“我是在为我自己辩护”，他说，“但是，我也是在为除我以外的其他同行辩护。我为我作为其中一员的政府辩护。我为我所效力的首领辩护，他是按照我提出的建议行事的。我为海军部的权威和尊严辩护，因为相信我，如果你让人觉得从海军部得到的命令是不顾后果、疏忽、外行的，而且是随意下达的，从而削弱了舰队官兵对这些命令的信心，那么这样做只会对他们造成更严重的伤害”。[28]当劳合·乔治正在利用这份报告埋葬阿斯奎斯时，值得称赞的是，丘吉尔拒绝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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