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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7228 寇松也握有强有力的论据，6月4日，他给劳写信，提醒劳，他加入战时内阁“是基于一个明确的认识，那就是温斯顿·丘吉尔不能成为政府的一员”。[41]即使劳把这一点告诉劳合·乔治，似乎也不会给后者造成困扰。劳合·乔治要求史末资为丘吉尔任职空军委员会做好准备，而不是之前讨论过的军需部，因为军需部现在已经走上正轨，而在战争中，空军可以成为“决定性的重要力量”。[42]史末资说：“尽管这项任命遭到了政党的强烈反对，但我认为你将为这个国家做出真正的贡献，因为你任命了一个有才干的人到这个部门来。”保守党主席乔治·杨格（George Younger）爵士直接给劳合·乔治写信——他拒绝打扰劳，因为劳的儿子刚刚在行动中丧生——警告他，任命丘吉尔接替考德瑞勋爵（他在德比的手下管理空军委员会）将会损伤托利党的忠诚。他觉得劳合·乔治没有意识到让托利党接受其大部分计划所存在的困难：这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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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7230 德比希望留住考德瑞，他和劳合·乔治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德比对丘吉尔可能会干涉陆军部的事务感到担忧，因为考虑到丘吉尔在海军部的表现，甚至是他上次担任不承担任何部门职责的公爵领地事务大臣时的表现，这是一个可以预见的问题。寇松——他在第一次写信时没有提出自己的看法——给劳合·乔治写信，再次提到这个问题，并警告劳合·乔治，丘吉尔将“非常不受陆军和海军的欢迎”。[43]寇松问道：“仅仅是为了让那些在我看来人民绝对不会追随的民众领袖闭嘴，而招致这些风险，并忽略那些最忠实的同僚和盟友，这值得吗？”甚至连考德瑞也给劳合·乔治写信说，在他的领导下，空军委员会不仅成功地制造出了更多的飞机，还制造出了比德国飞机还要好的飞机。他的一个论点是，如果任命丘吉尔，那么“温斯顿将会认为，空军取得的所有辉煌成就都归功于他，并且只归功于他”。[44]他问：“你的一位大臣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危险人物，我相信他会说空军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彻底改变了战争，并成了实现和平的手段，但任命这样的大臣明智吗”，因为这将“导致他认为自己（在民众的眼中）是政府里最重要的人，是竞选首相的合适人选”。最后这句话表明考德瑞至少了解他的这位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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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7232 劳合·乔治非常担心，他让盖斯特去问丘吉尔，如果向他分配各种职责，他是否会回到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丘吉尔的回答是“不”。丘吉尔想要的只是“帮助击败‘匈人’”，要么在战时内阁任职（他说自己不要薪水，鉴于只需向他支付很少的可支配收入，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要么负责任何“战争部门”。盖斯特“竭尽说服之能事”，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丘吉尔无法也不会明白托利党的普通成员对他有多么深恶痛绝。党鞭建议，对劳合·乔治来说，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呼吁他的统一党同僚改变主意。[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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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7234 然而，改变人们的想法已不再是劳合·乔治的作风。如果首相不能赢得同意，那么他将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并敢于让同僚挑战他。7月17日，也就是国王建立温莎王朝的那一天，丘吉尔重返政府，担任军需大臣，考德瑞暂时留任空军委员会。丘吉尔未被允许加入战时内阁：统一党人对他的回归感到非常愤怒，要是再让他加入战时内阁，这会让统一党人吃不消。在了解事情的进展后，劳合·乔治没有咨询劳，而是向他说明了既成事实，这很罕见；在这种情况下，劳合·乔治意识到了统一党人对丘吉尔深恶痛绝，似乎也意识到了他绕过劳的失礼行为，但他自己没有勇气告诉劳，于是，他派比弗布鲁克去做这件事。劳不得不再次面临是支持劳合·乔治、还是让他下台的选择：他选择了前者，并设法平息了自己党内的叛乱。然而，朗告诉他，“这件事的真正效果是摧毁了对劳合·乔治的所有信任。人们普遍认为，他为了除战争以外的个人目的欺骗和诱骗了我们”。[46]劳合·乔治让丘吉尔重返政坛，似乎是因为他担心，如果丘吉尔继续被排除在外，可能会破坏政府的稳定，并会破坏这两人之间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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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7236 丘吉尔取代了艾迪生，后者被任命为第一任重建大臣。重建部的成立表明政府了解，不能让士兵或阵亡士兵的遗孀和孤儿忍受工人阶级在1914年前的大动荡时期[47]所忍受的条件。当时还没有人使用“英雄之家”的标语，但这个标语表明了它的意义所在。然而，在德国被击败之前，除了制定计划外，几乎什么也做不了。艾迪生的工作将是监督社会重建——在处于胚胎状态的福利国家的支持下，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交易——以及物理重建和实质重建等问题。在改组团队的过程中，劳合·乔治任命孟塔古担任印度事务大臣。从1910年至1914年，孟塔古一直担任印度事务次官，但劳合·乔治在意的是孟塔古与阿斯奎斯的亲密关系，使得这个任命具有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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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7238 美索不达米亚委员会的报告促成了孟塔古的复职。1916年春，印度事务部移交了美索不达米亚战役（主要由印度军队开展）的责任，但印度事务大臣奥斯丁·张伯伦对库特-阿马拉围困和未能向在那里作战的士兵提供适当的医疗服务负有最终责任。虽然张伯伦的官员们在很大程度上不让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报告把他列入了应受到直接或间接批评的人员名单。尽管劳合·乔治竭力劝阻，他还是辞职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众和同僚对他这种有原则的行为给予尊重，使得他在统一党中获得了新的地位，同时也驳斥了F. E.史密斯的俏皮话，即“奥斯丁总是玩这个博弈，但总是输”。[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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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7240 不久后，戈德斯就向劳抱怨说，丘吉尔试图干涉海军部的事务，劳让劳合·乔治告诉丘吉尔不要插手其他部门的事务。对于这个变动，劳合·乔治甚至没有咨询战时内阁的成员，而且并非战时内阁成员的资深大臣——例如德比——也对同僚之间缺乏合作感到震惊。德比就丘吉尔的任命提出辞职，但劳合·乔治向他保证丘吉尔不会干涉陆军部：所以德比撤回了辞呈，但他坚称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49]劳合·乔治按照他惯有的做法，责备劳没有及时通知德比。德比后来发现，劳合·乔治也没有咨询过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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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7242 7月19日，格温给伊舍写信说，“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人们会对政府或某个人士感到愤怒，但这种愤怒从来不像现在对劳合·乔治任命温斯顿的愤怒之情那样猛烈”。[50]阿斯奎斯告诉西尔维娅·亨利，他和史末资一起吃午饭，史末资“认为目前的状况无可奈何、在劫难逃，但反对强加于人”。[51]比弗布鲁克称“劳合·乔治的宝座开始摇摇欲坠，但它没有倒下”。[52]在给巴瑟斯特夫人的信中，格温写道：“温斯顿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对付工党，如果有人比温斯顿更加不合格、更加缺乏机智、判断力和品格，我目前还没有找到。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53]C. P.史考特和《每日纪事报》的编辑罗伯特·唐纳德（Robert Donald）都写信向丘吉尔表示祝贺，但到目前为止，最明白事理的一封信来自他的姑母温伯恩夫人，她在信的结尾写道：“我的建议是留在军需部，不要试图操纵政府！”[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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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7244 丘吉尔意识到，他批评劳合·乔治没有及早提拔他，这对劳合·乔治是多么不公平。他没有认识到反对他的人的规模，以及劳合·乔治为了召回他耗费了多少政治资本。他的工作也没有那么一马平川。7月19日，里德尔告诉他，部门的“大多数领导人都处于叛变状态，很快就会有人辞职”。[55]尽管如此，丘吉尔在军需部的日子是他在政府中最成功的时期之一，虽然这个部门的基础结构是由劳合·乔治为他建造的，并由艾迪生进行了改进。他把惯有的活力和献身精神都投入工作中，他在该部门的经历对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这让他相信，由国家监督和控制的军火工业的生产活动“为国家社会主义提出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论据”。[56]尽管许多政界人士对这种做法表示遗憾，但这次内阁改组显示出一种动力，一种将卡森这样的大臣们（他们证明自己不适合这些职位）赶下台的决心，这甚至让伊舍也感到高兴。7月28日，他给艾利班克的默里——劳合·乔治的主要亲信之一，因此伊舍的动机可能会遭到质疑——写信说，“劳合·乔治是留给我们的一项重要资产”。[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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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7246 另一个劳合·乔治希望保持密切联系的人是诺思克利夫，与丘吉尔不同，诺思克利夫很可能会公然反抗劳合·乔治这样做。在阿斯奎斯担任首相时期，大臣们痴迷于报纸。劳合·乔治对报纸的影响力特别敏感，并意识到诺思克利夫是他最害怕的人。他对《泰晤士报》和《每日邮报》的老板怀有敬畏之心，虽然这种敬畏迟早会消除，但他执政的头几个月尚未达到这个阶段。诺思克利夫对英国在参战前无法向美国传达讯息感到恼火，他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他利用大西洋彼岸的各种情报来源，经常告诉劳合·乔治，英国在陈述自己的主张时表现得有多么糟糕。在他的倡导下，新的宣传部门成立了。2月25日晚，一艘德国驱逐舰在离海岸三英里的地方炮击了诺思克利夫位于布罗德斯泰的乡间别墅，杀死了五十码开外的一名妇女和她的孩子，炸伤了另外两人，弹片像雨点般落在房子上，这似乎不是一个巧合。德国人清楚地知道，诺思克利夫对团结英国的公众舆论有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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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7248 一旦美国参战，劳合·乔治很快就意识到，在美国具有良好关系的人应当领导一个任务，帮助团结两国对战争的看法：没有特别的关系可以建立。贝尔福已经执行了一项任务，该回国了。有人说要用格雷接替他，但劳合·乔治想派一个“新派男子”，而诺思克利夫似乎是一个理想人选。这个使命有两个主要目的：向一个谨慎地将自己描述为伙伴而非盟友的国家加大对这场战争的宣传，以及出于供应方面的原因改善商业关系——第三，劳合·乔治决心让诺思克利夫不要挡道。尽管这是一个高风险的策略，考虑到候选人脾气暴躁、狂妄自大和拒绝接受指导，劳合·乔治在4月份向他授予了这个职位。然而，尽管他表面上渴望权力和影响力，但他最初拒绝了这个职位，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个建议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动机。当贝尔福被告知要向诺思克利夫提供这个职位时，他非常震惊，并表达了自己强烈的反对意见。一般情况下，劳合·乔治会忽视他的反对意见；更常见的情况是，劳合·乔治会坚持自己的做法。他决定再试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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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7250 5月24日，战时内阁讨论说诺思克利夫的报纸刊登的文章——汉基将这些文章称为“向敌人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宣传”——没有什么用处，尽管如此，劳合·乔治还是继续他的计划。汉基一点儿也不傻，他知道这“其实是为了摆脱他（劳合·乔治）害怕的诺思克利夫而找的一个托词”。汉基的错误之处在于他的结论：“我肯定诺思克利夫不会接受，即使有人要他这样做。”为什么诺思克利夫改变了主意，我们只能猜测。第二次提议的工作性质略有不同，没有贝尔福承担的外交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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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7252 当6月7日宣布这项任命时，引发了意料之中的争议，自由党内部几乎可以说是义愤填膺。劳合·乔治在自由党中的几个朋友曾劝他设法治愈由诺思克利夫攻击阿斯奎斯及其政府而造成的创伤，他也答应这样做，但这被认为是一种盲目的挑衅。首相向史考特承认，“摆脱他是必要的。他变得如此‘神经质’，以至于成了真正的公害”。[58]诺思克利夫在做什么，他是否被任命为外交部门的一员，他要对谁负责，下院就缺失的这些细节向内政大臣乔治·凯夫（George Cave）爵士提问，凯夫无法给出答案。与诺思克利夫担任这个职位并离开了四个月相比，他实际上做了什么，劳合·乔治并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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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7254 11月中旬，诺思克利夫从美国回来，和预料的正好相反，他改善了英美关系。受这个手下所取得的成功的激励，劳合·乔治让他任职空军部，这是组建皇家空军期间的一项重要任命。诺思克利夫拒绝了，他的拒绝信被刊登在《泰晤士报》上，这对他很有帮助。信中包括对政府的各种严厉批评。劳合·乔治告诉里德尔，“我看到报纸后才得知这封信”。[59]在远远观察了四个月后，诺思克利夫得出结论认为英国的情况很糟糕，他回国后收到了《国家评论》的利奥·马克西的来信，这更加强化了他的观点：“每一种愚蠢行为都是那些对这个伟大国家管理不当的愚蠢的乡巴佬犯下的。”[60]他曾私下告诉劳合·乔治，他认为自己可以在报界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他觉得有些大臣不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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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7256 这似乎表明诺思克利夫与劳合·乔治的关系走到了尽头，后者告诉里德尔，毕竟诺思克利夫是“不可靠的”，没有“忠诚感，有些无赖”。尽管如此，令国王沮丧的是，和劳合·乔治任命他的弟弟罗瑟米尔勋爵担任空军大臣的做法一样，11月24日，诺思克利夫因为在美国的工作而被晋升为子爵。诺思克利夫对豪斯上校说，他不希望加入“这么没有骨气的机构”，并失去批评的权利。豪斯是他在华盛顿时的密友。豪斯说：“众所周知，诺思克利夫对待劳合·乔治的方式，就好像首相是下属一样，人们纷纷猜测首相什么时候会兔急咬人。”[61]豪斯也记录下了国王对诺思克利夫的“谴责”。[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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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7258 如果说诺思克利夫对劳合·乔治的态度很随便，那么劳合·乔治对同僚的态度也好不到哪里去。11月25日，德比告诉伊舍，“过去10天是我经历过的最糟糕的10天”，尽管这也是因为他的女婿、罗斯伯里的儿子尼尔·普里姆罗斯（Neil Primrose）在巴勒斯坦阵亡。他声称喜欢劳合·乔治，但又一次差点辞职，直到首相劝阻他。罗伯逊和黑格之间关系紧张，这也一直是劳合·乔治和德比关心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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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7260 与劳合·乔治的操纵和肆无忌惮的行为有关的最典型的例子，也许是他滥用任免权，而且就像1917年秋天对诺思克利夫的子爵爵位发生的争论一样，他没有就作为荣誉源泉的国王格外重视的问题与国王进行适当磋商。1917年的新年授勋名单嘲弄了尊严、体面，因为名单中的很多人曾帮助过劳合·乔治崛起。这份名单——由于政府更迭而被推迟——于2月13日公布，但伊舍提前预览了一下，并感到震惊。关于艾特肯的从男爵爵位和贵族地位的争论是新近出现的。然而，也许是因为劳合·乔治知道他在某些圈子里的名声有多坏，并且一直热衷于对此进行反击，所以他对少之又少的明目张胆的帮手给予了回报。尽管如此，在他的支持者中，仍有足够多的人支持伊舍将荣誉分配描述为“一种暴行”，并表示“这种假公济私的行为令人难以置信”。[63]原定于6月1日提出的寿辰授勋名单[64]可能会更糟。斯坦福德汉的工作是审查这些提议，并对君主特权的使用情况进行登记。5月23日，他告诉索尔兹伯里，“时时刻刻审议荣誉，这真叫人恶心，这种感觉怎么说都不过分”。索尔兹伯里是向劳合·乔治递交请愿书、敦促他改革授勋制度的40位杰出政治家之一。他们要求对每一项授勋都说明理由，以确保只对那些无可指责的人使用君主特权，任何荣誉都不是为了获得或期望获得金钱而给予的，并要求对政党的资金进行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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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7262 劳合·乔治没有回答，但他就掌管有史以来最长的授勋名单（其中包括12位贵族和24位从男爵）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最后，在6月20日，他同意与索尔兹伯里会面。他邀请索尔兹伯里向议会提出一个问题，并且似乎愿意考虑索尔兹伯里提出的与改革制度和使之更加透明有关的所有建议。但后来不了了之。8月7日，当寇松——配得上他的职位——驳回了任何腐败意图时，索尔兹伯里和他的朋友们在上院提交了一项决议。最初请愿者寡不敌众，撤回了请愿，但在夏季休会后，当这个问题再次得到讨论时，决议获得了通过，并且政府同意遵守决议。然而，遵守决议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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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7264 6月4日，《泰晤士报》在一篇社论中谴责了这份寿辰授勋名单。该报说，“劳合·乔治先生……似乎已经吞噬了整个制度”。[65]太多的人纯粹因为效力于政党而得到爵位，而其他人则因为“高额出资”而获得授勋。一种“无所顾忌的交易”已经形成：尽管该报知道劳合·乔治的背后没有政党机器或竞选资金。和索尔兹伯里一样，该报要求对每一项奖励都诚实说明理由，并要求对政党的经费进行适当审计。在上院进行辩论后，该报重新发起抨击，呼吁支持寇松不做“非同寻常”的事情的观点，声称这场授勋交易丑闻是“恶名昭彰”，谴责“这种偷偷摸摸的、不正当的交易损害了王室的威望”，而且“对涉事的卖爵者、买爵者和经纪人产生了不良影响”。[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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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7266 尽管伊舍对国王忠心耿耿，但他指出，“《泰晤士报》对授勋名单进行的抨击是公正的。这份名单没有涉及在军队中做出贡献的人，而是向一大批用金钱换取爵位的各种卑鄙之人授予荣誉。我担心，国王一时软弱接受了这种可悲的建议，这将会对他不利”。[67]人们只能推测国王之所以接受这个建议，是因为他发现6个月前的政府更迭已经破坏了稳定，所以他才没有反对首相的做法。在战争结束后，与此有关的辩论将像火烧似的突然爆发；而在战争结束前，上下两院都会询问与慷慨行使任免权和授勋对象有关的问题。然而，由于地位较低的人士也被授予新设的大英帝国勋章，使得改革者的努力付诸东流，因为几乎所有无可指摘的公民都因战事工作受到奖励，尽管他们抱怨贵族企图让他们成为和贵族一样腐败的人。人们认为，沉默一段时间是明智的，而且谴责分配崇高荣誉的机会很快就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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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7268 劳合·乔治提议设立新的荣誉勋章和更加专属性的名誉勋位，以便奖励那些在战争中表现出色的军人和文职人员。男人和女人都可以获得这些勋章，那些被授予相当于骑士或骑士大十字勋章的女人将被称为“女爵士”。寇松很喜欢这样的工作，他被要求汇报设立新勋章的可能性，同时对妇女的勋章等级感到苦恼。“向她们授予‘夫人’的头衔也许是不可取的，因为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出现‘获颁员佐勋章[68]的托马斯·帕金斯先生和获颁爵级司令勋章的帕金斯夫人——这是引起家庭内部不安的众多原因之一。”[69]设立新的荣誉勋章是为了让该制度民主化，在以前，只有精英才能享受这个制度。除了五个等级之外，还有向工人阶级颁发的大英帝国奖章，用来表彰其领导能力和主动性。然而，该制度的大幅扩张意味着更多的任免权将被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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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7270 劳合·乔治向鲍德温的心腹戴维森表示，用金钱换取荣誉是“填补政党竞选经费的一种更干净的方法”，这种方法远比美国或工党使用的方法要干净得多。[70]他接着说：“例如一个人给了政党4万英镑，于是得到了男爵爵位……在这个国家，啤酒商对保守党的依附是进行政治腐败的最便捷途径。最糟糕的是，你不能在公共场合为它辩护，但是，使用这种方式募集的政治资金比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募集的资金要干净得多。”这是非常有争议的：劳合·乔治发现这个制度是有用的，因为他的政策执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所用的人，而这些人往往一开始就很少考虑到他或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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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7272 尽管当务之急是战争，但上院很快就根据洛雷本勋爵的动议，讨论了英国政治的污点，即首相让国王授予荣誉和勋章，纯粹是为了给政党经费获得大量捐款。洛雷本希望政府同意一份“明确的公开声明”，其中列明向王室、军队或永久公务员以外的人授予荣誉的理由。[71]他还要求首相必须向君主声明，在授予荣誉之前，没有金钱交易。1914年2月，上院也提出了类似的一致要求，但下院却选择不予理会。洛雷本又提起这件事，因为他相信正在讨论的不正当行为已经发生了。但是，由于参与这些交易的各方都密谋要保守秘密，他没有证据。他的一位朋友曾三次受到邀请，并被告知只要支付1.5万英镑就能获得爵士头衔，支付2.5万英镑就能获得准男爵头衔。当这位朋友拒绝时，爵士头衔的价格便降到了1万英镑。有人告诉这位朋友，他可以升级为从男爵，而他已经花费的1万英镑也可以算入这笔钱。[72]洛雷本还相信兜售这些交易的“掮客”是有佣金的。大多数同辈都听过类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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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7274 洛雷本还透露，另一位朋友——一位前大臣——说他从事了兜售荣誉的交易。他提到有人想要一个从男爵爵位，但这人问他，如果把2.5万英镑捐给国王即将访问的一家医院，而不是捐给政党，那么能否得到爵位，他建议这人向政党捐资。“不久后，他就变成了一个从男爵，医院也因此蒙受了损失。”[73]洛雷本要求下院的前首席党鞭——其职责包括担任恩赐秘书——承认他们在这个交易中的角色，但没有人答应。他说，他知道首席党鞭必须在政党组织和安抚媒体上花钱，但兜售爵位是筹集这些资金的途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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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7276 在寇松表示通过动议将损害四位在世首相（即罗斯伯里、贝尔福、阿斯奎斯和劳合·乔治）的声誉后，上院拒绝通过洛雷本的动议，但同意一项修正后的动议，要求首相令人满意地证明——而不是向国王宣布——没有金钱交易。根据议会的特权，塞尔伯恩勋爵确实选择了指名道姓的做法。詹姆斯·吉尔德斯（James Gildes）爵士运营着一家帮助军人家属的慈善机构，他获得了2.5万英镑和两笔1万英镑的捐款，前提是他愿意动用自己的影响力，为三名相关人士获得从男爵爵位或骑士爵位。米勒德（Millard）医生是莱斯特郡的一名卫生官员，他请求当地的一个政治协会为他的一位朋友争取爵位。当被问及他的朋友愿意出多少钱时，他退缩了。乔治·霍尔曼（George Holman）曾几次担任刘易斯市的市长，他的朋友们被告知他应该获得爵位，但除非通过金钱交易，否则他得不到。在战争爆发前，在《许可法案》（Licensing Bill）颁布时，乔治·凯基维奇（George Kekewich）爵士——他在1906年是英国议会的一名自由党议员，并且曾是一名高级公务员——的一位朋友想获得爵士头衔，凯基维奇便向他介绍了一名自由党党鞭。他被告知撤回对该法案的反对，并支付5000英镑。他同意做这两件事，然后获得了爵士头衔。另一位渴望得到从男爵爵位的人被告知要支付2.5万英镑。他说他愿意，但最后还是退出了。在1832年的《改革法案》（Reform Act）出台后，英国政坛经历了一段相当清廉的时期，然而，旧的政治模式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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