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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诺思克利夫对劳合·乔治的态度很随便，那么劳合·乔治对同僚的态度也好不到哪里去。11月25日，德比告诉伊舍，“过去10天是我经历过的最糟糕的10天”，尽管这也是因为他的女婿、罗斯伯里的儿子尼尔·普里姆罗斯（Neil Primrose）在巴勒斯坦阵亡。他声称喜欢劳合·乔治，但又一次差点辞职，直到首相劝阻他。罗伯逊和黑格之间关系紧张，这也一直是劳合·乔治和德比关心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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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劳合·乔治的操纵和肆无忌惮的行为有关的最典型的例子，也许是他滥用任免权，而且就像1917年秋天对诺思克利夫的子爵爵位发生的争论一样，他没有就作为荣誉源泉的国王格外重视的问题与国王进行适当磋商。1917年的新年授勋名单嘲弄了尊严、体面，因为名单中的很多人曾帮助过劳合·乔治崛起。这份名单——由于政府更迭而被推迟——于2月13日公布，但伊舍提前预览了一下，并感到震惊。关于艾特肯的从男爵爵位和贵族地位的争论是新近出现的。然而，也许是因为劳合·乔治知道他在某些圈子里的名声有多坏，并且一直热衷于对此进行反击，所以他对少之又少的明目张胆的帮手给予了回报。尽管如此，在他的支持者中，仍有足够多的人支持伊舍将荣誉分配描述为“一种暴行”，并表示“这种假公济私的行为令人难以置信”。[63]原定于6月1日提出的寿辰授勋名单[64]可能会更糟。斯坦福德汉的工作是审查这些提议，并对君主特权的使用情况进行登记。5月23日，他告诉索尔兹伯里，“时时刻刻审议荣誉，这真叫人恶心，这种感觉怎么说都不过分”。索尔兹伯里是向劳合·乔治递交请愿书、敦促他改革授勋制度的40位杰出政治家之一。他们要求对每一项授勋都说明理由，以确保只对那些无可指责的人使用君主特权，任何荣誉都不是为了获得或期望获得金钱而给予的，并要求对政党的资金进行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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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没有回答，但他就掌管有史以来最长的授勋名单（其中包括12位贵族和24位从男爵）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最后，在6月20日，他同意与索尔兹伯里会面。他邀请索尔兹伯里向议会提出一个问题，并且似乎愿意考虑索尔兹伯里提出的与改革制度和使之更加透明有关的所有建议。但后来不了了之。8月7日，当寇松——配得上他的职位——驳回了任何腐败意图时，索尔兹伯里和他的朋友们在上院提交了一项决议。最初请愿者寡不敌众，撤回了请愿，但在夏季休会后，当这个问题再次得到讨论时，决议获得了通过，并且政府同意遵守决议。然而，遵守决议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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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泰晤士报》在一篇社论中谴责了这份寿辰授勋名单。该报说，“劳合·乔治先生……似乎已经吞噬了整个制度”。[65]太多的人纯粹因为效力于政党而得到爵位，而其他人则因为“高额出资”而获得授勋。一种“无所顾忌的交易”已经形成：尽管该报知道劳合·乔治的背后没有政党机器或竞选资金。和索尔兹伯里一样，该报要求对每一项奖励都诚实说明理由，并要求对政党的经费进行适当审计。在上院进行辩论后，该报重新发起抨击，呼吁支持寇松不做“非同寻常”的事情的观点，声称这场授勋交易丑闻是“恶名昭彰”，谴责“这种偷偷摸摸的、不正当的交易损害了王室的威望”，而且“对涉事的卖爵者、买爵者和经纪人产生了不良影响”。[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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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伊舍对国王忠心耿耿，但他指出，“《泰晤士报》对授勋名单进行的抨击是公正的。这份名单没有涉及在军队中做出贡献的人，而是向一大批用金钱换取爵位的各种卑鄙之人授予荣誉。我担心，国王一时软弱接受了这种可悲的建议，这将会对他不利”。[67]人们只能推测国王之所以接受这个建议，是因为他发现6个月前的政府更迭已经破坏了稳定，所以他才没有反对首相的做法。在战争结束后，与此有关的辩论将像火烧似的突然爆发；而在战争结束前，上下两院都会询问与慷慨行使任免权和授勋对象有关的问题。然而，由于地位较低的人士也被授予新设的大英帝国勋章，使得改革者的努力付诸东流，因为几乎所有无可指摘的公民都因战事工作受到奖励，尽管他们抱怨贵族企图让他们成为和贵族一样腐败的人。人们认为，沉默一段时间是明智的，而且谴责分配崇高荣誉的机会很快就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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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提议设立新的荣誉勋章和更加专属性的名誉勋位，以便奖励那些在战争中表现出色的军人和文职人员。男人和女人都可以获得这些勋章，那些被授予相当于骑士或骑士大十字勋章的女人将被称为“女爵士”。寇松很喜欢这样的工作，他被要求汇报设立新勋章的可能性，同时对妇女的勋章等级感到苦恼。“向她们授予‘夫人’的头衔也许是不可取的，因为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出现‘获颁员佐勋章[68]的托马斯·帕金斯先生和获颁爵级司令勋章的帕金斯夫人——这是引起家庭内部不安的众多原因之一。”[69]设立新的荣誉勋章是为了让该制度民主化，在以前，只有精英才能享受这个制度。除了五个等级之外，还有向工人阶级颁发的大英帝国奖章，用来表彰其领导能力和主动性。然而，该制度的大幅扩张意味着更多的任免权将被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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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向鲍德温的心腹戴维森表示，用金钱换取荣誉是“填补政党竞选经费的一种更干净的方法”，这种方法远比美国或工党使用的方法要干净得多。[70]他接着说：“例如一个人给了政党4万英镑，于是得到了男爵爵位……在这个国家，啤酒商对保守党的依附是进行政治腐败的最便捷途径。最糟糕的是，你不能在公共场合为它辩护，但是，使用这种方式募集的政治资金比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募集的资金要干净得多。”这是非常有争议的：劳合·乔治发现这个制度是有用的，因为他的政策执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所用的人，而这些人往往一开始就很少考虑到他或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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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务之急是战争，但上院很快就根据洛雷本勋爵的动议，讨论了英国政治的污点，即首相让国王授予荣誉和勋章，纯粹是为了给政党经费获得大量捐款。洛雷本希望政府同意一份“明确的公开声明”，其中列明向王室、军队或永久公务员以外的人授予荣誉的理由。[71]他还要求首相必须向君主声明，在授予荣誉之前，没有金钱交易。1914年2月，上院也提出了类似的一致要求，但下院却选择不予理会。洛雷本又提起这件事，因为他相信正在讨论的不正当行为已经发生了。但是，由于参与这些交易的各方都密谋要保守秘密，他没有证据。他的一位朋友曾三次受到邀请，并被告知只要支付1.5万英镑就能获得爵士头衔，支付2.5万英镑就能获得准男爵头衔。当这位朋友拒绝时，爵士头衔的价格便降到了1万英镑。有人告诉这位朋友，他可以升级为从男爵，而他已经花费的1万英镑也可以算入这笔钱。[72]洛雷本还相信兜售这些交易的“掮客”是有佣金的。大多数同辈都听过类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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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雷本还透露，另一位朋友——一位前大臣——说他从事了兜售荣誉的交易。他提到有人想要一个从男爵爵位，但这人问他，如果把2.5万英镑捐给国王即将访问的一家医院，而不是捐给政党，那么能否得到爵位，他建议这人向政党捐资。“不久后，他就变成了一个从男爵，医院也因此蒙受了损失。”[73]洛雷本要求下院的前首席党鞭——其职责包括担任恩赐秘书——承认他们在这个交易中的角色，但没有人答应。他说，他知道首席党鞭必须在政党组织和安抚媒体上花钱，但兜售爵位是筹集这些资金的途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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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寇松表示通过动议将损害四位在世首相（即罗斯伯里、贝尔福、阿斯奎斯和劳合·乔治）的声誉后，上院拒绝通过洛雷本的动议，但同意一项修正后的动议，要求首相令人满意地证明——而不是向国王宣布——没有金钱交易。根据议会的特权，塞尔伯恩勋爵确实选择了指名道姓的做法。詹姆斯·吉尔德斯（James Gildes）爵士运营着一家帮助军人家属的慈善机构，他获得了2.5万英镑和两笔1万英镑的捐款，前提是他愿意动用自己的影响力，为三名相关人士获得从男爵爵位或骑士爵位。米勒德（Millard）医生是莱斯特郡的一名卫生官员，他请求当地的一个政治协会为他的一位朋友争取爵位。当被问及他的朋友愿意出多少钱时，他退缩了。乔治·霍尔曼（George Holman）曾几次担任刘易斯市的市长，他的朋友们被告知他应该获得爵位，但除非通过金钱交易，否则他得不到。在战争爆发前，在《许可法案》（Licensing Bill）颁布时，乔治·凯基维奇（George Kekewich）爵士——他在1906年是英国议会的一名自由党议员，并且曾是一名高级公务员——的一位朋友想获得爵士头衔，凯基维奇便向他介绍了一名自由党党鞭。他被告知撤回对该法案的反对，并支付5000英镑。他同意做这两件事，然后获得了爵士头衔。另一位渴望得到从男爵爵位的人被告知要支付2.5万英镑。他说他愿意，但最后还是退出了。在1832年的《改革法案》（Reform Act）出台后，英国政坛经历了一段相当清廉的时期，然而，旧的政治模式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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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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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长期缺席下院，诺思克利夫的报纸一如既往地帮着劳合·乔治指责阿斯奎斯政府，声称在继任者上台后的头几个月里遇到的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阿斯奎斯政府造成的，这有助于新首相避免直接和公开地面对困难问题，尤其是食物短缺，这是1917年初英国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诺思克利夫敏锐地告诉他的员工，公众没有意识到“英帝国和德帝国正在卷入一场饥饿比赛”，他要求实行定量配给，这助长了公众的不安。[74]在不写爱国打油诗的时候，亨利·纽伯特爵士是英国海军部和战时内阁的联络人。他在全国进行了题为《爱国主义、猪和土豆》的巡回演讲，在演讲中，他敦促人们自我克制，种植蔬菜，保存食物残渣来喂猪。[75]这个做法很容易遭到嘲笑，但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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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冬天非常寒冷，1月和2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雪，而伦敦则出现了自1895年以来最严重的霜冻。由于运输工具短缺，又没有足够的壮汉来运送，导致煤炭匮乏。极少数人拥有私家车，但政府拒绝向他们提供汽油，除非他们能证明他们的汽车是为战事服务的。困难越来越多。劳动力短缺导致大片土地无人耕种。奶牛被卖掉，因为没有人给它们挤奶；马匹都闲置，因为没有人去役马。军队对熟练饲养员和其他重要的农场工人的需求仍然得不到满足。短缺现象十分普遍：一些富豪仍在伦敦西区的酒店里大吃大喝有五道菜的大餐（并因此受到公开指责），但大多数人都饥肠辘辘。许多公立学校都有几天没有肉吃，和工人阶级一样，男生的早餐也是半可食用的面包、人造黄油和茶。[76]汤布里奇公学的学生沃尔特·奥克肖特（Walter Oakeshott）——他后来成为温彻斯特大学的校长——回忆说：“我们比学校里的任何一代都要饥饿。我们大嚼着我们能吃到的一切东西，我们厚着脸皮向富足的人乞讨食物，我们抢劫果园。”[77]奥克肖特的长辈们也遭受了饥饿。到2月底，伦敦一些主要的绅士俱乐部——包括布铎斯（Boodle’s）、布鲁克斯（Brooks’s）、旅客（Travellers）和怀特（White’s）——都减少了食物的分量，并设立了“无肉日”：其他俱乐部也纷纷效仿。[78]到了2月初，在苏格兰和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土豆已经售罄；一个月后，在伦敦几乎也买不到土豆了。3月26日，当秘书们在布鲁克斯俱乐部召开了另一次会议后，伦敦的这些俱乐部同意在用餐时停止供应土豆。富裕阶层向光顾的酒店发送的订单都是要求提供分量更少的食物，并且设立了无肉和无土豆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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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在伦敦的鱼市场几乎买不到鱼，在首都的食品店外，人们从黎明时起就瑟瑟发抖地排起了长队。一切都是那么绝望，以至于为了防止人们“掠夺”庄稼，政府允许人们在非狩猎季射杀野鸡。[79]盗马案的数量上升，据说，比利时的难民屠夫把马变成了大块的肉和香肠，冒充牛肉或猪肉出售。尽管美国全力支持英镑，使得英国的财政形势有所改善，但外汇还是出现了短缺，并且英国优先考虑的是使用英镑购买食物，而不是弹药。英国曾一度似乎没有外汇来购买阿根廷盈余的食物（英国一直以来都依赖这些盈余的食物），也没有外汇向美国进口额外的肉类和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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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演讲忽略了粮食生产，导致托利党议员莱斯利·斯科特（Leslie Scott）向下院提出了一项动议，要求讨论粮食生产问题。斯科特声称，尽管农民面临的困难“绝对令人震惊”，而且对价格的担忧让他们深感不安，但新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提高产量。[80]他还说，1917年生产的粮食比1916年多的说法是“荒唐的”。不久后，内维尔·张伯伦将通过国民服务计划向农民提供劳动力，其中90%的劳动力未经培训。斯科特恳求释放为自耕农军团服务的、驻扎在英格兰的有经验的农业工人，以从事农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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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担心公众骚乱，政府已经采取措施试图缓解局势。以高于规定价格出售管制食物的商人将遭到起诉，特别是违反土豆令的蔬菜水果商，这些商贩声称按照食物管制员设定的价格无法牟利。肯特镇的一位蔬菜水果商被罚款5英镑（并支付了5先令的诉讼费用），因为他拒绝将土豆卖给一位女士，除非她还买别的东西。这是他第二次违法。尽管如此，这些措施显然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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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使劳合·乔治的精力和决断力得到了更大发挥。他委派工作，并在必要时介入。他还表现出愿意在必要时解雇那些被证明无效的高级官员，并亲自处理相关事宜——例如实施护航制度，以确保粮食进口。他试图平衡作战打仗和国民生计对人力的竞争性需求。他下定决心要得到一个正确的等式，于是，他请农业委员会主席罗兰·普罗瑟罗（Rowland Prothero）——他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曾是万灵学院的学者——来领导增加国内粮食产量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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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力短缺之外，阻碍大规模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是土地状况。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漫长的战前农业萧条留下了未开垦和荒废的土地，需要认真协调工作，才能确保排水和恢复生产。例如，在1875～1915年间，仅诺福克郡（一个以耕地为主的郡）的耕地面积就从83.6万英亩减少到78万英亩。[81]这个郡有28.4万英亩草地，为了1918年的收成，必须对其中的7万英亩草地进行耕作。[82]农业委员会提出了一项法案，使扩大可耕地的面积变得更加容易。普罗瑟罗宣布，把可耕地的面积从1900万英亩增加到2700万英亩，就能保证有足够的粮食，以使英国摆脱“潜艇威胁”。[83]然而，为了种植作物，需要25万额外的男性，而这些人力却无法得到。自1916年以来，种植谷物和土豆的土地略有增加——增加了33万英亩——甚至不合作的爱尔兰也多耕种了70万英亩，这证明即使爱尔兰人不上战场，他们也对战争做出了有用的贡献。然而，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委员会预计，在新方案的第一年，只有大约40万英亩的土地投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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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的农民被要求少种芥末，而是改种谷物，因为芥末不是一种“爱国”作物。[84]据估计，仅在林肯郡和伊利岛，就可以因此多种植1万英亩的谷物。尽管食物短缺，但普罗瑟罗认为，现在国家有必要为未来几年小麦和燕麦的最低价格做出担保。此举将使农民值得进行必要的投资，以恢复大规模的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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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确定了最低工资标准，每周25先令，麦克唐纳代表工会工人声称这是不够的，仅相当于战前的16先令。在1914～1918年间，谷物产量从170.6万吨增加到了242.8万吨。在战争期间，英国从未摆脱对粮食进口的依赖，就像它在1939年后被迫做的那样。但是，从1914年到1918年，净进口量确实从1670万吨下降到了1189万吨。[85]此外，在普罗瑟罗的指导下，农业政策的一个重大进展是作为肥料的硫酸铵的使用量增加了两倍，这极大地提高了产量，使英国农业从传统的有机农业转向了日益工业化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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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瑟罗在执行任务时需要大力支持，于是，劳合·乔治派人去找亚瑟·李。李是一名统一党议员，也是一名前职业军人，在军需部和陆军部时曾效力劳合·乔治。李对在12月的时候没能入选政府感到失望和惊讶——显然被劳否决了——但是，劳合·乔治现在让他担任粮食生产的总负责人。比弗布鲁克以“我的健康状况不佳”为由拒绝了这份工作（他在47年后去世）。[86]普罗瑟罗对李表示欢迎，并和他很好地合作。普罗瑟罗曾宣布从美国订购了260台拖拉机，并将在3月下旬进行部署。这些拖拉机将在全国范围内配发，运输服务部将确保这些拖拉机能够正常运行并得到维护，它们的工作效率将提高产量。最终，李从底特律的福特公司（Ford）订购了1万辆拖拉机（这些拖拉机到货较慢，而且往往不适合英国的状况），并制定了一项密集耕作计划，以确保英国广大的、长期未开垦的土地能够再次种植作物。他恳求犁地者考虑一下难以想象的情况，并在星期天工作。3月份的时候，军需大臣要求在军工厂工作的犁地者返回他们的农场工作6周，以便尽其所能地多耕种土地。令大家吃惊的是，许多妇女志愿者很快证明她们也能操作犁和马队。多亏了李的倡议，与1916年相比，1917年多生产了490万蒲式耳小麦，510万蒲式耳大麦和3670万蒲式耳燕麦，还有4200万袋土豆。[87]米尔纳——在加入战时内阁之前，他曾领导粮食生产委员会——认为这个问题应在最高层得到详细解决，包括在必要时提出立法。例如，他提出了一项《玉米生产法案》（Corn Production Bill），设定了谷物的最低价格，这相当于保护主义，因此遭到许多自由党人的咒骂。该法案还设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并向房东赋予驱逐低效率佃农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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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短期到中期来看，这些措施本身不足以应对英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在距离那年的收获季节还有几个月时，虽然小麦的进口量有所增加，但到了4月中旬，英国的小麦供应量已从去年12月政府更迭时的14周下降到了9周。[88]在战争期间，粮食储备从来不像1917年4月那样低过。由于英国如此依赖粮食进口，在U艇战期间及之后，粮食产量的增长都被运输粮食的商船的损失抵销了。在1917年的前6个月，U艇共击沉了213.6126万吨位的英国商船，仅4月份就击沉了54.5282万吨位，相当于击沉了169艘英国船只。相比之下，1916年8月，英国仅损失了43254吨位的商船。在这六个月里，英国造船厂只生产了63.1万吨位的接替商船。[89]据估计，到1917年3月，粮食进口与一年前相比下降了三分之一。在整个1917年，由于采用了护航队，使得4月后情况有所改善，但仍有372.9785万吨位的损失。[90]在2月到6月间，食糖减少了8.5万吨；在1917年全年，肉减少了4.6万吨。[91]伤亡人数令人沮丧：有6408名商船队员伤亡。[92]政府允许报纸刊登航运损失的统计数字，这是一种值得赞扬的坦率行为，也是敦促公众改变饮食习惯的另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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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有船只运输必要的粮食，政府限制了木材和纸张等大宗商品的进口。但是，从国内采购更多木材对人力造成了压力。报纸缩减了版面——到了4月份，《泰晤士报》从通常的16页减少到10页——海报用纸也遭到限制，一些杂志暂停出版。为了能够更快地制造接替商船，海军不得不同意放缓船舰的制造，五艘轻型巡洋舰全部停止生产。明智的是，政府开始加紧制造反潜艇舰。政府决定向美国订购40艘商船，但这需要时间。诺思克利夫——他为自己在德国有情报来源而感到自豪——根据战前频繁访问德国而建立起来的关系网，认为德国正在研发更致命、更隐秘的U艇，所以情况会变得更糟。他认为在航运损失的程度和对食物供应的影响上，他所熟知和尊敬的卡森没有完全坦率。他敦促政府立刻实行定量配给，但大臣们讨厌这个想法，因为它可能影响士气。事实上，卡森在3月10日警告里德尔说，英国面临着“严重的粮食短缺”，粮食仅能供应三个月，而且损失还在不断增加。[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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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当上首相，劳合·乔治就聘请德文波特勋爵担任食物管制员。德文波特是一家连锁杂货店的老板，这家连锁店后来发展成为国际性商店。[94]随着无限制潜艇战的重新启动，他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而且日常所需的粮食因此遭受了损失。1月中旬，他发布了第一个粮食管制命令，其中包括政府征用其认为没有得到充分耕种的土地——前提是它能找到劳动力来进行耕种。全国妇女农田勤务队（Women’s National Land Service Corps）发起了一项新的招募活动。从1917年起，政府开始预先设定谷物的价格，德文波特建议每人每周的主食为四磅面包、两磅半肉和四分之三磅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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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人民生活进行的此类干涉引起了意料之中的反对。《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认为，这些规定意味着民众的食物分量“大大低于德国囚犯和济贫院里的贫民获准得到的分量，而这两类人想必都不是非常积极的受雇工人”。[95]他继续说道：“要是这样，你们或食物管制员能向我提供理由，从而让我的家人（他们都很努力地工作）将之前的食物消耗量减少三分之一吗？”在达特穆尔，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之前得到的肉和面包的数量确实是建议数量的两倍多，其他食物的数量则更加慷慨。但现在，他们的伙食，以及济贫院里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伙食，都被削减了。（有人抱怨达特穆尔过于宽松，因此没过几周，内政部对此进行了视察。随后，纪律变得更加严厉，被称为教导者的典狱官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力。当地人尤其敌视囚犯，有些人希望把囚犯永远囚禁起来，他们认为战前在沼地上工作的囚犯在道德上更高尚，不容易“懈怠”。）[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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