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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与使用糖和酵母、保存大麦和玉米以及节省运输费用有关的抱怨，从3月下旬开始，甚至连啤酒的产量也被限制在每年1000万桶，而在1916年3月31日前的一年，啤酒的产量为2600万桶。每天减少800万桶，相当于腾出30列火车。[97]低度啤酒的价格每品脱上涨了1便士，高度啤酒上涨更多，非啤酒饮料的情况也让人失望，可以从保税仓库提取的葡萄酒和烈性酒的数量降低了50%。政府指示家禽贩养鸡产蛋，而不是养肥它们当佳肴；并要求让猪吃山毛榉果、橡子和废渣。到了1917年5月，零售价格较战前上涨了10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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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公益行动来改善粮食供应。1917年，伊顿公学的男生们耕种了1.5英亩土地，种植了15吨土豆，他们卖了100英镑，利润为45英镑19先令8便士。他们将利润捐给了当地一家为康复士兵服务的医院。[98]5月2日，国王发布公告，敦促民众以更加节约的方式使用粮食，并建议更加小心地喂养马匹，避免使用燕麦或可以供人类食用的其他谷物，政府要求牧师在星期天的礼拜仪式上宣读这份公告达四个星期。自2月以来，王室宫廷一直实行严格的定量配给。自从拿破仑战争期间，乔治三世在1800年12月发布了类似的公告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德文波特让他的部门发布了一份被称为“战争蛋糕”的菜谱，英国高贵的下午茶传统被贴上了“不必要的奢华大餐”的标签，而且政府威胁要禁止开设新的茶点店。[99]《泰晤士报》对此感到高兴，评论说，在以前，就连粮食部的工作每天都会被下午茶打断。然而，公众选择充耳不闻。于是，在4月中旬，德文波特完全禁止了花式糕点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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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7年的上半年，志愿主义和规劝还不足以防止问题涌入德文波特的办公室。随着护航队减少了运输损失，有人在议会上提出了大量食物在分发前就变质的问题。在5月和6月，伦敦郡委员会的卫生检查员对成吨的熏肉运输进行了谴责，因为政府未能制定运输或冷藏物流方案，尽管政府声称很多腐烂的肉在到达英国之前就已经不宜食用。从丹麦运来的熏肉要十天才能到达伦敦，再过六天才能到达朴次茅斯。这正是食物管制员应该预防的问题。此外，食物管制员也未能设法制止暴利和投机行为，政府对此表示高度关注，并需要公众的持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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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德文波特的不作为，诺思克利夫领导的舰队街对德文波特进行了谴责，并要求实行定量配给，还公然抨击暴力投机行为。对于食物管制员来说，不幸的是，他的一些善意的政策失败了，因为它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3月22日，德文波特宣布，但凡零售商向任何顾客出售超过两周供应量的糖，都将被处以监禁；但凡任何人在家里存放超过两周供应量的食物，都将被指控为囤积居奇，警察有权进入涉嫌有囤积行为的任何房屋。然而，许多国内的果酱制造商为了制造果酱储存了糖，他们可能会被起诉，这引起了人们的愤怒，所以必须修改命令。由于糖太少，无法供应给果农制作果酱，因此种植水果的一个主要目的——由于当时的偏好，制作果酱消耗的水果数量远远高于任何其他方式的水果消耗量——遭到了否定。而后，人们便种植谷物，而不是种植草莓。巧克力供应也受到了类似的影响，在花式糕点中加入巧克力大多成了一种记忆。此外，英国庞大的官僚机构渴望进行监管，它们往往缺乏常识，对其某些指令如何与其他指令相冲突视而不见，尤其是在水果种植领域，那里的土地本可以用来生产其他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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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波特认为，可以鼓励民众（而不是强迫民众）控制食物的消费，这种看法多少有些乐观，就像实行征兵制前的劝诫入伍一样，民众已经养成了强烈的利己意识，憎恨国家对他们的日常生活进行干涉。政府出台了一项面包补贴，每年拨款5000万英镑，使得4磅重面包的价格固定在9便士。然而，在3月下旬，4磅重面包的价格一度上涨到了1先令，目的是让人们少浪费食物。但是，粮食部仍被迫在4月19日警告公众，“面包食品”的消耗量仍比目前和预期的供应量高出了50%。[100]4月25日，德文波特又回到了这个话题，他告诉上院食物将是战争中“极具决定性”的因素。[101]他要求减少一磅的消耗量，并说如果不实行自愿节制，那么他将对面包、糖和任何其他必需品实行定量配给。然而，一切仍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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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5月29日，一封经德文波特签署的致户主的信送到了英国的各个家庭，信中恳求所有的家庭削减面包的消耗量，“以便忠诚地帮助国家渡过从现在开始到收获季节止的焦虑日子”。[102]它继续写道：“真正的公民、爱国的男人或女人在国家有所需要的时刻不应当让国家失望。”该年3月，政府向公众强制推行了一种新的标准“战时面包”——由大量的生小麦和土豆制成——自那以后，这样的牺牲变得更容易了。这种面包味道不太好，所以这个做法的效果有限。此外，虽然禁止囤积糖的命令引起了愤怒，但政府仍于4月5日发布了一项全面的食物囤积禁令，并且有权搜查任何可疑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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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波特的举措进一步遭到质疑，因为他未能让营养专家参与他所在部门的决策。他就每人每周吃多少主食提出建议，这种吃法每天只产生1200～1300卡路里的热量，而且还需要补充目前非常短缺的其他食物。3月，政府颁布了法规，限定了酒店、餐馆、铁路自助餐厅和俱乐部等餐饮场所的食物消费，还限制了食物的分量，并且让无肉日或无土豆日成了一项强制规定，而不是自愿遵守的规定。4月17日是酒店和餐馆的第一个强制无肉日。战时内阁决定“目前”不打算在私人住宅内强制实施。[103]政府对肉的压力来自于军队的一项请求，军队要求将五分之一的进口阿根廷牛肉作为他们的食物储备，以防U艇战饿死作战士兵。然而，科学家指出，如果要减少肉类消费，那么必须在船舰上腾出更多空间来进口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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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月底，德文波特意识到，如果他要成功地完成养活全国人民的任务，就必须进行全面的国家控制，而不是零敲碎打的改革。正如他告诉上院的那样，他在5月份制定了全面的食物配给计划［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是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和进行价格控制的主要公务员之一］，但当时这些计划没有得到执行。持续不断的唠叨和危言耸听产生了某种效果：这个国家开始特别意识到食物的使用和供应，这就是他们的意图。然而，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规劝是没有意义的，必须实行定量配给，尽管如此，经过另一轮讨论后，战时内阁在5月30日决定这样的政策“目前是不可取的”。[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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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劳合·乔治罕见地在下院露面，他坦率地承认，他“实际上并不担心”食物供应，这让一些人不禁要问，为什么在1月份的时候，英国人会认为到夏天可能就要饿死了。“因为我想让人们种植粮食！”他回答道，很显然，这个回答引起了人们发笑，但这进一步反映了他的诚实。[105]然而，里德尔在6月2日记录道：“我告诉劳合·乔治，买糖的队伍正在产生严重的不满，需要立刻对糖的分配进行改革。工人阶级对他们的妻子和家庭被迫忍受这种麻烦和屈辱感到愤怒，而富人的需求和战前一样得到了尽可能多的满足。”[106]大臣们明白社会的一些变化将是永久性的，但他们希望管理好这个过程，而不是向民众强加里德尔所谓的“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例如像俄国那样。[107]三个月前，沙皇被废黜，两个革命团体正在为争夺国家的未来控制权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以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不久将取得胜利。在英国，如果受到充分煽动，那么从国王到民众，几乎没有人会轻率地忽视英国发生类似工人起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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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现在以冷酷无情而闻名，他意识到德文波特力有未逮，5月30日，德文波特的辞职让他如释重负。德文波特没有得到官员们的喜爱，而是赢得了拖拉者和糟糕代表的名声。他自身是一名零售商，因此，人们认为他倾向于避免采取一些措施（尤其是定量配给），这些措施会惹怒他的同行业者。据说，人们怀疑他在这件事情上是否诚实，这促使他以健康不佳为由辞职。和劳合·乔治的许多辞任的亲信一样，他在离职时得到了子爵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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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朗达勋爵接替他成为食物管制员。朗达曾担任地方政府委员会的主席。在19世纪90年代，关于威尔士自由党组织的争吵导致他与劳合·乔治分道扬镳，但当劳合·乔治意识到朗达不是政治对手时，这两人最终互相尊重，互相欣赏。与首相的许多朋友不同的是，他是一个有着某种特质、勇气和真本事的人。他在“卢西塔尼亚”号事件中幸存下来，并以大卫·阿尔弗雷德·托马斯（David Alfred Thomas）的身份成为梅瑟蒂德菲尔的自由党议员。1910年，他认为自己不会获得晋升，于是离开了议会，但劳合·乔治利用贵族爵位将他召回，称他是“进取人士”之一，尤其是在看到托马斯在南威尔士的家族矿业生意取得了成功后。他反对在煤炭行业牟取战争暴利，因此，可以指望他在食物行业反对牟取战争暴利。[108]他的职责是管理食物短缺和保持供应的流动性，同时利用面包补贴来降低价格，并设法对其他食品的价格设置上限。朗达的条件近乎苛刻。如果他发现有必要“接管整个国家的食物供应，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即使这可能让财政部花费数百万的开支），利用地方当局进行食物分配，以及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遏制暴利”，那么他将要求战时内阁给予支持。[109]政府同意了。“在我们面临危险的时候，当成千上万的人欣然地为自由事业做出最大牺牲的时候，有人却想着从国家的需要中获利，这样的人简直就是一个敲诈者，必须受到这样的对待”，朗达在就职时说。[110]他承诺他的“第一个努力”将是寻求降低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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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8月6日，他宣布了控制食物供应的新规定，不仅希望确保所有人都有足够的食物，而且希望帮助缓解工人阶级的愤怒。他建议争取地方当局的支持，以确保这个制度能够正常运转。他对负责地方政府的同僚和苏格兰事务大臣说，“必须节省物资，必须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平均分配物资，而且必须降低价格”。[111]他要求地方当局设立粮食管控委员会，以便根据朗达的部门提供的建议行事，从而确保节约食物。其中可能涉及公共厨房，这将有利于节约燃料和调节食物供应。这些委员会将监督当地糖、面包和肉类的分配，并确保实行固定价格。朗达明确表示，另一种选择是“伤脑筋的个人配给制度”。他说，政府将出台一个针对餐饮企业和机构的新监管体系，并制定一个针对注册零售商的计划，以帮助避开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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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严格执行价格控制：9月初，来自林肯郡斯伯丁的74岁农民乔治·汤普森（George Thompson）承认了55项以每吨15英镑（比固定价格高出3英镑10先令）的价格出售土豆的违法行为，他被罚款5500英镑——每项100英镑——并支付了250英镑的诉讼费用。法院被告知，他“在很大程度上”无视该项命令，并“赚了一大笔钱”：估计有5000英镑左右。[112]辩护律师描述了土豆种植者的“不满”，他们认为那些生产出优质土豆的人，本来能够以每吨40英镑的价格出售，却被迫按照与生产出劣质土豆的人相同的价格出售。然而，这个论据被认为是不相干的。汤普森的土豆生意非常庞大，他被称为土豆种植的“先驱”，政府拿他“杀鸡儆猴”，尤其是警告那些小生意人。巨额罚款并没有让他破产——这恰恰证明他牟取了超额利润。然而，这个案件没有多大的威慑作用。另一位林肯郡的农民因两次对土豆收费过高而被罚款200英镑，法官宣布，任何进一步的案件都将得到“更加严肃”的处理，而不仅仅是每宗罪行罚款100英镑那么简单。[113]10月下旬，贝德福德郡的一名市场园丁对37项收费过高的指控供认不讳，他被罚款3700英镑，并支付了200英镑的诉讼费用，他的每项罪行分别被判处监禁两个月，幸运的是，37项监禁判决同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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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类型的农民和食品零售商，不管涉及什么样的食品，都向朗达的部门投诉，抱怨价格控制和粮食生产的官僚计划不一定与现实相符，而且农民和零售商需要收回过去的投资。政府据理力争地辩称，在战争的头几年里，当价格上涨时，农民们做得很好，所以现在应当微笑着应付困难。这种说法没有考虑到战争前农民们经历的多年歉收，这场歉收始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农业萧条，当时许多人为了生存耗尽了他们的资本和生意。“在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时刻”，朗达所能做的就是唤起他们的爱国主义。[114]这样的规劝不一定奏效，但朗达警告说，如果食品价格不降下来，就会爆发社会动荡，这缓和了局势，俄国发生的一切都太突然了。土地所有者猛烈抨击了朗达的政策——农民们称该政策的特点是“榨干生产者的最后一法新”——并警告说这个政策将限制供应。[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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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秋季，政府继续出台大量法规，例如禁止销售特定的进口干果，这类交易已被国家垄断。为了安抚奶农，政府颁布了《牛奶令》，这项命令概述了一个经销计划，并确定了一个相对较高的价格——最初每夸脱7便士，但从11月1日上涨到了8便士。从9月中旬开始，粮食部每两周出版一期《食物杂志》，这样朗达可以将自己的计划向公众和盘托出。他在9月12日的文章中说，“我们向所有阶层发出了节约消费的紧急呼吁”，并且对于政府目前管控的食物，我们消除了那些“不必要的中间商”，例如批发商，同时消除了牟取暴利的机会。[116]9月，粮食部加强了对糖、土豆、肉、面包、面粉和谷物的经销和销售的控制。每一次价格上涨，都会在工会工人中引起更大的骚动，同时矿工们仍然焦躁不安。9月，造船厂工人的代表要求加薪。根据普罗瑟罗的说法，肉类价格之所以被定得很高，是为了说服农民们从养牛转向生产谷物。尽管如此，到了10月初，他不得不恳求国民少吃肉。很显然，肉类的价格还不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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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还宣布希望收获即将成熟的马栗子[117]。虽然不能食用，但它们可以被加工并代替在各种工业过程中使用的谷物，特别是在弹药制造中使用的谷物，从而将这些谷物用于养活民众。由于人力资源紧张——据估计，现在有500万妇女参加工作，其中20万人在田里劳作，陆军妇女辅助勤务队每月招募1万名新人——政府决定劝说学童（他们过去常常采集七叶树的果实）去收割坚果。政府敦促学校组织起来，以监督采集情况，并安排把采集的东西送到推进剂物资处的处长那里——这是另一个新的官僚机构。政府也要求土地所有者采集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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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达制定的价格上限开始限制食物的供应。农民们声称，如果按照允许的价格交易，他们将无法继续经营下去。到了11月下旬，黄油出现了短缺，因为固定价格使得荷兰和丹麦的出口商向英国出口商品变得不再划算。朗达辩解说，早在他的价格上限推出之前，价格就已经几乎翻了一番，牛奶无法进口，而且制作奶酪的成本比制作黄油的成本要低得多，所以现有的牛奶首先应该用来制作奶酪。不过，他已安排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阿根廷进口黄油。现在，政府购买和出售的食物占公众食用的食物的85%，全国各地设立了2000个粮食管控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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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的匮乏导致了非法囤积，尽管收成良好——去年春天，在内维尔·张伯伦发出呼吁后，许多英国男生参与了粮食收割。商店里开始排起了长队，这种现象以前在英国很少见。政府干预肉类价格，鼓励农民在圣诞节前屠宰牲畜，这导致新的一年出现了鲜肉短缺，把牧场变成耕地限制了鲜肉的可获得性。随之而来的是民众的不安，因为报纸报道称，有钱的阶层——被污蔑为“贪食的肥猪”——仍然可以在昂贵的酒店和餐馆享用美食。当然，在食物供应方面存在着阶级差异，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地理差异。从1917年春天开始，政府就敦促那些有花园的富裕家庭，或者那些有能力租用小菜园的家庭，种植尽可能多的水果和蔬菜，这让他们免于遭受困境。农村家庭通常比城市家庭吃得更好，因为他们有野兔、兔子和鸽子。越是贫穷的家庭，越是难以找到像样的食物，而且据说最贫困的家庭正逐渐走向营养不良，不得不寻求慈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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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被称为“指挥官”的妇女参政运动的领袖弗罗拉·德拉蒙德（Flora Drummond）夫人率领一个家庭主妇代表团会见了朗达，要求实行定量配给。她们告诉他，“有些人为了买糖和黄油不得不排四到六个小时的队”。[118]她们抱怨说，在没有足够的基本食物可供食用的情况下，巧克力和花式饼干等高档食品仍在生产。当代表团就牛奶短缺提出质疑时，朗达说，政府已命令地方粮食管控委员会确保妇女和儿童在分发期间享有优先权。然而，他拒绝实行定量配给，即使伦敦的肉类批发商声称“我们已经非常接近紧急状态”，即使人们担心其他大城市的食物会在圣诞节前售罄。该年的圣诞节注定不是一个气氛浓厚的节日：在伦敦几乎不可能买到烈酒，而葡萄酒的价格是一年前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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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国王和王后访问了德特福德，看到民众排起了长队，他们对“穷人所经历的苦难”感到痛心，“而社区中较富裕的人却没有遭受这方面的痛苦”。[119]国王担心，排队等候的妇女会因不得不旷工而失去了工资或者被迫忽视了孩子，他敦促劳合·乔治采取行动。排长队纯粹是浪费时间——许多妇女本来可以将这些时间花在战事工作上。国王对食品价格感到不安，并在1917年的冬天至1918年游说劳合·乔治。在国王看来，这显然是引发革命的导火索。首相的秘书戴维斯代表首相承诺，这件事将得到“严重关切”，而且劳合·乔治将于下周访问贫困地区。[120]然而，他的关切收效甚微：据报道，12月17日，3000人在伦敦东南部的一家商店排队购买人造黄油，有三分之一的人运气不好，没买到。[121]茶叶的缺乏已经损害了士气，以至于战时内阁命令航运管控员满足朗达的要求，在船舰上留出更多空间来进口茶叶。[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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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动荡的恐惧促使人们采取了越来越激烈的行动，但并不是所有行动都取得了成功。战时内阁敦促朗达——他的精力有时因明显缺乏积极主动而受到影响——建立一个由2000个地方委员会组成的全国网络，以改善食物分配。12月18日，他谴责委员会未能确保更好地进行食物分配，没能消除排队现象，他说“必须立刻停止”排队现象，但此举短期内产生的效果甚微或几乎没有效果。[123]朗达向他的2000个地方委员会提出的改善分配的请求也基本上是徒劳的。尽管他很恳切，但他似乎对黄油短缺负有部分责任：1917年11月和12月进口了3000吨黄油，相比之下，1913年同期进口了3万吨。造成黄油稀缺的不是航运损失，而是朗达把价格定在每英担[124]11英镑9先令。这导致荷兰停止了出口，因为生产这种黄油的成本是每英担22英镑5先令。[125]而后，谷物的短缺再次引发了禁止啤酒酿造的呼声，劳合·乔治了解这个国家弥漫着的阴郁情绪，明智地拒绝了这个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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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达呼吁公众限制食物消费，或者让人们到常去的杂货店和其他零售商那里购买食物，而不是四处寻找物资，但这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控制食物供应的尝试开始出现混乱，考虑到拟议的计划存在官僚方面的复杂性——不仅是购物者与某些商店联系在一起，而且商店根据营业时间对其库存进行监管，以及食物是通过票务系统进行分发的——这对正式实行定量配给来说不是什么好兆头。囤积食物的人受到了巨额处罚并被判处监禁，但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因为官员们将开始搜查中产阶级的住宅，检查他们的食品储藏室，除了需立即食用的食物外，人们将被剥夺存放任何其他食物的权利。和其他许多官僚法令一样，反对囤积的法令也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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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任的头几个月，朗达的一个显著成就是扩大了工厂食堂的规模，这些食堂的存在有助于管理食物供应。到战争结束时，一千家工业食堂每天供应一百万份廉价的饭菜。然而，正如他所做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这些措施不足以解决如此广泛的问题，很明显，需要一种更加干涉主义的方法。1918年1月3日，朗达在伦敦东部的锡尔弗敦（Silvertown）开设了一间公共厨房。他承认，“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而不仅仅是在城市地区实行强制配给。[126]他警告公众，强制配给无法消除排队现象，也无法保证“绝对公平”的分配。它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尽管地方粮食委员会尽了最大的努力，但1月中旬伯恩利的3000名矿工举行了罢工，抗议不平等的食物分配，并要求实行全面的定量配给。当人造黄油用完时，妇女们在伦敦郊区举行抗议；星期六下午，10万名工人游行至曼彻斯特市政厅，要求改进食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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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朗达处理定量配给的难题之前，政府不会引入任何程度的公平来规范英国在战争结束前的食物供给。1917年12月22日，粮食部发布了一项计划，以确保更公平地分配肉类、人造奶油、茶和黄油；在平安夜，地方粮食委员会获得授权，采用客户登记制度，在食物匮乏的地区实施定量配给。在定量供应黄油和人造黄油后不久，每人每周的消费总量就从10盎司降到了8盎司。但到新年时，排队的人少了。12月31日，由于食物短缺，价格再次上涨（尤其是在城市地区），政府宣布还将对糖实行定量配给，每人每周配给8盎司，并禁止生产冰淇淋。在1918年初，政府开始对另外两种必需品——肉（每周16盎司）和黄油（4盎司）——实行定量配给，这样做是为了平息民怨，而不是因为食物短缺。1918年7月，政府对果酱、茶和猪油实行定量配给，在战争结束前，政府还对面包实行定量配给，男工每周配给7磅，女工每周配给4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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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18年2月，估计有50万人经常排队购买食物，其中星期六的排队情况最糟。[127]劳合·乔治仍然担心公众会反抗，希望任命一位粮食分配官，因为他认为食物短缺是“危险的”。[128]分配失败是造成食物短缺的主要原因，而错误通常在于政府干扰了定价机制。控制措施得到了强有力的执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英国实施了50000次定量配给，在停战后英国继续实行定量配给，不过，与德国人所忍受的配给数量和希特勒战争期间所需的配给数量相比，英国的定量配给是慷慨的。[129]尽管劳合·乔治在1月初从威尔士收到了该地发生动乱的报告，特别是军火工人发生动乱，但新的制度意味着结束了排长队，并阻止了士气的下降。朗达提出的方案很简单，各个客户在一个零售商那里进行登记，零售商接受的登记数量不得超过其服务能力。然后，政府根据登记客户的数量，按比例向商店分配食物。工党和工会呼吁制定一项通用的计划，以确保公平分配所有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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