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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演讲忽略了粮食生产，导致托利党议员莱斯利·斯科特（Leslie Scott）向下院提出了一项动议，要求讨论粮食生产问题。斯科特声称，尽管农民面临的困难“绝对令人震惊”，而且对价格的担忧让他们深感不安，但新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提高产量。[80]他还说，1917年生产的粮食比1916年多的说法是“荒唐的”。不久后，内维尔·张伯伦将通过国民服务计划向农民提供劳动力，其中90%的劳动力未经培训。斯科特恳求释放为自耕农军团服务的、驻扎在英格兰的有经验的农业工人，以从事农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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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担心公众骚乱，政府已经采取措施试图缓解局势。以高于规定价格出售管制食物的商人将遭到起诉，特别是违反土豆令的蔬菜水果商，这些商贩声称按照食物管制员设定的价格无法牟利。肯特镇的一位蔬菜水果商被罚款5英镑（并支付了5先令的诉讼费用），因为他拒绝将土豆卖给一位女士，除非她还买别的东西。这是他第二次违法。尽管如此，这些措施显然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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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使劳合·乔治的精力和决断力得到了更大发挥。他委派工作，并在必要时介入。他还表现出愿意在必要时解雇那些被证明无效的高级官员，并亲自处理相关事宜——例如实施护航制度，以确保粮食进口。他试图平衡作战打仗和国民生计对人力的竞争性需求。他下定决心要得到一个正确的等式，于是，他请农业委员会主席罗兰·普罗瑟罗（Rowland Prothero）——他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曾是万灵学院的学者——来领导增加国内粮食产量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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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力短缺之外，阻碍大规模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是土地状况。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漫长的战前农业萧条留下了未开垦和荒废的土地，需要认真协调工作，才能确保排水和恢复生产。例如，在1875～1915年间，仅诺福克郡（一个以耕地为主的郡）的耕地面积就从83.6万英亩减少到78万英亩。[81]这个郡有28.4万英亩草地，为了1918年的收成，必须对其中的7万英亩草地进行耕作。[82]农业委员会提出了一项法案，使扩大可耕地的面积变得更加容易。普罗瑟罗宣布，把可耕地的面积从1900万英亩增加到2700万英亩，就能保证有足够的粮食，以使英国摆脱“潜艇威胁”。[83]然而，为了种植作物，需要25万额外的男性，而这些人力却无法得到。自1916年以来，种植谷物和土豆的土地略有增加——增加了33万英亩——甚至不合作的爱尔兰也多耕种了70万英亩，这证明即使爱尔兰人不上战场，他们也对战争做出了有用的贡献。然而，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委员会预计，在新方案的第一年，只有大约40万英亩的土地投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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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的农民被要求少种芥末，而是改种谷物，因为芥末不是一种“爱国”作物。[84]据估计，仅在林肯郡和伊利岛，就可以因此多种植1万英亩的谷物。尽管食物短缺，但普罗瑟罗认为，现在国家有必要为未来几年小麦和燕麦的最低价格做出担保。此举将使农民值得进行必要的投资，以恢复大规模的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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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确定了最低工资标准，每周25先令，麦克唐纳代表工会工人声称这是不够的，仅相当于战前的16先令。在1914～1918年间，谷物产量从170.6万吨增加到了242.8万吨。在战争期间，英国从未摆脱对粮食进口的依赖，就像它在1939年后被迫做的那样。但是，从1914年到1918年，净进口量确实从1670万吨下降到了1189万吨。[85]此外，在普罗瑟罗的指导下，农业政策的一个重大进展是作为肥料的硫酸铵的使用量增加了两倍，这极大地提高了产量，使英国农业从传统的有机农业转向了日益工业化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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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瑟罗在执行任务时需要大力支持，于是，劳合·乔治派人去找亚瑟·李。李是一名统一党议员，也是一名前职业军人，在军需部和陆军部时曾效力劳合·乔治。李对在12月的时候没能入选政府感到失望和惊讶——显然被劳否决了——但是，劳合·乔治现在让他担任粮食生产的总负责人。比弗布鲁克以“我的健康状况不佳”为由拒绝了这份工作（他在47年后去世）。[86]普罗瑟罗对李表示欢迎，并和他很好地合作。普罗瑟罗曾宣布从美国订购了260台拖拉机，并将在3月下旬进行部署。这些拖拉机将在全国范围内配发，运输服务部将确保这些拖拉机能够正常运行并得到维护，它们的工作效率将提高产量。最终，李从底特律的福特公司（Ford）订购了1万辆拖拉机（这些拖拉机到货较慢，而且往往不适合英国的状况），并制定了一项密集耕作计划，以确保英国广大的、长期未开垦的土地能够再次种植作物。他恳求犁地者考虑一下难以想象的情况，并在星期天工作。3月份的时候，军需大臣要求在军工厂工作的犁地者返回他们的农场工作6周，以便尽其所能地多耕种土地。令大家吃惊的是，许多妇女志愿者很快证明她们也能操作犁和马队。多亏了李的倡议，与1916年相比，1917年多生产了490万蒲式耳小麦，510万蒲式耳大麦和3670万蒲式耳燕麦，还有4200万袋土豆。[87]米尔纳——在加入战时内阁之前，他曾领导粮食生产委员会——认为这个问题应在最高层得到详细解决，包括在必要时提出立法。例如，他提出了一项《玉米生产法案》（Corn Production Bill），设定了谷物的最低价格，这相当于保护主义，因此遭到许多自由党人的咒骂。该法案还设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并向房东赋予驱逐低效率佃农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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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短期到中期来看，这些措施本身不足以应对英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在距离那年的收获季节还有几个月时，虽然小麦的进口量有所增加，但到了4月中旬，英国的小麦供应量已从去年12月政府更迭时的14周下降到了9周。[88]在战争期间，粮食储备从来不像1917年4月那样低过。由于英国如此依赖粮食进口，在U艇战期间及之后，粮食产量的增长都被运输粮食的商船的损失抵销了。在1917年的前6个月，U艇共击沉了213.6126万吨位的英国商船，仅4月份就击沉了54.5282万吨位，相当于击沉了169艘英国船只。相比之下，1916年8月，英国仅损失了43254吨位的商船。在这六个月里，英国造船厂只生产了63.1万吨位的接替商船。[89]据估计，到1917年3月，粮食进口与一年前相比下降了三分之一。在整个1917年，由于采用了护航队，使得4月后情况有所改善，但仍有372.9785万吨位的损失。[90]在2月到6月间，食糖减少了8.5万吨；在1917年全年，肉减少了4.6万吨。[91]伤亡人数令人沮丧：有6408名商船队员伤亡。[92]政府允许报纸刊登航运损失的统计数字，这是一种值得赞扬的坦率行为，也是敦促公众改变饮食习惯的另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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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有船只运输必要的粮食，政府限制了木材和纸张等大宗商品的进口。但是，从国内采购更多木材对人力造成了压力。报纸缩减了版面——到了4月份，《泰晤士报》从通常的16页减少到10页——海报用纸也遭到限制，一些杂志暂停出版。为了能够更快地制造接替商船，海军不得不同意放缓船舰的制造，五艘轻型巡洋舰全部停止生产。明智的是，政府开始加紧制造反潜艇舰。政府决定向美国订购40艘商船，但这需要时间。诺思克利夫——他为自己在德国有情报来源而感到自豪——根据战前频繁访问德国而建立起来的关系网，认为德国正在研发更致命、更隐秘的U艇，所以情况会变得更糟。他认为在航运损失的程度和对食物供应的影响上，他所熟知和尊敬的卡森没有完全坦率。他敦促政府立刻实行定量配给，但大臣们讨厌这个想法，因为它可能影响士气。事实上，卡森在3月10日警告里德尔说，英国面临着“严重的粮食短缺”，粮食仅能供应三个月，而且损失还在不断增加。[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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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当上首相，劳合·乔治就聘请德文波特勋爵担任食物管制员。德文波特是一家连锁杂货店的老板，这家连锁店后来发展成为国际性商店。[94]随着无限制潜艇战的重新启动，他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而且日常所需的粮食因此遭受了损失。1月中旬，他发布了第一个粮食管制命令，其中包括政府征用其认为没有得到充分耕种的土地——前提是它能找到劳动力来进行耕种。全国妇女农田勤务队（Women’s National Land Service Corps）发起了一项新的招募活动。从1917年起，政府开始预先设定谷物的价格，德文波特建议每人每周的主食为四磅面包、两磅半肉和四分之三磅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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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人民生活进行的此类干涉引起了意料之中的反对。《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认为，这些规定意味着民众的食物分量“大大低于德国囚犯和济贫院里的贫民获准得到的分量，而这两类人想必都不是非常积极的受雇工人”。[95]他继续说道：“要是这样，你们或食物管制员能向我提供理由，从而让我的家人（他们都很努力地工作）将之前的食物消耗量减少三分之一吗？”在达特穆尔，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之前得到的肉和面包的数量确实是建议数量的两倍多，其他食物的数量则更加慷慨。但现在，他们的伙食，以及济贫院里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伙食，都被削减了。（有人抱怨达特穆尔过于宽松，因此没过几周，内政部对此进行了视察。随后，纪律变得更加严厉，被称为教导者的典狱官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力。当地人尤其敌视囚犯，有些人希望把囚犯永远囚禁起来，他们认为战前在沼地上工作的囚犯在道德上更高尚，不容易“懈怠”。）[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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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与使用糖和酵母、保存大麦和玉米以及节省运输费用有关的抱怨，从3月下旬开始，甚至连啤酒的产量也被限制在每年1000万桶，而在1916年3月31日前的一年，啤酒的产量为2600万桶。每天减少800万桶，相当于腾出30列火车。[97]低度啤酒的价格每品脱上涨了1便士，高度啤酒上涨更多，非啤酒饮料的情况也让人失望，可以从保税仓库提取的葡萄酒和烈性酒的数量降低了50%。政府指示家禽贩养鸡产蛋，而不是养肥它们当佳肴；并要求让猪吃山毛榉果、橡子和废渣。到了1917年5月，零售价格较战前上涨了10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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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公益行动来改善粮食供应。1917年，伊顿公学的男生们耕种了1.5英亩土地，种植了15吨土豆，他们卖了100英镑，利润为45英镑19先令8便士。他们将利润捐给了当地一家为康复士兵服务的医院。[98]5月2日，国王发布公告，敦促民众以更加节约的方式使用粮食，并建议更加小心地喂养马匹，避免使用燕麦或可以供人类食用的其他谷物，政府要求牧师在星期天的礼拜仪式上宣读这份公告达四个星期。自2月以来，王室宫廷一直实行严格的定量配给。自从拿破仑战争期间，乔治三世在1800年12月发布了类似的公告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德文波特让他的部门发布了一份被称为“战争蛋糕”的菜谱，英国高贵的下午茶传统被贴上了“不必要的奢华大餐”的标签，而且政府威胁要禁止开设新的茶点店。[99]《泰晤士报》对此感到高兴，评论说，在以前，就连粮食部的工作每天都会被下午茶打断。然而，公众选择充耳不闻。于是，在4月中旬，德文波特完全禁止了花式糕点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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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7年的上半年，志愿主义和规劝还不足以防止问题涌入德文波特的办公室。随着护航队减少了运输损失，有人在议会上提出了大量食物在分发前就变质的问题。在5月和6月，伦敦郡委员会的卫生检查员对成吨的熏肉运输进行了谴责，因为政府未能制定运输或冷藏物流方案，尽管政府声称很多腐烂的肉在到达英国之前就已经不宜食用。从丹麦运来的熏肉要十天才能到达伦敦，再过六天才能到达朴次茅斯。这正是食物管制员应该预防的问题。此外，食物管制员也未能设法制止暴利和投机行为，政府对此表示高度关注，并需要公众的持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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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德文波特的不作为，诺思克利夫领导的舰队街对德文波特进行了谴责，并要求实行定量配给，还公然抨击暴力投机行为。对于食物管制员来说，不幸的是，他的一些善意的政策失败了，因为它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3月22日，德文波特宣布，但凡零售商向任何顾客出售超过两周供应量的糖，都将被处以监禁；但凡任何人在家里存放超过两周供应量的食物，都将被指控为囤积居奇，警察有权进入涉嫌有囤积行为的任何房屋。然而，许多国内的果酱制造商为了制造果酱储存了糖，他们可能会被起诉，这引起了人们的愤怒，所以必须修改命令。由于糖太少，无法供应给果农制作果酱，因此种植水果的一个主要目的——由于当时的偏好，制作果酱消耗的水果数量远远高于任何其他方式的水果消耗量——遭到了否定。而后，人们便种植谷物，而不是种植草莓。巧克力供应也受到了类似的影响，在花式糕点中加入巧克力大多成了一种记忆。此外，英国庞大的官僚机构渴望进行监管，它们往往缺乏常识，对其某些指令如何与其他指令相冲突视而不见，尤其是在水果种植领域，那里的土地本可以用来生产其他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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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波特认为，可以鼓励民众（而不是强迫民众）控制食物的消费，这种看法多少有些乐观，就像实行征兵制前的劝诫入伍一样，民众已经养成了强烈的利己意识，憎恨国家对他们的日常生活进行干涉。政府出台了一项面包补贴，每年拨款5000万英镑，使得4磅重面包的价格固定在9便士。然而，在3月下旬，4磅重面包的价格一度上涨到了1先令，目的是让人们少浪费食物。但是，粮食部仍被迫在4月19日警告公众，“面包食品”的消耗量仍比目前和预期的供应量高出了50%。[100]4月25日，德文波特又回到了这个话题，他告诉上院食物将是战争中“极具决定性”的因素。[101]他要求减少一磅的消耗量，并说如果不实行自愿节制，那么他将对面包、糖和任何其他必需品实行定量配给。然而，一切仍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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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5月29日，一封经德文波特签署的致户主的信送到了英国的各个家庭，信中恳求所有的家庭削减面包的消耗量，“以便忠诚地帮助国家渡过从现在开始到收获季节止的焦虑日子”。[102]它继续写道：“真正的公民、爱国的男人或女人在国家有所需要的时刻不应当让国家失望。”该年3月，政府向公众强制推行了一种新的标准“战时面包”——由大量的生小麦和土豆制成——自那以后，这样的牺牲变得更容易了。这种面包味道不太好，所以这个做法的效果有限。此外，虽然禁止囤积糖的命令引起了愤怒，但政府仍于4月5日发布了一项全面的食物囤积禁令，并且有权搜查任何可疑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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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波特的举措进一步遭到质疑，因为他未能让营养专家参与他所在部门的决策。他就每人每周吃多少主食提出建议，这种吃法每天只产生1200～1300卡路里的热量，而且还需要补充目前非常短缺的其他食物。3月，政府颁布了法规，限定了酒店、餐馆、铁路自助餐厅和俱乐部等餐饮场所的食物消费，还限制了食物的分量，并且让无肉日或无土豆日成了一项强制规定，而不是自愿遵守的规定。4月17日是酒店和餐馆的第一个强制无肉日。战时内阁决定“目前”不打算在私人住宅内强制实施。[103]政府对肉的压力来自于军队的一项请求，军队要求将五分之一的进口阿根廷牛肉作为他们的食物储备，以防U艇战饿死作战士兵。然而，科学家指出，如果要减少肉类消费，那么必须在船舰上腾出更多空间来进口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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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月底，德文波特意识到，如果他要成功地完成养活全国人民的任务，就必须进行全面的国家控制，而不是零敲碎打的改革。正如他告诉上院的那样，他在5月份制定了全面的食物配给计划［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是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和进行价格控制的主要公务员之一］，但当时这些计划没有得到执行。持续不断的唠叨和危言耸听产生了某种效果：这个国家开始特别意识到食物的使用和供应，这就是他们的意图。然而，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规劝是没有意义的，必须实行定量配给，尽管如此，经过另一轮讨论后，战时内阁在5月30日决定这样的政策“目前是不可取的”。[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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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劳合·乔治罕见地在下院露面，他坦率地承认，他“实际上并不担心”食物供应，这让一些人不禁要问，为什么在1月份的时候，英国人会认为到夏天可能就要饿死了。“因为我想让人们种植粮食！”他回答道，很显然，这个回答引起了人们发笑，但这进一步反映了他的诚实。[105]然而，里德尔在6月2日记录道：“我告诉劳合·乔治，买糖的队伍正在产生严重的不满，需要立刻对糖的分配进行改革。工人阶级对他们的妻子和家庭被迫忍受这种麻烦和屈辱感到愤怒，而富人的需求和战前一样得到了尽可能多的满足。”[106]大臣们明白社会的一些变化将是永久性的，但他们希望管理好这个过程，而不是向民众强加里德尔所谓的“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例如像俄国那样。[107]三个月前，沙皇被废黜，两个革命团体正在为争夺国家的未来控制权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以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不久将取得胜利。在英国，如果受到充分煽动，那么从国王到民众，几乎没有人会轻率地忽视英国发生类似工人起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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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现在以冷酷无情而闻名，他意识到德文波特力有未逮，5月30日，德文波特的辞职让他如释重负。德文波特没有得到官员们的喜爱，而是赢得了拖拉者和糟糕代表的名声。他自身是一名零售商，因此，人们认为他倾向于避免采取一些措施（尤其是定量配给），这些措施会惹怒他的同行业者。据说，人们怀疑他在这件事情上是否诚实，这促使他以健康不佳为由辞职。和劳合·乔治的许多辞任的亲信一样，他在离职时得到了子爵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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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朗达勋爵接替他成为食物管制员。朗达曾担任地方政府委员会的主席。在19世纪90年代，关于威尔士自由党组织的争吵导致他与劳合·乔治分道扬镳，但当劳合·乔治意识到朗达不是政治对手时，这两人最终互相尊重，互相欣赏。与首相的许多朋友不同的是，他是一个有着某种特质、勇气和真本事的人。他在“卢西塔尼亚”号事件中幸存下来，并以大卫·阿尔弗雷德·托马斯（David Alfred Thomas）的身份成为梅瑟蒂德菲尔的自由党议员。1910年，他认为自己不会获得晋升，于是离开了议会，但劳合·乔治利用贵族爵位将他召回，称他是“进取人士”之一，尤其是在看到托马斯在南威尔士的家族矿业生意取得了成功后。他反对在煤炭行业牟取战争暴利，因此，可以指望他在食物行业反对牟取战争暴利。[108]他的职责是管理食物短缺和保持供应的流动性，同时利用面包补贴来降低价格，并设法对其他食品的价格设置上限。朗达的条件近乎苛刻。如果他发现有必要“接管整个国家的食物供应，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即使这可能让财政部花费数百万的开支），利用地方当局进行食物分配，以及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遏制暴利”，那么他将要求战时内阁给予支持。[109]政府同意了。“在我们面临危险的时候，当成千上万的人欣然地为自由事业做出最大牺牲的时候，有人却想着从国家的需要中获利，这样的人简直就是一个敲诈者，必须受到这样的对待”，朗达在就职时说。[110]他承诺他的“第一个努力”将是寻求降低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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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8月6日，他宣布了控制食物供应的新规定，不仅希望确保所有人都有足够的食物，而且希望帮助缓解工人阶级的愤怒。他建议争取地方当局的支持，以确保这个制度能够正常运转。他对负责地方政府的同僚和苏格兰事务大臣说，“必须节省物资，必须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平均分配物资，而且必须降低价格”。[111]他要求地方当局设立粮食管控委员会，以便根据朗达的部门提供的建议行事，从而确保节约食物。其中可能涉及公共厨房，这将有利于节约燃料和调节食物供应。这些委员会将监督当地糖、面包和肉类的分配，并确保实行固定价格。朗达明确表示，另一种选择是“伤脑筋的个人配给制度”。他说，政府将出台一个针对餐饮企业和机构的新监管体系，并制定一个针对注册零售商的计划，以帮助避开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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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严格执行价格控制：9月初，来自林肯郡斯伯丁的74岁农民乔治·汤普森（George Thompson）承认了55项以每吨15英镑（比固定价格高出3英镑10先令）的价格出售土豆的违法行为，他被罚款5500英镑——每项100英镑——并支付了250英镑的诉讼费用。法院被告知，他“在很大程度上”无视该项命令，并“赚了一大笔钱”：估计有5000英镑左右。[112]辩护律师描述了土豆种植者的“不满”，他们认为那些生产出优质土豆的人，本来能够以每吨40英镑的价格出售，却被迫按照与生产出劣质土豆的人相同的价格出售。然而，这个论据被认为是不相干的。汤普森的土豆生意非常庞大，他被称为土豆种植的“先驱”，政府拿他“杀鸡儆猴”，尤其是警告那些小生意人。巨额罚款并没有让他破产——这恰恰证明他牟取了超额利润。然而，这个案件没有多大的威慑作用。另一位林肯郡的农民因两次对土豆收费过高而被罚款200英镑，法官宣布，任何进一步的案件都将得到“更加严肃”的处理，而不仅仅是每宗罪行罚款100英镑那么简单。[113]10月下旬，贝德福德郡的一名市场园丁对37项收费过高的指控供认不讳，他被罚款3700英镑，并支付了200英镑的诉讼费用，他的每项罪行分别被判处监禁两个月，幸运的是，37项监禁判决同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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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类型的农民和食品零售商，不管涉及什么样的食品，都向朗达的部门投诉，抱怨价格控制和粮食生产的官僚计划不一定与现实相符，而且农民和零售商需要收回过去的投资。政府据理力争地辩称，在战争的头几年里，当价格上涨时，农民们做得很好，所以现在应当微笑着应付困难。这种说法没有考虑到战争前农民们经历的多年歉收，这场歉收始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农业萧条，当时许多人为了生存耗尽了他们的资本和生意。“在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时刻”，朗达所能做的就是唤起他们的爱国主义。[114]这样的规劝不一定奏效，但朗达警告说，如果食品价格不降下来，就会爆发社会动荡，这缓和了局势，俄国发生的一切都太突然了。土地所有者猛烈抨击了朗达的政策——农民们称该政策的特点是“榨干生产者的最后一法新”——并警告说这个政策将限制供应。[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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