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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秋季，政府继续出台大量法规，例如禁止销售特定的进口干果，这类交易已被国家垄断。为了安抚奶农，政府颁布了《牛奶令》，这项命令概述了一个经销计划，并确定了一个相对较高的价格——最初每夸脱7便士，但从11月1日上涨到了8便士。从9月中旬开始，粮食部每两周出版一期《食物杂志》，这样朗达可以将自己的计划向公众和盘托出。他在9月12日的文章中说，“我们向所有阶层发出了节约消费的紧急呼吁”，并且对于政府目前管控的食物，我们消除了那些“不必要的中间商”，例如批发商，同时消除了牟取暴利的机会。[116]9月，粮食部加强了对糖、土豆、肉、面包、面粉和谷物的经销和销售的控制。每一次价格上涨，都会在工会工人中引起更大的骚动，同时矿工们仍然焦躁不安。9月，造船厂工人的代表要求加薪。根据普罗瑟罗的说法，肉类价格之所以被定得很高，是为了说服农民们从养牛转向生产谷物。尽管如此，到了10月初，他不得不恳求国民少吃肉。很显然，肉类的价格还不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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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还宣布希望收获即将成熟的马栗子[117]。虽然不能食用，但它们可以被加工并代替在各种工业过程中使用的谷物，特别是在弹药制造中使用的谷物，从而将这些谷物用于养活民众。由于人力资源紧张——据估计，现在有500万妇女参加工作，其中20万人在田里劳作，陆军妇女辅助勤务队每月招募1万名新人——政府决定劝说学童（他们过去常常采集七叶树的果实）去收割坚果。政府敦促学校组织起来，以监督采集情况，并安排把采集的东西送到推进剂物资处的处长那里——这是另一个新的官僚机构。政府也要求土地所有者采集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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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达制定的价格上限开始限制食物的供应。农民们声称，如果按照允许的价格交易，他们将无法继续经营下去。到了11月下旬，黄油出现了短缺，因为固定价格使得荷兰和丹麦的出口商向英国出口商品变得不再划算。朗达辩解说，早在他的价格上限推出之前，价格就已经几乎翻了一番，牛奶无法进口，而且制作奶酪的成本比制作黄油的成本要低得多，所以现有的牛奶首先应该用来制作奶酪。不过，他已安排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阿根廷进口黄油。现在，政府购买和出售的食物占公众食用的食物的85%，全国各地设立了2000个粮食管控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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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的匮乏导致了非法囤积，尽管收成良好——去年春天，在内维尔·张伯伦发出呼吁后，许多英国男生参与了粮食收割。商店里开始排起了长队，这种现象以前在英国很少见。政府干预肉类价格，鼓励农民在圣诞节前屠宰牲畜，这导致新的一年出现了鲜肉短缺，把牧场变成耕地限制了鲜肉的可获得性。随之而来的是民众的不安，因为报纸报道称，有钱的阶层——被污蔑为“贪食的肥猪”——仍然可以在昂贵的酒店和餐馆享用美食。当然，在食物供应方面存在着阶级差异，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地理差异。从1917年春天开始，政府就敦促那些有花园的富裕家庭，或者那些有能力租用小菜园的家庭，种植尽可能多的水果和蔬菜，这让他们免于遭受困境。农村家庭通常比城市家庭吃得更好，因为他们有野兔、兔子和鸽子。越是贫穷的家庭，越是难以找到像样的食物，而且据说最贫困的家庭正逐渐走向营养不良，不得不寻求慈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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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被称为“指挥官”的妇女参政运动的领袖弗罗拉·德拉蒙德（Flora Drummond）夫人率领一个家庭主妇代表团会见了朗达，要求实行定量配给。她们告诉他，“有些人为了买糖和黄油不得不排四到六个小时的队”。[118]她们抱怨说，在没有足够的基本食物可供食用的情况下，巧克力和花式饼干等高档食品仍在生产。当代表团就牛奶短缺提出质疑时，朗达说，政府已命令地方粮食管控委员会确保妇女和儿童在分发期间享有优先权。然而，他拒绝实行定量配给，即使伦敦的肉类批发商声称“我们已经非常接近紧急状态”，即使人们担心其他大城市的食物会在圣诞节前售罄。该年的圣诞节注定不是一个气氛浓厚的节日：在伦敦几乎不可能买到烈酒，而葡萄酒的价格是一年前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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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国王和王后访问了德特福德，看到民众排起了长队，他们对“穷人所经历的苦难”感到痛心，“而社区中较富裕的人却没有遭受这方面的痛苦”。[119]国王担心，排队等候的妇女会因不得不旷工而失去了工资或者被迫忽视了孩子，他敦促劳合·乔治采取行动。排长队纯粹是浪费时间——许多妇女本来可以将这些时间花在战事工作上。国王对食品价格感到不安，并在1917年的冬天至1918年游说劳合·乔治。在国王看来，这显然是引发革命的导火索。首相的秘书戴维斯代表首相承诺，这件事将得到“严重关切”，而且劳合·乔治将于下周访问贫困地区。[120]然而，他的关切收效甚微：据报道，12月17日，3000人在伦敦东南部的一家商店排队购买人造黄油，有三分之一的人运气不好，没买到。[121]茶叶的缺乏已经损害了士气，以至于战时内阁命令航运管控员满足朗达的要求，在船舰上留出更多空间来进口茶叶。[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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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动荡的恐惧促使人们采取了越来越激烈的行动，但并不是所有行动都取得了成功。战时内阁敦促朗达——他的精力有时因明显缺乏积极主动而受到影响——建立一个由2000个地方委员会组成的全国网络，以改善食物分配。12月18日，他谴责委员会未能确保更好地进行食物分配，没能消除排队现象，他说“必须立刻停止”排队现象，但此举短期内产生的效果甚微或几乎没有效果。[123]朗达向他的2000个地方委员会提出的改善分配的请求也基本上是徒劳的。尽管他很恳切，但他似乎对黄油短缺负有部分责任：1917年11月和12月进口了3000吨黄油，相比之下，1913年同期进口了3万吨。造成黄油稀缺的不是航运损失，而是朗达把价格定在每英担[124]11英镑9先令。这导致荷兰停止了出口，因为生产这种黄油的成本是每英担22英镑5先令。[125]而后，谷物的短缺再次引发了禁止啤酒酿造的呼声，劳合·乔治了解这个国家弥漫着的阴郁情绪，明智地拒绝了这个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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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达呼吁公众限制食物消费，或者让人们到常去的杂货店和其他零售商那里购买食物，而不是四处寻找物资，但这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控制食物供应的尝试开始出现混乱，考虑到拟议的计划存在官僚方面的复杂性——不仅是购物者与某些商店联系在一起，而且商店根据营业时间对其库存进行监管，以及食物是通过票务系统进行分发的——这对正式实行定量配给来说不是什么好兆头。囤积食物的人受到了巨额处罚并被判处监禁，但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因为官员们将开始搜查中产阶级的住宅，检查他们的食品储藏室，除了需立即食用的食物外，人们将被剥夺存放任何其他食物的权利。和其他许多官僚法令一样，反对囤积的法令也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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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任的头几个月，朗达的一个显著成就是扩大了工厂食堂的规模，这些食堂的存在有助于管理食物供应。到战争结束时，一千家工业食堂每天供应一百万份廉价的饭菜。然而，正如他所做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这些措施不足以解决如此广泛的问题，很明显，需要一种更加干涉主义的方法。1918年1月3日，朗达在伦敦东部的锡尔弗敦（Silvertown）开设了一间公共厨房。他承认，“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而不仅仅是在城市地区实行强制配给。[126]他警告公众，强制配给无法消除排队现象，也无法保证“绝对公平”的分配。它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尽管地方粮食委员会尽了最大的努力，但1月中旬伯恩利的3000名矿工举行了罢工，抗议不平等的食物分配，并要求实行全面的定量配给。当人造黄油用完时，妇女们在伦敦郊区举行抗议；星期六下午，10万名工人游行至曼彻斯特市政厅，要求改进食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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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朗达处理定量配给的难题之前，政府不会引入任何程度的公平来规范英国在战争结束前的食物供给。1917年12月22日，粮食部发布了一项计划，以确保更公平地分配肉类、人造奶油、茶和黄油；在平安夜，地方粮食委员会获得授权，采用客户登记制度，在食物匮乏的地区实施定量配给。在定量供应黄油和人造黄油后不久，每人每周的消费总量就从10盎司降到了8盎司。但到新年时，排队的人少了。12月31日，由于食物短缺，价格再次上涨（尤其是在城市地区），政府宣布还将对糖实行定量配给，每人每周配给8盎司，并禁止生产冰淇淋。在1918年初，政府开始对另外两种必需品——肉（每周16盎司）和黄油（4盎司）——实行定量配给，这样做是为了平息民怨，而不是因为食物短缺。1918年7月，政府对果酱、茶和猪油实行定量配给，在战争结束前，政府还对面包实行定量配给，男工每周配给7磅，女工每周配给4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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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18年2月，估计有50万人经常排队购买食物，其中星期六的排队情况最糟。[127]劳合·乔治仍然担心公众会反抗，希望任命一位粮食分配官，因为他认为食物短缺是“危险的”。[128]分配失败是造成食物短缺的主要原因，而错误通常在于政府干扰了定价机制。控制措施得到了强有力的执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英国实施了50000次定量配给，在停战后英国继续实行定量配给，不过，与德国人所忍受的配给数量和希特勒战争期间所需的配给数量相比，英国的定量配给是慷慨的。[129]尽管劳合·乔治在1月初从威尔士收到了该地发生动乱的报告，特别是军火工人发生动乱，但新的制度意味着结束了排长队，并阻止了士气的下降。朗达提出的方案很简单，各个客户在一个零售商那里进行登记，零售商接受的登记数量不得超过其服务能力。然后，政府根据登记客户的数量，按比例向商店分配食物。工党和工会呼吁制定一项通用的计划，以确保公平分配所有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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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月1日开始，朗达每周设立一个“无肉日”，在该日禁止出售肉类。不过，这个日子的设立与否是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因为当他的部门在前一周将价格设定在新的水平后，牛肉市场便冷冷清清，因为鲜有农民认为出售牛肉是明智的做法。在市场上仍然可以买到羊和猪，但政府宣布也会调整它们的当前价格。农民们也停止将这些牲畜送往市场。到1月的第一周结束时，伦敦的许多肉店因商品短缺而停业，到了第二周，停业已遍及英国：大多数日子变成了无肉日。中产阶级生活区和工人阶级生活区受到的打击一样严重。尽管国王下令将温莎皇家农场的牛送往斯劳市场，以便为其他农民树立榜样，但是，这个局面在几周内没有得到扭转。然而，在1月的第二周，史密斯菲尔德的猪肉销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6.4%，全国各地的排队现象和关门现象持续存在。[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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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是操纵市场的企图（而不是无肉日制度）减少了肉的消费。然而，它给人一种公平的印象，因为人们认为民众应当做出同等牺牲。4月12日（星期五）是伦敦萨沃伊的无肉日，食客们可以选择以12先令（大概是一个工人阶级家庭一周的食物花销）的价格购买龙虾，或者如果不想大吃一顿，也可以选择以5先令的价格购买比目鱼、海绵蛋糕，或者以3先令的价格购买芦尖蛋卷。1918年2月的《笨拙》（Punch）杂志中刊登了这样一幅漫画：一位穿着晨衣的高贵的年长贵族和一名工人在一家肉店的橱窗外张望；每个人都紧握着自己的配给卡。工人对贵族说：“你想买什么？我想买几根香肠？”贵族回答说：“嗯，先生，我想知道五便士能买到多少羊肉。”[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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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达对食物供应的管理不可避免地招致了批评，尽管他的任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他从德文波特那里接手的是一个运营不善的控制部门。1918年2月27日，就在大伦敦实行肉类定量配给后的两天，他试图在上院为自己的政策辩护，尤其是他的价格控制政策，该政策激怒了生产商。这个时候，鱼的价格也已经固定了。“我是去年6月上任的”，他说，“当时价格是由供需规律决定的，并且当时价格正在飙升。虽然食物价格连续三年稳步大幅上涨，但在进口食物的价格是战前的两倍多之前，食物没有发生短缺”。[132]他概述了一些历史性的价格上涨：从1914年7月到1916年1月，英国牛腩的价格上涨了45%；到1916年7月，涨幅达到了80%；到1917年7月，价格上涨了132.2%。然而，他声称价格已经回落，当时只上涨了101%。1917年7月的羊肉价格比1914年7月上涨了142%；到了1918年2月，羊肉的涨幅降至92%。这些证据促使朗达冒险说，这是“英国生产的食物的价格已经得到控制的两个实例”。[133]由于政府补贴，面包的价格只上涨了54%。然而，非管控食物的价格正在飙升：在受到管控之前，鱼的价格上涨了217%；自1914年7月以来，鸡蛋的价格上涨了245%。朗达承认，物价上涨引起了“极度不满”，但是，控制措施减少了这种不满，并且帮助消除了引发工业动乱的主要原因，由此增加了英国赢得战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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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决心做出解释，那就是传统自由主义的信条在全面战争时期根本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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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指控违反了经济规律。好吧，我们生活在战争年代。我想，我已经向阁下解释得很清楚了……我打算奉行的政策是，我们将把供需法则放在一边。我已经向阁下说明了其中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是一条既定的经济学基本定律，即任何一件日用必需品，只要稍微缺乏，就会导致或可能导致价格上涨几倍。正是因为我的经济学知识，也正是因为我的学识，以至于我不允许这种供需法则在这样的反常时期发挥作用，所以我才采取那种明确的路线。[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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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只要他继续担任食物管制员，这些限制就会继续存在。就食物和其他很多东西而言，公众必须知道，在这样的时刻，不可能有任何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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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达很聪明，他通过提供统计数据来安抚公众舆论，这些数据声称，食物短缺改善了、而不是损害了国家的健康——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行定量配给后的情况一样。尽管最年轻和最健康的男子都在国外服役，但登记主任宣布，在截至9月30日的三个月里，死亡人数比过去五十年中的任何其他此类时期都少。充分就业和工人阶级获得更高的可支配收入对降低死亡率也有帮助。在96个大城镇中，死亡率从1914年的13.5‰下降到近期的10.9‰。与此同时，婴儿死亡率从128‰下降到91‰。[135]3月，根据他所了解到的产妇和儿童保健服务供应不足的情况，朗达向战时内阁提交了一份备忘录，阐述了卫生部的基础工作，卫生部决定于4月5日执行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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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7年的深冬至1918年，尽管朗达做出了努力，但奶制品、肉类和野味仍很稀缺。消息传到西线后，士兵们抱怨说，在让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效力的时候，政府最起码要保障妇女和儿童有饭吃。人们很快便意识到了这种情况可能对士气造成的灾难性影响，而且分配工作也得到了稳步改善。1918年的晚些时候，德国军队也有类似的感觉，这是该国投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德国，几乎所有的食物都是严格按照定量供应的——到了夏末，德国人每周只吃四分之一个鸡蛋和一盎司的黄油，水果和可可粉则很难买到，只有代用茶和代用咖啡。在伦敦，随着更多的商船进行平安运输和农业产量的提高，排起的长队消失了。为了让英国人有粮食吃，朗达几乎把自己累死了。他是劳合·乔治的灵感来源之一，他于1918年7月3日去世，享年62岁。在去世前的两周，他获得了子爵爵位（他的女儿继承了他的爵位，不寻常的是，从“卢西塔尼亚”号事件中幸存下来的他不是因为服役而获得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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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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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期间，确保农业——和战时的重要工业——拥有所需的充足人力，仍然是一项挑战。就在圣诞节前，由矿工、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组成的“三方联盟”通过了一项决议，抵制“有色人种”、中国劳工和其他外国劳工进入英国，这使得情况更加糟糕。[136]征兵制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劳合·乔治告诉德比，如果英国不想饿死，那么航运和农业现在就需要这些人力，“我们的可用人力已经到了最低点，‘必须抛开这些无足轻重的偏见’”。在军事方面，他在1917年4月后承认，现在的问题是要坚持到美国人来。3月底，政府出台了《兵役（例外情况审查）法案》［Military Service （Review of Exceptions） Bill］，以确保对之前因体检原因被拒的人士重新进行检查，并对之前被裁定为不适合在海外服役而效力于本土防卫的人士进行审查。在对渴望服役但遭到禁止的男性进行检查时，医生们被指责为“宽松”：据信，有多达10万人蒙混过关。[137]4月，杰利科和罗伯逊在工会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了英国所处的紧急情况，谈到了更多男性挺身而出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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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事免服兵役工作的人士——例如8名诺丁汉郡的矿工——拒绝工作，那么他们将会被罚款，并被送去参军。[138]将拒绝工作者强制送往前线是镇压异议的另一种武器，在战争期间，这种威胁将被用来对付罢工者。3月中旬，政府宣布将敦促另外2万名矿工自愿参军，并继续在矿井中“筛选”年轻、健康的矿工，尽管英国矿工联合会强烈反对这个举措。之后，政府决定不仅对因体检而被拒绝的人进行重新检查，还对那些因为伤势严重而退伍的人进行重新检查。4月22日，退伍士兵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集会，其中一些人举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从防空洞里把他们搜出来，退伍士兵将会重返战场。愿上帝惩罚卡斯伯特（Cuthberts）”。[139]“卡斯伯特”是指年轻健康的人，在退伍士兵被要求返回前线时，他们在政府部门从事免服兵役的工作。人们使用《每日镜报》中一个漫画人物的名字来给这些人命名，该漫画人物经常用于讽刺“逃避责任者”。一名男子的征召文件上写着这样的命令：“带上你的义眼去参军。”然而，在退役后将士兵们送到济贫院的做法并不能消减他们的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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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声称一些人通过“欺诈手段”逃离了战壕，法院审理了一些医生受贿而给予服役豁免的案件。据说爱尔兰到处都是逃避服役的英国“难民”。[140]从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工作的评判标准来看，有些豁免情况简直是匪夷所思。1917年4月，埃塞克斯法庭向一位烟草商、有执照的酒店老板、速记员、拍卖师的助理和有执照的小贩给予了暂时或无限期的豁免权。[141]也有一些案例是地方当权者——他们本身是法庭的法官——的员工或家人被免于服役，尽管政府公布了一些荒谬的豁免情况，但还是出现了其他荒谬案例——梅德斯通的一个太妃糖制造商、布赖顿的一个瓷器商人和布伦特里的一个茶店经理。[142]女性人手不足的情况开始赶上男性短缺，这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4月，政府发起了一项呼吁，要求组建更多的志愿救护队，以防止护士短缺。关于虐待年轻护士的报道浮出水面，这些护士被年长的同事当作下等女佣，而不是被用来照顾受伤的英雄，这阻碍了招募工作。[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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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部在搜罗参军人士方面的无能，导致这些人以细枝末节的问题为由逃避服役。陆军大臣德比发现新官僚机构的压力越来越难以应付，他感到内阁同僚越来越不支持他，而他与劳合·乔治的关系也越来越糟糕，后者对他的评价并不高。1917年4月29日，战时内阁宣布，从5月7日起，军工厂的适龄男性将不再被豁免服役，除非他们的工作高度专业化。政府制定了一个豁免服役方案：凡从事的工作未列于新方案之上的，均不得被豁免服役。现在，政府正在煤矿行业筛选人员，另一个拥有许多健康的年轻男子的行业是纺织业，与其他行业相比，新方案对纺织业的影响将更大。[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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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12日，新就职的国民服务部总监内维尔·张伯伦奉命起草一份报告，内容是关于入伍人数太少的问题，以及如何为其他至关重要的工作分配剩余的劳动力。劳合·乔治招募了艾迪生——熟悉官场那一套的军需大臣——来监视张伯伦，但是，艾迪生——在建设国家机器方面，他像负责人员一样热情——觉得新的国民服务部总监是个平庸之辈，帮不上什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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