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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8月初，战时内阁决定，国民服务部的总监应当控制军事和工业领域的人力，这是张伯伦非常不愿意承担的工作。他曾在报纸上读过针对他所在部门的简报——现在，他意识到，这是诋毁他人的惯用手段——并准备好辞职。由于劳合·乔治和诺思克利夫都对他不以为然，他的留任就变得不可能了。于是，在米尔纳的建议下，他辞职了。奥克兰·戈德斯接替了他。戈德斯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医生，以前曾担任医学教授，他原以为自己将被任命为军队医疗服务的负责人：张伯伦认为戈德斯是被人设计用来解雇他的。在张伯伦辞职的前一天，劳合·乔治让戈德斯去见他。张伯伦原以为这次会面是关于让戈德斯在国民服务部担任下属一事，但是，戈德斯从首相的办公室得知，当天早上，劳合·乔治告诉张伯伦，如果他觉得自己不能胜任这份工作，那么戈德斯可以做。张伯伦从来没有原谅劳合·乔治给予的这种羞辱，1922年，这次羞辱将在劳合·乔治及其联合政府的垮台中发挥相当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就像工会为明确分工的问题争论不休一样，国民服务部和劳工部之间也必须起草一份正式协议，以便确定哪个部门应当负责哪些工作。坦率地说，后者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前者，并将服从于前者。[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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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随着士兵们在帕斯尚尔战役中葬身于枪口之下，以及军队需要更多的士兵，戈德斯将面临种种困难，而张伯伦至少已经从这些困难中解脱出来。1917年夏秋两季，政府增加了对体检不合格者的复检力度，发现了大量的欺诈性案例：最常见的是被认为患有癫痫或糖尿病的男性，他们通常没有（但有时有）医生的共谋。据信，仅在伦敦的斯特普尼区，就有4000名健康男性故意逃避服役。[161]该年的深秋时节，戈德斯宣布了一项体检分类改革，帮助那些被认为是体检不合格的人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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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力计划相比，全国煤炭供应的管理工作相对顺利。这也是好事，因为工业、火车和电网都是靠煤炭运转的。1915年，阿斯奎斯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监督煤炭工业，到1917年春，该委员会已经进行了三次报告，每一次都引起了更大程度的关注。到了1916年9月1日，大约有16.5万名矿工应征入伍，占劳动力的14.8%；1915年的产量下降到了2.53亿吨，比1914年减少了1250万吨。政府任命了一名煤炭管制员，从军队召回1.5万多名在国内服役的士兵，使得产量增加了400万吨。1916年12月，政府接管了南威尔士煤田的全部控制权。3月中旬，政府负责英国的所有煤矿，协调生产和分配工作。这不是国有化，而是一项临时措施，在此期间，政府与煤矿业主达成了一项财务安排。尽管如此，在天气异常寒冷的1917年4月——这是自1839年以来最冷的4月——由于运输问题，伦敦出现了煤炭短缺。在战争期间，铁路几乎没有获得投资，而且维修得很糟糕。[162]新的、更有效率的组织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形成，不过，管制员将对煤炭的产量、雇用条款和条件、分配、价格、出口和消费进行管制。[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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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药的生产仍然是一项关键的优先事项，但为了提高产量，往往会出现图省事的情况，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据1917年3月的一份报告记载，军火工人经常因为上班时打瞌睡而被送上法庭并遭到罚款，他们“未能采取一切预防措施防止火灾或爆炸……并危及数千人的生命”。[164]这份报告是在战争年代最严重的事故之一发生后公布的。1月19日晚上7点前，在伦敦东部的埃塞克斯船坞区，位于锡尔弗敦的一家工厂发生了火灾，之后50吨三硝基甲苯发生爆炸。政府于1915年9月接管了这家工厂，以便对三硝基甲苯进行提纯——这个过程比实际生产三硝基甲苯还要危险——尽管工厂老板警告说，这类过程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工厂位于建筑物密集、人口稠密的地区，但这个警告被忽视了。工厂遭到破坏，附近900处房产被毁或无法修复，大约7万人遭受了一定程度的伤害，通常是滚烫的碎石砸到他们的身上并开始燃烧。附近格林威治的一个煤气罐被击中，引发了大火。远在30英里外都可以看到锡尔弗敦的大火，爆炸后，整个伦敦的天空立刻被照亮了，“就像许多金色的日落集于一处”。整个伦敦和东部各县，甚至100英里外都可以听到爆炸声。[165]一位地震学家发现，在距离爆炸地点122英里的特伦特河畔的拉德克利夫发生了地震。[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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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的是，只有73人死亡，400人受伤，因为许多工人已经回家了，大部分周边住户都住在楼下，爆炸的威力被上层楼面吸收。这场爆炸造成至少200万英镑的损失。第二天，爆炸现场“没有闷烧的情况，也没有冒烟”。[167]报纸的报道几乎没有掩盖任何细节，整个伦敦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政府开始努力安置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人，并设立了一项救济基金，以确保那些工作场所不复存在的人有足够的钱生活下去。一份政府报告——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公布——抨击了工厂对安全问题漫不经心，因为大部分三硝基甲苯炸药都放在外面的一个货场里等待装运，而集装箱又不足以保护它免受从其他地方引发的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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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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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为了应对每日的战事有大量的工作要处理，劳合·乔治仍希望向大家展示政府也在思考未来。阿斯奎斯成立了一个小型重建委员会，2月17日，劳合·乔治扩大了这个委员会的规模，并修改了职权范围。孟塔古担任执行副主席（在劳合·乔治的手下工作），阿斯奎斯的前私人秘书沃恩·纳什（Vaughan Nash）继续担任秘书。对于劳合·乔治的花园别馆，填补助理人员之位的是一些议员［例如菲利普·科尔（Philip Kerr），他后来成为洛锡安侯爵］以及一些托利党和工党的杰出人物：后者有比阿特丽斯·韦伯，她认为孟塔古是一个“彻底的失败”。[168]有人建议邀请萧伯纳和威尔斯加入，但劳合·乔治——这两人被誉为头脑冷静，毫无疑问，他对此十分警惕——把他们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了。该委员会一直持续到7月17日，之后被重建部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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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鼓舞士气，向公众表明他们的统治者正在考虑如何使战后的生活变得更好，这是至关重要的。1916年的晚冬时节到1917年，罗伯逊注意到，“在这个国家，受伤和变残废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情绪非常阴郁”，尽管志愿组织努力建立培训学校，向他们传授技能，尽管慈善机构正在为他们建立住宿网络以供他们居住。[169]音乐厅和剧院在上层社会的大力支持下举办慈善演出，在筹集资金修建住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工厂都在培训残疾人，以便让他们从事重要的工作，生产对战事至关重要的军火和其他物资。然而，当局在向这些人支付津贴时行动迟缓，当士兵退伍时便停止发放他的服役津贴和他妻子的军属津贴，这让士兵们及其家庭陷入了严重的困境。随着食品价格上涨，这有可能成为一个高度易燃的问题。此外，这些退伍军人愤愤不平，再加上受到被俄罗斯事件鼓舞的和平主义左翼分子和工团主义者的煽动，原本充满了火药味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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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事情让人分心，但劳合·乔治最基本的责任仍然是开展战事工作。在他入主唐宁街后的几周内，从他信任尼维尔的那一刻起，他对如何最好地开展战事工作的判断似乎非常让人怀疑。劳合·乔治支持尼维尔的进攻主张，但以惨败而告终，这表明他对战略的判断并不比阿斯奎斯高明。1917年4月9日至14日，阿拉斯战役导致14万英国人伤亡（包括诗人爱德华·托马斯，他在第一天就被射中胸部），而德国的伤亡人数为8.5万。虽然加拿大人占领了维米岭，但黑格和罗伯逊认为这次进攻失败证明了劳合·乔治的愚蠢，因为他让法国人指挥英国远征军，尽管只是暂时的。法国人对这次进攻是否奏效持高度怀疑的态度，而劳合·乔治的主张至关重要，因此，他应当承担大部分政治责任。对于他领导英国的战事工作来说，这是一个糟糕的开始。然而，当将军们指责他时，他却反过来指责他们支持西线进攻。这种关系永远无法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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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继续支持“萨洛尼卡”战略，坚持认为较之于在法国和佛兰德斯继续开展消耗战，攻击德皇更脆弱的盟友将会带来更好的结果。但是，罗伯逊和黑格很快意识到，在二月革命和建立临时政府后，俄国无法维持军事力量或者无法继续生产武器，这可能会让更多的德军前往西线，因此不能抽调用于抵抗他们的西线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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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首相认为英国最大的希望是，在西线进行另一轮大规模的攻击之前通过封锁来消磨德军，这个想法是正确的。1917年5月5日，在尼维尔的进攻主张失败后，协约国在巴黎召开会议，发布了一份英法联合公报，宣称：“这不再是一个旨在突破敌人前线和瞄准遥远目标的问题。现在，这是一个消磨和耗尽敌人的抵抗能力的问题，并且如果实现了，以及一旦实现了这个目标，就要尽可能地加以利用。”[170]德国人不可能突然投降，只有消耗才能打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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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米尔纳指出，在俄国事件和美国参战后，“迫切需要重新评估整个战争局势”。[171]他和其他人担心，法国军队的兵变会使法国成为一个不可靠的盟友。他察觉到了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势，认为需要采取不同的主动措施。1916年，卡尔接替了他的叔祖父弗朗茨·约瑟夫，成为奥匈帝国的新皇帝，4月初，当他通过堂兄波旁家族的西斯托亲王（Prince Sixte of Bourbon）与法国政府交涉，以期达成一项单独的和平协议时，采取主动措施的可能性便出现了。劳合·乔治看到了一种分裂同盟国的方法，他对此很热心，但是，意大利人——他们派遣军队与奥地利作战——不感兴趣，于是这个提议失败了。尽管如此，罗伯逊担心首相仍想在意大利发动新的进攻，6月13日，他告诫黑格警惕这样的提议。他对黑格说，现在国内有麻烦了”，因为“在劳合·乔治的影响下，战时内阁已经开始……审查战争的整个方针和战略，并开始‘了解事实真相’”。[172]战时内阁正在与相关人员面谈，很快就会轮到他（和罗伯逊），“然后麻烦就会开始”，因为“已经要求铁路人员提供与向意大利快速运送12个师和300门重炮有关的数据！只要我担任帝国总参谋长，他们永远别想去哪里”，罗伯逊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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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两人都致力于西线战役，但罗伯逊让黑格明白，他需要避免那种习惯性的极端乐观主义，罗伯逊知道劳合·乔治觉得这种乐观主义令人作呕：“不要争辩说你能在今年结束战争，或者德国人已经被打败了。”他建议黑格提出夏季进攻计划，并交给战时内阁来否决——“他们不敢那样做的。”不幸的是，当黑格于6月19日来到伦敦，争取在佛兰德斯发动新一轮进攻时，他忘记了这个有用的建议。上周，梅西纳岭战役[173]取得了成功（在这场战役中，由于工兵出色的坑道作业，据报有1万多名德国人失踪，其中7200人被俘），受此推动，他提出了一次新的攻击，如果成功，将把军队带到奥斯坦德和海岸。在陈述进攻计划时，他使用了一张巨大的地形地势图。在陈述过程中，劳合·乔治认为他的一些同僚的“批判能力”被“彻底制服”。[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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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觉得每一个提问者似乎都“比对方更加悲观”。他断言，“德国接近穷途末路的程度超过了他们的想象”。[175]他要求提供更多的人手和枪支，并避开了劳合·乔治的意大利主意。尽管争论激烈，但黑格的最大敌人却是他自己。那天下午，史末资想帮忙，他告诉黑格，劳合·乔治“担心黑格的计划会在冬天耗尽英军的力量，而且不会取得胜利”。黑格像罗伯逊那样小心谨慎地强调说，在黑格去伦敦之前，帝国总参谋长在法国拜访了黑格，黑格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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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现在已经奄奄一息了，只有一个合理的计划可以遵循，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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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所有可能的人都派到法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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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所有可能的飞机都派到法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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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所有可能的枪都送到法国去。[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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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逊曾拜访黑格，警告他，如果他在没有法国支持的情况下再次发动大规模的进攻，那么英国很快就会没有军队了。尽管如此，罗伯逊仍带着黑格是对的信念回到英国，他在说服劳合·乔治这件事上所扮演的角色损害了他自己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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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黑格和罗伯逊敦促战时内阁接受这个计划。政客们和黑格谈了好几天，但没有做出什么决定。黑格串通雷普顿，力促《泰晤士报》呼吁派更多的士兵去法国。有人问罗伯逊是否相信这次进攻将会取得成功。他比黑格更加谨慎（这让黑格很恼火），他说这是正确的路线——如果俄国和法国也袭击德军，那么成功将更加确定。劳合·乔治努力克服自己的看法，即他认为军事顾问们是无能的。黑格坦诚地承认，与索姆河的情况类似，他预计每月会有10万人伤亡，这让劳合·乔治无法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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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逊概述了进一步的论点。“我提醒各位，长期的防御策略将不可避免地使军队士气低落；我认为，尽管进攻的一方最初可能是较大的输家，但从长远来看，一旦防御一方的体力和精神力量开始崩溃，最终损失最大的肯定是防御的一方；而且，民事活动不亚于军事活动，和在任何商业活动中一样，如果不采取进攻行动，不采取主动，实际上永远不可能取得成功。”[177]大臣们反驳说，这是“消耗”，是“不明智地运用野蛮武力”，罗伯逊认为这些观点是“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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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奥地利人似乎希望单独媾和，劳合·乔治更加下定决心要派士兵到意大利北部，进攻的里雅斯特，并鼓励奥军投降。寇松认为，较之于索姆河，佛兰德斯是一个更适合发起攻击的战场；米尔纳看到了让德国人离开比利时海岸的价值；黑格声称，如果占领更多的沿海地区，那么德国对英国的空袭就会减少，这是一个敏锐的政治考虑因素，因为哥达轰炸机的袭击目前正困扰着伦敦和英格兰东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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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7月18日，黑格才知道他也许能够继续进行所谓的“第三次伊普尔战役”：又过了三天的时间，最终在罗伯逊声称的战时内阁的“混乱会议”上，首相才表示同意。[178]鉴于劳合·乔治担心公众对大屠杀充满愤怒，他竟然同意再发动一次这样的进攻，这令人感到惊讶。同样让人惊讶的是，黑格——许多人已经将他视为一个屠夫——显然是在冷静地思考这个问题。然而，战时内阁（在杰利科的建议下）也担心航运短缺会使英国因饥饿而屈服，正如黑格所说：“英国不可能到了1918年还在继续这场战争。”正是因为这一点和其他原因，劳合·乔治才同意黑格的计划。尽管劳合·乔治意识到黑格对尼维尔进攻的看法是正确的，但这个决定是“带着勉强和疑虑”做出的。[179]黑格被告知，不允许出现另一场索姆河战役：如果进攻失败，应当迅速停止。黑格告诫政客们，在军队达到其主要目标帕斯尚尔岭之前，可能需要几周的时间，还会有相当数量的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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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第三次伊普尔战役开始。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倾盆大雨，把战场变成了泥海。这场战役很快变成了一场灾难，士兵们在几十年来最潮湿的8月里战斗。英军只推进了4英里，损失了大量的士兵和更多的军官。毫无疑问，这场战役打击了德军的士气，因为德军物资短缺，以至于在前线的士兵只能得到定量配给的面包，但它也打击了英军的士气。对这次重大进攻进行的报道受到了严格审查，不过，即使人们不必过于仔细地阅读字里行间的内容，也能看出进展甚微。更糟糕的是，《泰晤士报》对缺乏来自西线的信息发表了评论，很明显，公众因为缺乏与进展有关的消息而感到不安。无论是因为新闻纸短缺，还是为了不加剧绝望情绪，此时的新闻报纸每日通常只刊登军官的伤亡名单，而不是士官和其他军衔的军士，这些名单在9月份才恢复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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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普尔的屠杀不像索姆河的屠杀那样令人震惊，因为它没有那么新奇：大量的信件和电报涌向失去了亲人的人们，无论如何，这使人们士气低落。就像索姆河战役一样，就连大臣们也花了一段时间才明白英国在西线的绝对损失规模。形势的急剧变化意味着战时内阁几乎成了常设会议，所以对于大臣们来说，了解战争是如何进行的，并追究将军们的责任，是一个越来难以完成的任务。截至8月2日，战时内阁在235天内召开了200次会议。史末资告诉里德尔，“对组织进行彻底调整”是必要的。[180]“未能充分委派工作，而且大臣们也没有时间去思考战争的真正重大问题。到了周末，由于所出现的问题的数量和复杂性，人们的头脑一片混乱。”的确，佛兰德斯的溃败之所以会继续，原因之一就是政客们忙得不可开交，以至于没能恰当地处理好这件事。后来汉基告诉里德尔，“大臣们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以至于他们无法日复一日地跟踪海军和军事行动的细节”。[181]黑格的不诚信，以及他在面对新一轮进攻的失败证据时坚持下去的决定（尽管他曾承诺在这种情况下立刻取消进攻），对这件事没有帮助。高级军官们可能私下认为劳合·乔治是不诚实的，但很难知道黑格在8月4日（也就是战争爆发三周年之日暨伊普尔进攻的第五天）向战时内阁提交的一份报告的内容，他在报告中称，迄今为止的结果是“最令人满意的”。[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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