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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伊舍的文件：ESHR 2/20，1917年11月10日的日记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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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Amery：The Leo Amery Diaries：Volume I：1896-1929，edited by John Barnes and David Nicholson （Hutchinson，1980）.，p.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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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伊舍的文件：ESHR 2/20，1917年11月13日的日记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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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DeGroot I：Douglas Haig，1861-1928，by Gerard J. DeGroot （Unwin Hyman，1988）.，p.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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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Haig：The Private Papers of Douglas Haig，1914-1919，edited by Robert Blake （Eyre & Spottiswoode，1952）.，p.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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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DeGroot I：Douglas Haig，1861-1928，by Gerard J. DeGroot （Unwin Hyman，1988）.，p.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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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Hankey：The Supreme Command，1914-1918，by Lord Hankey （George Allen & Unwin，2 vols，1961）.，II，p.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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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Haig：The Private Papers of Douglas Haig，1914-1919，edited by Robert Blake （Eyre & Spottiswoode，1952）.，p.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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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 第九章 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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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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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源不断鼓舞士气——和提高发行量——的新闻报道强化了继续战争的理由，这些报道不仅提醒读者为什么要打这场仗，而且也放大了试图与像德国这样野蛮的国家达成和解的危险。例如，1917年4月17日，诺思克利夫的《每日邮报》和《泰晤士报》报道了位于莱茵兰（Rhineland）的科布伦茨（Koblenz）附近的一家德国“尸体工厂”，据说，在那里，死去士兵的尸体被熬浓，变成制造武器所需的甘油、猪食，甚至是人造黄油。这个故事是从一份未经证实的比利时报纸上摘录的，完全是假的，并且很可能是基于对“Kadaververwer-tungsanstalt”一词的误译，这个词指的是熬浓的动物尸体，而不是熬浓的（人类）尸体。（一些德国学者发挥了作用，他们给《泰晤士报》写信，指出了这一点，虽然他们无法对这个例子中的情况进行证明。）尽管如此，约翰·巴肯的新闻局——该局的一些工作人员兼职担任报纸的“特约记者”，这样有助于减少事实和虚构之间模糊不清的地方——出版了一本四页的小册子，并且在下院回答问题时，塞西尔拒绝承认这些故事是胡扯的，尤其是因为罗伯逊告诉战时内阁这是真的。[1]德国人必然否认他们犯下了这样的暴行。几天之内，甚至连法国人也把这个故事斥为误解，尽管诺思克利夫的报纸继续发布与熬浓的人类尸体有关的严肃报道——通常基于成为德国囚犯的普通英国陆军士兵的故事——和记者们的来信，他们对这个预料之中的匈人野蛮行径的例子感到愤怒。如果说这些故事显示了当时政府在维持士气方面有多么不顾一切，那么它们也显示了公众有多么轻信：在他们看来，德国人的这种暴行是完全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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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更多的僵局和杀戮导致了更大程度的牺牲，当这些事件曝光时，它们助长了人们在1917年对战争产生的愤世嫉俗的情绪。政客们和公众都有这样的感受，并且在和平倡议零星且无效的背景下，战斗人员也开始表达这种感受，这是力图指挥战事的当局最担心的。甚至在1917年的夏季攻势开始前，那些目睹了西线真实情况的理智士兵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齐格弗里德·沙逊——他在索姆河战役中获得了军功十字勋章——正在休养，他受到了莫雷尔夫妇和伯特兰·罗素的影响。在回到驻扎在利物浦附近的军营后，他写了一封题为《结束战争：一个士兵的宣言》（Finished with the War：A Soldier’s Declaration）的信，并把信寄给了他的指挥官。约翰·米德尔顿·默里（John Middleton Murry）是莫雷尔夫妇的朋友之一——他后来成为新西兰短篇小说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的第二任丈夫——他帮助起草了这封信，不过，默里不是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因为他被告知不适合服兵役。这封信是由弗朗西斯·梅内尔（Francis Meynell）印刷和分发的，梅内尔是一位活跃于工党左翼的和平主义者，也是乔治·兰斯伯里的《每日先驱报》的业务经理。他曾在1916年提出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的请求，并被命令从事战争工作，但他拒绝了。1917年1月，在被关进监狱后，他开始绝食抗议。两周后，他被军队开除了，理由是他不太可能成为一名能干的士兵，但更有可能是因为他说服了当局，让他们相信他宁愿去死，也不愿去打仗，而且他病得太重，无法在强行喂食的情况下存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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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言的开头，沙逊就将他的信称作是“故意蔑视军事权威”，这是由于他认为“那些有权力结束战争的人故意延长了战争”。[2]他说，他相信他是在为其他士兵说话，并且他认为他所从事的“防御和解放”之战已经变成了“侵略和征服”之战。在目睹了这么多的屠杀之后，他觉得自己“再也无法为了那些我认为是邪恶和不公正的目的而延长这些痛苦”。他指责政客们牺牲士兵，抨击大臣们“欺骗”士兵。只有“麻木不仁的自满”才能使战争得以继续，也正是这种自满情绪使得国内的人们不再憎恶“痛苦的延续，他们没有共同经历这种痛苦，也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去体会这种痛苦”。这份宣言被送到了报社，出版宣言时，该年度因散布丑闻而最令人震惊的小说——亚力克·沃（Alec Waugh）的《青春朦胧》（The Loom of Youth）——恰好也在这个时候出版。这部小说主要因为对男同性恋的轻度描述而遭到抨击，如果说还有什么比它嘲笑公立学校所承担的社会制约责任更冒犯人的话，那就是它讽刺成千上万具有骑士精神的人在法国和佛兰德斯的坟墓中腐烂，以及嘲讽数不清的其他人（比如沙逊）在为国王和国家效力的过程中遭受了精神或身体上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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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沙逊的信被写入议会记录，但是，他希望挑起的争吵（在奥托林夫人和其他人的怂恿下，他相信这个争吵会引起轰动）并没有发生，这促使他将军功十字勋章的绶带扔进了默西河。和他一起服役的罗伯特·格雷夫斯称他为“蠢货”。格雷夫斯还说，他在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团的军官兄弟们同意沙逊的看法，但觉得他的做法“不太符合绅士的所作所为”。[3]在埃迪·马什（Eddie Marsh）——他是丘吉尔的前私人秘书，也是鲁珀特·布鲁克的文学遗嘱执行人——和格雷夫斯的干预下，陆军部没有把他送上军事法庭，而是把他当作精神病患者来处置。他被送往爱丁堡的奎葛洛卡医院，由该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W. H. R.里弗斯（W. H. R. Rivers）为他治疗神经衰弱或炮弹休克症。1917年8月17日，他在那里遇到了维尔浮莱德·欧文，他以诗人的身份结识了欧文，并对欧文产生了影响。沙逊就欧文最著名的诗歌《青春挽歌》（Anthem for Doomed Youth）向欧文发表了评论意见（当时没有出版）。战争结束后，在推广欧文的作品以及确立欧文作为英国最伟大的战争诗人的地位等方面，沙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欧文在停战前七天的一次战役中阵亡。在奎葛洛卡医院，沙逊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写诗，1918年，沙逊回到西线。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的军官里弗斯——他知道自己的角色是让他治疗的人恢复到一种精神状态，以便让他们能够回到前线——担心他和沙逊进行的心理方面的讨论会把沙逊变成一个和平主义者。沙逊自身是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与奎葛洛卡医院的一些伤员——尤其是马克斯·普劳曼（Max Plowman），他的回忆录《索姆河上的副官》（A Subaltern on the Somme）于1928年出版，他因为拒绝回到堑壕而被军队开除——不同，沙逊的确回去战斗了。普劳曼（他是一名志愿兵）对1914年的参军入伍存有道德方面的疑虑，而从沙逊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沙逊觉得与战友并肩作战是一种道义上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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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主义在劳工运动中变得越来越普遍，这对战时内阁的工党成员亚瑟·亨德森提出了一个艰难的挑战。2月12日，在下院关于为战争筹集资金的辩论中，麦克唐纳说政府应当从富人那里征募资金，就像它征募士兵参加战争一样，这让人觉得他是在代表整个工党说话。他正确地预测到，一旦敌对状态停止，那么债务将成为这个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不过，他的主要观点是通过谈判达成和平，而不是探讨债务。德国新出台的潜艇政策意味着“杀戮变成了谋杀”，德国人曾表示“必须把所有的人道主义考虑因素都扔进垃圾堆”：在他看来，现在能进行的唯一一种战争将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野蛮战争。[4]他希望“在迄今仍处于战争状态的人民的同意下实现和平”。[5]他认为德国人在西线被打败了，现在的战斗是在东欧，他和首相都持有这种看法。但是，他寻找另一种方式来代替战斗：“如果谈判可以做到，那么应该通过谈判来实现——就谈判而言，我并不建议外交大臣向柏林递交照会，但我的意思很简单，那就是外交部应该利用它现在所获得的机会，继续明确自己的立场，阐明自己的立场，消除误解……我们的外交部应当展现出我们的前线军队所展示的活跃。”[6]他预测，在一场奋战到底的战斗中，美国将在经济上击溃欧洲，利用其巨大的资源来维持并扩大其在战争期间进入的市场。不过，他补充说：“对我来说，‘奋战到底’确保了利用最少的军事投入来取得最大的政治成果，尽管这最少的投入也可能耗费巨大。如果下院不这样做，如果我们只是拿欧洲的未来作赌，把欧洲未来的前景和保障抛到一边，那么考虑到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们不要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正在打最后一场战争，因为我们打的只是未来众多战争中的一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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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唐纳的这番话把他的同僚们给激怒了。两天后，乔治·沃德尔——在亨德森加入战时内阁后，沃德尔成了议会工党的领袖——在下院对麦克唐纳进行了谴责，声称无论他代表谁说话，反正代表的不是工党。沃德尔称麦克唐纳的演讲“令人惊叹”，但让人没法赞同。[8]1月份举行的最近一次工党大会以185万票对30万票的结果支持了亨德森的动议，“坚定了战斗到底的决心，直到取得胜利时为止”。[9]沃德尔说：“谈判、明确立场、阐明立场都无法消除在这场战争中产生的误解。就像这场战争中的德国，这个对比利时发动无端攻击的国家，这个利用齐柏林飞艇犯下暴行和在公海进行谋杀的国家，是不会因为我们解释和阐明立场而偏离其目标的。下院提出的就是这样无用的政策吗？”[10]沃德尔强调说，如果协约国在现阶段退出战争，那么将会付出代价：“但是，如果继续让德国控制君士坦丁堡（因为它目前实际上已经落入了德国的手中），那么会有怎样的危险？如果我们不结束这场战争，不取得军事胜利，而是让德国占有中欧，让德国畅通无阻地从柏林直驱巴格达，并让德国占领东欧，那又会发生什么？我认为，我们这样做实际上是在那里不遗余力地播下了未来战争的种子——不仅仅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子孙万代也将为此付出代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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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的第三个年头，以及在经历了可怕的损失之后，数百万英国人仍然在爱国主义冲动的激励下做出牺牲，他对这种冲动进行了大胆描述，并且具有说服力地阐述了为什么那么多英国人仍然希望对德国发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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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是自愿参加这场战争的。我们没有主动谋求战争。这场战争是强加给我们的。在德国放弃作战目标之前开展和平谈判，在我看来，对于任何热爱自己国家的人来说，都是不可能接受的立场。奋战到底、取得胜利对我的意义和对议员的意义并不相同。对于我，它们具有更大的意义。它们意味着德国作战目标的失败，意味着摧毁曾经使人类蒙羞的最卑鄙的阴谋，意味着对罪行的惩罚，这个罪行将永远是历史上不可磨灭的污点。它们意味着，首先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然后才能实现合理的、稳定的和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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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驳斥了麦克唐纳关于这应当是“最后一场战争”的说法。“我们无法主宰未来。不过，我们可以竭尽所能使其成为最后一场战争，但我们不能说这应是最后一场战争。我们只能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尽可能地小心，我们应尽我们的力量消除未来战争的根源，但是，如果为了说服德国走向和平而有必要这样说，那么我个人拒绝接受这种说法。我们无法说服德国走向和平……这位议员的发言与目前的事实毫无关系。”工党的分歧（这段插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帮了劳合·乔治一个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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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几个月后，首相觉得有必要重申发动战争的理由，以对抗日益增长的愤世嫉俗。1917年6月29日，他在格拉斯哥对英国的作战目标提出了一种理想化的观点。塞尔维亚和比利时需要恢复独立，这些国家的人民需要得到补偿，土耳其人不得不放弃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普鲁士的军事力量将被摧毁，德国政府将实行民主化。英国人将只和德国领导层进行谈判，这些领导层与发动战争的德国领导层截然不同，而且胜利已成定局。然而，他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欺骗了自己。由于身处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地带，他迎合地预测道，一个复兴的俄国“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因为在俄国，未来的所有权力都将站在自由和民主的一边，而不是专制的一边”。[13]不久后，他在敦提[14]围绕自己的主题发表演讲，他声称政府将惩罚食物投机商，以试图鼓舞士气——于7月份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自战前以来，食物价格已经上涨了104%。他说，鉴于食物状况，“这个国家没有出现食物匮乏。德国、奥地利都出现了食物匮乏，并且他们仍在和食物匮乏做斗争”。[15]在看到任何失败的危险之前，英国人还有大量的食物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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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牵制麦克唐纳和他政党中的和平派时，亨德森受到了阻碍，因为在1917年的夏天，他前往俄国执行任务，大部分时间没有出席会议。他与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领导的俄国临时政府（其取代了沙皇政府）进行接洽，目的是说服克伦斯基让俄国继续与德国作战。然后，他前往巴黎参加一个国际社会主义者会议。在那里，他参加了一场讨论，内容是关于是否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和平主义者会议。该会议由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荷兰的中立国左翼人士召集，敌国的社会主义者也将出席。亨德森关于继续作战的承诺遭到了公众的进一步怀疑，因为他是和麦克唐纳一起去参加社会主义会议的，在大多数英国公众看来，麦克唐纳是和平主义的化身，而当时英国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8月1日，在回到英国后，亨德森感到很气愤，因为他被排除参与战时内阁的会议，该会议就是否应允许他前往斯德哥尔摩进行了讨论。他强行进入会议室，并告诉他的同僚，他们的行为是对他和工人阶级的侮辱。会议纪要上说，“内阁不是有意怠慢他”。[16]他的同僚们担心，斯德哥尔摩的社会主义者——其中包括渴望退出战争的俄国人——将会寻求进行和平谈判，但这种和平谈判不会带来劳合·乔治和他的同僚们所承诺的决定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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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下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讨论为什么职位这么高的大臣要和一位臭名昭著的和平主义者一同出国处理非部长级事务。劳合·乔治敦促议员们不要急于做出判断。他渴望继续得到工会工人的支持，不想看到其政治领袖亨德森受辱。亨德森试图为自己辩解，但遭到了冷遇。他坦言，他仍然是工党的领袖，有责任以此身份履行职务。然而，这番话遭到了同僚们的“喝倒彩”。[17]公众认为，这次会议将让英国的左翼分子与敌国——德国——的公民进行某种程度的交流，这是不合法的，尽管他们在斯德哥尔摩会见的任何德国人都无权改变任何事情。劳合·乔治希望亨德森能够重新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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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亨德森没有改变主意。8月10日，工党大会以超过四分之三的票数决定派代表出席斯德哥尔摩会议。亨德森没有劝说工党成员不要参加会议——战时内阁和所有协约国政府认为不应参加会议——但无论如何，此时他已决定辞职。然而，劳合·乔治非常生气，他撤掉了亨德森的职务，给亨德森写了一封“非常犀利但语法不太规范的信”，在战时内阁同意寄出前，寇松不得不对这封信进行修改，并“软化”其中的语气，尽管如此，亨德森已经决定辞职。[18]劳合·乔治声称亨德森的大臣级同僚对他的讲话感到“极度吃惊”，在答复他的辞呈时，劳合·乔治这样告诉这位误入歧途的工党领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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