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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月10日的战时内阁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出劳合·乔治的愤怒情绪。会议记录中写道：“秘书接到指示，今后不得召集亨德森先生参加战时内阁的会议，也不得向他分发战时内阁的文件。”[20]《泰晤士报》称赞亨德森是一个“诚实的爱国者”，但被“愚蠢的自负”毁掉了前途，这很残酷：他对国家负有责任，但在履行这个责任的同时，他也需要保持工党的凝聚力。[21]乔治·巴恩斯——他是哥巴尔斯（Gorbals）的工党议员，自去年12月以来一直担任养老金大臣——接替了亨德森的职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用韦伯夫人的话来说，斯德哥尔摩会议是“一个彻底的失败”，原因在于各国未能就未来的战争指挥达成一致意见，俄国革命者故作姿态，各国代表团出现内斗。[22]但是，就在有必要为战争投入最大力量的时候，和平主义正在英国发展。8月13日，亨德森在下院强调，如果他在党内会议之前辞职，那么和平主义者的得票率将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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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的经历使亨德森相信，必须建立一个宪政和民主的社会主义，以作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备选项，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将需要他带领工党朝着一个更强硬的方向发展，并增加了工党与由托利党控制的战时政府发生冲突的领域。这种基调的改变使得工党需要新的结构和章程。1917年9月，亨德森就此第一次与工会大会的代表会面。辞职后，他几乎全职致力于工党的未来规划，他意识到在《选举权法案》通过后，大量的男女工人将出现在选民登记册上——合资格选民由大约800万人增加到1630万人——这将对工党提出新的要求，并将带来新的机会。他告诉《曼彻斯特卫报》的史考特，工党可能会在下次选举中提出多达500名候选人，虽然在该法案被写进法典后，他于1918年2月9日在西布罗姆维奇举行的一次演讲中把估计人数调低到了300人至400人。[23]他精力旺盛、行为正派、胜任能干，他的辞职是劳合·乔治的一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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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的新章程（费边主义[24]的领军人西德尼·韦伯扮演了起草者的重要角色）中有一个章节，75年后，这个章节代表的是一个必须推翻的充斥着血腥的过去：也就是所谓的第四条。这似乎是韦伯的杰作，而他的草案中毫不妥协的措辞表明，如果自由党不放弃其根深蒂固的原则，那么该党无法与他的社会主义愿景相匹配。一直以来，韦伯都坚持费边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和工人阶级一样，中产阶级（他是其中一员）在追求社会主义理想方面也应享有既得利益，并通过他提到的愿望来反映这一点，即希望“在生产工具、分销渠道和交易媒介均为共同所有的基础上，在公众管理和控制各行各业的最佳制度的基础上，确保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的工人享受他们劳动的全部成果，并对劳动成果进行最公平的分配”。[25]这不仅将自由党与工人区分开来，而且还宣布，工党渴望成为一个不仅仅涉及体力劳动者的政党，还渴望将其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想延伸到那些不靠体力劳动谋生的人的身上。《泰晤士报》对此评论道：“最终的影响将是深远的。”[26]然而，该报对那些脑力劳动者加入工党的意愿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因为很难对其脑力成就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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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的大多数新思想——以及1917年的冬天到1918年制定的章程——都植根于和平主义运动，并依赖于民主监督联盟的原则。该联盟由麦克唐纳等工党的和平主义者于1914年在位于贝德福德广场的莫雷尔夫妇的家中组建。在支持民主监督联盟的自由党知识分子中，还有一位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他就是伯特兰·罗素。自从去年打了一场官司以来，他就不太想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他对任何问题都秉持高尚的做法，这使他鄙视他的一些同事，他认为这些同事把太多的时间花在争论谁应该领导和平主义运动上，而不是花在如何真正地实现其目标上。“尽管如此，他们都在那儿和我一起工作，我尽量对他们有好的评价。”[27]罗素的和平主义存在一个矛盾之处，那就是他在1914年的感觉：“有好几个星期，我都觉得如果我碰巧遇到阿斯奎斯或格雷，那么我会克制不住自己去把他们杀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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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声称自己感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折磨”，并渴望德国战败：“对英国的爱几乎是我拥有的最强烈的情感，而在这种时刻，我似乎把它放在一边，我正在做出非常困难的放弃。”他无视自己对国家的热爱，在冲动之下采取了抗议行动，因为“对年轻人的屠杀令我痛心”。[29]他在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组织了民主监督联盟的一个分支机构，那里的教员和本科生对这些想法表现出兴趣。尽管如此，当他在一次演讲中说“佯称德国人是邪恶的，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时，整个房间的人都为他鼓掌，他承认自己对此感到惊讶。[30]对罗素来说，在战争初期，剑桥大学是他逃离现实的一个慰藉之地。他从导师乔治·桑塔亚纳那里得到一些安慰，这主要是因为“他对人类没有足够的尊重，以至于他不关心人类是否会自我毁灭”[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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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活动和情感发生在“卢西塔尼亚”号沉没之前，之后，罗素开始遭到人们的回避。在奥托林夫人的建议下，他克服了绝望，在一些穷困潦倒的德国人被拘留前的几个月，他探望了这些人。她圈子中的另一个人物D. H.劳伦斯（D. H. Lawrence）与罗素成了朋友，但对他所谓的和平主义提出了质疑：“你的基本愿望就是将战争的愿望最大化，你真的具备超级战争精神……就像一个参加过你们会议的女人对我说的那样，‘在我看来，他相貌是那么邪恶，我觉得他谈论和平和爱是非常奇怪的。他不可能是认真的。’”[32]不过，在他们就罗素准备的讲座——这些讲座后来编纂成《社会重建原则》（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进行了交谈后，罗素认为劳伦斯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渐渐地，我发现他并不是真的希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而只是沉湎于雄辩的独白中，抱怨这个世界有多糟糕。”[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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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7月，陆军部的征兵主任告诉上司，自《兵役法案》颁布以来，招募工作“极其糟糕”，主要是因为审理不愿参加战斗的人的法庭任意运作，要是罗素知道这个消息，那么他将会有所感想。罗伯逊记录道：“在他看来，每天都在发生的不公正行为正在破坏这个国家的士气，正在煽动和平主义的余烬。”[34]他举了一个例子：“在威尔士，最近有11个法庭拒绝继续履行职责，理由是年长的已婚男士被带走，而年轻男人继续享受平民生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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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罗素等人的影响以及民主监督联盟的思想日益受到关注，这恢复了麦克唐纳的影响力，就像他和亨德森的共同事业所做的那样。亨德森坚信，将不会再有工党联合政府，但是，新政党将是一个广泛的组织，它是钉在自由党（执政党）的棺材上的又一颗钉子。到了1917年，民主监督联盟拥有300个附属组织，成员超过75万人，该组织引发内乱、甚至革命的可能性正日益引起当局的注意。[36]虽然该联盟不是彻底的和平主义，但征兵制使它获得了额外的战斗优势，并且它要求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提高透明度。尽管受到压制——实际上，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压制——和平主义仍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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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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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底，政府就和平谈判提出了最后一连串建议。11月8日，列宁呼吁与同盟国停战。就在前一天，他的武装追随者推翻了俄国临时政府。12月2日，布尔什维克党人与德国人签署了停战协定。这种地缘政治的转变促使兰斯多恩——现在他已经退休一年——给《泰晤士报》写信，描述了他的和平计划——他希望将他的谈判论点（这些论点与他在阿斯奎斯政府的最后几天向他的内阁同僚提出的论点基本相同）公之于众。然而，该报拒绝发表这封信。编辑杰弗里·道森（现在称为“杰弗里·罗宾逊”，因为他为了继承遗产而改了姓）担心这会破坏最高军事委员会在巴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此外，但凡任何人撰写、印刷或散发呼吁和平谈判的传单，都有可能被逮捕，被处以巨额罚款，甚至可能被判入狱，因为1917年11月出台了更严格的审查制度和更严厉的惩罚措施。为举办和平会议进行的任何尝试——尤其是在伦敦东区，那里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是兰斯伯里——经常遭到一群群退伍士兵和伤兵以及愤怒妇女的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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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斯多恩希望贝尔福读他的信，以确保信中的内容不会对外交部或他的老同事造成伤害。几天前，他给贝尔福寄去了一份九页的备忘录，说明需要进行和平谈判及制定适度的作战目标，以吸引双方的理性人士。然而，贝尔福——他曾委婉地告诉兰斯多恩，“我不认为现在是讨论和平问题的合适时机——要去巴黎开会，没时间看信，于是，他让兰斯多恩把信拿给常任次官哈丁勋爵看”。[37]哈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曾是1903年爱德华七世提出的英法协约倡议的主要推动者，这让他声名鹊起；1916年，他结束了担任六年的印度总督一职，回到英国。兰斯多恩回忆说：“他说这封信‘体现了政治家风范’，将会‘带来益处’。”[38]接着，兰斯多恩在上院会见了《每日电讯报》的老板伯纳姆勋爵，询问他的报纸是否会刊登这封信。伯纳姆同意了，尽管他不赞同兰斯多恩的论点，因为他认为兰斯多恩的论点并没有完全脱离外交部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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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引述了大臣们关于“持久和平”显然是不可能的说法，并重申了兰斯多恩向内阁提交的备忘录中的一些论点。[39]他说，打败德国人这个作战目标“本身不是目的”。他引述了阿斯奎斯的话，声称除了击败同盟国，协约国还会寻求“赔款和保障”，尽管他觉得赔款无法“消除对人类犯下的严重错误”。如果凡尔赛宫承认了这种预见性说法，也许会使世界免于遭受更多的恐怖，因为正如兰斯多恩继续说的那样：“正因为这场战争比历史上的任何一场战争都可怕，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下一次战争将会比这次更加可怕。为了纯粹的毁灭而滥用科学的做法是不可能突然停止的。”[40]他呼吁达成一项国际仲裁协议，以避免“重演类似1914年那样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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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斯多恩声称，一些最初的作战目标（例如“大规模重新划分东南欧版图”）“可能无法实现”，尽管向比利时给予赔款仍然“排在目标的前列”。[41]他主要关心的是希望在引起“世界性灾难”之前结束这场战争，但是，这只有在双方都意识到战争已经持续太久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他说，他相信许多德国人、奥地利人和土耳其人都有这种感觉，因为他们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他还引述了埃里克·戈德斯的话。戈德斯曾表示，他们“一直在努力”启动和平谈判。他想要得到一个官方承诺，即协约国不希望作为大国的德国“遭到毁灭”，不会试图把一种德国人并不想要的政府强加给他们，不希望在国际上排斥德国，“公海自由”有待讨论，以及英国将支持对日后的国际争端进行仲裁。他认为这将鼓励德国的和平党派。他声称，最近的部长级演讲中也提到了这些承诺，而公海自由是美国人提出的——这让英国感到愤怒。如果这些观点能够被采纳，那么在1918年就可以实现“持久而光荣的和平”。[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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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兰斯多恩在巴黎提交这封信时，诺思克利夫说，如果他知道这件事，他会发表这封信，并附上一篇“犀利的社论”。[43]由于错过了这个机会，他让《泰晤士报》攻击兰斯多恩，所采用的方式连劳合·乔治都认为“非常粗鄙”。他还让《每日邮报》写道：“如果兰斯多恩勋爵举白旗，那么只有他一个人投降。”[44]（在报纸上读到这封信的时候，劳合·乔治才第一次知道这封信。）《晨间邮报》称，这封信是“在背后捅刀子”。[45]《泰晤士报》对一个有问题的说法进行了抨击，这种说法认为，该报之所以拒绝发表这封信，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未能反映出英国舆论负责任的一面”。[46]该报斥责兰斯多恩是个老头——他已经72岁了——自从1905年以来，他就没有担任过重要职务。该报声称，他引述政治家的话是“鲁莽的”和“几近不诚实的”。它主要担心的是，英国的盟友和敌人记得兰斯多恩曾担任外交大臣，因而这封信会理所当然地得到他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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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对他的托利党同僚和《每日电讯报》刊登这封信进行了抨击，这激怒了伯纳姆，因为哈丁批准了信的内容，这也是他同意刊登这封信的一个原因。劳不知道哈丁批准了这封信，他恳求伯纳姆不要告诉劳合·乔治，“因为这只会引起麻烦”；他还“恳求”伯纳姆不要发表一篇确认事件发生顺序的文章，以便保护《每日电讯报》的声誉。[47]在里德尔进行干预后，伯纳姆做出了让步。然而，米尔纳同意兰斯多恩的观点，许多地方报纸（这些报纸的基调通常是为了迎合读者的情绪）的社论作者也同意。出版当天，阿斯奎斯碰巧和兰斯多恩在卡文迪什广场共进午餐。他告诉妻子：“这是一封非常棒的信，很理性，会引起很大的哗啦声和争吵声……我很高兴他写了这封信。”[48]阿斯奎斯的追随者——格雷、霍尔丹和伊舍——也热情地支持兰斯多恩，麦克唐纳和亨德森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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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舍评论道：“兰斯多恩给《每日电讯报》写了一封有趣的信，让人们注意到一个观点，两晚前，罗伯逊和我们一起在总司令部吃晚餐，他也提出了大致相同的观点。”[49]“你们的和平目标没有得到外交部的‘赞赏’，并且你们没有制定协调一致的‘战后’政策。”当诺思克利夫在法国的报纸上对兰斯多恩进行攻击时，伊舍说，“诺思克利夫接受《晨报》的‘采访’，他在采访中说兰斯多恩的那些话是一个愚蠢、年迈、失去自我控制的人发出的，这个采访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反感”。[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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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斯多恩告诉他的女儿德文郡公爵夫人，“我收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写来的信，这让我忙得不可开交——有几封充满敌意，但大多数是完全支持我的”。[51]有人认为是塞西尔怂恿兰斯多恩写了这封信，国王的侍从武官珀西伯爵告诉格温，此举“针对的是劳合·乔治，兰斯多恩永远不会原谅劳合·乔治把自己赶出去”。然而，兰斯多恩是自愿离职，不是这位威尔士能人轰走的。这封信在美国非常不受欢迎，劳合·乔治声称它几乎毁了巴黎会议，因为没人相信兰斯多恩是在没有得到政府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行动的。几周后，兰斯多恩告诉他的女儿，他唯一的遗憾是，“我对任何可以被称为‘德国和平’的东西都是深恶痛绝的，我本来应该对这种厌恶情绪多唠叨几句的”。[52]他未能认识到他的论点中存在一个根本的矛盾：那就是如果同盟国面临如此严重的经济压力，那么只需再加一把劲，就可以将它们全部击败——这也是最终发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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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官方说法是，兰斯多恩“只代表他自己说话”。[53]它补充说，他没有就此征询政府成员的意见（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贝尔福把责任甩得一干二净，他不仅是兰斯多恩的老朋友，也是一个自称诚实正直的人，因此这个行为很可耻。兰斯多恩是一个真正值得尊敬的人，从来不会让贝尔福因为说实话而觉得难堪。劳与兰斯多恩疏远，后者忍受了来自统一党人的一连串诽谤，并认为自己遭到了所在政党的“官方驱逐”。[54]他花了很多年才恢复声誉。但是，不管政客们怎么评论兰斯多恩，不管他是对是错，劳合·乔治和威尔逊总统都将在几周内就作战目标发表公开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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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也在战争问题上继续偏离正统路线。1917年12月，在威斯敏斯特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工党与工会大会共同通过了一份关于作战目标的备忘录，该备忘录深受民主监督联盟的观点的影响。它支持建立国际联盟的想法，这也是政府的观点，但谴责秘密外交和帝国主义。为了让工会不要接受工会大会的观点，以及为了证明英国并非正在寻求一条不合理的和平之路，1918年1月5日，劳合·乔治在伦敦的卡克斯顿市政厅向工会领导人发表了一场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演讲。在人们继续持不同意见的背景下，他强调说，协约国“不是在对德国人民进行侵略战争”，而是在伸张正义，既是为了欧洲小国（比利时、塞尔维亚和黑山），也是为了向法国归还阿尔萨斯和洛林以及解放被占领的法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55]他还主张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赔偿遭受德国侵略破坏的国家，承认奥匈帝国内部各民族的愿望，以及建立一个尊重“条约的神圣性”的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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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工会发表了演讲，而不是向议会，因为俄国事件的冲击仍在回荡，他不顾一切地想要得到劳动人民的支持。他的话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鼓掌，尽管史考特在《曼彻斯特卫报》的社论专栏撰文抨击他拒绝支持布尔什维克，史考特认为布尔什维克相当不错。史考特还表示，根据目前尚不清楚的证据，他担心劳合·乔治正计划与德国达成一项和平协议，将东部的领土划分给德国，以弥补他们在西部的损失。前一周，战时内阁讨论了作战目标——由史末资、菲利普·科尔和塞西尔起草。它的目的是鼓舞士气，提醒公众为什么英国要打仗。它的次要目的是展示协约国的合理要求与德国人提出的任何不合理的和平建议之间的差距。就在劳合·乔治发表讲话的那个周末，全国工会谈判代表会议呼吁接受俄国的和平提议，而克莱德的工程师则建议举行罢工，以迫使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三天后，威尔逊总统呼应了劳合·乔治的观点，宣布了他的十四点方案，尽管这些意见在某些方面比劳合·乔治的观点更有局限性。在制定了目标后，剩下的就是赢得战争和实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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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主张和平的人仍然是少数，但当局十分关切，一直紧紧盯着他们。全国反征兵联盟遭到瓦解。到了1917年春天，有3000多名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被关进监狱，总共有5000人被关起来。根据新的《选举权法案》，在被释放后，他们可能会在五年内被禁止进行投票。[56]同时，警察局长向内政部发送了有关和平主义活动的报告，并不断地向当地军事指挥官报告劳工骚乱。负责苏格兰场刑事调查的巴兹尔·汤姆森开始收集与和平主义者或潜在的革命组织有关的信息，并向战时内阁提交这些信息。战时内阁敦促政府就煽动活动发表声明，以作为宣传活动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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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经常突击搜查被认为是创作文学作品的场所，这些文学作品旨在推动和平谈判来破坏战事工作。1917年11月，他们接管了全国公民自由理事会，在那里，煽动性文章［例如密尔（Mill）的《论自由》（On Liberty）和威尔斯在《每日新闻》上发表的重印文章］被没收，即使审查员通过了这些文章。捍卫公民和工业自由现在似乎成了一种犯罪行为。印度地方自治运动——该运动似乎是为了压制合法的异见——的伦敦办事处遭到袭击，加剧了这种气氛。当时新闻用纸稀缺，左翼团体发现很难登载他们的信息。右翼报纸提高了价格，诺思克利夫不止一次向比弗布鲁克销售足够的新闻用纸来帮助他渡过难关，以此帮助《每日快报》维持经营。尽管如此，左翼活动的加剧助长了官方的偏执，1917年俄国发生的事件也成指数级地助长了这种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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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8月，英国成立了一个全国作战目标委员会，以对抗和平主义宣传。该委员会由各政党资助，但从当年11月起改由财政部资助。它接管了全国爱国组织中心委员会的工作，并利用它们的分支网络。全国作战目标委员会邀请了一些受人尊敬的政治家来发表演讲，内容关于英国为什么而战。不过，它关心的与其说是维持战争投入，倒不如说是确保在和平到来时不会出现令人不快的意外。它为电影院制作了宣传短片。从1917年9月到停战的这段时期，它召开了近900次会议（包括集会），并空投了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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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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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畏惧和平主义，不仅仅是出于对纯粹失败主义的恐惧。由于工党的左翼分子都是和平主义者，并且他们都支持布尔什维克，因此，政府日益担心他们拒绝战斗是他们将会发动革命的先兆，而放弃对德作战将使得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在英国煽动一场阶级战争。弗朗西丝·史蒂文森——或许是在呼应劳合·乔治的观点——认为这场骚乱是“阴险的”，“完全由试图贿赂工人的德国特工及和平主义者策划的”。[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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