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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兰斯多恩在巴黎提交这封信时，诺思克利夫说，如果他知道这件事，他会发表这封信，并附上一篇“犀利的社论”。[43]由于错过了这个机会，他让《泰晤士报》攻击兰斯多恩，所采用的方式连劳合·乔治都认为“非常粗鄙”。他还让《每日邮报》写道：“如果兰斯多恩勋爵举白旗，那么只有他一个人投降。”[44]（在报纸上读到这封信的时候，劳合·乔治才第一次知道这封信。）《晨间邮报》称，这封信是“在背后捅刀子”。[45]《泰晤士报》对一个有问题的说法进行了抨击，这种说法认为，该报之所以拒绝发表这封信，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未能反映出英国舆论负责任的一面”。[46]该报斥责兰斯多恩是个老头——他已经72岁了——自从1905年以来，他就没有担任过重要职务。该报声称，他引述政治家的话是“鲁莽的”和“几近不诚实的”。它主要担心的是，英国的盟友和敌人记得兰斯多恩曾担任外交大臣，因而这封信会理所当然地得到他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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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对他的托利党同僚和《每日电讯报》刊登这封信进行了抨击，这激怒了伯纳姆，因为哈丁批准了信的内容，这也是他同意刊登这封信的一个原因。劳不知道哈丁批准了这封信，他恳求伯纳姆不要告诉劳合·乔治，“因为这只会引起麻烦”；他还“恳求”伯纳姆不要发表一篇确认事件发生顺序的文章，以便保护《每日电讯报》的声誉。[47]在里德尔进行干预后，伯纳姆做出了让步。然而，米尔纳同意兰斯多恩的观点，许多地方报纸（这些报纸的基调通常是为了迎合读者的情绪）的社论作者也同意。出版当天，阿斯奎斯碰巧和兰斯多恩在卡文迪什广场共进午餐。他告诉妻子：“这是一封非常棒的信，很理性，会引起很大的哗啦声和争吵声……我很高兴他写了这封信。”[48]阿斯奎斯的追随者——格雷、霍尔丹和伊舍——也热情地支持兰斯多恩，麦克唐纳和亨德森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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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舍评论道：“兰斯多恩给《每日电讯报》写了一封有趣的信，让人们注意到一个观点，两晚前，罗伯逊和我们一起在总司令部吃晚餐，他也提出了大致相同的观点。”[49]“你们的和平目标没有得到外交部的‘赞赏’，并且你们没有制定协调一致的‘战后’政策。”当诺思克利夫在法国的报纸上对兰斯多恩进行攻击时，伊舍说，“诺思克利夫接受《晨报》的‘采访’，他在采访中说兰斯多恩的那些话是一个愚蠢、年迈、失去自我控制的人发出的，这个采访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反感”。[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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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斯多恩告诉他的女儿德文郡公爵夫人，“我收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写来的信，这让我忙得不可开交——有几封充满敌意，但大多数是完全支持我的”。[51]有人认为是塞西尔怂恿兰斯多恩写了这封信，国王的侍从武官珀西伯爵告诉格温，此举“针对的是劳合·乔治，兰斯多恩永远不会原谅劳合·乔治把自己赶出去”。然而，兰斯多恩是自愿离职，不是这位威尔士能人轰走的。这封信在美国非常不受欢迎，劳合·乔治声称它几乎毁了巴黎会议，因为没人相信兰斯多恩是在没有得到政府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行动的。几周后，兰斯多恩告诉他的女儿，他唯一的遗憾是，“我对任何可以被称为‘德国和平’的东西都是深恶痛绝的，我本来应该对这种厌恶情绪多唠叨几句的”。[52]他未能认识到他的论点中存在一个根本的矛盾：那就是如果同盟国面临如此严重的经济压力，那么只需再加一把劲，就可以将它们全部击败——这也是最终发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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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官方说法是，兰斯多恩“只代表他自己说话”。[53]它补充说，他没有就此征询政府成员的意见（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贝尔福把责任甩得一干二净，他不仅是兰斯多恩的老朋友，也是一个自称诚实正直的人，因此这个行为很可耻。兰斯多恩是一个真正值得尊敬的人，从来不会让贝尔福因为说实话而觉得难堪。劳与兰斯多恩疏远，后者忍受了来自统一党人的一连串诽谤，并认为自己遭到了所在政党的“官方驱逐”。[54]他花了很多年才恢复声誉。但是，不管政客们怎么评论兰斯多恩，不管他是对是错，劳合·乔治和威尔逊总统都将在几周内就作战目标发表公开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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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也在战争问题上继续偏离正统路线。1917年12月，在威斯敏斯特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工党与工会大会共同通过了一份关于作战目标的备忘录，该备忘录深受民主监督联盟的观点的影响。它支持建立国际联盟的想法，这也是政府的观点，但谴责秘密外交和帝国主义。为了让工会不要接受工会大会的观点，以及为了证明英国并非正在寻求一条不合理的和平之路，1918年1月5日，劳合·乔治在伦敦的卡克斯顿市政厅向工会领导人发表了一场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演讲。在人们继续持不同意见的背景下，他强调说，协约国“不是在对德国人民进行侵略战争”，而是在伸张正义，既是为了欧洲小国（比利时、塞尔维亚和黑山），也是为了向法国归还阿尔萨斯和洛林以及解放被占领的法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55]他还主张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赔偿遭受德国侵略破坏的国家，承认奥匈帝国内部各民族的愿望，以及建立一个尊重“条约的神圣性”的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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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工会发表了演讲，而不是向议会，因为俄国事件的冲击仍在回荡，他不顾一切地想要得到劳动人民的支持。他的话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鼓掌，尽管史考特在《曼彻斯特卫报》的社论专栏撰文抨击他拒绝支持布尔什维克，史考特认为布尔什维克相当不错。史考特还表示，根据目前尚不清楚的证据，他担心劳合·乔治正计划与德国达成一项和平协议，将东部的领土划分给德国，以弥补他们在西部的损失。前一周，战时内阁讨论了作战目标——由史末资、菲利普·科尔和塞西尔起草。它的目的是鼓舞士气，提醒公众为什么英国要打仗。它的次要目的是展示协约国的合理要求与德国人提出的任何不合理的和平建议之间的差距。就在劳合·乔治发表讲话的那个周末，全国工会谈判代表会议呼吁接受俄国的和平提议，而克莱德的工程师则建议举行罢工，以迫使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三天后，威尔逊总统呼应了劳合·乔治的观点，宣布了他的十四点方案，尽管这些意见在某些方面比劳合·乔治的观点更有局限性。在制定了目标后，剩下的就是赢得战争和实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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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主张和平的人仍然是少数，但当局十分关切，一直紧紧盯着他们。全国反征兵联盟遭到瓦解。到了1917年春天，有3000多名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被关进监狱，总共有5000人被关起来。根据新的《选举权法案》，在被释放后，他们可能会在五年内被禁止进行投票。[56]同时，警察局长向内政部发送了有关和平主义活动的报告，并不断地向当地军事指挥官报告劳工骚乱。负责苏格兰场刑事调查的巴兹尔·汤姆森开始收集与和平主义者或潜在的革命组织有关的信息，并向战时内阁提交这些信息。战时内阁敦促政府就煽动活动发表声明，以作为宣传活动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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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经常突击搜查被认为是创作文学作品的场所，这些文学作品旨在推动和平谈判来破坏战事工作。1917年11月，他们接管了全国公民自由理事会，在那里，煽动性文章［例如密尔（Mill）的《论自由》（On Liberty）和威尔斯在《每日新闻》上发表的重印文章］被没收，即使审查员通过了这些文章。捍卫公民和工业自由现在似乎成了一种犯罪行为。印度地方自治运动——该运动似乎是为了压制合法的异见——的伦敦办事处遭到袭击，加剧了这种气氛。当时新闻用纸稀缺，左翼团体发现很难登载他们的信息。右翼报纸提高了价格，诺思克利夫不止一次向比弗布鲁克销售足够的新闻用纸来帮助他渡过难关，以此帮助《每日快报》维持经营。尽管如此，左翼活动的加剧助长了官方的偏执，1917年俄国发生的事件也成指数级地助长了这种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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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8月，英国成立了一个全国作战目标委员会，以对抗和平主义宣传。该委员会由各政党资助，但从当年11月起改由财政部资助。它接管了全国爱国组织中心委员会的工作，并利用它们的分支网络。全国作战目标委员会邀请了一些受人尊敬的政治家来发表演讲，内容关于英国为什么而战。不过，它关心的与其说是维持战争投入，倒不如说是确保在和平到来时不会出现令人不快的意外。它为电影院制作了宣传短片。从1917年9月到停战的这段时期，它召开了近900次会议（包括集会），并空投了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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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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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畏惧和平主义，不仅仅是出于对纯粹失败主义的恐惧。由于工党的左翼分子都是和平主义者，并且他们都支持布尔什维克，因此，政府日益担心他们拒绝战斗是他们将会发动革命的先兆，而放弃对德作战将使得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在英国煽动一场阶级战争。弗朗西丝·史蒂文森——或许是在呼应劳合·乔治的观点——认为这场骚乱是“阴险的”，“完全由试图贿赂工人的德国特工及和平主义者策划的”。[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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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当有消息说沙皇代表他自己和他病重的儿子退位时，这种担忧便显露无遗。这给英国带来了外交问题，也给国王带来了私人问题。一方面，国王——那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处于绝望之中”——是沙皇的表兄，一直与沙皇保持着密切联系。另一方面，沙皇在工人阶级中极不受欢迎，他们视他为暴君。[58]因此，国王和大臣们都小心行事。3月19日，国王通过驻彼得格勒的武官发了一封电报，说：“我一直都很牵挂你，如你所知，我将和以往一样永远是你真正、忠实的朋友。”[59]3月22日，劳合·乔治同劳、哈丁勋爵——外交部常任次官——以及斯坦福德汉在唐宁街召开了一场会议，讨论如何处理俄国临时政府提出的为沙皇及其家人提供庇护的请求，尽管国王的许多忠诚臣民憎恶这位前独裁者。仍在彼得格勒任职的布坎南转达了最初决定，即英国政府将批准这个请求，不过，应明确说明这个请求是由俄国临时政府提出的，而不是英国。然而，斯坦福德汉强调说，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都必须征求国王的意见。当劳合·乔治漫不经心地建议说国王可以把他的一所房子供给沙皇居住时，斯坦福德汉“提醒首相，除了巴尔莫勒尔堡[60]外，国王没有别的房子，但在这个时节，巴尔莫勒尔堡肯定不是一个合适的住所”。[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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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春天，目睹了法国左翼发展趋势的伊舍警告劳合·乔治和斯坦福德汉，俄国革命的影响正在欧洲蔓延，就像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一样。这种担忧开始出现，并为几周后不允许沙皇及其家人在英国定居的决定提供了重要依据。国王担心——或者至少是斯坦福德汉担心，他说服国王相信他的观点是正确的——英国的工会工人可能会反对。3月31日，乔治·兰斯伯里——他后来担任工党领袖——在艾伯特大厅主持了一场庆祝沙皇倒台的集会，由于审查员禁止报纸报道此事，使得这件无关痛痒的事变得不那么重要。在这种气氛下，以及在其他人要求实行共和制的呼吁声中——包括威尔斯在《泰晤士报》上发出的呼吁，报纸说，这个呼吁证明了“聪明的人有时也会写出很愚蠢的东西”——国王给贝尔福写信，问他是否会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征求劳合·乔治的意见，尽管国王对他的表弟怀有“强烈的个人情谊”。[62]他不太喜欢沙皇皇后，他认为是沙皇皇后的行为导致了俄国的剧变，他尤其不希望与沙皇皇后走得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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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希望瑞士或丹麦能够提供庇护。但是，4月2日，贝尔福告诉国王，经过战时内阁的讨论，政府已经向罗曼诺夫家族发出了邀请他们去英国定居的函件，并且无法收回。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对在英国流亡期间前俄国皇室如何维持其生活方式表示担忧，布坎南被告知，如果俄国政府把罗曼诺夫家族送过来，那么应要求俄国政府提供资金，因为英国王室缺乏供养他们的资源，而要求纳税人供养他们是不可想象的。不仅仅是工会工人焦虑不安。3月21日，国王的朋友哈里·维尼爵士——他是一名自由党议员，曾在阿斯奎斯政府担任农业大臣——给斯坦福德汉写信，警告说，如果罗曼诺夫家族到来，那么他们将“被一个巨大的阴谋和间谍系统包围”，并将带来一大群随从。[63]届时，布坎南作为大使所起到的影响，以及他在平息事态和使俄国参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都将毁于一旦。不过，维尼最担心的是，“英国国王可能会陷入极其尴尬的处境”，他暗示道：“难道威尼斯或科孚岛的宫殿非常不合适吗？”后来，维尼曾两次因猥亵未成年男孩而被判有罪，所以他将会非常清楚这种极端尴尬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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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界对提供庇护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国王开始收到关于此事的辱骂信。他和斯坦福德汉都非常担心，以至于4月6日斯坦福德汉在一天内给贝尔福写了两封信，声称罗曼诺夫家族来英国是不合适的，“不仅在俱乐部，就连工人们”也对此议论纷纷，这会使国王陷入“非常不公平的境地”。[64]第二封信说，在公众反对意见的推动下，政府必须撤回之前发出的邀请。在这些劝说的重压下，贝尔福告诉劳合·乔治，他认为国王已经被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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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王室十分警惕，以至于他们保留了亨利·亨德曼（Henry Hyndman）编辑和撰写的《正义》（Justice）的两份副本。亨德曼是19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老将，他在4月5日出版的期刊中使用了大字标题《需要建立一个英国共和国》（Need for a British Republic），斯坦福德汉在第二封信中引用了这篇文章。[66]受欢迎的报纸发表了耸人听闻的文章，描述了沙皇皇后与拉斯普京[67]的关系。那些没有诋毁罗曼诺夫家族的人嘲笑这些文章。4月10日，斯坦福德汉拜访了劳合·乔治，“让他明白了国王坚决认为俄国皇帝和皇后不应该来英国”。他告诉首相，“即使政府公开声明他们对俄国皇室的到来负有责任，民众仍会回答说，政府这样做是为了掩护国王”。[68]劳合·乔治“承认，显然情况比他意识到的更为严重”。[69]这件事被提交给战时内阁，4月13日，战时内阁获悉“某些工人阶级对沙皇怀有一种强烈的敌意”，如果沙皇来到英国，“可能会激发和加重这种倾向”。[70]由于俄国是英国的盟友，内阁承认给予庇护可能会导致两国关系紧张。他们认为法国南部最适合罗曼诺夫家族居住。他们给布坎南发了一封电报，描述了这种情绪，并征求他的意见。他被告知不要就这个问题与俄国人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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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塞西尔在发给布坎南的电报中说，“我们正在试探法国人的意见，以弄清楚他们是否会接待前俄国皇帝和皇后。与此同时，你不要抱有任何希望地认为他们在战争期间能够被英国接收”。[71]情况就是这样。劳合·乔治为了安抚国王，同时也意识到有必要把新的俄国政府作为盟友，他设法让法国提供庇护，然而，当时本可以确保罗曼诺夫家族安全离开俄国的温和派已经失去了影响力。无论如何，人们普遍认为，即使有办法，沙皇也会拒绝离开。4月27日，塞西尔在下院回答了关于罗曼诺夫家族的问题，他说政府“没有采取主动”，问题就这样被搁置了。[72]7月的时候有消息说，为了他们的安全，罗曼诺夫家族将被转移到西伯利亚。[73]在经过又一年日益严酷的对待之后，1918年7月16日至17日的晚上，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在叶卡捷琳堡的一所房子的地下室里被谋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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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个消息时，国王吓坏了。在国王的叔父康诺特公爵的督促下，国王宣布为“亲爱的尼基”举行为期一个月的宫丧；“亲爱的尼基，恐怕他上个月被布尔什维克分子枪杀了，我们无法得到任何细节……这是一桩卑鄙的谋杀，我对尼基忠诚，他是最善良的人，一个十足的绅士。”[74]然而，为了遏制英国的革命风气，为了在公众极度不满的时刻确保自己王位的稳定，国王下意识地放弃了一个机会来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直到他死后很久，他和斯坦福德汉（比他早五年离世）在结束罗曼诺夫家族时所扮演的角色才被披露出来，当时知道所有细节的劳合·乔治遵照汉基的指示，在回忆录中对此事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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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政府避免了由欢迎沙皇及其家人来英国而可能引起的煽动事件，但是，一场与在英国实行共和制有关的激烈辩论在1917年的整个夏天持续进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威尔斯的介入和各种小册子的散发所导致。虽然早在停战前这种辩论就逐渐消失了，但在此之前，王室一直对他们的未来感到担忧。国王的母亲亚历山德拉王后——他深深爱着他的母亲，他称她为“亲爱的妈妈”——尤其悲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他的观点造成了影响。王太后告诉7月初拜访过她的阿斯奎斯夫人，“我认为现在所有的王权都会消失”。[75]她又补充了一句：“劳合·乔治，那个讨厌的小个子男人对你的丈夫做出如此可恶的事情——不过，你的亨利将会回来的……然而，我什么也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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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斯坦福德汉对民众的反君主制情绪保持着高度警惕，并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来提高乔治五世及其家族的支持率。劳合·乔治力劝国王参观工业中心，并在他这样做时由衷地赞扬了他。在一份备忘录中，他的私人秘书记录道：“我们必须努力促使有思考能力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和其他人，不要把国王视为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一个他们所说的‘不算数’的人物，而应当视为一个永远起作用的权威，他善于接受对各阶层的利益和社会福祉造成影响的信息，不仅会对这些问题给予同情，而且渴望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76]他希望国王能在与工人的谈话中表现出这些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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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表弟被迫退位后，国王对自己的德国血统和他的家族有一个德国名字非常敏感，这无助于消除他的焦虑。他开始担心这对他的人民来说是一种挑衅，而当时他们可能已经出现了不稳定状态。1917年5月初，他开始考虑改名，并启动了一个深度保密的咨询过程，他咨询了高级私人顾问和他的叔父康诺特公爵——康诺特公爵是他的密友。3月8日，政府颁布了一项法案，剥夺向国王的德国亲戚——奥尔巴尼公爵（维多利亚女王的后裔）和坎伯兰公爵（乔治三世的后裔）——授予的英国头衔，因为他们支持德皇。于是，获得一个新的姓氏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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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诺特公爵建议采用都铎-斯图亚特（Tudor-Stewart），但是，阿斯奎斯痛恨“都铎”，因为“这个名字让人想起亨利八世和血腥玛丽”，并说道，在“斯图亚特”家族中，一个被斩首，另一个被废黜。[77]罗斯伯里也觉得这些名字让人联想到不幸的事件，他认为“菲茨罗伊”比较好。[78]斯坦福德汉读到爱德华三世被称为“温莎的爱德华”后，建议使用“温莎”。这个姓氏正中国王的下怀，尽管嘉德纹章官阿尔弗雷德·斯科特-加蒂（Alfred Scott-Gatty）爵士反对。“我觉得我有责任指出”，6月25日，他对斯坦福德汉说道，“温莎这个姓氏是普利茅斯勋爵和其他出身高贵、但家境贫寒的家庭的姓氏”。（在最初的草案中，“家境贫寒”代替了“商人”）。[79]这位嘉德纹章官喜欢“金雀花”，因为“据我所知，这个姓氏已经绝迹了”。斯坦福德汉觉得金雀花“太有派头”，这与阿斯奎斯认为这个姓氏“太夸张”的看法相呼应。[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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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温莎”这个姓氏的来历。此外，斯坦福德汉指出普利茅斯的姓氏是温莎-克里夫（Windsor-Clive），由此击败了嘉德纹章官。6月15日，国王向斯坦福德汉确认采用“温莎”。人们一致同意，维多利亚女王——她已去世16年——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她在世的所有后代（已婚女子除外）都将使用新的姓氏。7月17日，几位自治领总理、坎特伯雷大主教、劳合·乔治和罗斯伯里出席了会议，枢密院通过了一项王室公告，宣布“朕全家姓温莎，朕的家族就叫‘温莎家族’”，并放弃所有德国人的头衔和荣誉。[81]德皇听到这个消息后，据说他很想观看“萨克森-科堡-哥达[82]的风流娘儿们”的演出。[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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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还告诉枢密院，“梅[84]和我很久以前就决定，我们的孩子可以嫁入英国家庭”，此举将对王位继承产生深远的影响。[85]在此之前，《每日邮报》发起了一场运动，要求英国王子不要再娶德国新娘。在写日记时，他没有对此事进行轻描淡写：“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的确如此：但是，王宫忘了将开会的事情通知阿斯奎斯，以便让他参加会议，为此阿斯奎斯气得脸色铁青。[86]居住在英国的德国亲戚——例如国王的小叔子特克公爵和特克的亚历山大亲王——放弃了他们的德国头衔，成了剑桥侯爵和阿斯隆伯爵，尽管阿斯奎斯暗示说，公众可能会非常过分地创建这样的人名（他们并没有）：据了解，他们不会参与上院的党派政治，正如王室公爵也不会参与一样。罗斯伯里祝贺斯坦福德汉为“一个王朝命名……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确实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我羡慕你，并且嫉妒你”。[87]一年后，国王告诉威尔逊政府的海军助理部长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我在德国有很多亲戚，但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见过一位德国绅士”。[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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