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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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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可能认为它已经更换了姓氏，由此摆脱了发端的共和制，然而，政府仍然敏锐地意识到了战时激进主义的更广泛威胁。特别是，当克伦斯基领导的俄国临时政府屈从于布尔什维克政变时，人们越来越担心俄国的例子正在吸引英国工人中的模仿者。因此，1917年5月，劳合·乔治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日益严重的工业动乱。在经历了1910～1912年的问题后，他看到了和平时期广泛开展的劳工运动所造成的破坏；在进行全面战争之际，这些运动的重演将带来致命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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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领导人也同样感到担忧。5月25日，在与罗伯逊和劳合·乔治共进晚餐后，德比告诉黑格，“毫无疑问，俄国革命制造了一场革命性质的、危险的动乱。下院的气氛也非常糟糕”。[89]当陆军大臣在一周前访问法国并与他共进晚餐时，伊舍已经对德比所说的动乱进行了估量。他在5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天晚上，德比很晚才到。他对英国的事情既兴奋又悲观。食物供应、人力和罢工都令他非常担心。革命的幽灵站在他的椅子后面。”[90]5月，亨德森访问了俄国，并建议劳合·乔治让英国承认俄国的新政府。首相同意了，然而，为了安抚法国人，他被迫改变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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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春天，在一些地区，民众的激进情绪加剧，引发了一波工业动乱，这是这个国家难以承受的。政府认为这是食物短缺造成的：虽然政府对高收入人群征收重税，但工人们常常认为他们的雇主从战争中赚了一大笔钱，而他们被迫为食物支付高昂的价格，这占了他们每周开销的很大一部分。劳合·乔治召见了一个矿工代表团，亲自向他们保证食物供应。当时，他正在寻找一个比德文波特更富有同情心的人，或者至少是一个能鼓舞工人信心的人来担任食物管制员。他考虑任命一个大规模合作化运动的领导人，但后来，他让英国矿工联合会的罗伯特·斯迈利（一个直言不讳的反对征兵的人）接管德文波特的工作，希望能让斯迈利闭嘴；但斯迈利拒绝了，导致劳合·乔治任命了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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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英国在战争中未能取得突破，民众的士气仍然低落。当僵局再次出现时，受到严格审查的报纸对阿拉斯战役[91]（英国在4月9日发动了维米岭攻势）一贯持有的温和的必胜信念很快变成了一个严酷而熟悉的现实，这尤其让和平主义者觉得自己有了正当理由。就左翼的其他派别来说，工会运动中的激进分子焦虑不安，时刻警惕着熟练工人的特权遭到侵蚀。工程工人开始担心他们的工资涨幅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从3月中旬开始，兰开夏郡发生了几起孤立的罢工事件，原因是在没有对稀释举措进行协商的情况下，洛奇代尔（Rochdale）工厂的女工被要求做一些熟练工人的工作。公司解雇了反对这项措施的人，这种做法是违法的，但是，军需部害怕与雇主和工人发生冲突。4月6日，劳合·乔治警告他的同僚们，“他从几个渠道得到消息，在主要工业中心发生了具有相当规模、组织有序，且具有煽动倾向的劳工运动”。[92]他承认一些工人有着“真切、正当的不满情绪”，而且容易被“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者”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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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内，由于政府取消了免于服役证明计划，工程师联合会的成员暴发了动乱。免于服役证明计划由人力委员会于1916年11月设立，以便工会领导人向一些成员发放免于服役证明，但在政府下令对军火工业进行彻底清查时，这个计划被中止了。巴罗的工程师们继续罢工，反对削减奖金制度，政府向他们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返回工作岗位，否则将遭到逮捕。尽管如此，工人们也只是以1623票对1200票同意返回工作岗位。[93]在首相的提议下，国王向巴罗的工人们发出劝告，并表示相信他们将尽一切努力在战事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作用。5月初，他和王后对西北地区的造船厂、制造厂和军工厂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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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月3日，兰开夏郡有6万人罢工，其他地方的工程工人也紧随其后，不到一周就有20万人进行了罢工。这些罢工没有获得官方的同意：5月11日，政府发布了一份警告通知，敦促“所有忠诚的公民立即恢复工作”，并称“根据《保卫王国条例》的规定，任何对停止军需生产工作的煽动，均属犯罪行为，将被处以终身劳役，或被处以可能给予的从轻处罚”。[94]尽管英国必须赢得战争，并且政府对劳工行动采取了严厉的惩罚，但1917年的罢工总共损失了560万天的产量。[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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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让艾迪生负责进行谈判。幸运的是，艾迪生得到了罢工者的公认领导人的支持，因为他们认为极端分子——这些极端分子比雇主更加鄙视罢工者——是动乱的幕后黑手。广大公众对罢工者怀有敌意，他们认为罢工者背叛了国家，到了5月15日，一些罢工者重返工作岗位。尽管劳合·乔治把事情委托给了艾迪生，但他还是介入了，并于5月17日决定起诉非正式罢工的领导人。有7人遭到逮捕，于第二天被送往布里克斯顿，并根据《保卫王国法案》受到指控。商店管理人员领导了当地的罢工，政府最终下令逮捕了其中的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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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内部，人们对如何处理罢工者意见不一。首相决心分裂工人阶级以对抗激进分子，但是，詹姆斯·史蒂文森（James Stevenson）爵士——他是军需部地区组织主任，也是尊尼获加（Johnnie Walker）威士忌酒厂的前联席常务董事——试图缓和劳合·乔治对工人的敌意。史蒂文森表示，许多人目睹了政府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阴谋，后者利用战争，使用了廉价劳动力，并希望在和平到来时留住这些廉价劳动力，而牺牲掉获得更高薪酬的熟练工人。谈判仍在继续，政府放弃了免于服役证明计划，并同意释放七名男子，前提是他们保证将会行为良好。尽管劳合·乔治好斗，但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对几乎所有罢工者的要求做出让步。然而，检察总长史密斯威胁说，如果他们再次停工，那么法律的威力就会使他们遭到处罚。5月19日，罢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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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艾迪生在与工程工人的领袖罗伯特·布朗利（Robert Brownlie）达成协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劳合·乔治对协议的操纵再次威胁到局势的稳定。当唐宁街公布这份协议时，它删除了提到艾迪生的所有内容，声称劳合·乔治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不真实的。艾迪生——他完全忠于劳合·乔治，而且他所做的也正是劳合·乔治要求他做的事情——非常生气，他在日记中写道：“上帝知道，在向劳合·乔治给予我所能给予的和他应得的所有功劳时，我从来没有迟疑过，而且我讨厌自我宣扬的想法，但是，这件事让整个部门和我自己蒙羞。”[96]劳合·乔治的新闻官威廉·萨瑟兰（William Sutherland）——他后来成为领头的沽名钓誉者之一——删除了艾迪生的名字。首相迫切需要艾迪生的才干和忠诚，他对这种歪曲事实的做法感到愤慨。然而，这个事件表明劳合·乔治身边的那些人——批评者称他们是政治寄生虫——是如何代表他处理事务的，他们通常都是听从了上级的指示。艾迪生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迫使劳合·乔治于5月21日在下院发表了一份解释性声明，劳合·乔治声称他确认功劳属于他的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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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社会主义者召开了利兹大会，进一步证明了在工人阶级中，有一些人激进、好斗。在利兹市工业动荡的背景下，这个大会“旨在向俄国革命致敬，组织英国民众追随俄国”，并呼吁工人和士兵在英国建立苏维埃。[97]麦克唐纳提议赞扬俄国和上千名代表，这些代表不仅来自工党、工会和民主监督联盟，也来自妇女运动和平民联盟——一个马克思主义-工团主义的“教育”组织，致力于使工人变得激进。社会主义者很难找到一个场地，因为在政府施加“爱国主义的压力”之后，利兹的艾伯特大厅拒绝为他们提供场地；会议在大剧院进行，当时市议会同样面临着“压力”，但它认为压制言论自由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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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工人对工业征召感到愤怒，在由矿工、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组成的“三方联盟”于6月下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们决定，“在征召人力之前应该先征募财富”，并要求建立一份财富和财产登记制度，以便“为国民做出真正平等的牺牲做好准备”。[98]这进一步证明了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受欢迎程度。独立工党议员兼英国贸易协会联合会的主席詹姆斯·奥格拉迪（James O’Grady）宣布，尽管法律限制罢工，但在过去的12个月里，罢工已经达到了123次，并且“他从来没有见过政府部门和工会工人之间的关系像现在这样糟糕”。[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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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事件发生后不久，7月，啤酒短缺在许多大城镇和拥有大型军工厂的城镇引发了不满。受到影响的城镇有伦敦、伯明翰、利兹、谢菲尔德、纽卡斯尔和巴罗因弗内斯。有人呼吁将产量提高50%，达到每年1500万桶；在一些乡村地区，在干草收获的季节，啤酒的价格涨到了每夸脱一先令，酿酒商和酒吧老板从中牟取暴利，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人们的指责。政府承认在农村地区存在“困难”（它将此归咎于啤酒生产的分配）。[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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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担心国内秩序崩溃，政府宣布，在下个季度，食物管制员允许将啤酒的产量提高三分之一；政府优先考虑的是将啤酒生产分配到有大片可耕地等待收割的地区，以及设有军工厂的地区。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啤酒的强度将会降低。这使爱尔兰人很不高兴，因为他们的烈性黑啤酒和波特式啤酒在如此低的比重下是酿造不出来的，这是一长串不满名单上的又一项。夏末时节，为了使工人们高兴，政府将啤酒——包括一种官方批准的新式“政府麦芽酒”——的价格定在每品脱5便士，同时规定东部各郡流行的轻度啤酒的售价每品脱不得超过4便士。政府进一步增加了三分之一的啤酒数量，使得酿造工作可以持续到9月底，由此满足了那些在夏天倍感口渴的人，以及那些帮助收割的人的需求。那些被指控为牟取暴利的酿酒商降低了淡啤酒和波特酒的价格，他们不想为任何暴乱背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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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内政大臣乔治·凯夫爵士决定对革命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时，内政部第一次开始积极地监督和镇压异见人士。他与武装部队、警察和几个利害相关的政府部门的代表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安全委员会，以审查情报。从1917年4月起，苏格兰场的刑事调查部门开始对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以及那些被认为是失败主义盛行的地区进行日常监视。该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危险、可疑人士”名单。[101]当全国作战目标委员会于该年年末成立时，内政部将与目标委员会和英国全国工人联盟密切合作。英国全国工人联盟由“爱国”的社会主义者组成，是民主监督联盟的制衡力量。这项政策非常无情，但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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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和破损的住房、食品定量配给的威胁以及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了工人阶级的动荡。然而，零星的罢工——通常是由当地的抱怨所引起——继续困扰着政府，这种状况持续到了1917年秋。例如，铁路工人抱怨工作条件——他们要求每天工作8小时，这使得政府每年需支付1000万英镑的加班费——而工程师工会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这威胁到了军工厂。政府利用《保卫王国法案》禁止他们罢工，并进行安抚，在管理层和工人之间进行调解。[102]由于担心铁路会遭到破坏，政府下令对运河进行检查，以期利用运河来运输货物。铁路工人要求每周加薪10先令。战时内阁授权铁路行政部门每周向全国铁路工会的成员额外支付5先令。全国铁路工会拒绝了这个提议。而后，这个数字被提高到了6先令，并被接受；此外，政府也做好了准备以应对其他工会提出的权利主张。[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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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除了这些地方性的困难之外，还有证据表明更加根深蒂固的激进主义正在抬头。9月，《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声称“在毫无意义和愚蠢的‘劳工骚乱’的背后”，是一场有意识的革命运动，该运动旨在彻底推翻现有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但不是在某个不确定的未来，而是在此时此地”。[104]该报认为，克莱德赛德等地的工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真正的冲突是交战国的统治精英之间的冲突，与工人阶级的国际兄弟情谊无关。在马克思理论的启发下，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推动了欧洲政治思潮——集体主义、联合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英国工人中的传播。《泰晤士报》认为，在革命运动中，这些工人无意中成了主要操纵者的工具，并且公众对破坏资本主义的阴谋一无所知。“结果就是隐蔽的革命者扼住了政府和国家的咽喉，想要扼杀它们”，该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这篇社论回忆了该报就这个主题发表的其他文章。该报认为，“当英国意识到危险时”，它将会奋起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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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火工人的工资上涨使得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达到了每周3英镑15便士，并使非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达到了每周2英镑3便士。尽管如此，11月下旬，考文垂还是针对承认工会和雇主们未能就工会程序达成一致举行了为期一周的罢工。即使公众对罢工给战事工作造成的影响感到愤怒，也是无济于事。不可避免的是，政府不得不强加了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就和讨论了一下商店服务员的角色一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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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对劳工的需求依然不可阻挡，工人们才能够为了增加工资而开展劳工运动，不管这种做法多么不爱国。到了1917年底，英国大约有10000个工厂生产军火，其中5000个由军需部控制，包括150个国有工厂。工人住房的建造几乎占据了建筑行业的全部，仅大伦敦区就建造了1500所新住宅。现在，任何花费超过500英镑的非必要建筑都需要许可证。在这片土地上，战俘们在1917年全年工作，如果没有他们，这个国家可能会挨饿。虽然航运损失减少了，但损失的吨位仍然是新造船舰吨位的两倍，因此，军队不得不抽调20万人到造船厂工作。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随着俄国革命政权和同盟国之间的战斗结束，德国把士兵和武器从东线转移到了西线，而此时英军在西线兵力不足。虽然英国对钢铁和炼钢用煤的需求增加了，但矿工短缺。该年夏天，南威尔士的煤矿工人因工资和机器状况举行了零星的罢工，多达1.2万人停工。人们担心供家庭使用的煤在冬天将会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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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下旬，在要求加薪25%后，矿工们还要求每周增加10先令的工资。光是加薪，政府每年就要支付2500万英镑至3000万英镑，而且这意味着矿工的工资在三年内将增加65%。煤炭管制员盖伊·卡尔斯罗普（Guy Calthrop）告诉战时内阁，“这些人越来越难以控制”，但承认，自1914年以来，生活成本上涨了83%。[105]他对军工厂在没有持续煤炭供应的情况下能够维持10天以上表示怀疑，此外，大多数工厂都没有储备库存的空间。战时内阁意识到必须做出让步，“同时承认矿工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令人深感遗憾”。公众对由此导致煤炭价格每吨上涨了2先令6便士予以谴责。然而，做出这种让步，是一个处于绝境的政府在处理工业动乱（这个动乱毒害了1914年之前英国人的生活）遗留问题时所采用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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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心将战争进行到底后，政府发现自己不仅要处理劳资关系和供应问题，还要应付不断增加的成本。到了1917年春，尽管政府征收了更高的税费，但财政状况仍然很糟糕。1913年，国家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1%；到了1917年，这个数字达到了38.7%。[106]尽管许多人的收入由于加班而有所增加，但财政部的数据显示，1914年3月使用15先令可以买到的物品，到了1916年3月需要一个索维林金币才能买到。[107]4月3日，劳告诉内阁，英国的黄金储备下降到了2.19亿美元，而每周的战争开销是7500万美元。三个星期内，英国将会耗尽资金。去年12月，黄金储备的损失率是每天500万美元，或每周3500万美元，由此可见，问题越来越严重。[108]截至4月，国家债务达到了40亿英镑——相比之下，战前是6.51亿英镑——并且每月增加1.35亿英镑。到了7月，债务每月增加1.8亿英镑，仅利息一项每年就要花费1.1亿英镑。[109]战斗只是一项开支，政府增加了福利服务，特别是针对士兵家属的福利，并且为战事工人提供宿舍。公众对因为受伤或残疾而退伍的士兵能否得到治疗表示关切，此举将需要更多的开支。[110]此外，这些伤残士兵或阵亡士兵的家属也必须得到照料。1917年3月的政府数据显示，在这些家属中，有518741人依赖于养老金部——设立该部门是为了对这个尚处于雏形之中的福利国家进行管理——的慷慨救济。[111]英国有140275名残疾人，62796名寡妇，128294名由寡妇抚养的子女，157544名伤残士兵的子女，以及29832名其他受抚养人。此外，大约有12.5万名寡妇尚未达到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另有13万名男子在退役后身体不适合于工作，或者仍在医院接受伤情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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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17～1918年，英国还欠其盟国13.332亿英镑的未偿贷款，欠帝国1.945亿英镑的未偿贷款。国家债务飙升到了1000%以上，从1914年的7.06亿英镑升至停战时的74.81亿英镑，税收只抵销了大约22.1%的战争费用。[112]在战争期间，缴纳所得税的人数增加了两倍多，从110万人增加到350万人。超额利润税的征收提高了政府的收入，这些收入与所得税收入几乎相等。超额利润税由麦克纳于1915年引入，目的是安抚工团主义者，因为他们担心雇主会变得过于富有。劳最终把所得税率提高到了30%，把超额利润税率提高到了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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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费用继续无情地增加。1917年4月，战争费用达到了每天625万英镑；到了7月，这个数字达到775万英镑。一年多来，预计成本和实际成本之间的差距相当于英国的总收入。劳说，通过征收超额利润税，政府每天本应增加700万英镑的收入，但是，由于政府被迫严格管制烟草税和娱乐税，因此每天最多只能增加400万英镑。一个由工人组成的代表团拜访了劳，他们抱怨说烟草税是一种累退税[113]，征收高额的烟草税将会引发动乱，此举对低收入者的打击要比对中产阶级的打击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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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所得税的平均税率是每英镑征收1先令。现在，平均税率达到了5先令，对于那些缴纳额外税的人，税率达到了8先令3便士（或41.5%），如果税率继续提高，那么民众会对提高产量和投资产生疑虑。[114]在战争的第一年，超额利润税为政府增加了2900万英镑的收入，但在第二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25亿英镑。政府坚称，此举将使英国能够比德国坚持更久。一些议员就不那么肯定了，他们担心英国会面临毁灭。幸运的是，许多工薪阶层愿意向帮助军人及其家人的慈善机构捐款，或者购买战争债券，这缓解了财政部的压力。实际上，到了1917年，国家战争债券——其利率为4%或5%，可以在5到10年后赎回——已经成为筹集资金的主要手段。在战争期间，货币供应增加了一倍。当和平到来时，以及当贷款人赎回他们的债券时，英国避免了恶性通货膨胀，而这种恶性通货膨胀摧毁了德国的经济。这是因为英国的很多债务是由海外投资者持有，而且国内经济没有恢复流动性。此外，与德国人不同，在整个战争期间，英国人支付了相当高的税收。尽管如此，政府将不得不通过借贷来偿还债务，这将为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积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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