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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采取了令人欢迎的积极行动，他意识到军工厂在空袭面前是多么不堪一击，于是他发起了一项计划，用沙袋建造防空壕和防空洞，以保护工人。正如他承认的那样，这只是照搬许多私营工厂的做法。尽管建造这些防空洞会影响生产率——这些防空洞由工人们自己挖掘——但他认为，由于在遭到突袭时，工人们不会撤退回家，因此建造防空洞将会提高产量。丘吉尔希望进一步实施这项原则，并敦促战时内阁批准在这些工厂附近的居民区建立防空洞网络。工人阶级往往居住在廉价的住房里，人们认为这些住房在轰炸后特别容易倒塌；政府承认，无论是否遭到轰炸，战后，全国的住房存量需要大量的公共补贴才能提高到可以接受的水平，并且政府已邀请地方当局提交援助申请。[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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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英国当局认为他们已经制服了德国的空中力量，没有料到德国会使用“哥达”固定翼轰炸机。该轰炸机从比利时的基地起飞，主要在水上飞行，然后到达目的地，它基本上摆脱了英国高射炮的骚扰。5月25日，哥达轰炸机在白天对福克斯顿市及周边地区进行了突袭，它们的飞行高度达到了10500英尺，装备了机关枪，杀死了71人，打伤了192人。此前，由于伦敦上空阴云密布，它们放弃了对伦敦的突袭。在接下来的一周，陪审团在审讯中“强烈谴责了地方和军事当局的疏忽，因为他们没有做出安排来警告公众”。[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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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上午，德国人对伦敦进行了第一次类似的袭击，造成162人死亡，432人受伤，袭击地点主要是在利物浦街车站附近。东印度码头路的上北街学校有18名儿童死亡，三天后，人们从瓦砾中挖出一名小女孩，她还活着。五分之一的伤亡人员都是儿童。国王来到突袭现场，在幸存者的欢呼声中缓慢驾车穿过街道；然后，他去医院看望伤者。第二天，一架齐柏林飞艇遭到摧毁（就在那时，一家私人拥有的三硝基甲苯炸药工厂在阿什顿安德莱恩发生爆炸，造成43人死亡，120人受伤。政府表示愿意支付丧葬费用）。政府在处理防空问题时反应迟缓，导致人们不可避免地提出批评——6月14日，保守党议员威廉·乔伊森-希克斯在议会宣称，在发现哥达轰炸机和投掷炸弹之间有45分钟的时间。在发现哥达轰炸机时，政府通过电报提前发出了警告，警察被派去命令人们躲起来。但是，政府没有向一些机构发出警报，尤其是学校和医院。乔伊森-希克斯还要求对德国城镇进行报复性突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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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伦敦市民召开会议，通过了一项要求采取报复行动的决议，全国各地都效仿他们的做法。公众敦促议员们在议会进行辩论；但政府拒绝进行报复，而是通过加强警报和改善防御来提高士气。由于空军资源有限，战时内阁认为最好将空军用于防御，而不是用于攻击。它还认为，在皇家飞行队的射程内轰炸德国城镇的建议“实际上是一种‘骇人行径’”。[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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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英国在处理哥达轰炸机的问题上不作为，这助长了德国人的气焰。7月7日，22架轰炸机在白天对伦敦进行了突袭，造成250人伤亡，其中57人死亡。人们对空袭警报太糟糕提出抗议，尤其是因为轰炸机已经在东海岸的上空被发现。政府承认，之所以不愿意发出警报，是因为本土防卫军在上周接到了三次假警报。如果对所有这些警报采取行动，那么将会损害生产力。《泰晤士报》发现民众“普遍都很愤怒”，这种愤怒是由民众觉得英国受到了羞辱所引起，也是由与日俱增的担忧所引起，即人们担心空军力量可能会决定战争胜负，而这个国家似乎无法应对这个挑战。[133]战时内阁授权凯夫启动一个警报系统，“在突袭者的行进路线几乎毫无疑问地表明他们的目的地或目标时发出警报”。[134]皇家飞行队在返航时，于埃塞克斯海岸袭击了哥达轰炸机，据报道，其中一架被击落。伦敦东区爆发了一场小型骚乱，人们破坏了德国人拥有的或被认为是德国人拥有的财产，24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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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界对政府允许这样的袭击发生表示愤怒、公众要求进行报复之际，战时内阁陷入了轻微的恐慌。英国建立了伦敦防空区，此外，尽管黑格反对，战时内阁命令从西线撤回皇家飞行队的两个中队来保卫伦敦。劳合·乔治将飞机短缺归咎于阿斯奎斯的“犹豫不决”，这是一个含有部分实情的方便的借口——阿斯奎斯没能控制空军委员会——但新首相不能长久使用这个借口。[135]没过多久，新计划奏效了。8月，德国对伦敦发起的三次袭击都失败了，德国人转而试图在夜间进行轰炸。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伦敦周围的高射炮射程不足，无法击落任何东西，因此战斗机便成为执行这项任务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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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袭发生后，战时内阁召集罗伯逊参加一个特别会议。他发现大臣们对这次突袭感到近乎歇斯底里的恐慌，他列举了所知道的在前线发生的更大规模的屠杀，并对黑格说，“要是看到那样的屠杀，人们会以为世界末日到了”。[136]本土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弗伦奇出席了会议，并抱怨他所能支配的用于保卫英国的兵力存在不足。罗伯逊私下表示同意，他说保卫国家的士兵主要是“残余兵力”——不适合在国外服役的士兵，或者法律认为太年轻而不能在国外服役的士兵。他还说，“我们的高射炮显然没有什么用，我们的飞行员零星地抵达，他们无能为力，不过，他们却成功地击落了一架轰炸机。事实上，我们没有足够的飞机来满足我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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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下院召开了一次关于防空的秘密会议。根据议长发布的官方报告，劳合·乔治说，“无法保证在空中提供全面的保护”。[137]他认为德国轰炸英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迫使英国从法国撤回飞机以保卫本土，这是战时内阁决心避免的战略。劳合·乔治转而承诺说，在过去的6个月，飞机产量有所增加，并将继续增加，他相信弗伦奇很快就有足够的飞机来充分保卫伦敦。一周后，伦敦市对一套鸣笛系统进行了测试，但室内的大多数人都听不到鸣笛声。当局尝试发射炮弹、信号弹，警察在街上用手枪放空枪，当局也尝试在河上用船鸣笛。对完美警报系统的探索在政府所称的“预警炸弹”中达到高潮，三门大炮每隔15秒发射一次，同时警察在街上张贴告示，命令人们“躲起来”。[138]劳合·乔治向下院保证，皇家海军的轰炸机将经常袭击位于比利时的德国机场，并向这些机场投掷炸弹，所投炸弹的吨数比哥达轰炸机在伦敦投下的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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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至10月1日，德国人对伦敦进行了六次突袭，包括使用新型飞机“巨人”轰炸机进行的突袭，巨人轰炸机能够在19000英尺的高空飞行，能投放1000公斤的炸弹。这类轰炸机不仅超出了枪炮的射程，也超出了探照灯的光照范围，更重要的是，它还超出了战斗机的射程。[139]政府进行了一场辩论，内容是关于对夜间袭击发出警报，以防半睡半醒的平民冲到街上，从而更容易受到炸弹的袭击。德国采用了夜间袭击——在希特勒发动的战争中，这个战略将会很常见——成千上万的伦敦人自发地躲进地下防空洞。当局发射了大炮，以警告民众突袭即将到来。不幸的是，一些人误以为这是高射炮，认为袭击已经开始了，于是惊慌失措。人们要求政府使用鸣笛的方式进行警报，但政府说，在街道上，鸣笛声比炮声更加难以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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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突袭，首相本人就不那么刚勇了。他即将对几家新闻机构成功提起诽谤诉讼，这些机构曾指责他在突袭期间退隐到位于沃尔顿希思的房子。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害怕爆炸。他声称，他提起诉讼不是因为针对他发起的人身攻击，而是因为这可能会在公众中播下恐惧的种子，促使他们认为突袭比实际情况更加危险。突袭也在继续助长民众要求进行报复的呼吁声。10月2日，劳合·乔治视察了遭轰炸的地区，并会见了要求报复的抗议者。有人听到他对其中的一些人说：“我们将那样做。”[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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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月下旬，国王和王后巡视了伦敦东区，视察了防空洞。一些伦敦东区的民众给国王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他命令陆军部接待一个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将转达他们的报复请求。他把电报转交给了首相，斯坦福德汉小心翼翼地告诉报界，国王已经转交了电报。几个伦敦自治市[141]的市长和拉姆斯盖特市的市长也加入了抗议的队伍，拉姆斯盖特市曾是轰炸机在泰晤士河河口进行打靶练习的地方。政府通报说，之所以延迟采取报复行动，不是因为不愿像德国人那样“野蛮残忍”，而是因为如果使用空军进行报复，那么西线的盟军可能会招致危险。不过，空军兵力正在增加。据报道，虽然德国平民没有受到攻击，但轰炸伦敦的飞机所停靠的机场遭到了攻击。不到两周，皇家飞行队的飞机轰炸了位于萨尔布吕肯[142]的工厂。11月初，在索尔福德举行的补选中，经验丰富的码头工人领袖本·蒂利特（Ben Tillett）轻松击败了一位政府候选人，他的竞选宣言包括要求“进行大规模的空袭报复”，以及提高军人及其家属的津贴。这个宣言反映出公众对政府的幻想破灭了。战时内阁请求博利厄的孟塔古勋爵撤回就空袭的预防措施向寇松提出的问题，因为“如果不向敌人透露有价值的信息，他将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事实上，这样的“缺陷”不应当被公开。[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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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7年的冬天至1918年，德国人继续对首都、肯特郡和东部各郡进行空袭。1918年1月15日，格温对巴瑟斯特夫人说：“相信我，英格兰没有腐烂堕落。虽然它是一个由笨驴和无赖领导的雄狮之国，但英格兰的本质还是好的。我从来没有对人民失去信心。但是，我对我们所有的领导人失去了信心。”这番话反映出民众的普遍感受，那就是在保护英国人民免受血腥袭击方面，政府做得太少。[144]一些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不会不同意这种说法。1月28日晚，德国人轰炸了拉姆斯盖特，116所房屋遭到破坏，但没有人员伤亡。位于考文特花园的奥德汗（Odham）印刷厂的地下防空洞被直接击中，导致38人死亡，65人受伤。这次突袭共造成67人死亡，166人受伤，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他们在毕晓普斯盖特（Bishopsgate）车站发生的踩踏事件中被踩死。战时内阁决定公布这些数字，因为如果不公布这些数字，在当时的气氛下，可能会引发疯狂的、令士气低落的谣言。[145]政府承诺向休·特伦查德（Hugh Trenchard）将军——他负责组建英国皇家空军——提供飞机用于轰炸德国，以使德国屈服；但他从来没有获得这些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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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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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背井离乡、迁移出社区，战争造成的流离失所对人们的行为和社会产生了其他有害的影响，这些影响在1917年以前就已经显现出来。从1916年初开始，可卡因——药剂师认识的人或由药剂师的熟人介绍的人仍然可以在柜台上买到这种毒品——导致人们出现上瘾，尽管这种毒品的价格使得只有富人才会面临成瘾问题。为了能够让那些与遵守规定的药剂师不熟识的人获得可卡因，一个庞大的毒品黑市由此形成。“有人告诉我”，1916年6月22日，塞缪尔对下院说，“在某些阶层中，可卡因的使用有所增加”。[146]人们普遍认为，自从1908年根据《药剂法》禁止鸦片以来，可卡因已经成了人们的首选毒品；政府禁止向武装部队的士兵出售可卡因，并考虑限制公众获得可卡因。所谓的“提神饮料”中含有乙醚或可卡因，在伦敦较为时尚的街区的商店里，随处都可以看到这种饮料，人们认为，这种饮料的出售助长了民众对纯可卡因的渴望。供应商和贩卖者几乎每天都要出庭受审，大多数人都受到严厉的监禁处罚；还有人担心，德国正在通过其代理商向英国大量输送毒品，意图损害休假士兵的健康和士气。在被定罪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国人，尤其是俄国人。随着公众恐慌的加剧，1916年7月28日，政府决定发布王室公告，禁止进口可卡因和鸦片，除非获得了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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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士兵们经常光顾妓院，与其说是为了消遣，不如说是为了减轻战争造成的创伤，甚至在伦敦这样的城市——在那里，长期以来，当局深受卖淫问题的困扰——对妓女服务的需求也在飙升。这助长了性病的传播，无端增加了军队的伤亡。1917年初，有人在下院就向经营“妓院”的人给予宽大处理一事提出了质询。[147]2月13日，凯夫承诺向治安法官给予额外权力，以处置妓院，并承诺将出台新的立法。经营妓院的惯犯最高将被罚款40英镑，凯夫说这笔钱就像是“被跳蚤咬了一下”。对于第三次或三次以上犯有此类罪行的人，他将罚款增加到500英镑或处以一年的监禁，对拉客者给予的最高刑罚是监禁一个月。最激进的是，他提议将明知自己有性病的人与其他人发生性行为的做法定为刑事犯罪，并建议将1889年《不雅广告法》的适用范围“不仅扩展到与该疾病有关的所有广告，还扩展到涉及流产或堕胎手段的广告，或者暗示相关场所可以被用于不道德用途的广告。我们还加大了处罚力度，这些处罚似乎太轻了。处罚分别提高到罚款100英镑和监禁6个月（而不是罚款40先令和监禁1个月），以及罚款5英镑和监禁3个月”。[148]政府禁止刊登治疗性病的广告，这是为了确保假药——包括几乎全部的所谓的江湖疗法——不会被当作真正治疗方法的替代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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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不是战争制造的，在和平时期，性病就已经成为英国的一个灾祸，以至于1913年英国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负责预防性病和更好地组织治疗等事宜。但是，战争让情况变得更糟。皇家委员会希望开展性教育，以提醒年轻人注意这些危险。1916年7月，女子学校的女校长召开了会议，同意父母有责任“在这件事情上给予女儿必要的道德教育”，然而，在场的一名女医生告诫她们，“在和中上层阶级的父母打交道时，她觉得他们不愿意、也无法处理这些事情”，而来自下层阶级的父母“在表述方面没有天赋”。[149]自封的专家在英国进行巡回演讲，描述性病的危害。1917年1月，来自公民自由委员会的贝西·沃德（Bessie Ward）夫人在妇女合作协会的会议上发表了演讲。该会议由弗吉尼亚·伍尔芙组织，在泰晤士河畔的里士满召开。沃德夫人谈到了征兵制——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很熟悉这个话题，他们中的大多数合格成员都极力避免征兵制——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她谈到了性病给轻率的年轻士兵带来的危害。会议结束后，一位正式成员——兰斯顿（Langston）夫人——对沃德夫人的话感到愤怒，她觉得只有没有孩子的女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并说道，“我们做母亲的试图忘记儿子们不得不经历的一切”，说完，她放声大哭起来。[150]伍尔芙夫人的传记作者把沃德夫人描述为“执迷不悟”，并把这个可怜女人的气愤话语看作是“胡说八道”，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冷漠无情地脱离现实（为了避免遭遇这样的现实，其成员采取了很多行动）的态度很少如此生动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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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17年，政客们认为英国已经陷入了性病的流行之中。尽管政客们决心尽可能少地讨论这个问题，但公众还是愈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凯夫的《刑法修正案》规定，患有性病的人引诱他人发生性行为或实施性行为的，即构成犯罪，最高可被判处两年监禁（无论是否服劳役）。一旦向议会提交修正案，那么将很难控制公众的担忧。1913年，伦敦一家专门治疗性病的医院——洛克医院——记录了23974个病例，但到了1916年，这个数字达到了36500。[151]这个疾病对婴儿死亡率和儿童健康造成影响，一名向委员会提供证据的医生说，该疾病对全国的影响总体上可能比结核病还要严重。这种疾病的高发生率也推动了离婚率的上升，并导致民众要求放宽离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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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队中，每1000人中就有43人患有性病，也就是说，在500万人的军队中，总共有10.7万人身患性病。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场灾难。[152]阿瑟·柯南·道尔爵士非常震惊，他要求关押所有“臭名昭著的妓女和妓院老板”，一直关到战争结束6个月后；在其他人看来，这种做法带着《维多利亚传染病法案》（该法案使海军造船厂和军营附近的妇女遭到逮捕并接受医疗检查）的味道。道尔的想法遭到了强烈抵制。[153]伦敦被认为是堕落的中心，滑铁卢路的周边地区被认为是“开放的阴沟”，妓女们在那里引诱休假的士兵，她们通常在生意结束后偷走士兵们的钱包。[154]更令当时的民众感到恐怖的是，有报道说，男孩们在“开放的阴沟”里替妓女们“招揽”生意。一些“业余”女性加入了本已臃肿的专业队伍，这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155]在《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突出强调这个问题之后，宪兵巡逻队前往该地区，逮捕了违反军纪的士兵。当地警察围捕了与军人们谈话的妇女，指控她们“干扰士兵”。[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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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平民，地方政府委员会已经要求145个地方理事会提供治疗计划，到了1917年4月下旬，已经有99个地方理事会这样做了，有61个治疗计划获得批准，为300万人口提供服务。[157]患性病的男女比例大约是2∶1或3∶1，为了防止庸医使事情变得更糟，法案规定，无资格人士治疗性病的，即构成犯罪，将被处以100英镑的罚款或6个月的监禁。一场宣传运动将宣传这些新中心，结束假装这些疾病不存在的局面。截至1917年4月，战争期间的梅毒病例为2.7万例，淋病病例为7000例，梅毒相关疾病为6000例。联合政府的首席党鞭盖斯特说，妇女们在火车站等候休假归来的士兵，引诱他们去妓院，他呼吁加强对休假在家的士兵的监督。他还认为应当对性病进行通报，他的许多同僚也持有这一观点，那些在治疗期间拒绝接受治疗的患者将会被逮捕和拘留。1918年3月，他如愿以偿，当时《保卫王国法案》的一项修正案——条例40D——规定，患有性病的妇女与武装部队的成员发生性行为的，即构成犯罪。一些警察允许报纸公布被控在感染期间与士兵发生性关系的妇女的姓名，但对士兵的姓名保密，这引起了公愤。狂热者们也没有想到，女人会因为感染了她的丈夫而被起诉，即便最初是她的丈夫将疾病传染给她，而后她的丈夫被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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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生子的比例从1907年的3.94%上升到了1917年的5.54%，但是，这些儿童的死亡率据说是婚生子女的两倍。[158]在社会上，婚外性行为仍然遭到严格禁止，非婚生子女和单身母亲受到极大的羞辱，此外，堕胎是非法的。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人们朝着对性持更加宽容的态度迈出了试探性的第一步。玛丽·斯托普斯（Marie Stopes）——伦敦大学学院37岁的古植物学家，她在23岁时成为英国最年轻的科学博士——正在为自己的书《结婚之爱》（Married Love）寻找出版商。这本书主张更广泛地普及避孕知识和避孕方法的使用，并将于1918年3月出版。斯托普斯博士是一位坚定的优生学家，她强烈反对堕胎，尤其是因为堕胎是危险的，有时是在致命的条件下进行，这促使她写了这本书。最终，一位慈善家（她后来嫁给了他）不得不花钱出版这本书，因为没有任何商业出版机构愿意碰它。第一年，这本书就出版发行了第五版，它的赞助人很快就收回了投资。战争期间，结婚率反复上下起落：1913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286583对男女结婚，1915年为360885对，1917年为258885对，1919年为369411对。离婚率几乎没有增加，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才开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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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没有理解婚姻之爱的真正含义。1912年，在中央刑事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有2.75%涉及重婚。到了1918年，这个数字达到了20.2%。这种情况是仅仅发生在士兵身上（可以很容易地对他们不在家的原因进行解释），还是变成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当时并不清楚。战后，重婚起诉有所下降，这表明属于前一种情况。[159]1918年6月，能夺得重婚界“金棕榈奖”的当属汤姆·威尔金森（又名威廉姆斯）了，他是一名38岁的工兵。他因重婚行为被肯特郡巡回法庭判处七年劳役，又因另一起重婚行为被德比郡巡回法庭判处同样的刑罚。《泰晤士报》报道说，“有证据表明，他曾与5名女子举行过婚礼。在他被捕时，他正在安排与另外3名年轻女子结婚”。[160]他是一个多元论者，他还从三个不同的兵团里逃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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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经常在工厂或地里长时间工作，这加剧了父亲不在身边的儿童与父母之间的疏远感。由于如此之多的男子参军服役，传统的家庭单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随着男孩和一些女孩无人管控，青少年犯罪出现了显著的增长，这与成人犯罪率正好相反。由于很多男子在服役，成人犯罪率开始大幅下降，到了1916年3月，11所监狱被封存，另外几所部分关闭。到了1918年，平均每天只有1393人在徒刑监狱——最严厉的监狱——里服刑，而在1913年这个数字为2704人，在地方监狱服刑的人数为7335人，五年前，这个数字为14352人。[161]然而，那些太年轻而不能为国服役的人使得犯罪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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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2月3日，《泰晤士报》报道了几起所谓的“坏男孩”的示威活动。在伦敦，市政厅的一名治安法官下令对一个被称为“黑手”的团伙的头目处以鞭刑，罪名是打破窗户和盗窃。[162]就在前一天，伦敦塔桥儿童法庭记录的案件数量创下了单日最高纪录，达到了55起，其他伦敦治安法官也报告了类似的工作量。男孩们偷窃贵重物品，在警察（不是“临时警察”）稀少的黑暗街道上抢劫行人，甚至从邮局的货车上偷包裹，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这些人中，不缺愿意充当教唆犯的成年人，也不缺招募年轻罪犯偷东西以供他们售卖的成年人，但是，更有胆量的年轻罪犯们自己当起了教唆犯。1916年2月，金斯顿的治安法官将一名12岁的男孩威廉·麦克科尼（William MacQuerney）——他曾因为从奉献箱里偷东西而被处以鞭刑——送进了少管所，因为他和一帮他曾传授过偷盗技能的男孩闯入一家网球俱乐部，偷走了俱乐部的银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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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社会认为，为国王和国家战斗而缺席家庭教育的父亲是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源，正如《泰晤士报》的记者所说的那样，“在大街上游荡、对所有诱惑来者不拒的任性男孩不太服从母亲的管教”。此外，他们也没有兄长来为他们树立榜样。1916年春，伦敦警察厅的厅长认为青少年犯罪率比上一年增加了50%，他将这种情况归咎于“父母管教的缺失。在许多案例中，父亲离家参军，母亲在军工厂找到工作或者从事其他类型的工作，结果就是没有成年人在家照看孩子”。[163]对于一些人来说，在不用担心父亲的愤怒和管教的情况下，脱离正轨的诱惑被证明是无法抗拒的。国家儿童协会的主席里顿勋爵提出了一种更人道的观点，他说：“战争精神使他们产生了冒险的欲望，而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欲望只能通过无法无天的行为来满足。”[164]然而，由于父亲们无法给予必要的鞭打，国家便承担起了责任。这个问题曾于1916年5月4日在下院提出，内政大臣塞缪尔说：“人们普遍认为，电影院放映的一些电影中的角色是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165]放映盗窃行为的电影受到了特别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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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这个问题给法官和警察局长写了一封信。在对最后的数据进行核对时，人们发现，1915年，少年法庭审理了43981个案件，而1916年为47362个。犯罪规模在无情地扩大。1917年，犯罪总数为53300起，当时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发生了广为人知的团伙犯罪。[166]盗窃和恶意破坏是两种最常见的犯罪行为。由于男性自愿参军，导致警察人数减少，使得这个问题愈发严重。在留下来的人中，很多人年纪较大，身体不太强壮，并且不太擅长抓捕年轻的罪犯。到了1916年10月，利物浦的治安法官对青少年犯罪率的急剧上升感到震惊，恳求政府将青少年根据治安法官的命令接受鞭刑的年龄上限从14岁延长到16岁，并恳求政府允许处以更加严厉的刑罚。他们还希望获得权力以便对父母进行罚款。[167]不过，他们还要求增加少年军团和童子军的数量，以转移年轻人的精力，并呼吁组建更多的青年俱乐部，以便让年轻人消磨夜晚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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