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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0月23日，塞缪尔在内政部召开了一次会议，以便讨论这个问题，与会者包括几名议员、少管所和工业学校的检察长以及内政部儿童部门的负责人。他承认，在有数据可查的上一年，青少年犯罪率增加了30%；在大都市区，男孩的犯罪数量从1914年的1708起上升到1915年的2713起，女孩的犯罪数量从76起上升到130起。[168]事情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国王和王后对犯罪行为的增加表示“严重关切”，并要求塞缪尔“转达国王陛下的愿望，即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对付这种罪恶”。塞缪尔详述了一些大家熟悉的理由：战争激发了男孩子们的冒险精神，实行灯火管制后街道漆黑一片，父亲缺席，以及电影催生了一种“无法无天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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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管理童子军或少年军团的70%的负责人都在服现役，使得规劝这些团体组织青少年的做法受到了限制。不过，出席了内政部会议的罗伯特·巴登-鲍威尔（Robert Baden-Powell）爵士说，这个问题在童军运动中得到了解决，因为妇女和男孩们自己接管了领导权。他希望更积极地招募“流氓”男孩，这样他们就能被驯服，他还认为校长应当把男孩介绍给这些团体。1916年12月，内政部为全国青少年组织委员会制定了一项计划，该计划将协调男孩和女孩俱乐部的工作，以建设性的方式让青少年有事可做。1917年1月，教育委员会宣布向地方当局拨款，以便建立“游乐中心，公立小学的孩子们可以在放学后在那里玩耍，并从中受益”。[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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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事情变得更加糟糕。1916年11月，三名儿童（一对10岁的兄妹和一个9岁的男孩）被判犯有破坏安全罪。在他们被定罪的那一天，内政部又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青少年犯罪的盛行（现在，社会的世俗化作为一个原因被纳入了框架），并要求延长鞭刑（其作为一种惩罚手段）的年龄上限。主持会议的桑威奇（Sandwich）伯爵说，他曾在学校里受过鞭刑，这使他成了“一个最了不起的英雄”。[170]一场全面的道德恐慌爆发了。1916年12月，伯明翰主教在伦敦主持召开了全国公共道德委员会的会议，他说：“现在普遍存在的道德状况非常严峻。生活中的种种散漫几乎都是受到了战争环境的鼓励。”[171]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来到他所在教区的军工厂工作，“每一种诱惑都摆在他们的面前”。一位来自兰贝斯的牧师说，虽然在战前的20年里，他所在的地区关闭了2000家妓院，但现在卖淫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街上到处都是15、16岁的女孩，她们在向士兵和水手献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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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2月，保守党议员查尔斯·亚特上校询问塞缪尔的继任者凯夫，“鉴于青少年犯罪的增加，以及据说现在已经没有地方关押年轻罪犯了，因为所有这些地方都人满为患，他是否考虑郡治安法官和郡教育委员会主席就使用桦木条的必要性发表的看法，并做出相应的指示？”[172]凯夫拒绝了，但他确实表示，少管所和工业学校的容纳能力已有“相当大的提高”。他几乎不需要做出指示：1917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5210名男性青少年被判处体罚，而在1914年，这个数字为2415。[173]伦敦老街治安法庭的领薪治安法官透露：“现在，父母（尤其是母亲）控告自己的孩子偷窃是很常见的，而在几年前这种情况还很罕见。如果孩子的父亲在家，他可能会被痛打一顿，但现在父亲离家在外，母亲别无选择，只能去报案。”[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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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议员认为，即使这样做也还是不够的，他们希望用这样的刑罚来取代青少年在成人监狱里服的短期徒刑。由于男性在军队服役，缓刑犯监督官出现短缺，尽管人们认为对于伤势严重无法返回前线的士兵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职业。然而，虽然这些青少年缺乏纪律性，但他们也具有前所未有的价值。年龄在14岁到18岁之间的男孩——虽然已经离开了学校，但他们还太小，无法参军——是企业哄抢的对象，由于男性劳动力短缺，他们可以挣到战前同龄男孩做梦也想不到的钱。如果他们犯错误，则不是由经济上的匮乏所引起。此外，犯罪的并非只有男性。1917年，有109名女孩被送进监狱，而在1913年，这个数字是49。[175]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的两个城市——莱斯特和布拉德福德——积极利用社工来照顾年幼儿童，这使得莱斯特的犯罪数量保持不变，而布拉德福德的有所减少。从1917年初开始，在使用青年俱乐部和其他组织的同时，犯罪总数也有所下降，这表明仅靠惩罚措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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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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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17年底，当人们在展望和平、思考所面临的挑战时，几近无边的黑暗被几小束光穿透了，不管和平多么遥远，人们仍然相信它一定会到来。去年夏天，政府设立了一个劳资纠纷委员会，以调查南威尔士工人阶级的不满根源。该委员会以一种启发性的方式指责道：“坐落在高山环绕的山谷里的房屋千篇一律”，缺乏“有尊严的市政建筑……缺乏休憩用地和适合建造花园及小块园地的土地；并且煤田与大型人口中心普遍隔离。”[176]该地区缺乏鼓励开展政治活动所需的“社会团结”，此外还存在着好战和对资本主义的憎恨，并且有人建议政府可以从矿井里“搜寻”能服役的人，这可能是压垮人们忍耐极限的最后一根稻草。[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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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们敦促在战后采取激进措施，以防止情况恶化：不仅仅提供更好的住房和工作条件，而且应强制性组建工会，每个企业都应有一个工会，此外，还应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工作保障（也就是在没有同事和雇主同意的情况下，不得解雇任何工人）。该委员会设想进行税收改革，以减少对工人阶级的消遣事物征收的税费，并将“超额利润”充公。10月11日，劳合·乔治会见了由全国铁路工会的秘书长J. H.托马斯（J. H. Thomas）率领的一个代表团，处理了在劳工运动中反复提出的另一个要求，那就是普遍实行全国医疗保险，这些保险适用于大约1200万工人。托马斯要求劳合·乔治成立一个卫生部，主要是为了保障过度劳累的妇女的健康福祉。劳合·乔治反驳说，现有的保险制度正在被一些妇女利用，需要更好的监督。托马斯承认存在“个别诈病案例”，但声称大多数女性都很守本分。[178]首相说，在赢得战争之前，建立卫生部和扩大保险范围所需的资金应当被用来追求胜利。不过，他承诺，一旦战争结束，他将设立卫生部，以便修复“战争造成的破坏”；战时内阁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在去年春天就建立卫生部的必要性达成了一致，而且批准了朗达勋爵起草的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以这样的声明开头：“现在，公众对我们公共医疗服务的既有缺陷和效率低下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人们普遍且迫切地要求改进。”[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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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长期稳定劳资关系——并同意战后国家应继续对私营部门进行大量干预——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下院的副议长J. H.惠特利（J. H. Whitley）担任主席，以便为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设计一个新的框架。惠特利策划成立正式的协商机构，让双方定期会面，以讨论不满，如果协商不成，双方还可以寻求仲裁。9月召开的工会大会年会对此表示欢迎，尤其是因为这些机构将向工人提供意见。雇主们发现，与俄国革命中工人监督组织的变体相比，这些机构更可取。1919年，这些机构开始运作，它们被称为惠特利委员会，并且至今仍然存在于公共部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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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意识到，英国的住房在战后需要进行彻底整修。花园城市协会——自1914年以来，该协会基本上停滞——召开了会议，讨论一旦建筑行业恢复正常，它们将如何扩大此类定居点。重建部开始拟订计划，以确定所需住房的数量——到1918年底，估计为30万所——并为如此庞大的建设计划获得必要的物资，不仅是住房所需的物资，也包括支持该计划的基础设施所需的物资，以及控制这些材料的价格，以便使该计划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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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还开始制定计划，以保障退伍和伤残士兵的福利。劳合·乔治让养老金大臣乔治·巴恩斯负责这些人离开军队医院后的照料事宜。政府设立了康复机构，可以在那里进行心理治疗和物理治疗。红十字会和圣约翰救伤队在康复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每日快报》的创始人亚瑟·皮尔森（Arthur Pearson）爵士（他早在十年前就失明了）建立了一个新的慈善机构——后来被称为圣邓斯坦（St Dunstan’s）慈善机构——用于支持失明的退伍军人。政府知道，人们将会根据它对待因保卫祖国而致残的人士的方式来对它做出评判。皮尔森为圣邓斯坦慈善机构设立了一个革命性的目标：它将训练盲人工作，而不仅仅是为他们提供慈善支持。其他慈善机构也会对不同残疾程度的男性采取同样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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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可以说，正是妇女地位的提高预示着未来最重大的社会变革。工人阶级妇女的作用和重要性已经改变，因为对她们服务的需求几乎永无止境。在女性就业的职业阶梯上，也出现了一线曙光。例如，律师协会就一份允许女性进入律师行业的报告进行了辩论。《泰晤士报》支持这个想法，认为如果一个女人可以成为一名记者或医生，那么她就没有理由不能成为一名律师。然而，报告认为，“与相应数量的男性相比，大部分女性的天生条件不及他们，他们拥有从事法律职业的最高职位所需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强大的体力”。[180]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认识到向妇女赋权的势头不可阻挡以及赋权的做法不可辩驳方面，智力水平最高的男性却是最迟意识到这种情况的人士之一，无论如何，直到1922年才出现获得律师资格的第一位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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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17年，大概只有傻瓜或偏执狂才无法理解战事工作对妇女的依赖以及向她们赋予公民权利的必然性，她们中的一些人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要求赋权。1917年3月下旬，下院投票决定再次将议会的任期延长到1917年11月30日，也就是它第一次组建后将近七年之日。即使在那时进行选举，也会以根据1913年的选举权资格编制的登记册为依据，而那时数百万人因为服役或战事工作背井离乡。不过，人们普遍认识到，在进行任何选举之前，妇女必须获得投票权，这使得登记册更加无用。正如阿斯奎斯——他支持延长议会的任期——所说的那样，根据此类登记册进行的任何选举都将被视为缺乏“议员授权”。[181]去年10月，他协助召开了一个议长会议，以讨论选举权改革。劳合·乔治希望这个进程能够继续，并召开了26次会议。会议提出了37项决议，其中34项获得一致通过。实际上，这些决议包括成年男子的普选权：任何有房可住（无论是自有还是租赁）或开设企业的人都可以投票。那些设立企业的人可以再投一票，大学毕业生也是如此。但是，任何人都不允许投两票以上。为了避免腐败，选举费用将受到限制，并将对席位进行重新分配，以确保每个议员代表大约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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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影响最深远的提议是妇女应当拥有选举权。阿斯奎斯——去年秋天，他宣布改变对妇女选举权的态度——概述了可能发生的情况：她们不会像男人一样在21岁时拥有选举权，而是在30岁或35岁时，并且选举权只适用于那些拥有房子、拥有年产值为5英镑的土地或者丈夫被登记在选民登记册上的妇女。一些妇女认为应对年长的妇女设置年龄壁垒，而不是对年轻的妇女，因为年轻的妇女在战争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因此更有资格获得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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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解释了他改变态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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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完全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我反对妇女获得选举权。我想，几年前我曾大胆地使用过这样的说法：“让妇女们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吧。”嗯，阁下，她们已经在这场战争中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她们，我们如何继续进行战争？除了没有携带武器上战场外，在为了开展我们的战争大业而做出的贡献或正在做出的贡献中，妇女们几乎没有一项服务不像男性那样积极和有效。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她们带着热情，颇有成效地从事着三年前还被认为是完全属于男性的工作，同时不会损害她们的性别特权。这不仅仅是一个感性的论点，尽管它吸引着我们的感情和我们的判断力。[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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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预见了将在国家“重建”期间出现的新的战后秩序。在这种新秩序下，不让女性的声音“直接被听到”是“不可能的”。[183]另一个考虑因素使得扩大选举权成为可能。1914年，潘克赫斯特夫人暂停了激进的妇女参政运动，这意味着政府向妇女给予选举权的决定不能被看作是对暴力活动的回应。由于编制新的登记册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人们希望到战后再进行选举。劳合·乔治说，不可能根据旧的登记册进行选举，“因为如果使用旧的登记册，那么你将会把那些使新英国成为可能的男人排除在外”。[184]一位议员喊道“还有女人！”于是，首相纠正为“男人和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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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秩序”将会带来什么，劳合·乔治很警惕。他说，“当我们使用成千上万（现在达到了百万）的妇女来解决劳动力的状况时，这些妇女从事着之前从未参与过的工作，当我们重塑整个工业体系的时候，难道我们要抛弃她们，而不让她们在决定工作条件方面有发言权吗？我只能说这是一种暴行，是忘恩负义，是不公正、不公平的。我相信这个国家的人民不会这样做”。[185]政府已经决定让下院进行一次自由投票，以决定妇女是否应该被赋予选举权，不过，他说他确信结果将会是怎样的——并且改革可以在“没有痛苦的政治争议的情况下”得到解决。[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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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他在唐宁街接待了一个由福西特夫人带领的妇女参政论者代表团，不过成员中也包括战前运动的其他巨头，例如潘克赫斯特夫人和德斯帕德（Despard）夫人。[187]他说：“从立法机构开始干涉家庭、干涉人民的健康、干涉子女的教育和抚养的那一刻起……有一半的人口，特别是最关心家庭、最关心儿童的健康和抚养的那一半人口，对于应该做些什么，她们完全没有发言权，这是不可思议的。”[188]这场战争将确保“女性必须被允许在该国的政府里拥有全面的伙伴关系”，并且政府将立刻起草《选举权法案》。尽管如此，在下院仍有持不同意见的人，一名议员要求举行全民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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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代表制[189]在上院的尝试以失败告终，政府也没有兴趣强行解决这个问题。就在下院进行辩论的同一天，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一点，陆军女子辅助军团成立了。人们仍然很愤怒，因为劳合·乔治极少出席下院，并且他的战时内阁的其他成员也不经常出席。爱尔兰议员斯威夫特·麦克尼尔抱怨说，“所有这些程序可能会让首相成为巨人，不过，它们也必定会让下院、民权和自由成为侏儒”。[190]也有一种学术流派认为，尽管在战争时期编纂新的登记册很困难，但政府是故意不这样做的，目的是延长这届政府的任期。然而，4月18日，《选举权法案》以203票对42票在下院通过三读。很多反对者是爱尔兰人，他们力图惩罚政府未能结束都柏林城堡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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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选举权法案》被交付给下院的委员会。年满21岁的所有男子都有选举权。据称，根据议长会议的建议，女性需要等到30岁才有选举权。然而，会议的一些成员否认他们同意这样的限制。有人认为，女性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形成一种固定的政治观点，因此也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成熟——并不是所有的议员都同意这个观点，一些议员认为，与明显缺乏教育优势的同龄男性相比，30岁以下的女性毕业生在智力上更胜一筹。正如休·塞西尔勋爵——他强烈支持平等选举权——辩称的那样：“还有比年龄更愚蠢、更加没有根据、更加不牢靠的限定条件吗？这不仅仅是不合逻辑的，在这个问题上谈年龄简直毫无理性可言。你还不如因为一些女人染着红头发并让染头发成为一种败坏风俗的行为，而不向这些女人赋予投票权。这种做法有违常理。”[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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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一个考虑因素是议会准备向女性赋予选举权；但它不准备让她们占据支配地位。根据战前的数据，据估计，如果女性享有与男性同等的选举资格，那么选民中将会有1200万女性，而男性只有1000万。这种差距部分是由出生率所造成，部分是因为妇女的寿命比较长。一些男性在战争中丧生，使得这种不平衡现象更加严重。[192]然而，为了向某些议员所能接受的女性人数（700万）赋予选举权，那么女性的年龄必须达到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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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院同意了妇女选举权的原则——它以压倒性的多数票（330票）通过了这项原则，只有55名议员反对——后，反对者中就出现了支持平等选举年龄的最响亮的呼声。他们认为，限制年龄既不理性也不符合逻辑，因为他们主要反对的是性别。在这场辩论中落败后，他们认为就年龄壁垒进行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仍然占少数。1918年2月6日，《人民代表法案》最终向30岁以上的女性赋予选举权，这个限制一直持续到了1928年，那一年出台的法案规定，年满21岁的女性将获得选举权。它取消了年满21岁的男子的财产限定条件，并将选举限制在一天之内。1914年，只有三分之二的男性拥有选举权：现在，每位男性都将拥有选举权，因为议会意识到，工人阶级（无论男女）是如何帮助英国度过了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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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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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阿斯奎斯政府在战前面临的两大困难——刚刚发端的劳资纠纷（多亏了雇主愿意用加薪来收买工人，这个困难才得以解决），以及要求妇女选举权的呼声——在1917年得到了解决，但第三个、或许是尤其破坏稳定的一个困难（也就是爱尔兰问题）仍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干扰因素，它分散了与德国作战的时间、精力和资源。1917年2月19日，爱尔兰布政司亨利·杜克参加了战时内阁的会议，请求当局将31名在起义后曾被监禁的男子驱逐出爱尔兰，因为当时爱尔兰“存在某种危险的局势”。[193]战时内阁同意了，但是，杜克被告知不要逮捕民族主义议员劳伦斯·金内尔、新当选的乔治·普伦科特（George Plunkett）伯爵或牧师迈克尔·奥弗拉纳根（Michael O’Flanagan）神父——他被指控“煽动叛乱”。3月7日，T. P.奥康纳——他于1880年进入下院——恳求“大家团结一致，真心实意地解决爱尔兰问题”。[194]他极力避免争论，因为和大多数爱尔兰人一样，他意识到在得票率方面，新芬党逐渐打败了民族主义党。这个问题在全世界（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反响都很糟糕。但是，由于统一党人和民族主义党仍然无法确定前进的道路——并且统一党人继续声称，爱尔兰有20万适龄男性未能自愿参军，而在参军的10万人中，有一半来自阿尔斯特省——政府拒绝即刻对宪法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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