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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月下旬，国王和王后巡视了伦敦东区，视察了防空洞。一些伦敦东区的民众给国王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他命令陆军部接待一个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将转达他们的报复请求。他把电报转交给了首相，斯坦福德汉小心翼翼地告诉报界，国王已经转交了电报。几个伦敦自治市[141]的市长和拉姆斯盖特市的市长也加入了抗议的队伍，拉姆斯盖特市曾是轰炸机在泰晤士河河口进行打靶练习的地方。政府通报说，之所以延迟采取报复行动，不是因为不愿像德国人那样“野蛮残忍”，而是因为如果使用空军进行报复，那么西线的盟军可能会招致危险。不过，空军兵力正在增加。据报道，虽然德国平民没有受到攻击，但轰炸伦敦的飞机所停靠的机场遭到了攻击。不到两周，皇家飞行队的飞机轰炸了位于萨尔布吕肯[142]的工厂。11月初，在索尔福德举行的补选中，经验丰富的码头工人领袖本·蒂利特（Ben Tillett）轻松击败了一位政府候选人，他的竞选宣言包括要求“进行大规模的空袭报复”，以及提高军人及其家属的津贴。这个宣言反映出公众对政府的幻想破灭了。战时内阁请求博利厄的孟塔古勋爵撤回就空袭的预防措施向寇松提出的问题，因为“如果不向敌人透露有价值的信息，他将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事实上，这样的“缺陷”不应当被公开。[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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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7年的冬天至1918年，德国人继续对首都、肯特郡和东部各郡进行空袭。1918年1月15日，格温对巴瑟斯特夫人说：“相信我，英格兰没有腐烂堕落。虽然它是一个由笨驴和无赖领导的雄狮之国，但英格兰的本质还是好的。我从来没有对人民失去信心。但是，我对我们所有的领导人失去了信心。”这番话反映出民众的普遍感受，那就是在保护英国人民免受血腥袭击方面，政府做得太少。[144]一些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不会不同意这种说法。1月28日晚，德国人轰炸了拉姆斯盖特，116所房屋遭到破坏，但没有人员伤亡。位于考文特花园的奥德汗（Odham）印刷厂的地下防空洞被直接击中，导致38人死亡，65人受伤。这次突袭共造成67人死亡，166人受伤，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他们在毕晓普斯盖特（Bishopsgate）车站发生的踩踏事件中被踩死。战时内阁决定公布这些数字，因为如果不公布这些数字，在当时的气氛下，可能会引发疯狂的、令士气低落的谣言。[145]政府承诺向休·特伦查德（Hugh Trenchard）将军——他负责组建英国皇家空军——提供飞机用于轰炸德国，以使德国屈服；但他从来没有获得这些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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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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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背井离乡、迁移出社区，战争造成的流离失所对人们的行为和社会产生了其他有害的影响，这些影响在1917年以前就已经显现出来。从1916年初开始，可卡因——药剂师认识的人或由药剂师的熟人介绍的人仍然可以在柜台上买到这种毒品——导致人们出现上瘾，尽管这种毒品的价格使得只有富人才会面临成瘾问题。为了能够让那些与遵守规定的药剂师不熟识的人获得可卡因，一个庞大的毒品黑市由此形成。“有人告诉我”，1916年6月22日，塞缪尔对下院说，“在某些阶层中，可卡因的使用有所增加”。[146]人们普遍认为，自从1908年根据《药剂法》禁止鸦片以来，可卡因已经成了人们的首选毒品；政府禁止向武装部队的士兵出售可卡因，并考虑限制公众获得可卡因。所谓的“提神饮料”中含有乙醚或可卡因，在伦敦较为时尚的街区的商店里，随处都可以看到这种饮料，人们认为，这种饮料的出售助长了民众对纯可卡因的渴望。供应商和贩卖者几乎每天都要出庭受审，大多数人都受到严厉的监禁处罚；还有人担心，德国正在通过其代理商向英国大量输送毒品，意图损害休假士兵的健康和士气。在被定罪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国人，尤其是俄国人。随着公众恐慌的加剧，1916年7月28日，政府决定发布王室公告，禁止进口可卡因和鸦片，除非获得了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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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士兵们经常光顾妓院，与其说是为了消遣，不如说是为了减轻战争造成的创伤，甚至在伦敦这样的城市——在那里，长期以来，当局深受卖淫问题的困扰——对妓女服务的需求也在飙升。这助长了性病的传播，无端增加了军队的伤亡。1917年初，有人在下院就向经营“妓院”的人给予宽大处理一事提出了质询。[147]2月13日，凯夫承诺向治安法官给予额外权力，以处置妓院，并承诺将出台新的立法。经营妓院的惯犯最高将被罚款40英镑，凯夫说这笔钱就像是“被跳蚤咬了一下”。对于第三次或三次以上犯有此类罪行的人，他将罚款增加到500英镑或处以一年的监禁，对拉客者给予的最高刑罚是监禁一个月。最激进的是，他提议将明知自己有性病的人与其他人发生性行为的做法定为刑事犯罪，并建议将1889年《不雅广告法》的适用范围“不仅扩展到与该疾病有关的所有广告，还扩展到涉及流产或堕胎手段的广告，或者暗示相关场所可以被用于不道德用途的广告。我们还加大了处罚力度，这些处罚似乎太轻了。处罚分别提高到罚款100英镑和监禁6个月（而不是罚款40先令和监禁1个月），以及罚款5英镑和监禁3个月”。[148]政府禁止刊登治疗性病的广告，这是为了确保假药——包括几乎全部的所谓的江湖疗法——不会被当作真正治疗方法的替代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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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不是战争制造的，在和平时期，性病就已经成为英国的一个灾祸，以至于1913年英国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负责预防性病和更好地组织治疗等事宜。但是，战争让情况变得更糟。皇家委员会希望开展性教育，以提醒年轻人注意这些危险。1916年7月，女子学校的女校长召开了会议，同意父母有责任“在这件事情上给予女儿必要的道德教育”，然而，在场的一名女医生告诫她们，“在和中上层阶级的父母打交道时，她觉得他们不愿意、也无法处理这些事情”，而来自下层阶级的父母“在表述方面没有天赋”。[149]自封的专家在英国进行巡回演讲，描述性病的危害。1917年1月，来自公民自由委员会的贝西·沃德（Bessie Ward）夫人在妇女合作协会的会议上发表了演讲。该会议由弗吉尼亚·伍尔芙组织，在泰晤士河畔的里士满召开。沃德夫人谈到了征兵制——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很熟悉这个话题，他们中的大多数合格成员都极力避免征兵制——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她谈到了性病给轻率的年轻士兵带来的危害。会议结束后，一位正式成员——兰斯顿（Langston）夫人——对沃德夫人的话感到愤怒，她觉得只有没有孩子的女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并说道，“我们做母亲的试图忘记儿子们不得不经历的一切”，说完，她放声大哭起来。[150]伍尔芙夫人的传记作者把沃德夫人描述为“执迷不悟”，并把这个可怜女人的气愤话语看作是“胡说八道”，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冷漠无情地脱离现实（为了避免遭遇这样的现实，其成员采取了很多行动）的态度很少如此生动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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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17年，政客们认为英国已经陷入了性病的流行之中。尽管政客们决心尽可能少地讨论这个问题，但公众还是愈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凯夫的《刑法修正案》规定，患有性病的人引诱他人发生性行为或实施性行为的，即构成犯罪，最高可被判处两年监禁（无论是否服劳役）。一旦向议会提交修正案，那么将很难控制公众的担忧。1913年，伦敦一家专门治疗性病的医院——洛克医院——记录了23974个病例，但到了1916年，这个数字达到了36500。[151]这个疾病对婴儿死亡率和儿童健康造成影响，一名向委员会提供证据的医生说，该疾病对全国的影响总体上可能比结核病还要严重。这种疾病的高发生率也推动了离婚率的上升，并导致民众要求放宽离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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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队中，每1000人中就有43人患有性病，也就是说，在500万人的军队中，总共有10.7万人身患性病。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场灾难。[152]阿瑟·柯南·道尔爵士非常震惊，他要求关押所有“臭名昭著的妓女和妓院老板”，一直关到战争结束6个月后；在其他人看来，这种做法带着《维多利亚传染病法案》（该法案使海军造船厂和军营附近的妇女遭到逮捕并接受医疗检查）的味道。道尔的想法遭到了强烈抵制。[153]伦敦被认为是堕落的中心，滑铁卢路的周边地区被认为是“开放的阴沟”，妓女们在那里引诱休假的士兵，她们通常在生意结束后偷走士兵们的钱包。[154]更令当时的民众感到恐怖的是，有报道说，男孩们在“开放的阴沟”里替妓女们“招揽”生意。一些“业余”女性加入了本已臃肿的专业队伍，这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155]在《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突出强调这个问题之后，宪兵巡逻队前往该地区，逮捕了违反军纪的士兵。当地警察围捕了与军人们谈话的妇女，指控她们“干扰士兵”。[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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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平民，地方政府委员会已经要求145个地方理事会提供治疗计划，到了1917年4月下旬，已经有99个地方理事会这样做了，有61个治疗计划获得批准，为300万人口提供服务。[157]患性病的男女比例大约是2∶1或3∶1，为了防止庸医使事情变得更糟，法案规定，无资格人士治疗性病的，即构成犯罪，将被处以100英镑的罚款或6个月的监禁。一场宣传运动将宣传这些新中心，结束假装这些疾病不存在的局面。截至1917年4月，战争期间的梅毒病例为2.7万例，淋病病例为7000例，梅毒相关疾病为6000例。联合政府的首席党鞭盖斯特说，妇女们在火车站等候休假归来的士兵，引诱他们去妓院，他呼吁加强对休假在家的士兵的监督。他还认为应当对性病进行通报，他的许多同僚也持有这一观点，那些在治疗期间拒绝接受治疗的患者将会被逮捕和拘留。1918年3月，他如愿以偿，当时《保卫王国法案》的一项修正案——条例40D——规定，患有性病的妇女与武装部队的成员发生性行为的，即构成犯罪。一些警察允许报纸公布被控在感染期间与士兵发生性关系的妇女的姓名，但对士兵的姓名保密，这引起了公愤。狂热者们也没有想到，女人会因为感染了她的丈夫而被起诉，即便最初是她的丈夫将疾病传染给她，而后她的丈夫被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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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生子的比例从1907年的3.94%上升到了1917年的5.54%，但是，这些儿童的死亡率据说是婚生子女的两倍。[158]在社会上，婚外性行为仍然遭到严格禁止，非婚生子女和单身母亲受到极大的羞辱，此外，堕胎是非法的。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人们朝着对性持更加宽容的态度迈出了试探性的第一步。玛丽·斯托普斯（Marie Stopes）——伦敦大学学院37岁的古植物学家，她在23岁时成为英国最年轻的科学博士——正在为自己的书《结婚之爱》（Married Love）寻找出版商。这本书主张更广泛地普及避孕知识和避孕方法的使用，并将于1918年3月出版。斯托普斯博士是一位坚定的优生学家，她强烈反对堕胎，尤其是因为堕胎是危险的，有时是在致命的条件下进行，这促使她写了这本书。最终，一位慈善家（她后来嫁给了他）不得不花钱出版这本书，因为没有任何商业出版机构愿意碰它。第一年，这本书就出版发行了第五版，它的赞助人很快就收回了投资。战争期间，结婚率反复上下起落：1913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286583对男女结婚，1915年为360885对，1917年为258885对，1919年为369411对。离婚率几乎没有增加，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才开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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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没有理解婚姻之爱的真正含义。1912年，在中央刑事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有2.75%涉及重婚。到了1918年，这个数字达到了20.2%。这种情况是仅仅发生在士兵身上（可以很容易地对他们不在家的原因进行解释），还是变成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当时并不清楚。战后，重婚起诉有所下降，这表明属于前一种情况。[159]1918年6月，能夺得重婚界“金棕榈奖”的当属汤姆·威尔金森（又名威廉姆斯）了，他是一名38岁的工兵。他因重婚行为被肯特郡巡回法庭判处七年劳役，又因另一起重婚行为被德比郡巡回法庭判处同样的刑罚。《泰晤士报》报道说，“有证据表明，他曾与5名女子举行过婚礼。在他被捕时，他正在安排与另外3名年轻女子结婚”。[160]他是一个多元论者，他还从三个不同的兵团里逃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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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经常在工厂或地里长时间工作，这加剧了父亲不在身边的儿童与父母之间的疏远感。由于如此之多的男子参军服役，传统的家庭单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随着男孩和一些女孩无人管控，青少年犯罪出现了显著的增长，这与成人犯罪率正好相反。由于很多男子在服役，成人犯罪率开始大幅下降，到了1916年3月，11所监狱被封存，另外几所部分关闭。到了1918年，平均每天只有1393人在徒刑监狱——最严厉的监狱——里服刑，而在1913年这个数字为2704人，在地方监狱服刑的人数为7335人，五年前，这个数字为14352人。[161]然而，那些太年轻而不能为国服役的人使得犯罪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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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2月3日，《泰晤士报》报道了几起所谓的“坏男孩”的示威活动。在伦敦，市政厅的一名治安法官下令对一个被称为“黑手”的团伙的头目处以鞭刑，罪名是打破窗户和盗窃。[162]就在前一天，伦敦塔桥儿童法庭记录的案件数量创下了单日最高纪录，达到了55起，其他伦敦治安法官也报告了类似的工作量。男孩们偷窃贵重物品，在警察（不是“临时警察”）稀少的黑暗街道上抢劫行人，甚至从邮局的货车上偷包裹，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这些人中，不缺愿意充当教唆犯的成年人，也不缺招募年轻罪犯偷东西以供他们售卖的成年人，但是，更有胆量的年轻罪犯们自己当起了教唆犯。1916年2月，金斯顿的治安法官将一名12岁的男孩威廉·麦克科尼（William MacQuerney）——他曾因为从奉献箱里偷东西而被处以鞭刑——送进了少管所，因为他和一帮他曾传授过偷盗技能的男孩闯入一家网球俱乐部，偷走了俱乐部的银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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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社会认为，为国王和国家战斗而缺席家庭教育的父亲是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源，正如《泰晤士报》的记者所说的那样，“在大街上游荡、对所有诱惑来者不拒的任性男孩不太服从母亲的管教”。此外，他们也没有兄长来为他们树立榜样。1916年春，伦敦警察厅的厅长认为青少年犯罪率比上一年增加了50%，他将这种情况归咎于“父母管教的缺失。在许多案例中，父亲离家参军，母亲在军工厂找到工作或者从事其他类型的工作，结果就是没有成年人在家照看孩子”。[163]对于一些人来说，在不用担心父亲的愤怒和管教的情况下，脱离正轨的诱惑被证明是无法抗拒的。国家儿童协会的主席里顿勋爵提出了一种更人道的观点，他说：“战争精神使他们产生了冒险的欲望，而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欲望只能通过无法无天的行为来满足。”[164]然而，由于父亲们无法给予必要的鞭打，国家便承担起了责任。这个问题曾于1916年5月4日在下院提出，内政大臣塞缪尔说：“人们普遍认为，电影院放映的一些电影中的角色是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165]放映盗窃行为的电影受到了特别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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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这个问题给法官和警察局长写了一封信。在对最后的数据进行核对时，人们发现，1915年，少年法庭审理了43981个案件，而1916年为47362个。犯罪规模在无情地扩大。1917年，犯罪总数为53300起，当时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发生了广为人知的团伙犯罪。[166]盗窃和恶意破坏是两种最常见的犯罪行为。由于男性自愿参军，导致警察人数减少，使得这个问题愈发严重。在留下来的人中，很多人年纪较大，身体不太强壮，并且不太擅长抓捕年轻的罪犯。到了1916年10月，利物浦的治安法官对青少年犯罪率的急剧上升感到震惊，恳求政府将青少年根据治安法官的命令接受鞭刑的年龄上限从14岁延长到16岁，并恳求政府允许处以更加严厉的刑罚。他们还希望获得权力以便对父母进行罚款。[167]不过，他们还要求增加少年军团和童子军的数量，以转移年轻人的精力，并呼吁组建更多的青年俱乐部，以便让年轻人消磨夜晚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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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0月23日，塞缪尔在内政部召开了一次会议，以便讨论这个问题，与会者包括几名议员、少管所和工业学校的检察长以及内政部儿童部门的负责人。他承认，在有数据可查的上一年，青少年犯罪率增加了30%；在大都市区，男孩的犯罪数量从1914年的1708起上升到1915年的2713起，女孩的犯罪数量从76起上升到130起。[168]事情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国王和王后对犯罪行为的增加表示“严重关切”，并要求塞缪尔“转达国王陛下的愿望，即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对付这种罪恶”。塞缪尔详述了一些大家熟悉的理由：战争激发了男孩子们的冒险精神，实行灯火管制后街道漆黑一片，父亲缺席，以及电影催生了一种“无法无天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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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管理童子军或少年军团的70%的负责人都在服现役，使得规劝这些团体组织青少年的做法受到了限制。不过，出席了内政部会议的罗伯特·巴登-鲍威尔（Robert Baden-Powell）爵士说，这个问题在童军运动中得到了解决，因为妇女和男孩们自己接管了领导权。他希望更积极地招募“流氓”男孩，这样他们就能被驯服，他还认为校长应当把男孩介绍给这些团体。1916年12月，内政部为全国青少年组织委员会制定了一项计划，该计划将协调男孩和女孩俱乐部的工作，以建设性的方式让青少年有事可做。1917年1月，教育委员会宣布向地方当局拨款，以便建立“游乐中心，公立小学的孩子们可以在放学后在那里玩耍，并从中受益”。[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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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事情变得更加糟糕。1916年11月，三名儿童（一对10岁的兄妹和一个9岁的男孩）被判犯有破坏安全罪。在他们被定罪的那一天，内政部又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青少年犯罪的盛行（现在，社会的世俗化作为一个原因被纳入了框架），并要求延长鞭刑（其作为一种惩罚手段）的年龄上限。主持会议的桑威奇（Sandwich）伯爵说，他曾在学校里受过鞭刑，这使他成了“一个最了不起的英雄”。[170]一场全面的道德恐慌爆发了。1916年12月，伯明翰主教在伦敦主持召开了全国公共道德委员会的会议，他说：“现在普遍存在的道德状况非常严峻。生活中的种种散漫几乎都是受到了战争环境的鼓励。”[171]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来到他所在教区的军工厂工作，“每一种诱惑都摆在他们的面前”。一位来自兰贝斯的牧师说，虽然在战前的20年里，他所在的地区关闭了2000家妓院，但现在卖淫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街上到处都是15、16岁的女孩，她们在向士兵和水手献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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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2月，保守党议员查尔斯·亚特上校询问塞缪尔的继任者凯夫，“鉴于青少年犯罪的增加，以及据说现在已经没有地方关押年轻罪犯了，因为所有这些地方都人满为患，他是否考虑郡治安法官和郡教育委员会主席就使用桦木条的必要性发表的看法，并做出相应的指示？”[172]凯夫拒绝了，但他确实表示，少管所和工业学校的容纳能力已有“相当大的提高”。他几乎不需要做出指示：1917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5210名男性青少年被判处体罚，而在1914年，这个数字为2415。[173]伦敦老街治安法庭的领薪治安法官透露：“现在，父母（尤其是母亲）控告自己的孩子偷窃是很常见的，而在几年前这种情况还很罕见。如果孩子的父亲在家，他可能会被痛打一顿，但现在父亲离家在外，母亲别无选择，只能去报案。”[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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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议员认为，即使这样做也还是不够的，他们希望用这样的刑罚来取代青少年在成人监狱里服的短期徒刑。由于男性在军队服役，缓刑犯监督官出现短缺，尽管人们认为对于伤势严重无法返回前线的士兵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职业。然而，虽然这些青少年缺乏纪律性，但他们也具有前所未有的价值。年龄在14岁到18岁之间的男孩——虽然已经离开了学校，但他们还太小，无法参军——是企业哄抢的对象，由于男性劳动力短缺，他们可以挣到战前同龄男孩做梦也想不到的钱。如果他们犯错误，则不是由经济上的匮乏所引起。此外，犯罪的并非只有男性。1917年，有109名女孩被送进监狱，而在1913年，这个数字是49。[175]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的两个城市——莱斯特和布拉德福德——积极利用社工来照顾年幼儿童，这使得莱斯特的犯罪数量保持不变，而布拉德福德的有所减少。从1917年初开始，在使用青年俱乐部和其他组织的同时，犯罪总数也有所下降，这表明仅靠惩罚措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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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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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17年底，当人们在展望和平、思考所面临的挑战时，几近无边的黑暗被几小束光穿透了，不管和平多么遥远，人们仍然相信它一定会到来。去年夏天，政府设立了一个劳资纠纷委员会，以调查南威尔士工人阶级的不满根源。该委员会以一种启发性的方式指责道：“坐落在高山环绕的山谷里的房屋千篇一律”，缺乏“有尊严的市政建筑……缺乏休憩用地和适合建造花园及小块园地的土地；并且煤田与大型人口中心普遍隔离。”[176]该地区缺乏鼓励开展政治活动所需的“社会团结”，此外还存在着好战和对资本主义的憎恨，并且有人建议政府可以从矿井里“搜寻”能服役的人，这可能是压垮人们忍耐极限的最后一根稻草。[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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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们敦促在战后采取激进措施，以防止情况恶化：不仅仅提供更好的住房和工作条件，而且应强制性组建工会，每个企业都应有一个工会，此外，还应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工作保障（也就是在没有同事和雇主同意的情况下，不得解雇任何工人）。该委员会设想进行税收改革，以减少对工人阶级的消遣事物征收的税费，并将“超额利润”充公。10月11日，劳合·乔治会见了由全国铁路工会的秘书长J. H.托马斯（J. H. Thomas）率领的一个代表团，处理了在劳工运动中反复提出的另一个要求，那就是普遍实行全国医疗保险，这些保险适用于大约1200万工人。托马斯要求劳合·乔治成立一个卫生部，主要是为了保障过度劳累的妇女的健康福祉。劳合·乔治反驳说，现有的保险制度正在被一些妇女利用，需要更好的监督。托马斯承认存在“个别诈病案例”，但声称大多数女性都很守本分。[178]首相说，在赢得战争之前，建立卫生部和扩大保险范围所需的资金应当被用来追求胜利。不过，他承诺，一旦战争结束，他将设立卫生部，以便修复“战争造成的破坏”；战时内阁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在去年春天就建立卫生部的必要性达成了一致，而且批准了朗达勋爵起草的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以这样的声明开头：“现在，公众对我们公共医疗服务的既有缺陷和效率低下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人们普遍且迫切地要求改进。”[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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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长期稳定劳资关系——并同意战后国家应继续对私营部门进行大量干预——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下院的副议长J. H.惠特利（J. H. Whitley）担任主席，以便为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设计一个新的框架。惠特利策划成立正式的协商机构，让双方定期会面，以讨论不满，如果协商不成，双方还可以寻求仲裁。9月召开的工会大会年会对此表示欢迎，尤其是因为这些机构将向工人提供意见。雇主们发现，与俄国革命中工人监督组织的变体相比，这些机构更可取。1919年，这些机构开始运作，它们被称为惠特利委员会，并且至今仍然存在于公共部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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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意识到，英国的住房在战后需要进行彻底整修。花园城市协会——自1914年以来，该协会基本上停滞——召开了会议，讨论一旦建筑行业恢复正常，它们将如何扩大此类定居点。重建部开始拟订计划，以确定所需住房的数量——到1918年底，估计为30万所——并为如此庞大的建设计划获得必要的物资，不仅是住房所需的物资，也包括支持该计划的基础设施所需的物资，以及控制这些材料的价格，以便使该计划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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