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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还开始制定计划，以保障退伍和伤残士兵的福利。劳合·乔治让养老金大臣乔治·巴恩斯负责这些人离开军队医院后的照料事宜。政府设立了康复机构，可以在那里进行心理治疗和物理治疗。红十字会和圣约翰救伤队在康复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每日快报》的创始人亚瑟·皮尔森（Arthur Pearson）爵士（他早在十年前就失明了）建立了一个新的慈善机构——后来被称为圣邓斯坦（St Dunstan’s）慈善机构——用于支持失明的退伍军人。政府知道，人们将会根据它对待因保卫祖国而致残的人士的方式来对它做出评判。皮尔森为圣邓斯坦慈善机构设立了一个革命性的目标：它将训练盲人工作，而不仅仅是为他们提供慈善支持。其他慈善机构也会对不同残疾程度的男性采取同样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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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可以说，正是妇女地位的提高预示着未来最重大的社会变革。工人阶级妇女的作用和重要性已经改变，因为对她们服务的需求几乎永无止境。在女性就业的职业阶梯上，也出现了一线曙光。例如，律师协会就一份允许女性进入律师行业的报告进行了辩论。《泰晤士报》支持这个想法，认为如果一个女人可以成为一名记者或医生，那么她就没有理由不能成为一名律师。然而，报告认为，“与相应数量的男性相比，大部分女性的天生条件不及他们，他们拥有从事法律职业的最高职位所需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强大的体力”。[180]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认识到向妇女赋权的势头不可阻挡以及赋权的做法不可辩驳方面，智力水平最高的男性却是最迟意识到这种情况的人士之一，无论如何，直到1922年才出现获得律师资格的第一位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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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17年，大概只有傻瓜或偏执狂才无法理解战事工作对妇女的依赖以及向她们赋予公民权利的必然性，她们中的一些人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要求赋权。1917年3月下旬，下院投票决定再次将议会的任期延长到1917年11月30日，也就是它第一次组建后将近七年之日。即使在那时进行选举，也会以根据1913年的选举权资格编制的登记册为依据，而那时数百万人因为服役或战事工作背井离乡。不过，人们普遍认识到，在进行任何选举之前，妇女必须获得投票权，这使得登记册更加无用。正如阿斯奎斯——他支持延长议会的任期——所说的那样，根据此类登记册进行的任何选举都将被视为缺乏“议员授权”。[181]去年10月，他协助召开了一个议长会议，以讨论选举权改革。劳合·乔治希望这个进程能够继续，并召开了26次会议。会议提出了37项决议，其中34项获得一致通过。实际上，这些决议包括成年男子的普选权：任何有房可住（无论是自有还是租赁）或开设企业的人都可以投票。那些设立企业的人可以再投一票，大学毕业生也是如此。但是，任何人都不允许投两票以上。为了避免腐败，选举费用将受到限制，并将对席位进行重新分配，以确保每个议员代表大约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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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影响最深远的提议是妇女应当拥有选举权。阿斯奎斯——去年秋天，他宣布改变对妇女选举权的态度——概述了可能发生的情况：她们不会像男人一样在21岁时拥有选举权，而是在30岁或35岁时，并且选举权只适用于那些拥有房子、拥有年产值为5英镑的土地或者丈夫被登记在选民登记册上的妇女。一些妇女认为应对年长的妇女设置年龄壁垒，而不是对年轻的妇女，因为年轻的妇女在战争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因此更有资格获得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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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解释了他改变态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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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完全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我反对妇女获得选举权。我想，几年前我曾大胆地使用过这样的说法：“让妇女们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吧。”嗯，阁下，她们已经在这场战争中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她们，我们如何继续进行战争？除了没有携带武器上战场外，在为了开展我们的战争大业而做出的贡献或正在做出的贡献中，妇女们几乎没有一项服务不像男性那样积极和有效。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她们带着热情，颇有成效地从事着三年前还被认为是完全属于男性的工作，同时不会损害她们的性别特权。这不仅仅是一个感性的论点，尽管它吸引着我们的感情和我们的判断力。[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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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预见了将在国家“重建”期间出现的新的战后秩序。在这种新秩序下，不让女性的声音“直接被听到”是“不可能的”。[183]另一个考虑因素使得扩大选举权成为可能。1914年，潘克赫斯特夫人暂停了激进的妇女参政运动，这意味着政府向妇女给予选举权的决定不能被看作是对暴力活动的回应。由于编制新的登记册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人们希望到战后再进行选举。劳合·乔治说，不可能根据旧的登记册进行选举，“因为如果使用旧的登记册，那么你将会把那些使新英国成为可能的男人排除在外”。[184]一位议员喊道“还有女人！”于是，首相纠正为“男人和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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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秩序”将会带来什么，劳合·乔治很警惕。他说，“当我们使用成千上万（现在达到了百万）的妇女来解决劳动力的状况时，这些妇女从事着之前从未参与过的工作，当我们重塑整个工业体系的时候，难道我们要抛弃她们，而不让她们在决定工作条件方面有发言权吗？我只能说这是一种暴行，是忘恩负义，是不公正、不公平的。我相信这个国家的人民不会这样做”。[185]政府已经决定让下院进行一次自由投票，以决定妇女是否应该被赋予选举权，不过，他说他确信结果将会是怎样的——并且改革可以在“没有痛苦的政治争议的情况下”得到解决。[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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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他在唐宁街接待了一个由福西特夫人带领的妇女参政论者代表团，不过成员中也包括战前运动的其他巨头，例如潘克赫斯特夫人和德斯帕德（Despard）夫人。[187]他说：“从立法机构开始干涉家庭、干涉人民的健康、干涉子女的教育和抚养的那一刻起……有一半的人口，特别是最关心家庭、最关心儿童的健康和抚养的那一半人口，对于应该做些什么，她们完全没有发言权，这是不可思议的。”[188]这场战争将确保“女性必须被允许在该国的政府里拥有全面的伙伴关系”，并且政府将立刻起草《选举权法案》。尽管如此，在下院仍有持不同意见的人，一名议员要求举行全民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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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代表制[189]在上院的尝试以失败告终，政府也没有兴趣强行解决这个问题。就在下院进行辩论的同一天，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一点，陆军女子辅助军团成立了。人们仍然很愤怒，因为劳合·乔治极少出席下院，并且他的战时内阁的其他成员也不经常出席。爱尔兰议员斯威夫特·麦克尼尔抱怨说，“所有这些程序可能会让首相成为巨人，不过，它们也必定会让下院、民权和自由成为侏儒”。[190]也有一种学术流派认为，尽管在战争时期编纂新的登记册很困难，但政府是故意不这样做的，目的是延长这届政府的任期。然而，4月18日，《选举权法案》以203票对42票在下院通过三读。很多反对者是爱尔兰人，他们力图惩罚政府未能结束都柏林城堡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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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选举权法案》被交付给下院的委员会。年满21岁的所有男子都有选举权。据称，根据议长会议的建议，女性需要等到30岁才有选举权。然而，会议的一些成员否认他们同意这样的限制。有人认为，女性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形成一种固定的政治观点，因此也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成熟——并不是所有的议员都同意这个观点，一些议员认为，与明显缺乏教育优势的同龄男性相比，30岁以下的女性毕业生在智力上更胜一筹。正如休·塞西尔勋爵——他强烈支持平等选举权——辩称的那样：“还有比年龄更愚蠢、更加没有根据、更加不牢靠的限定条件吗？这不仅仅是不合逻辑的，在这个问题上谈年龄简直毫无理性可言。你还不如因为一些女人染着红头发并让染头发成为一种败坏风俗的行为，而不向这些女人赋予投票权。这种做法有违常理。”[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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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一个考虑因素是议会准备向女性赋予选举权；但它不准备让她们占据支配地位。根据战前的数据，据估计，如果女性享有与男性同等的选举资格，那么选民中将会有1200万女性，而男性只有1000万。这种差距部分是由出生率所造成，部分是因为妇女的寿命比较长。一些男性在战争中丧生，使得这种不平衡现象更加严重。[192]然而，为了向某些议员所能接受的女性人数（700万）赋予选举权，那么女性的年龄必须达到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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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院同意了妇女选举权的原则——它以压倒性的多数票（330票）通过了这项原则，只有55名议员反对——后，反对者中就出现了支持平等选举年龄的最响亮的呼声。他们认为，限制年龄既不理性也不符合逻辑，因为他们主要反对的是性别。在这场辩论中落败后，他们认为就年龄壁垒进行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仍然占少数。1918年2月6日，《人民代表法案》最终向30岁以上的女性赋予选举权，这个限制一直持续到了1928年，那一年出台的法案规定，年满21岁的女性将获得选举权。它取消了年满21岁的男子的财产限定条件，并将选举限制在一天之内。1914年，只有三分之二的男性拥有选举权：现在，每位男性都将拥有选举权，因为议会意识到，工人阶级（无论男女）是如何帮助英国度过了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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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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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阿斯奎斯政府在战前面临的两大困难——刚刚发端的劳资纠纷（多亏了雇主愿意用加薪来收买工人，这个困难才得以解决），以及要求妇女选举权的呼声——在1917年得到了解决，但第三个、或许是尤其破坏稳定的一个困难（也就是爱尔兰问题）仍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干扰因素，它分散了与德国作战的时间、精力和资源。1917年2月19日，爱尔兰布政司亨利·杜克参加了战时内阁的会议，请求当局将31名在起义后曾被监禁的男子驱逐出爱尔兰，因为当时爱尔兰“存在某种危险的局势”。[193]战时内阁同意了，但是，杜克被告知不要逮捕民族主义议员劳伦斯·金内尔、新当选的乔治·普伦科特（George Plunkett）伯爵或牧师迈克尔·奥弗拉纳根（Michael O’Flanagan）神父——他被指控“煽动叛乱”。3月7日，T. P.奥康纳——他于1880年进入下院——恳求“大家团结一致，真心实意地解决爱尔兰问题”。[194]他极力避免争论，因为和大多数爱尔兰人一样，他意识到在得票率方面，新芬党逐渐打败了民族主义党。这个问题在全世界（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反响都很糟糕。但是，由于统一党人和民族主义党仍然无法确定前进的道路——并且统一党人继续声称，爱尔兰有20万适龄男性未能自愿参军，而在参军的10万人中，有一半来自阿尔斯特省——政府拒绝即刻对宪法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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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月7日的辩论中，劳合·乔治确认应当解决爱尔兰问题，“不仅仅是为了爱尔兰，也是为了帝国”。[195]他所缺乏的只是手段。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给爱尔兰人带来了“无情的、常常是残酷的不公正”以及“傲慢和侮辱，（这些）导致了对英国统治的仇恨深入爱尔兰人的骨髓”。[196]这给英国的国际声誉造成了“最大的污点”，虽然他描述了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爱尔兰的土地、教育和经济改革，这些改革使爱尔兰变得更好。然而，“在英国推行所有有益的立法之后，尽管爱尔兰在物质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荣，但是，至今仍有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那就是与克伦威尔时期相比，爱尔兰并没有更加顺从于英国的统治。这证明了爱尔兰人的不满与物质无关，而是与人民的骄傲和自尊有关”。[197]同时，他承认了“另一个事实，在爱尔兰的东北部，有一群人对爱尔兰的统治充满敌意，就像爱尔兰的其他地方对英国的统治充满敌意一样，是的，他们准备反抗爱尔兰的统治，就像爱尔兰的其他地方反抗英国的统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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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违背他们的意愿，将他们置于爱尔兰的统治之下，那么这将是对自由和自治原则的公然践踏，就像拒绝爱尔兰其他地区实行自治也是在践踏自由和自治原则一样。试图在阿尔斯特省重复爱尔兰政府治理不当的致命错误，以此纠正爱尔兰的过去，试图在爱尔兰的一个角落重复过去的情况，同时在爱尔兰的其他地方纠正过去，这将是一种愚蠢的方式。这将是违背人民意愿的政府”。[198]为避免疑义，他断言英国人不会容忍阿尔斯特兄弟遭到与他们自认为不同的爱尔兰人的强行统治，而且政府也不会强迫他们这样做。他说，在这一点上，他的政策是坚持阿斯奎斯在1914年9月宣布的做法，当时阿斯奎斯向阿尔斯特省保证，在回报阿尔斯特人民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忠诚时，英国不会把他们交由都柏林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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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问题仍然难以解决。“在六个郡愿意加入之前，爱尔兰的议员们是否准备将它们排除在地方自治之外？不是。如果回答为‘否’，那么爱尔兰的议员们是否准备一直等到六个郡都愿意加入后才实行地方自治？不是。如果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那么他们是否准备胁迫阿尔斯特省？回答是‘否’。”[199]他担心爱尔兰的永久分裂将成为唯一的选择，然而，如果爱尔兰人接受了这六个郡自己做决定的权利，那么它们可能在几年内加入地方自治。他认为，如果阿尔斯特省被胁迫，那么结果就是爱尔兰的分裂，并将破坏地方自治状况。他敦促爱尔兰人召开一次会议，彼此好好交谈，但他表示，如果他们愿意让阿尔斯特省慢慢来，那么其他26个郡现在就可以实行地方自治。议员们就西贝尔法斯特的罗马天主教飞地，以及弗马纳郡和蒂龙郡的大型民族主义社区向他提出质问，劳合·乔治不准备探讨得那样细致入微。他也不会讨论爱尔兰的不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如何由其经济问题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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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建议召开一次帝国会议来对这个问题进行仲裁，这激起了劳合·乔治的兴趣。然而，雷德蒙抨击首相只向26个郡给予地方自治，首相进行了反驳，声称这是在“观望和等待”。[200]雷德蒙否定了进行更多谈判的想法：“恕我直言，根据我上次谈判的经验，我将不再进行谈判。”他认为德国人看到有关辩论的报道时会“高兴得咯咯笑”。[201]他警告劳合·乔治，除非情况有变，否则将会发生哪些事情。“这个重大问题是，爱尔兰是否仍将像多年来所做的那样，依靠宪法行动来获得她的民族权利，或者是否将重新诉诸革命的方法和理念。”[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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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德蒙感到极度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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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宪政运动消失，我恳请首相注意，他将发现自己面对一场革命运动；他将发现，即使是宪政制度，也不可能得到维护——他认为他能做到，这样想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他将不得不用一把出鞘的利剑来统治爱尔兰。我无法想象，这位功绩显赫的尊敬阁下会成为在爱尔兰建立这样一个政府的工具。但是，如果他坚持走一条正中革命者的下怀、削弱并有可能摧毁立宪政党的道路，那么他必定会这样做。[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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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呼吁民族主义党让步是没有意义的。现在，是时候向卡森及其支持者发出呼吁，让《爱尔兰自治法案》适用于整个爱尔兰，让阿尔斯特人民看到没什么好害怕的。否则，新芬党领导的政府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将成为可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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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雷德蒙带领他的政党走出下院，而不是继续参与一场“毫无用处、徒劳无功、羞辱性的辩论”。[204]自1916年12月以来，在出现意见不一的大部分情况下，爱尔兰人都投票反对政府，所以现在他们不参加会议也不会有太大的关系。第二天，他们发表声明说，如果劳合·乔治坚持自己的观点，那么这将会“永远剥夺爱尔兰的自治权”。[205]该党声称，它“永远不会同意”向阿尔斯特省给予有效的否决权。他们指责劳合·乔治撒谎，声称在胁迫阿尔斯特省的问题上，他从未改变主意，因为他在1912～1914年支持地方自治进程。他们说，在1916年的失败谈判中，他只提到了“临时战争安排”，这个安排把阿尔斯特省排除在外。宪政运动本来是可以继续的，但“遭到英国政府的妨碍，英国政府被爱尔兰的亲德革命党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些革命党愚蠢、固执，堪比彼得格勒最恶劣的反动派”。这种说法一点也不夸张。更令人担忧的是，民族主义党提请政府注意澳大利亚参议院支持地方自治，这意味着他们将试图在这个问题上分裂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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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帝国的政策，也涉及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领域。威尔逊总统知道支持地方自治或具有爱尔兰血统的美国人无处不在，他敦促劳合·乔治采取行动。首相确信，如果这个问题得到公正解决，那么政府将会从澳大利亚招募到更多的新兵。但是，他无法回避国内的政治问题，如果政府批准全面的地方自治，那么它可以指望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党在下院的投票。这将阻止他们与阿斯奎斯的自由党结盟以及在爱尔兰问题上击败政府——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劳合·乔治害怕被击败，因为他担心阿斯奎斯将在不进行选举的情况下组建政府——因为没有最新的登记册作为举行选举的依据。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几周后，当劳合·乔治发现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之一雷丁勋爵将与阿斯奎斯共度周末时，他请求雷丁邀请阿斯奎斯加入政府，“可以选择担任除政府首脑以外的……几乎任何职位”。[206]阿斯奎斯回答说，如果政府“以妥当的态度”开展战事，那么他将继续支持政府，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在以劳合·乔治为首的政府中任职。长期密切的交往使我对他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我知道他不可能忠心耿耿，不可能长久怀有感激之情”。[207]雷丁坚持，为了让他闭嘴，阿斯奎斯说：“除非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否则我不会让自己与他所说的政府‘顾问’扯上关系。”阿斯奎斯把标有“秘密”字样的讨论纪要发给克鲁，他说，“无论如何，要显示出风是朝着哪个方向吹的”。[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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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劳合·乔治之所以对阿斯奎斯和他的朋友们重掌大权感到恼火，真正的原因是，“他们会把我为开展战事而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归功于他们”。[209]尽管他一再声明，但国家的利益总是排在他的自尊之后。然而，爱尔兰问题令他恼火。他对史蒂文森小姐说，他真是一个“懦夫”，因为去年7月，当阿斯奎斯在地方自治问题上做出让步时，他没有辞职。[210]他要求卡森“为了帝国”缓和反对立场。他要求威尔逊给卡森写信，以强调美国的关切，并让前驻华盛顿大使布莱斯勋爵也给卡森写信，由此秘密地给卡森施压。卡森当然不愿意立即驳回他们的请求，而劳合·乔治又一次向雷德蒙提出了前一年的六·二六协议。然而，雷德蒙拒绝了，因为新芬党赢得了每一场补选，并威胁要让他的政党垮台。4月16日，战时内阁终于对爱尔兰问题进行了讨论，同意1914年的法案“在某些方面已经过时”。[211]战时内阁还同意“没有人支持爱尔兰的永久分治”，但认为企图在阿尔斯特省强行实施地方自治的做法将以失败告终。它任命了一个三人委员会（由寇松领导）来起草一项法案，以便对1914年的法案进行修改，但是，如果爱尔兰人反对，那么不能强行通过该法案，这意味着僵局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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