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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786 到了1918年的冬末，国家对平民生活进行的控制日益严格。扔掉仍然适合人类食用的食物被认为是一种违法行为。政府鼓励那些拥有土地的人种植粮食和饲养猪，但警告他们不要用任何可供人类食用的东西来喂猪。全国爆发了一场关于如何喂养猪的辩论，《泰晤士报》热心地将此称为“猪的问题”：“任何一个对猪有一丁点了解的人都不能否认猪拥有许多令人钦佩的品质，”该报说道，其中一个就是它会很高兴地吞咽“食材废料”。[34]政府不可避免地监督了为猪特制的“蛋糕”（这种蛋糕由棕榈仁和椰子肉的副产品制成）的生产和经销，制定了政府养猪计划。政府的下一步是敦促农村家庭成立养猪俱乐部，集体饲养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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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788 对违反食品法规（尤其是针对以错误的价格出售食品或者对浪费食物）提起诉讼正成为越来越普遍的事情，中产阶级的家庭尤其容易因为囤积食物而被起诉。一些人被发现囤有令人吃惊的战时物资。3月9日，萨里郡伯斯托的约翰·罗伯逊（John Robertson）因为囤积了95磅的糖、161磅的面粉、55磅的大米、42磅的糖蜜、45磅的饼干、9磅的人造黄油、33磅的茶、100磅的燕麦片、41品脱的汤和234块方糖而被判有罪。[35]他的家庭成员包括他的妻子、一个成年的女儿、一个10岁的儿子和两个仆人，还有两个在外上学的儿子，尽管他声称整个大家庭的成员当时都住在家里。他被罚款50英镑，支付了32基尼的诉讼费用，并被没收超出四周供应量的所有食物。公司和批发商也经常成为这些规定的受害者，不是因为他们故意不服从这些规定，而是因为有时候情况复杂，他们很难解释清楚。违规者包括立顿的茶叶商人，他们受国王和王后陛下的委托经营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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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790 2月25日，伦敦周围各郡开始实施肉类配给计划，报纸刊登了国王和王后陛下的配给卡的照片，以说明王室为支持战争做出了同等牺牲。4月7日，该计划开始在全国推行，它本应在3月25日实施，但官僚机构没有做好准备，尤其是在计算向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人给予的补充配给量方面。动物内脏也实行定量配给，政府呼吁人们多吃些野味——鹬、鸻、兔子、野兔和无处不在的林鸽。屠夫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核对完每一位顾客的配给卡。不过，到了3月中旬，最糟糕的情况已经结束。政府让英国在食物上自给自足的希望也破灭了：7月3日，J. R.克莱因斯（J. R. Clynes）——他在朗达于7月3日去世后接替朗达担任食物管制员——警告战时内阁，饲料缺乏威胁到了畜牧生产，也威胁到了马匹的供应。在1917年的粮食危机期间，政府对18岁到23岁的农业工人给予了服役豁免，但在4月30日，政府认为这类豁免是可以取消的，并设定了征召3万人的目标，然而，这个举动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乐观之举。尽管女子农田军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人力短缺，一项开垦更多废弃耕地的计划还是被放弃了。部分由于这个原因，英国在7月份广泛实行了食物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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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792 对公众造成影响的不仅仅是食物短缺。3月下旬，由于煤炭和电力短缺，店主们被禁止使用橱窗照明工具，餐馆和剧院也被勒令提前关门。伦敦地铁也关闭得很早，周日列车班次稀少；已经严重缩减的铁路服务遭到了进一步削减，许多支线在周日停运。政府警告烟草批发商，如果他们不改善烟草的经销情况，那么国家将为他们做这件事。政府提醒烟草商，不按照规定价格销售产品的，即构成轻微违纪行为。人力短缺造成了广泛影响。由于人手不足，民事案件的陪审团审判受到了限制。担任陪审员的最高年龄从60岁提高到了65岁。大多数建筑物，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自战前以来都没有得到维护。油漆剥落，邋遢、无光彩的样子随处可见。到了1918年的冬末，英国和英国人都破败不堪，情绪消沉。服装和布料都很稀缺，因为工厂专门生产数英里长的卡其布，而不是生产用于制作西服和连衣裙的材料。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英国人的生活；英国殡葬业协会警告公众，由于缺乏榆木木材，棺材供应不足。事实上，英国拥有充足的榆木，但政府的分配制度毫无用处。政府建议使用纸制棺材，而不是改善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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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794 燃料短缺导致政府对天然气和电力供应实行配给制，餐馆不得不在晚上9点30分停止供应食物，为了节省燃料，所有娱乐场所必须在晚上10点30分之前关闭。政府开设了国营厨房，为那些没有燃料做饭的人提供汤、炖菜和布丁等外卖食物。政府继续暂停银行假期，去度假被认为是不爱国的行为。由于线路维护困难，列车服务经常中断，而且票价大幅度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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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796 尽管战争的最后阶段充斥着贫困、压力和恐惧——或者可能正是由于这些贫困、压力和恐惧——但创造力在继续发展，某种形式的精神生活也在继续，对娱乐和放松精神的追寻也在继续。战争并没有扼杀艺术，随着战争变得日益激烈，产生了经久不衰的艺术作品。某种文化生活在继续着，并提供了新的灵感，尽管战争激发的大部分东西直到战争结束后的几年才实现。H. G.威尔斯——和在战前一样，他在战争期间也很多产——出版了《主教的灵魂》（The Soul of a Bishop），这是一部精神危机寓言，描述了一个民族在遭受严重损失和劫难后对其信仰提出质疑；亚力克·沃的《青春朦胧》虽然没有那么深刻，但争议更大。诗歌产生了更持久的影响。T. S.艾略特出版了《普鲁弗洛克及其他所见》（Prufrock and Other Observations），这本薄薄的书中包括1915年在一本杂志上首次出版的《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Alfred Prufrock）。这本小册子是一个早期现代主义的声明，主要诗歌采用了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和广泛的典故。《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蔑视这本书，它对其中的内容评论道：“它们与诗歌毫无关系。”[36]罗伯特·格雷夫斯的第一卷诗集《精灵与燧发枪手》（Fairies and Fusiliers）颂扬了他和齐格弗里德·沙逊的友谊；而沙逊自己的诗《老猎人》（Old Huntsman）也于1917年出版，这首诗是献给托马斯·哈代的。1917年11月，曾在皇家音乐学院学习作曲的艾弗·葛尼（Ivor Gurney）出版了他的诗集《塞汶河和索姆河》（Severn and Somme）。在战前，葛尼出现了躁狂抑郁症的迹象，在写诗和发表诗歌的过程中，他受伤，被毒气所害，这加剧了他的精神问题。他曾在堑壕里写过歌，战后，在沃恩·威廉斯的指导下，他重新开始学习，创作了几部小作品。但是，他的精神疾病如此严重，以至于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精神病院度过的。他于1937年在阿拉斯（Arras）去世。在葛尼去世后不久，爱德华·托马斯发表了诗歌，葛尼曾为其中的19首谱写了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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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798 就公开表演和新作品的展示来看，音乐也呈现出社会性的一面，这表明在一个极度阴郁的时代，人们仍然怀有一种文明感。1917年10月22日，在女王大厅举办的一场音乐会上，《奥德利夫人的组曲》（Lady Audley’s Suite）——这是一部弦乐四重奏的作品——进行了首演，并获得了热烈的好评：“这些时日以来，这是我们从一位英国人那里听到的最有希望的新作品。”[37]它在很多方面都很了不起。它的作曲家赫伯特·豪厄尔斯（Herbert Howells）曾因身体原因被拒绝服兵役，他被诊断出患有格雷夫斯氏病（一种甲状腺疾病），只能活六个月。有一种方法也许可以对他进行治疗，这就是居里夫妇在过去十年发现的镭。豪厄尔斯的父亲是格洛斯特郡的一个破产的店主，因此，他负担不起治疗费用。他在皇家音乐学院的老师休伯特·帕里爵士有能力负担，并告诉豪厄尔斯他愿意出钱。豪厄尔斯活到了91岁，他可能是最伟大的现代英国教堂音乐的作曲家。他于1983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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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00 在战争期间，弗兰克·布里奇写过室内乐和一些管弦乐作品。与他战前的作品相比，这些音乐柔和且发人深省，有些与战争直接相关。1915年，他的《哀歌》（Lament）广受赞誉，这部作品是为了纪念“卢西塔尼亚”号上一位被淹死的9岁女孩。1916年，他写了一首众赞歌《献给上帝、国王和权利》（For God and King and Right）。1917年，他的音乐走向了更加逃避现实的道路，他的四首特色曲目包括《水中仙女》（Water Nymphs）和《迷迭香》（Fragrance）等乐章，随后创作了《三首田园诗》（Three Pastorals）和一部组曲《童话》（Fairy Tales）。1918年，布里奇为布鲁克的十四行诗《吹吧，你的号角》（Blow Out，You Bugles）谱写了令人惊叹的曲子，讽刺的是，他后来却以和平主义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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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02 由于无法服现役，布里奇在战争期间至少能够继续作曲。帕里——作为皇家音乐学院的院长，他肩负着教学和行政管理的重担，并开展慈善工作——创作了几部杰作：《耶路撒冷》（他没有这样称呼这部作品）、合唱赞歌《海上骑士》（The Chivalry of the Sea）、《离别之歌》（Songs of Farewell）和一些管风琴赞歌。在战争期间，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爵士创作的大多是歌曲，以及一些配乐和短管弦乐作品。他拥有巨大的创作冲动，这种冲动持续到了战争结束，并产生了大量作品，但后来有所减弱。埃尔加为曾经繁荣的世界的逝去感到悲伤，这种悲伤可以在他1918年开始创作的四部作品中听到：他的小提琴奏鸣曲、弦乐四重奏、钢琴五重奏，以及他最著名的大提琴协奏曲——这是他完成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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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04 从1918年初开始，在一系列的英国音乐会中，一位年轻的指挥家阿德里安·博尔特（Adrian Boult）——他由于健康原因被免于服现役（他在94岁生日前不久去世）——在伦敦交响乐团担任指挥。在1916年之前，博尔特一直是后备役营的一名勤务兵，但由于精通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他后来被调到陆军部担任翻译。他指挥过的音乐会包括沃恩·威廉斯的《伦敦交响曲》（London Symphony）的第二场演出（就在战争爆发前进行了首演）、帕里的《交响乐变奏曲》（Symphonic Variations）和巴特沃斯（Butterworth）的作品，巴特沃斯死于索姆河战役。不过，其中的一场音乐会成了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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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06 在整个战争期间，古斯塔夫·冯·霍尔斯特（Gustav von Holst）——他具有瑞典血统，在战争初期，他抛弃了名字中的“冯”[38]——申请了各种各样的非战斗工作，但是，即便这样，他仍因身体不合格而被免于参与这些工作。最后，他在基督教男青年协会获得了音乐总监的职位，负责为欧洲的士兵安排管弦乐队和其他音乐娱乐活动。后来，在1918年10月初，霍尔斯特在萨洛尼卡任职。他的朋友们知道，在1914年末到1916年初，他创作了自己的管弦乐组曲《行星》，但仍未搬上舞台。为了祝贺霍尔斯特出国任职，他的一位赞助人亨利·鲍尔弗·加德纳（Henry Balfour Gardiner）决定付费让他在离开之前于9月29日在伦敦女王大厅进行一场私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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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08 霍尔斯特让他的朋友博尔特指挥首场演出。霍尔斯特在位于伦敦西部布鲁克格林的圣保罗女子学校教音乐，学校的唱诗班在最后一个乐章《海王星》中进行了合唱。虽然这部作品对埃尔加、沃恩·威廉斯的作品进行了创新，甚至对帕里（霍尔斯特的老师）在1912年创作的《第五交响乐》进行了创新，但它成为英国管弦乐前所未有的经典之作，尽管霍尔斯特的朋友爱德华·登特（Edward Dent）说，这首曲子听起来“远没有他在进行乐谱研究时预期的那么现代”。[39]一些伟大的音乐作品在首次演出时因其糟糕透顶而被载入史册，但《行星》却不是这样，它是一部揭露了霍尔斯特是一个能与同时代的欧洲人（例如施特劳斯、斯特拉文斯基或拉威尔）相媲美的天才的作品之一。它是英国音乐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应邀前来的观众被这部作品深深折服。一位经理立即招募了博尔特，让他在接下来的音乐季中进行首场公开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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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10 就在他的学生取得成功后的一个星期，心脏本来就不太好的休伯特·帕里爵士成了流行性感冒的受害者，他在位于苏塞克斯郡鲁辛顿的家中去世。但是，他培养了一些作曲家，例如沃恩·威廉斯、亚瑟·布里斯、杰克·莫伦、约翰·爱尔兰（John Ireland）和霍尔斯特，他们将确保日益发展的英国文化生活在他死后继续繁荣下去，并在战争结束（当时距离战争结束已经不远了）后能够继续繁荣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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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12 对那些认为高雅文化不能安慰他们的人来说，普遍的贫困激起了他们偶尔的反抗行为。英国矿工联合会以24.8万票对21.9万票反对从该行业中选出5万名男子。第二天，工程师联合会极力反对奥克兰·戈德斯，以防止选出更年轻的成员参加战斗，不过，当预料中的德军进攻成为现实时，大多数异议都消失了。埃里克·戈德斯告诉议会，英国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商船运输是多么不足。在1917年的最后一个季度，英国每月制造14万吨位的商船，但在1918年1月，这个数字仅为5.8万吨位。[40]然而，他没有选对时机发言，因为就在他发表上述言论的时候，在战争期间颇受欢迎的威尔士亲王于3月初访问了克莱德的工厂。在那里，他称赞了工人们为战争胜利所做出的贡献，并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尤其是因为船舰的生产仍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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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14 戈德斯既指责了管理层，也责备了工人。他的目标是每年生产300万吨位的船舰（即每月生产25万吨位），以当时的生产速度来看，这似乎是无法实现的。他的“功绩”是让造船商和工会工人团结起来，他们联合发表了一份声明，对他声称他们不了解形势的严峻性进行了谴责。他们指责政府违背了劳合·乔治在去年11月就改善船厂工人的工作条件（当然与向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工人提供食物配给有关）所做出的承诺。他们还声称，政府将劳动力引向军舰，而非商船，这是问题的根源。此外，如果老板和工人之间不发生冲突，那么产量将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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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16 那年初夏，尽管军火工人和农业工人的工资上涨，但随着工会会员的人数再次大幅增加（全年增幅将达到19%），一波罢工浪潮对生产造成了影响。蓬勃发展的飞机工业是动乱的温床。到了5月底，南威尔士的4万名矿工因管理层拒绝承认工人委员会而举行罢工，于是，煤炭管制员被召唤来。尽管许多矿工没有直接返回工作岗位，但政府还是满足了矿工的所有要求。然后在6月，英国矿工联合会要求为其成员每周加薪9便士。由于担心煤炭罢工会对整体生产造成影响，政府投降了。7月23日至26日，考文垂和伯明翰的工程工人举行罢工，因为有传言称政府将对他们进行征兵，直到政府威胁要征召罢工领导人并对这些领导人实施军纪惩罚时，罢工才结束。尽管如此，政府还是非常焦虑不安，劳合·乔治要求每个小时汇报情况。所有行业的罢工总数为1165起，比1917年增加了400多起，是1913以来的最高水平。[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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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18 煤田的动乱一直持续到了1918年，这个动乱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它对生活中的许多领域造成了影响，从为皇家海军供电到家庭供暖和供电，到钢铁的基本生产，再到使用蒸汽驱动的火车来运输军队、人员和货物。1913年，这些煤矿生产了2.874亿吨煤；到了1918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2.227亿。煤炭的质量也下降了。导致煤炭短缺的不仅仅是罢工，尽管在1918年的前11个月，煤矿中发生了134起纠纷，损失了108.1万个工日。[42]挑选煤矿工人参军的做法也对生产力造成了严重影响。战前，有116万人在煤田工作；在28.9万人参军后，政府不顾矿工联合会的意愿，决定征召5万名未婚矿工。在1918年3月后，政府又征召了2.5万名矿工，这进一步降低了产量。丘吉尔警告战时内阁，如果战争持续到1919年，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炮弹产量下降。大臣们必须在确保国家能够对抗德国和保持高昂的士气之间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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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20 由于严重缺乏人手，妇女们便继续以更快的速度投入战事工作。当她们到达工作年龄时，她们被纳入国民服务计划；在年满18周岁时，她们可以加入陆军女子辅助军团或皇家海军女子勤务队，许多人觉得很兴奋（这种兴奋与1914年加入基奇纳军的年轻男子所感受到的兴奋类似），于是便加入了。1918年3月，陆军女子辅助军团登广告征求3000名女职员，其中1700名将在法国服务。由于性病已经达到了流行性疾病的程度（虽然医院提供免费的治疗），政府向男女青年发出了越来越严厉的警告。广告中登载了婴儿出生时因梅毒而失明的恐怖故事，使得与这场灾祸有关的广告变得越来越生动。政府没有时间装拘谨，1918年2月，国王——而不是王后——参观了位于伦敦罗彻斯特街的性病治疗中心，随后发表了一份声明，强调了该中心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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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22 纵观整个英国社会，人们做出的牺牲是不可能减少的。4月22日，劳提出了最后一份战时预算，他称之为“一份财务报表，其规模远远超过任何时间、任何国家已知的任何财务报表”。[43]现在，战争每天花费700万英镑；即使战争结束了，管理国家的成本也会比战前高得多。[44]1914年的支出为1.73亿英镑。劳表示，除去战争支出，1918年的支出将达到2.7亿英镑，这主要是因为养老金成本的增加，但同时也是为了兑现正在提出的扩大国家教育体系的承诺。[45]他说，国家债务已经上升到了79.8亿英镑，其中一部分是由于借给俄国的钱在俄国革命后没有得到偿还所造成的，尽管劳拒绝承认这是一笔坏账。在1918～1919年，收入比支出少了1.1亿英镑，劳提议通过增税来弥补这个缺口。他给出了一个标准来衡量自1914年以来的情况变化：“我今年提议增加的税收，远远超过战前最后一年税收总额的60%。”[46]即便如此，只有26.3%的战争费用是由税收支付的；其余的都是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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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24 对于增税，劳也在苦苦挣扎。他不能提高超额利润税，因为财政部已经意识到，提高超额利润税的任何举动都有可能抑制额外的生产，从而削减增加的收入总额。所以，他必须提出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方案。其中一项措施是停止对信件实施的“一便士邮政”[47]，自从1840年邮票问世以来，这种做法已经持续了78年。现在，写信要花3.5便士。支票的印花税将从1便士提高到2便士，这将带来每年100万英镑的额外收入。英国的个人所得税将从每英镑征收5先令提高到6先令，预计每年将增加4140万英镑的收入。但是，这项规定只适用于年收入超过500英镑的人群。[48]附加税将从每英镑征收3先令6便士提高到4先令6便士，并且将对年收入达到2500英镑的人群进行征收，而不是3000英镑。年薪5000英镑（相当于英国首相的薪水）的人将就每英镑缴纳7先令2便士（或36%）的税费；年收入2万英镑的人将就每英镑缴纳9先令5便士（或47%）的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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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26 公众认为农民获得了巨额利润，于是，劳建议派遣税务局对他们进行调查。据估计，90%的农民没有开设纳税账户。预计这笔税收每年将增加530万英镑的收入。他说，他将把烈酒税提高一倍以上，从而带来1115万英镑的收入；并将把啤酒的关税提高一倍，从而带来1570万英镑的收入。由于食物管制员规定了啤酒的价格，因此，酿酒商无法将全部的增税都转嫁到消费者的头上。不过，公众也认为酿酒商在牟取暴利。考虑到酿酒商对托利党的支持，劳向酿酒商征税的举动是在冒着巨大的风险。烟草税的增长幅度较小，从每磅6先令5便士增长到每磅8先令2便士，而且对烟草实行价格管制意味着，就像啤酒一样，部分增税将由生产商承担。尽管进口受到严格限制，但政府还是同意让尽可能多的烟草进入该国，因为正如劳所解释的那样，由于税率太高，进口烟草“几乎等于引进资金”。[49]增加的烟草税收每年将带来800万英镑的收入，而且新的糖税带来了1320万英镑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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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28 有报纸报道说富人并没有做出其他所有人都必须做出的牺牲，为了应对这些报道，劳提出了一项新的税收。他提议的奢侈品税——他在去年曾考虑征收此类税费——将以三种方式进行征收：对珠宝等奢侈品进行征收，对因为价格高而被认为是奢侈品的物品进行征收，以及对豪华场所（例如酒店和餐馆）进行征收。他提议每先令征收2便士，或按16.5%的税率进行征收。他说，这比法国的同类税率要高，此类税费每年可以增加2400万英镑的收入：他的目标是增加更多的收入。现在，凡是能让政府从中分到一杯羹的税目，政府基本上都进行了增税。然而，贡献了较高税收收入的实际上仍然是公众，或者至少是那些有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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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30 劳工运动再次呼吁征收“兵役税[50]”，但政府通过发行更多的战争债券来回避这个问题，政府恳求那些拥有大量现金的人为这场日益昂贵的战争提供资金。3月的第二周被认为是“商人周”，国王带头呼吁财阀们在七天内认购1亿英镑的债券。利物浦的一家航运公司弗雷德里克·利兰公司（Frederick Leyland & Company）率先认购了200万英镑。考虑到利息为5%（这个利息具有竞争力），这并不完全是一种慈善行为。不到4天，政府就筹集到了所需的金额，筹得的资金总额几乎达到了1.39亿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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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32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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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34 由于公众对信息的渴求，在战争期间，报纸的影响力大大增加；对于战事指挥方面的缺陷，它们变得越来越尖锐。在1918年1月间，诺思克利夫的报纸不断加大攻击，帝国总参谋长罗伯逊成了明显的攻击目标。诺思克利夫可能认为他是在帮劳合·乔治的忙；《泰晤士报》的军事记者雷普顿认为，他的老板“把自己绑在了劳合·乔治的战车车轮上”。[51]1月21日，《每日邮报》指责罗伯逊遵循“石器时代的策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该报谴责总参谋部让政客们为他们的失败背黑锅，并驳斥了与人力短缺有关的争论。[52]这些攻击非但没有帮助劳合·乔治，反而给他带来了两个问题。如果他解雇罗伯逊，这似乎表明他是在执行诺思克利夫的命令；另一个危险是，就像1915年对基钦纳的攻击一样，这可能会鼓励人们支持罗伯逊，从而导致无法解雇他。统一党的议员们非常愤怒，他们的战争委员会要求政府谴责诺思克利夫。劳合·乔治让诺思克利夫把他的狗叫走，并对斯坦福德汉说，他“本应该把他（诺思克利夫）带出去枪毙了”。[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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