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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36 作为雷普顿的编辑,道森从雷普顿的文章中删除了一些他认为会惹恼政府或诺思克利夫的段落。道森——他因为在20年后支持绥靖政策而名誉扫地——选择重写雷普顿的报道,以便符合报纸社论采取的路线,从而让他的老板高兴,这是一个修改事实以迎合舆论的有趣例子。道森的行为激怒了雷普顿,雷普顿觉得自己再也无法为诺思克利夫工作了,于是,他在1918年1月16日辞去了《泰晤士报》的工作。他在辞职信中说,他的老板对劳合·乔治采取了“屈从和认错的态度”,同时“忽视了军队的切身利益”。[54]导致雷普顿辞职的最终导火索是《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对于政府将如何安排从免于服役的岗位工作的人士中挑选出来的大约42万名男子,这篇社论进行了歪曲报道。雷普顿被告知,这些人将加入海军和新生的皇家空军,并被用来“维持”陆军,但是,这篇社论却说他们都将去堑壕。“我认为这太过分了,”雷普顿中校写道,“要是我再跟这些笨蛋待在一起,那么我像德国间谍那样被绞死也是活该。”[55]他让道森预览了他的辞职信,并补充说那篇社论是在“说谎”。《泰晤士报》发表了一份不实声明,给出了它那份版本的辞职信。雷普顿的名望以及他声称报纸对黑格和罗伯逊的“阴谋”迫使他辞职的说法(“事实上,这个推论没有任何根据”)让诺思克利夫感到惊慌。[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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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38 一些人(特别是《旁观者报》的编辑斯特雷奇)认为,诺思克利夫对军队的攻击是狂妄自大的另一个迹象,他可能认为自己可以取代劳合·乔治成为首相。与此同时,在巴黎的雷普顿拜访了伊舍,并做了一些有益的个人公关工作,以此安慰自己。“雷普顿带着满腔的怒火来到巴黎”,伊舍说道,“他受到了诺思克利夫的卑鄙对待”。[57]一名高级军官告诉雷普顿,德军在西线部署了165个师:此时,劳合·乔治——他知道实际数字是175——提议向巴勒斯坦派遣更多士兵,而战时内阁继续无视关于德军调动的警告。据估计,英国国内有20.1万名健康男子,但政府拒绝将他们派往国外。因此,下一轮争吵正在酝酿之中。[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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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40 在经历了前两年的溃败之后,首相的西线战略变成了停止在西线发动任何攻击。不管他认为巴勒斯坦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替代战略,还是仅仅认为他需要寻求一个替代计划,以避免将大量士兵投入西线,他都不可能直截了当地说明。即使对史蒂文森小姐,他也不总是坦率的,更不用说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了。然而,不管他的动机如何,他无疑真诚地希望避免进一步的大规模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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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42 在政府中,一切都不是很顺利。1月21日,当战时内阁讨论将征兵制扩大到爱尔兰,并将地方自治作为交换条件时,卡森辞职了,首相“发自内心地感到深深的遗憾”。[59]由于他名义上负责宣传工作——约翰·巴肯是这个部门的总监——所以,卡森的离开留下了一个重要的职位需要填补。在卡森辞职后,巴肯告诉诺思克利夫,应该任命一位对议会负责的大臣,以便推动该部门的工作。他想到了诺思克利夫,但他没有意识到此类任命会让政府出现裂痕的可能性变得更大,因为许多大臣认为诺思克利夫很恶毒。这个任命之所以没有发生,是因为劳合·乔治想到他向劳欠下的人情,于是派人去找比弗布鲁克。无论如何,诺思克利夫声称他不会因为加入政府而牺牲他的报纸的独立性。比弗布鲁克非常精明,他说服诺思克利夫负责对外宣传工作,尽管不是作为一名大臣。比弗布鲁克把总部设在位于克尔之家(由英国的自由党政客支配)的英国战争宣传基地,他将向首相进行报告,并向首相保证自己会忠诚。比弗布鲁克冷嘲热讽地说:“我预计自己会在与诺思克利夫的致命冲突中丧生,这是迟早的事,”他对里德尔说道。[60]巴肯成了情报总监。阿诺德·本涅特负责对法宣传工作(没有报酬),他的经历为他后期撰写的一部更好的小说《外国佬》(Lord Raingo)提供了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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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44 在同意重组现在所称的“宣传部”的几天后,比弗布鲁克成为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任命需要拖延几天进行,因为需获得国王的同意,这就需要劳合·乔治恳求国王,声称他只是想“招募英国头脑最好、精力最充沛的人才为国王效力”。[61]国王同意了,声称他“本人”并不认识比弗布鲁克,因此,他对比弗布鲁克的低评价是基于他在报纸上读到的东西。[62]他可能听说了他的叔父康诺特公爵的看法。康诺特公爵曾担任加拿大总督,据说,他曾说“任何一个正派的人都不会需要比弗布鲁克”。[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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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46 史考特告诉劳合·乔治,和国王一样,他认为任命比弗布鲁克和诺思克利夫是不明智的。首相为后者进行了辩护,他说,“如果不想让他把充沛的精力浪费在制造麻烦上,那么有必要为他安排一份工作”。[64]争论仍在继续,由于劳合·乔治为管理政府选择了庸俗、腐败和完全不恰当的方式,老派人士对此无法理解。3月6日,史考特在上院发起了一场辩论,讨论了任命比弗布鲁克和诺思克利夫是非常不合适的问题,里布莱斯代尔(Ribblesdale)勋爵——他也许是爱德华七世时代最杰出的时髦肖像画的主人公——抱怨这两位新闻大亨,谴责他们的方法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并鼓动着”现在与他们有关联的政府。[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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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48 甚至在这场辩论之前,政客、将军和报纸之间的三方斗争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早已显而易见。2月12日,退休的海军上将贝斯福勋爵在上院对报纸攻击高级军官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说,任何一名军人都将知道这对陆军和舰队的士气造成了多大的破坏,因为这破坏了人们对军队领导能力的信心。他认为应当使用《保卫王国法案》来惩罚那些发布此类信息的人。“我警告政府和首相,这个国家动荡不安,堑壕和舰队的情况更糟,因为报纸有权力在军队中提拔或罢免军官。”[66]这发生在诺斯克利夫上任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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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50 奥斯丁·张伯伦——曾有传言称他将复职——抨击政府利用报纸削弱公务员,阿斯奎斯也持有这样的看法。令张伯伦感到不安的是,大臣们(尤其是劳合·乔治)与舰队街走得太近,到处都弥漫着腐败的气息。他说,诺思克利夫和其他人的诽谤“不仅本身很恶劣,而且是怯懦的表现,而进行诽谤的人不仅是在以爱国公民在战争时期不会采取的方式行事,而且是在以绅士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采取的方式行事”。[67]他指责劳合·乔治在保护罗伯逊免于受到攻击方面存在失职。但他补充说,高级官员对政府政策进行抨击的,不应追究这些高级官员,这暗指黑格和罗伯逊就首相如何管理政府事务进行的直率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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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52 张伯伦也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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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54 报纸的职能不是政府的职能,政府的职能也不是报纸的职能。如果这两种职能结合在一起并由同一个人承担,那么将会出现谬见和误解。政府的职能是什么?这三位伟大的报纸老板都是政府的成员,或者与政府关系密切。虽然他们的报纸不时被发现含有政府极力否定的内容,但是,我可以直截了当、诚心诚意地告诉你们,你们永远无法说服公众相信政府的成员或与政府有关联的人能够在他的报纸上开展一场与政府当天的政策相对立的运动。[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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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56 他说,劳合·乔治把报纸的老板纳入政府,这导致公众产生了“怀疑和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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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58 我告诉这位尊敬的朋友,在议员厅,在下院的外面,在人们开会的地方,每个人都在说些什么,但是,我认为现在是人们在下院负责任地公开发言的时候了。只要你把一个坚持独立性的报纸的老板所肩负的职能和一个忠于政府的成员所肩负的职能结合在一起,那么你无法摆脱误解,你也无法摆脱这类麻烦。你不可能既要鱼,也要熊掌。[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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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60 他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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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62 你不会允许你的同僚(而不是报社老板)发表违背国王陛下政府的政策的言论,或者攻击为国王陛下政府效力的人。除了发表演讲外,你不可能允许他们写文章,也不可能允许他们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对于我尊敬的朋友和他的政府来说,除非他们让事情透明化、公开,让全世界都明白,并切断与报纸的联系,否则他们永远无法避开公众的评判,也永远不会拥有他们应该拥有、我也希望他们拥有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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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64 几名现役军官也加入了张伯伦发起的谴责行动之中。上校哈里·维尼爵士对政府促成的“与诺思克利夫的报纸结成的可耻和危险的联盟”进行了抨击,声称这“看起来像一桩肮脏的交易”。[70]沃尔特·吉尼斯(Walter Guinness)少校谈到了驻法士兵所感受到的“异乎寻常的愤怒”,对此,“政府……只能责怪他们自己”。克劳德·洛瑟(Claude Lowther)上校声称,诺思克利夫、罗瑟米尔和比弗布鲁克经营的报纸将忠于政府(他们中的两人目前正效力于这个政府):这是一个有趣的假设。马丁·阿切尔-谢(Martin Archer-Shee)上校提到了比弗布鲁克关于第二次伊普尔战役的说法——英国军队“遗弃”了那里的加拿大人——并大声疾呼:“我认为,让能够说出那样的话的人担任这个国家的宣传总监,在此之前,这个人还追名逐利,恕我冒昧直言,这些话完全是在诽谤我们的军队,是绝对不准确的,在我看来,这件事同样无法激起民众对政府的信任。”[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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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66 张伯伦始终如一。三个星期后,在卡森家的一次晚宴上,他向出席的人们(包括米尔纳和艾莫里,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一点)宣称,提拔比弗布鲁克和诺思克利夫是一种“耻辱”的行为,“对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如果他和卡森愿意联起手来,那么政府将崩溃”。[72]米尔纳警告他说,“他是在白费心机”。张伯伦没有发起这样的挑战。比弗布鲁克私下与张伯伦进行争论,但张伯伦进行了反击:“政府和报纸之间的联系……破坏了报纸的独立性,并使政府对报纸发表的所有观点负责。”[73]不过,他也担心有人试图通过任命大臣来“收买”报纸,并为“反对国王的臣仆和公众人物的……地下阴谋”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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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68 就在同一天,由索尔兹伯里领导的统一党战争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政府停止招募报社老板,除非这些人放弃对报社业务的控制。这使劳合·乔治十分担心,他在委员会发表了讲话,并在私下举行的会议上承认,他提拔的一些人在性格方面并不理想。但是,他补充道:“在这种时候,我们不能过于拘谨,因为脏活要脏人来干。”[74]张伯伦觉得“劳合·乔治轻而易举地就把议会给骗了,他们没有让他为自己的冒犯行为备受煎熬,就像他们本应做的那样”。[75]张伯伦在下院和英国社会对劳合·乔治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这使首相感到不安。他的批评非常准确,很有分量,并且出自一个无可争议的正直人士之口。张伯伦在统一党有很大的影响力,劳合·乔治能够继续执政靠的就是统一党的支持。在向统一党委员会发表演讲之前,首相与张伯伦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私人谈话,他在谈话中说,“他已经规定,在任职期间,任何大臣都必须让自己绝对脱离对报纸的控制,而且罗瑟米尔和比弗布鲁克是‘根据他们的功绩’获得任命”。最终,3月11日,他就此在下院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可悲的是,他告诉张伯伦,他已经向报社陈述了“事情的另一面”,因为士兵们“密谋”反对他。在下院,他绝对否认自己或以他的名义行事的任何官员“煽动撰写攻击上将和将军的段落”。议员们沉默不语,只说了一句“那诺思克利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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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70 当天晚些时候,下院就政府与报社的关系进行了一场长时间的辩论,这场辩论是由张伯伦发起的,他说他相信劳合·乔治的话。其他人则不然,比如斯宾塞·休斯(Spencer Hughes),他是一名记者,斯托克波特市的自由党议员,也是下院中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我们知道,诺思克利夫的报纸对来自东法夫选区的议员(阿斯奎斯先生)进行了侮辱和诽谤,”休斯回忆道,“这是这些报道的汇编,我认为这些报道不仅糟透了,而且还很可恨。当我读到对公众人物的批评时,我有时希望我们能把写这篇文章的人找出来,让他站在他所抨击的人的身旁。而后,我们来做个评判,看看在这两人中,究竟谁为国家和帝国做出了更大的贡献。”[76]接着,休斯引述了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编辑就当时英国报纸的状况发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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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72 当我们感到公众舆论支持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捍卫光明。当我们认为错误是不受欢迎的时候,我们总是对错误提出抗议。当我们碰巧知道事实的时候,我们就说出事实。当我们确信虚构的故事更能增加可信度的时候,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采用虚构的故事。当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依靠读者的轻信时,我们从不自找麻烦、从不使用乏味的论证方法。当我们发现自满是通往幸福的更稳当的道路时,我们从来没有要求过自己要心怀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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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74 他接着说:“如今,有很多报纸都是按照这样的路线运作的。任何公众人物——政治家、水手或士兵——的命运都将由这样的报纸来决定,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我也无法认为它是对的。事实上,很难相信这些报纸的政策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或影响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府的政策。”[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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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76 其他议员对诺思克利夫的报纸的恶行感到愤怒。他们公开了报纸针对基钦纳、罗伯逊和杰利科的“仇杀行为”,随后公开了诺思克利夫对其他国家怀有的怨恨,在战争的不同时期,诺思克利夫命令编辑们不要撰写任何关于法国的正面报道,也不要撰写关于德国的正面报道。[78]人们不可避免地提到了关于德国尸体工厂的虚假故事。虽然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党议员约翰·麦基恩(John McKean)称赞诺思克利夫开创了航空事业,并确保《每日邮报》没有成为一个卑躬屈膝的机构。但是,对大多数议员来说,攻击他的机会早就该来了。另一位民族主义党议员亚瑟·林奇总结了人们的普遍感受:“我认为,在面对诺思克利夫的报纸施加的不公正压力时,本届政府不够强大。诺思克利夫的报纸是他们的父母,政府是由诺思克利夫的报纸精心培育、养育、哺育的,并在迟疑不定中走向成熟。诺思克利夫的报纸做了什么,它就能毁掉什么。如今,政府不敢持有与诺思克利夫的报纸相反的观点。”[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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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78 普林格尔公开指责首相给报纸(尤其是诺思克利夫的报纸)提供了素材,这些素材让他登上了首相的宝座,同时得罪了他的对手。当劳合·乔治发言时——他认为这件事对他个人非常重要,因此,他极为罕见地出席了下院的会议——他没有理会这些指责,而是为他的新大臣比弗布鲁克进行辩护。“自从任命以来,我会见了一些来找我的人,他们批评这次任命。我对他们说,‘你们能否说出一个可以做得更好的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得到任何答复。”[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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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80 事实上,诺思克利夫干得很好。1918年春天,他不断受到一系列呼吸系统疾病的困扰,但他仍努力向德国大肆宣传该国对战争的责任以及战败的可能性。他找威尔斯帮忙。在5月31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人们一致同意,在英国通过封锁最终可能饿死德国的同时,英国应承诺在国际联盟的监督下实现和平繁荣。建立国际联盟是威尔斯钟爱的想法之一,因为他对世界各国的政府做出了承诺。于是,这件事被提交给了贝尔福,并在外交部耽搁了好几个星期;然而,现有的宣传单被扣了下来,因为缺少飞机,无法将它们投放到敌后。威尔斯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诺思克利夫努力让他按捺住火气,承诺要和比弗布鲁克一起承担组织上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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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82 审查制度——报界认为自己是这项制度的受害者——继续令人恼火。1918年3月,在伦敦的莱斯特画廊举办的一场极为成功的战争艺术展上,官方战争艺术家之一克里斯托弗·内文森(Christopher Nevinson)试图展示他的绘画作品《荣耀之路》(Paths of Glory)。这幅画描绘了两个战死的士兵躺在一片被炸毁的土地上。他被告知,根据《保卫王国法案》,他不能描绘死去的英国士兵,于是,他在画上放了一张沿对角线折叠的棕色纸,以便盖住他们,纸上印着“经审查”的字样。这也引起了麻烦,因为这个词只有在官方批准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该年年末,威廉·奥本(William Orpen)爵士创作了一幅画,描绘了堑壕里的两具德国人的尸体,但这幅画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因为它们是德国人的尸体。虽然这场战争在早期就阻止了漩涡派画家的运动,但自1914年以来,画家们就把他们的绘画技能奉献给了国家。惠灵顿公馆委派战争艺术家——包括内文森、约翰·拉维利、保罗·纳什(Paul Nash)和埃里克·肯宁顿(Eric Kennington)——前往前线进行绘画。[81]这些绘画作品并不隐晦,而且往往带有浪漫色彩。毕竟,它们是宣传工作的一部分,所以,当内文森越界进入现实主义时,当然会遇到困难。在绘画中或在公众欣然接受的描述战争的各种期刊中,有关英雄主义行为的描述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伯特·托马斯(Bert Thomas)等人的插画出现在杂志以及各种招聘和国民储蓄的海报上。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插画是,他描绘了一个抽着烟斗、嬉皮笑脸的士兵,这个士兵一边点燃烟,一边说道“稍等一下,德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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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84 关于审查制度的一个重要案件被提交到了法院。在离开《泰晤士报》后,雷普顿加入了《晨间邮报》,在格温的支持下,他在那里发起了一场单人运动,反对他的前老板关于军事战略的想法。他告诉圣·洛·斯特拉赫(St Loe Strachey),他认为劳合·乔治和诺思克利夫是“这个国家的诅咒”,讽刺的是,和首相一样,他认为陆军委员会应当把诺思克利夫拖出去枪毙。[82]1月24日,雷普顿在他新就职的报纸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讨论了“内阁的拖延和怯懦”。这篇文章没有通过审查,并促使劳合·乔治要求提起诉讼,直到他的同僚说服了他。[83]2月11日,雷普顿撰写了一篇关于凡尔赛会议的文章,并阐述了在德国可能发动攻击的情况下,英国远征军的兵力是多么不足。这一次,战时内阁决定起诉雷普顿,劳合·乔治对任何胆敢揭露其失败的人都怀有特别强烈的报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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