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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会允许你的同僚（而不是报社老板）发表违背国王陛下政府的政策的言论，或者攻击为国王陛下政府效力的人。除了发表演讲外，你不可能允许他们写文章，也不可能允许他们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对于我尊敬的朋友和他的政府来说，除非他们让事情透明化、公开，让全世界都明白，并切断与报纸的联系，否则他们永远无法避开公众的评判，也永远不会拥有他们应该拥有、我也希望他们拥有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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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名现役军官也加入了张伯伦发起的谴责行动之中。上校哈里·维尼爵士对政府促成的“与诺思克利夫的报纸结成的可耻和危险的联盟”进行了抨击，声称这“看起来像一桩肮脏的交易”。[70]沃尔特·吉尼斯（Walter Guinness）少校谈到了驻法士兵所感受到的“异乎寻常的愤怒”，对此，“政府……只能责怪他们自己”。克劳德·洛瑟（Claude Lowther）上校声称，诺思克利夫、罗瑟米尔和比弗布鲁克经营的报纸将忠于政府（他们中的两人目前正效力于这个政府）：这是一个有趣的假设。马丁·阿切尔-谢（Martin Archer-Shee）上校提到了比弗布鲁克关于第二次伊普尔战役的说法——英国军队“遗弃”了那里的加拿大人——并大声疾呼：“我认为，让能够说出那样的话的人担任这个国家的宣传总监，在此之前，这个人还追名逐利，恕我冒昧直言，这些话完全是在诽谤我们的军队，是绝对不准确的，在我看来，这件事同样无法激起民众对政府的信任。”[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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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始终如一。三个星期后，在卡森家的一次晚宴上，他向出席的人们（包括米尔纳和艾莫里，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一点）宣称，提拔比弗布鲁克和诺思克利夫是一种“耻辱”的行为，“对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如果他和卡森愿意联起手来，那么政府将崩溃”。[72]米尔纳警告他说，“他是在白费心机”。张伯伦没有发起这样的挑战。比弗布鲁克私下与张伯伦进行争论，但张伯伦进行了反击：“政府和报纸之间的联系……破坏了报纸的独立性，并使政府对报纸发表的所有观点负责。”[73]不过，他也担心有人试图通过任命大臣来“收买”报纸，并为“反对国王的臣仆和公众人物的……地下阴谋”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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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一天，由索尔兹伯里领导的统一党战争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政府停止招募报社老板，除非这些人放弃对报社业务的控制。这使劳合·乔治十分担心，他在委员会发表了讲话，并在私下举行的会议上承认，他提拔的一些人在性格方面并不理想。但是，他补充道：“在这种时候，我们不能过于拘谨，因为脏活要脏人来干。”[74]张伯伦觉得“劳合·乔治轻而易举地就把议会给骗了，他们没有让他为自己的冒犯行为备受煎熬，就像他们本应做的那样”。[75]张伯伦在下院和英国社会对劳合·乔治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这使首相感到不安。他的批评非常准确，很有分量，并且出自一个无可争议的正直人士之口。张伯伦在统一党有很大的影响力，劳合·乔治能够继续执政靠的就是统一党的支持。在向统一党委员会发表演讲之前，首相与张伯伦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私人谈话，他在谈话中说，“他已经规定，在任职期间，任何大臣都必须让自己绝对脱离对报纸的控制，而且罗瑟米尔和比弗布鲁克是‘根据他们的功绩’获得任命”。最终，3月11日，他就此在下院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可悲的是，他告诉张伯伦，他已经向报社陈述了“事情的另一面”，因为士兵们“密谋”反对他。在下院，他绝对否认自己或以他的名义行事的任何官员“煽动撰写攻击上将和将军的段落”。议员们沉默不语，只说了一句“那诺思克利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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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些时候，下院就政府与报社的关系进行了一场长时间的辩论，这场辩论是由张伯伦发起的，他说他相信劳合·乔治的话。其他人则不然，比如斯宾塞·休斯（Spencer Hughes），他是一名记者，斯托克波特市的自由党议员，也是下院中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我们知道，诺思克利夫的报纸对来自东法夫选区的议员（阿斯奎斯先生）进行了侮辱和诽谤，”休斯回忆道，“这是这些报道的汇编，我认为这些报道不仅糟透了，而且还很可恨。当我读到对公众人物的批评时，我有时希望我们能把写这篇文章的人找出来，让他站在他所抨击的人的身旁。而后，我们来做个评判，看看在这两人中，究竟谁为国家和帝国做出了更大的贡献。”[76]接着，休斯引述了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编辑就当时英国报纸的状况发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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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感到公众舆论支持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捍卫光明。当我们认为错误是不受欢迎的时候，我们总是对错误提出抗议。当我们碰巧知道事实的时候，我们就说出事实。当我们确信虚构的故事更能增加可信度的时候，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采用虚构的故事。当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依靠读者的轻信时，我们从不自找麻烦、从不使用乏味的论证方法。当我们发现自满是通往幸福的更稳当的道路时，我们从来没有要求过自己要心怀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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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说：“如今，有很多报纸都是按照这样的路线运作的。任何公众人物——政治家、水手或士兵——的命运都将由这样的报纸来决定，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我也无法认为它是对的。事实上，很难相信这些报纸的政策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或影响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府的政策。”[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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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议员对诺思克利夫的报纸的恶行感到愤怒。他们公开了报纸针对基钦纳、罗伯逊和杰利科的“仇杀行为”，随后公开了诺思克利夫对其他国家怀有的怨恨，在战争的不同时期，诺思克利夫命令编辑们不要撰写任何关于法国的正面报道，也不要撰写关于德国的正面报道。[78]人们不可避免地提到了关于德国尸体工厂的虚假故事。虽然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党议员约翰·麦基恩（John McKean）称赞诺思克利夫开创了航空事业，并确保《每日邮报》没有成为一个卑躬屈膝的机构。但是，对大多数议员来说，攻击他的机会早就该来了。另一位民族主义党议员亚瑟·林奇总结了人们的普遍感受：“我认为，在面对诺思克利夫的报纸施加的不公正压力时，本届政府不够强大。诺思克利夫的报纸是他们的父母，政府是由诺思克利夫的报纸精心培育、养育、哺育的，并在迟疑不定中走向成熟。诺思克利夫的报纸做了什么，它就能毁掉什么。如今，政府不敢持有与诺思克利夫的报纸相反的观点。”[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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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格尔公开指责首相给报纸（尤其是诺思克利夫的报纸）提供了素材，这些素材让他登上了首相的宝座，同时得罪了他的对手。当劳合·乔治发言时——他认为这件事对他个人非常重要，因此，他极为罕见地出席了下院的会议——他没有理会这些指责，而是为他的新大臣比弗布鲁克进行辩护。“自从任命以来，我会见了一些来找我的人，他们批评这次任命。我对他们说，‘你们能否说出一个可以做得更好的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得到任何答复。”[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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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诺思克利夫干得很好。1918年春天，他不断受到一系列呼吸系统疾病的困扰，但他仍努力向德国大肆宣传该国对战争的责任以及战败的可能性。他找威尔斯帮忙。在5月31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人们一致同意，在英国通过封锁最终可能饿死德国的同时，英国应承诺在国际联盟的监督下实现和平繁荣。建立国际联盟是威尔斯钟爱的想法之一，因为他对世界各国的政府做出了承诺。于是，这件事被提交给了贝尔福，并在外交部耽搁了好几个星期；然而，现有的宣传单被扣了下来，因为缺少飞机，无法将它们投放到敌后。威尔斯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诺思克利夫努力让他按捺住火气，承诺要和比弗布鲁克一起承担组织上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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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制度——报界认为自己是这项制度的受害者——继续令人恼火。1918年3月，在伦敦的莱斯特画廊举办的一场极为成功的战争艺术展上，官方战争艺术家之一克里斯托弗·内文森（Christopher Nevinson）试图展示他的绘画作品《荣耀之路》（Paths of Glory）。这幅画描绘了两个战死的士兵躺在一片被炸毁的土地上。他被告知，根据《保卫王国法案》，他不能描绘死去的英国士兵，于是，他在画上放了一张沿对角线折叠的棕色纸，以便盖住他们，纸上印着“经审查”的字样。这也引起了麻烦，因为这个词只有在官方批准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该年年末，威廉·奥本（William Orpen）爵士创作了一幅画，描绘了堑壕里的两具德国人的尸体，但这幅画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因为它们是德国人的尸体。虽然这场战争在早期就阻止了漩涡派画家的运动，但自1914年以来，画家们就把他们的绘画技能奉献给了国家。惠灵顿公馆委派战争艺术家——包括内文森、约翰·拉维利、保罗·纳什（Paul Nash）和埃里克·肯宁顿（Eric Kennington）——前往前线进行绘画。[81]这些绘画作品并不隐晦，而且往往带有浪漫色彩。毕竟，它们是宣传工作的一部分，所以，当内文森越界进入现实主义时，当然会遇到困难。在绘画中或在公众欣然接受的描述战争的各种期刊中，有关英雄主义行为的描述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伯特·托马斯（Bert Thomas）等人的插画出现在杂志以及各种招聘和国民储蓄的海报上。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插画是，他描绘了一个抽着烟斗、嬉皮笑脸的士兵，这个士兵一边点燃烟，一边说道“稍等一下，德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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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查制度的一个重要案件被提交到了法院。在离开《泰晤士报》后，雷普顿加入了《晨间邮报》，在格温的支持下，他在那里发起了一场单人运动，反对他的前老板关于军事战略的想法。他告诉圣·洛·斯特拉赫（St Loe Strachey），他认为劳合·乔治和诺思克利夫是“这个国家的诅咒”，讽刺的是，和首相一样，他认为陆军委员会应当把诺思克利夫拖出去枪毙。[82]1月24日，雷普顿在他新就职的报纸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讨论了“内阁的拖延和怯懦”。这篇文章没有通过审查，并促使劳合·乔治要求提起诉讼，直到他的同僚说服了他。[83]2月11日，雷普顿撰写了一篇关于凡尔赛会议的文章，并阐述了在德国可能发动攻击的情况下，英国远征军的兵力是多么不足。这一次，战时内阁决定起诉雷普顿，劳合·乔治对任何胆敢揭露其失败的人都怀有特别强烈的报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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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希望雷普顿和格温因叛国罪受审，直到他的法律官员说服他这样的起诉将会失败，并会让德国人认为雷普顿有道理。雷普顿没有向敌人透露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敌人的报纸对凡尔赛会议进行的报道比他所能报道的还要广泛。尽管如此，第二天下午，苏格兰场的两名警官来到了他位于汉普斯特德的宅邸（雷普顿借了大量的抵押贷款，这促使他搬到新的宅邸，而他的债权人正在四处打探他的住所），对他进行讯问。第二天，雷普顿被传唤出庭。他的文章没有通过审查就被印刷出来，因此，报纸因“技术罪”被罚款100英镑，而雷普顿也被罚款100英镑。这个判决让《晨间邮报》的老板巴瑟斯特夫人感到失望，她曾表示要与员工们团结一致，她说她希望能与员工们关在一起。[84]这起诉讼案件让弓街挤满了人，这是自克里平[85]医生的案件以来观看人数最多的一起诉讼，“有很多朋友和女士前来观看”，雷普顿写道——这起诉讼案件大大增加了他的知名度和权威，而这正是劳合·乔治不想要的。[86]中校在他的文章中增加了尖酸刻薄的语气，这令首相大为恼火，而且雷普顿很快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撰写批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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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夏末，诺思克利夫的报纸领导了一场新的反对敌国侨民的运动，使英国陷入动荡。这场运动针对的是入籍的德国人、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他们逃脱了1914～1915年的大围捕。该年夏天，人们普遍担心战争可能会失败，由此滋生了这场运动。这反映出英国决心在德国人口述议和条件之前进行报复。诺思克利夫的报纸派记者到主要城市去煽动和报道反对敌国侨民的情绪。7月30日，8000人聚集在艾伯特大厅，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立刻拘留所有具有“敌国血统”的人，无论性别、等级或国籍。[87]贝斯福——他做了主旨发言，并适时地支持诺思克利夫的报纸——把一波又一波的罢工、封锁政策的软弱无力以及各种其他困难归咎于敌国侨民的影响，对于这个归责，他无法提供证据。协助诺思克利夫的是独立议员诺埃尔·彭伯顿·比林（Noel Pemberton Billing），他曾是英国皇家海军航空队的军官，也是皇家空军的早期倡导者，他还从霍雷肖·博顿利那里学到了很多他所不知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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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比林创办了一份名为《帝国主义》的期刊（后来改名为《义务警员》），内容与《约翰·布尔》相似，里面充斥着他的阴谋论，几乎所有的阴谋论都涉及犹太人和同性恋者的关系网。他认为，德国人拥有一份4.7万名英国“性变态者”的名单，据说其中包括阿斯奎斯夫妇，而且免不了包括霍尔丹，他们正在胁迫霍尔丹从事间谍活动。[88]1918年夏天，在《义务警员》的一篇标题吸引人的文章《阴蒂崇拜》（The Cult of the Clitoris）中，他指控女演员莫德·艾伦（Maud Allan）是女同性恋（这是真的）——或者如报道所说，指控她“与那些沉迷于畸形情爱的人有联系”——并指控她与德国人合谋（这不是真的），是4.7万个性变态人士之一。艾伦对他提起了诽谤诉讼，在这起臭名昭著的审判中，他获得了胜诉。[89]在那些为比林作证的人中，有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Alfred Douglas）勋爵。艾伦小姐——“淫荡、不贞洁、不道德”——以饰演衣着暴露的莎乐美[90]而出名。宫内大臣的审查员禁止公开演出王尔德的剧本，于是，艾伦小姐参加了一次私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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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导致寇松在战时内阁的一次会议上要求对该案件的报道进行审查，因为“这个机会正在被用来攻击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必然会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91]内政大臣乔治·凯夫爵士说，法官达令要求报界不要公布证据的某些部分。但他说，他不能秘密进行审判，因为如果他不公开审判，那么“外界就会产生怀疑和议论”。比林最终获胜，不仅是因为他持续对法官进行抨击，还因为陪审团接受了他的论点，即扮演莎乐美的任何人显然都是堕落的，这场胜利给了诺思克利夫一个信号，使他无惧指控，并要求进一步围捕敌国侨民，禁止他们进入沿海地区。有人对拥有银行和企业的真正的德国人进行了指控，并发起了一场“拘留所有人”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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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7月，诺思克利夫命令他的两家全国性报纸继续进行攻击。他认定，由于米尔纳是敌国侨民，政府将不会采取适当的敌国侨民政策，他敦促《泰晤士报》的编辑就米尔纳的血统发布一份声明。1854年，米尔纳出生在黑森大公国[92]，他的父母是英国人，但他的祖母是普鲁士人。几位极右翼议员支持这项事业，并就敌国侨民的“问题”提出了许多疑问。弗里德里克·勒弗顿·哈里斯（Frederick Leverton Harris）是封锁部的次官，他因为妻子到拘留营去探望一位家族朋友利奥波德·冯·普雷森（Leopold von Plessen）男爵而遭到攻击。当封锁大臣塞西尔听说劳建议哈里斯辞职的传言后，他给劳写信说：“如果他辞职，那么我也会辞职——我宁愿去清扫十字路口，也不愿成为受彭伯顿·比林和他手下摆布的部门里的一员。”[93]劳改变了想法，哈里斯留了下来，但选择不参加下次选举。丘吉尔非常愤怒，因为军需部的一些专家、科学家都具有德国血统，这迫使战时内阁同意，对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敌国侨民颁布的禁令，应当根据“对国家具有重要性这一明确理由”进行变通。[94]有人指出，在随美国军队来到英国的士兵中，许多人出生在德国或者他们的父母是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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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平息歇斯底里的情绪（尤其是由当地政府官员引起的），劳合·乔治成立了一个敌国侨民委员会。该委员会要求拘留所有18岁以上的男性侨民，遣返所有女性侨民（如果无法遣返，就拘留她们），审查自1914年1月1日以来所有敌国侨民的归化入籍，解除任何具有德国血统的人担任的公职，禁止敌国侨民进入禁区，以及关闭所有德国企业。战时内阁决定，“任何不在英国出生的英国臣民，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不得更改自己的名字，这个规定将追溯适用于战争期间”。[95]凯夫按照大多数建议采取了行动，但并没有解除敌国侨民的公职，这其中可能包括米尔纳。敌国侨民调查委员会——由高等法院的法官担任主席——审查了6000名德国人和1.8万名其他敌国侨民的情况。《每日邮报》抨击该委员会只抽出时间对其中的300人进行了质询。国民党组织了集会，要求进行大规模拘留，并成立了地方公共安全委员会。该党于去年成立，组织了一场125万人签名的“怪物请愿”，请愿书长达两英里。在法国，战争命运发生扭转，这将压制歇斯底里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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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弗布鲁克——在宣传部，他是诺思克利夫的上司——受够了外交部阻挠他的提议，6月24日，他递交了辞呈。贝尔福坚持自己的立场，声称不可能有两名大臣制定外交政策，而希望向敌国宣传信息的比弗布鲁克似乎决心要制定外交政策。和内维尔·张伯伦的任命一样，这也是劳合·乔治改革政府的决心导致冲突的一个例子，这种情况也需要他进行干预才能解决——而他当时没有时间这么做。经过数天的争论，政府同意继续用宣传单“轰炸”德国人，比弗布鲁克也收回了辞呈。然而，由于情况复杂，直到战争的最后几天，也就是三个月后，传单才重新从飞机上（而不是气球上）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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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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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月30日，最高军事委员会在凡尔赛宫召开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人力短缺问题，以及大幅缩减师的规模的可能性。劳合·乔治——他认为自己已经为在圣地进行的战役输送了大量的士兵，雷普顿将此称为“通过与土耳其人作战来赢得战争的疯狂计划”——要求提供缩减规模的证据。[96]当罗伯逊在会议中就西线的安全问题质问他时，他和罗伯逊发生了进一步的争吵。后来，劳合·乔治当着外国人的面斥责帝国总参谋长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已经在伦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这里，他没有必要再重复了”。[97]让劳合·乔治觉得自己有理的是，罗伯逊——他对首相感到失望——似乎忘记了一个关于指挥制度的基本事实，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首相决定让他靠边站，无论首相采用的方法有多么糟糕。然而，罗伯逊认为，作为帝国总参谋长，他拥有基本权力，而且英国军队不应以任何方式受到法国的控制或影响，并且他从未放弃这个信念，那就是只有在西线才能赢得战争，德国人将被赶出他们非法占领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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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下令禁止报纸报道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审议情况，法国人的不满也对审议细节造成了影响，因为法国人认为，英国从未在西线发挥过自己的作用。审查的理由是，公布细节将有助于敌人，但莫里斯认为，这“实际上是在阻止讨论，这将对政府有害”。[98]然而，关键的政治问题是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达成了一项协议，该协议向最高军事委员会授予行政权，允许其将英国和法国军队部署到西线最易受到攻击的地方。这在当时是严格保密的，但谣言很快就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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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王和阿斯奎斯的支持下（罗伯逊本应意识到，这种支持将会使他与劳合·乔治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罗伯逊拒绝与该委员会合作，他正确地意识到，成立这个委员会，是为了让它作为军事建议的替代机构。1月22日，劳合·乔治会见了斯坦福德汉，并毫不掩饰他对军队领导层的不满。谁将负责部署一个与法国人联合组建的、由30个师组成的战略后备役，成了争吵的主要原因。按照计划，驻凡尔赛的代表亨利·威尔逊爵士将拥有这种权力，如果他愿意，他将凌驾于罗伯逊、黑格和陆军委员会之上。英法两军的主要联络官爱德华·斯皮尔斯（Edward Spears）认为，威尔逊“首先很懒惰，然后很有野心，他彻底摧毁了他所具有的一切军事美德”。[99]他还有“一种非常张扬的个性和一种威慑人的丑陋，对此他很自豪，他夸口说，有人给伦敦最丑的人写了一张明信片，明信片却直接寄给了他”。[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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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逊告诉劳合·乔治，帝国总参谋长必须保留这种权力，“因为他是唯一一个直接对陆军委员会负责的人以及就英国陆军向政府负责的人”。[101]他不会考虑任何其他安排，“因为这将涉及把行政权移交给一个不对其行为的后果负责的委员会”。罗伯逊明确表示，他的工作不只是提供建议，还要确保他所领导的军队中士兵的福利，并阻止可能危及这种福利的任何事情。行政权力必须伴随着责任。因此，英法两国的战略后备役必须由罗伯逊和福煦共同管理。一名美国代表和一名意大利代表将在委员会任职，尽管几乎没有美国士兵驻扎在欧洲，尽管意军只在意大利前线进行部署。在战场上，没有一个士兵能够在不承担后果的情况下影响英法联军的行动，在最高军事委员会，情况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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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委员会团结一致反对政治干预，并一致赞同罗伯逊的观点。凡尔赛计划背后的想法“触及了每一项基本指挥原则的根基”，委员会向战时内阁发了一份备忘录，对此进行了说明。[102]关于这个问题，劳合·乔治深受米尔纳的影响，米尔纳以智识为由，解释了为什么变更行政权。然而，米尔纳没有看到，或者忽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军人们不会轻易接受以这种方式处理事情的官僚或技术官僚的干预。2月9日，劳合·乔治向德比征求意见，试图阻止罗伯逊辞职，他决定让罗伯逊与威尔逊互换位置，担任英国驻凡尔赛的常任军事代表，以此解决这个问题。黑格告诉劳合·乔治，他不会接受威尔逊从凡尔赛下达的命令，但劳合·乔治没有就这个举措征询他的意见。劳合·乔治告诉罗伯逊，他仍将是陆军委员会的成员，他将与福煦平起平坐，并与福煦分担部署战略后备役的责任，而且（劳合·乔治以一种与其说是在谈论罗伯逊、不如说是在谈论他自己的姿态说道）他还将获得每年1000英镑的加薪，以及在巴黎免费获得一所房子。这将有效地创建一个双重指挥官的模式，由威尔逊担任帝国总参谋长，并将使这两个指挥官都争着让劳合·乔治听取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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