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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认为高雅文化不能安慰他们的人来说,普遍的贫困激起了他们偶尔的反抗行为。英国矿工联合会以24.8万票对21.9万票反对从该行业中选出5万名男子。第二天,工程师联合会极力反对奥克兰·戈德斯,以防止选出更年轻的成员参加战斗,不过,当预料中的德军进攻成为现实时,大多数异议都消失了。埃里克·戈德斯告诉议会,英国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商船运输是多么不足。在1917年的最后一个季度,英国每月制造14万吨位的商船,但在1918年1月,这个数字仅为5.8万吨位。[40]然而,他没有选对时机发言,因为就在他发表上述言论的时候,在战争期间颇受欢迎的威尔士亲王于3月初访问了克莱德的工厂。在那里,他称赞了工人们为战争胜利所做出的贡献,并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尤其是因为船舰的生产仍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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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斯既指责了管理层,也责备了工人。他的目标是每年生产300万吨位的船舰(即每月生产25万吨位),以当时的生产速度来看,这似乎是无法实现的。他的“功绩”是让造船商和工会工人团结起来,他们联合发表了一份声明,对他声称他们不了解形势的严峻性进行了谴责。他们指责政府违背了劳合·乔治在去年11月就改善船厂工人的工作条件(当然与向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工人提供食物配给有关)所做出的承诺。他们还声称,政府将劳动力引向军舰,而非商船,这是问题的根源。此外,如果老板和工人之间不发生冲突,那么产量将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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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初夏,尽管军火工人和农业工人的工资上涨,但随着工会会员的人数再次大幅增加(全年增幅将达到19%),一波罢工浪潮对生产造成了影响。蓬勃发展的飞机工业是动乱的温床。到了5月底,南威尔士的4万名矿工因管理层拒绝承认工人委员会而举行罢工,于是,煤炭管制员被召唤来。尽管许多矿工没有直接返回工作岗位,但政府还是满足了矿工的所有要求。然后在6月,英国矿工联合会要求为其成员每周加薪9便士。由于担心煤炭罢工会对整体生产造成影响,政府投降了。7月23日至26日,考文垂和伯明翰的工程工人举行罢工,因为有传言称政府将对他们进行征兵,直到政府威胁要征召罢工领导人并对这些领导人实施军纪惩罚时,罢工才结束。尽管如此,政府还是非常焦虑不安,劳合·乔治要求每个小时汇报情况。所有行业的罢工总数为1165起,比1917年增加了400多起,是1913以来的最高水平。[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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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田的动乱一直持续到了1918年,这个动乱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它对生活中的许多领域造成了影响,从为皇家海军供电到家庭供暖和供电,到钢铁的基本生产,再到使用蒸汽驱动的火车来运输军队、人员和货物。1913年,这些煤矿生产了2.874亿吨煤;到了1918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2.227亿。煤炭的质量也下降了。导致煤炭短缺的不仅仅是罢工,尽管在1918年的前11个月,煤矿中发生了134起纠纷,损失了108.1万个工日。[42]挑选煤矿工人参军的做法也对生产力造成了严重影响。战前,有116万人在煤田工作;在28.9万人参军后,政府不顾矿工联合会的意愿,决定征召5万名未婚矿工。在1918年3月后,政府又征召了2.5万名矿工,这进一步降低了产量。丘吉尔警告战时内阁,如果战争持续到1919年,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炮弹产量下降。大臣们必须在确保国家能够对抗德国和保持高昂的士气之间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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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严重缺乏人手,妇女们便继续以更快的速度投入战事工作。当她们到达工作年龄时,她们被纳入国民服务计划;在年满18周岁时,她们可以加入陆军女子辅助军团或皇家海军女子勤务队,许多人觉得很兴奋(这种兴奋与1914年加入基奇纳军的年轻男子所感受到的兴奋类似),于是便加入了。1918年3月,陆军女子辅助军团登广告征求3000名女职员,其中1700名将在法国服务。由于性病已经达到了流行性疾病的程度(虽然医院提供免费的治疗),政府向男女青年发出了越来越严厉的警告。广告中登载了婴儿出生时因梅毒而失明的恐怖故事,使得与这场灾祸有关的广告变得越来越生动。政府没有时间装拘谨,1918年2月,国王——而不是王后——参观了位于伦敦罗彻斯特街的性病治疗中心,随后发表了一份声明,强调了该中心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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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英国社会,人们做出的牺牲是不可能减少的。4月22日,劳提出了最后一份战时预算,他称之为“一份财务报表,其规模远远超过任何时间、任何国家已知的任何财务报表”。[43]现在,战争每天花费700万英镑;即使战争结束了,管理国家的成本也会比战前高得多。[44]1914年的支出为1.73亿英镑。劳表示,除去战争支出,1918年的支出将达到2.7亿英镑,这主要是因为养老金成本的增加,但同时也是为了兑现正在提出的扩大国家教育体系的承诺。[45]他说,国家债务已经上升到了79.8亿英镑,其中一部分是由于借给俄国的钱在俄国革命后没有得到偿还所造成的,尽管劳拒绝承认这是一笔坏账。在1918~1919年,收入比支出少了1.1亿英镑,劳提议通过增税来弥补这个缺口。他给出了一个标准来衡量自1914年以来的情况变化:“我今年提议增加的税收,远远超过战前最后一年税收总额的60%。”[46]即便如此,只有26.3%的战争费用是由税收支付的;其余的都是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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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增税,劳也在苦苦挣扎。他不能提高超额利润税,因为财政部已经意识到,提高超额利润税的任何举动都有可能抑制额外的生产,从而削减增加的收入总额。所以,他必须提出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方案。其中一项措施是停止对信件实施的“一便士邮政”[47],自从1840年邮票问世以来,这种做法已经持续了78年。现在,写信要花3.5便士。支票的印花税将从1便士提高到2便士,这将带来每年100万英镑的额外收入。英国的个人所得税将从每英镑征收5先令提高到6先令,预计每年将增加4140万英镑的收入。但是,这项规定只适用于年收入超过500英镑的人群。[48]附加税将从每英镑征收3先令6便士提高到4先令6便士,并且将对年收入达到2500英镑的人群进行征收,而不是3000英镑。年薪5000英镑(相当于英国首相的薪水)的人将就每英镑缴纳7先令2便士(或36%)的税费;年收入2万英镑的人将就每英镑缴纳9先令5便士(或47%)的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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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认为农民获得了巨额利润,于是,劳建议派遣税务局对他们进行调查。据估计,90%的农民没有开设纳税账户。预计这笔税收每年将增加530万英镑的收入。他说,他将把烈酒税提高一倍以上,从而带来1115万英镑的收入;并将把啤酒的关税提高一倍,从而带来1570万英镑的收入。由于食物管制员规定了啤酒的价格,因此,酿酒商无法将全部的增税都转嫁到消费者的头上。不过,公众也认为酿酒商在牟取暴利。考虑到酿酒商对托利党的支持,劳向酿酒商征税的举动是在冒着巨大的风险。烟草税的增长幅度较小,从每磅6先令5便士增长到每磅8先令2便士,而且对烟草实行价格管制意味着,就像啤酒一样,部分增税将由生产商承担。尽管进口受到严格限制,但政府还是同意让尽可能多的烟草进入该国,因为正如劳所解释的那样,由于税率太高,进口烟草“几乎等于引进资金”。[49]增加的烟草税收每年将带来800万英镑的收入,而且新的糖税带来了1320万英镑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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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纸报道说富人并没有做出其他所有人都必须做出的牺牲,为了应对这些报道,劳提出了一项新的税收。他提议的奢侈品税——他在去年曾考虑征收此类税费——将以三种方式进行征收:对珠宝等奢侈品进行征收,对因为价格高而被认为是奢侈品的物品进行征收,以及对豪华场所(例如酒店和餐馆)进行征收。他提议每先令征收2便士,或按16.5%的税率进行征收。他说,这比法国的同类税率要高,此类税费每年可以增加2400万英镑的收入:他的目标是增加更多的收入。现在,凡是能让政府从中分到一杯羹的税目,政府基本上都进行了增税。然而,贡献了较高税收收入的实际上仍然是公众,或者至少是那些有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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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运动再次呼吁征收“兵役税[50]”,但政府通过发行更多的战争债券来回避这个问题,政府恳求那些拥有大量现金的人为这场日益昂贵的战争提供资金。3月的第二周被认为是“商人周”,国王带头呼吁财阀们在七天内认购1亿英镑的债券。利物浦的一家航运公司弗雷德里克·利兰公司(Frederick Leyland & Company)率先认购了200万英镑。考虑到利息为5%(这个利息具有竞争力),这并不完全是一种慈善行为。不到4天,政府就筹集到了所需的金额,筹得的资金总额几乎达到了1.39亿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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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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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众对信息的渴求,在战争期间,报纸的影响力大大增加;对于战事指挥方面的缺陷,它们变得越来越尖锐。在1918年1月间,诺思克利夫的报纸不断加大攻击,帝国总参谋长罗伯逊成了明显的攻击目标。诺思克利夫可能认为他是在帮劳合·乔治的忙;《泰晤士报》的军事记者雷普顿认为,他的老板“把自己绑在了劳合·乔治的战车车轮上”。[51]1月21日,《每日邮报》指责罗伯逊遵循“石器时代的策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该报谴责总参谋部让政客们为他们的失败背黑锅,并驳斥了与人力短缺有关的争论。[52]这些攻击非但没有帮助劳合·乔治,反而给他带来了两个问题。如果他解雇罗伯逊,这似乎表明他是在执行诺思克利夫的命令;另一个危险是,就像1915年对基钦纳的攻击一样,这可能会鼓励人们支持罗伯逊,从而导致无法解雇他。统一党的议员们非常愤怒,他们的战争委员会要求政府谴责诺思克利夫。劳合·乔治让诺思克利夫把他的狗叫走,并对斯坦福德汉说,他“本应该把他(诺思克利夫)带出去枪毙了”。[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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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雷普顿的编辑,道森从雷普顿的文章中删除了一些他认为会惹恼政府或诺思克利夫的段落。道森——他因为在20年后支持绥靖政策而名誉扫地——选择重写雷普顿的报道,以便符合报纸社论采取的路线,从而让他的老板高兴,这是一个修改事实以迎合舆论的有趣例子。道森的行为激怒了雷普顿,雷普顿觉得自己再也无法为诺思克利夫工作了,于是,他在1918年1月16日辞去了《泰晤士报》的工作。他在辞职信中说,他的老板对劳合·乔治采取了“屈从和认错的态度”,同时“忽视了军队的切身利益”。[54]导致雷普顿辞职的最终导火索是《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对于政府将如何安排从免于服役的岗位工作的人士中挑选出来的大约42万名男子,这篇社论进行了歪曲报道。雷普顿被告知,这些人将加入海军和新生的皇家空军,并被用来“维持”陆军,但是,这篇社论却说他们都将去堑壕。“我认为这太过分了,”雷普顿中校写道,“要是我再跟这些笨蛋待在一起,那么我像德国间谍那样被绞死也是活该。”[55]他让道森预览了他的辞职信,并补充说那篇社论是在“说谎”。《泰晤士报》发表了一份不实声明,给出了它那份版本的辞职信。雷普顿的名望以及他声称报纸对黑格和罗伯逊的“阴谋”迫使他辞职的说法(“事实上,这个推论没有任何根据”)让诺思克利夫感到惊慌。[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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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特别是《旁观者报》的编辑斯特雷奇)认为,诺思克利夫对军队的攻击是狂妄自大的另一个迹象,他可能认为自己可以取代劳合·乔治成为首相。与此同时,在巴黎的雷普顿拜访了伊舍,并做了一些有益的个人公关工作,以此安慰自己。“雷普顿带着满腔的怒火来到巴黎”,伊舍说道,“他受到了诺思克利夫的卑鄙对待”。[57]一名高级军官告诉雷普顿,德军在西线部署了165个师:此时,劳合·乔治——他知道实际数字是175——提议向巴勒斯坦派遣更多士兵,而战时内阁继续无视关于德军调动的警告。据估计,英国国内有20.1万名健康男子,但政府拒绝将他们派往国外。因此,下一轮争吵正在酝酿之中。[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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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前两年的溃败之后,首相的西线战略变成了停止在西线发动任何攻击。不管他认为巴勒斯坦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替代战略,还是仅仅认为他需要寻求一个替代计划,以避免将大量士兵投入西线,他都不可能直截了当地说明。即使对史蒂文森小姐,他也不总是坦率的,更不用说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了。然而,不管他的动机如何,他无疑真诚地希望避免进一步的大规模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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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中,一切都不是很顺利。1月21日,当战时内阁讨论将征兵制扩大到爱尔兰,并将地方自治作为交换条件时,卡森辞职了,首相“发自内心地感到深深的遗憾”。[59]由于他名义上负责宣传工作——约翰·巴肯是这个部门的总监——所以,卡森的离开留下了一个重要的职位需要填补。在卡森辞职后,巴肯告诉诺思克利夫,应该任命一位对议会负责的大臣,以便推动该部门的工作。他想到了诺思克利夫,但他没有意识到此类任命会让政府出现裂痕的可能性变得更大,因为许多大臣认为诺思克利夫很恶毒。这个任命之所以没有发生,是因为劳合·乔治想到他向劳欠下的人情,于是派人去找比弗布鲁克。无论如何,诺思克利夫声称他不会因为加入政府而牺牲他的报纸的独立性。比弗布鲁克非常精明,他说服诺思克利夫负责对外宣传工作,尽管不是作为一名大臣。比弗布鲁克把总部设在位于克尔之家(由英国的自由党政客支配)的英国战争宣传基地,他将向首相进行报告,并向首相保证自己会忠诚。比弗布鲁克冷嘲热讽地说:“我预计自己会在与诺思克利夫的致命冲突中丧生,这是迟早的事,”他对里德尔说道。[60]巴肯成了情报总监。阿诺德·本涅特负责对法宣传工作(没有报酬),他的经历为他后期撰写的一部更好的小说《外国佬》(Lord Raingo)提供了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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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意重组现在所称的“宣传部”的几天后,比弗布鲁克成为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任命需要拖延几天进行,因为需获得国王的同意,这就需要劳合·乔治恳求国王,声称他只是想“招募英国头脑最好、精力最充沛的人才为国王效力”。[61]国王同意了,声称他“本人”并不认识比弗布鲁克,因此,他对比弗布鲁克的低评价是基于他在报纸上读到的东西。[62]他可能听说了他的叔父康诺特公爵的看法。康诺特公爵曾担任加拿大总督,据说,他曾说“任何一个正派的人都不会需要比弗布鲁克”。[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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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考特告诉劳合·乔治,和国王一样,他认为任命比弗布鲁克和诺思克利夫是不明智的。首相为后者进行了辩护,他说,“如果不想让他把充沛的精力浪费在制造麻烦上,那么有必要为他安排一份工作”。[64]争论仍在继续,由于劳合·乔治为管理政府选择了庸俗、腐败和完全不恰当的方式,老派人士对此无法理解。3月6日,史考特在上院发起了一场辩论,讨论了任命比弗布鲁克和诺思克利夫是非常不合适的问题,里布莱斯代尔(Ribblesdale)勋爵——他也许是爱德华七世时代最杰出的时髦肖像画的主人公——抱怨这两位新闻大亨,谴责他们的方法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并鼓动着”现在与他们有关联的政府。[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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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这场辩论之前,政客、将军和报纸之间的三方斗争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早已显而易见。2月12日,退休的海军上将贝斯福勋爵在上院对报纸攻击高级军官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说,任何一名军人都将知道这对陆军和舰队的士气造成了多大的破坏,因为这破坏了人们对军队领导能力的信心。他认为应当使用《保卫王国法案》来惩罚那些发布此类信息的人。“我警告政府和首相,这个国家动荡不安,堑壕和舰队的情况更糟,因为报纸有权力在军队中提拔或罢免军官。”[66]这发生在诺斯克利夫上任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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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丁·张伯伦——曾有传言称他将复职——抨击政府利用报纸削弱公务员,阿斯奎斯也持有这样的看法。令张伯伦感到不安的是,大臣们(尤其是劳合·乔治)与舰队街走得太近,到处都弥漫着腐败的气息。他说,诺思克利夫和其他人的诽谤“不仅本身很恶劣,而且是怯懦的表现,而进行诽谤的人不仅是在以爱国公民在战争时期不会采取的方式行事,而且是在以绅士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采取的方式行事”。[67]他指责劳合·乔治在保护罗伯逊免于受到攻击方面存在失职。但他补充说,高级官员对政府政策进行抨击的,不应追究这些高级官员,这暗指黑格和罗伯逊就首相如何管理政府事务进行的直率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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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也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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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的职能不是政府的职能,政府的职能也不是报纸的职能。如果这两种职能结合在一起并由同一个人承担,那么将会出现谬见和误解。政府的职能是什么?这三位伟大的报纸老板都是政府的成员,或者与政府关系密切。虽然他们的报纸不时被发现含有政府极力否定的内容,但是,我可以直截了当、诚心诚意地告诉你们,你们永远无法说服公众相信政府的成员或与政府有关联的人能够在他的报纸上开展一场与政府当天的政策相对立的运动。[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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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劳合·乔治把报纸的老板纳入政府,这导致公众产生了“怀疑和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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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这位尊敬的朋友,在议员厅,在下院的外面,在人们开会的地方,每个人都在说些什么,但是,我认为现在是人们在下院负责任地公开发言的时候了。只要你把一个坚持独立性的报纸的老板所肩负的职能和一个忠于政府的成员所肩负的职能结合在一起,那么你无法摆脱误解,你也无法摆脱这类麻烦。你不可能既要鱼,也要熊掌。[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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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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