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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发言的是劳合·乔治，他让汉基工作了几天，以便提供在演讲中反驳莫里斯所需的所有信息。他知道如果他失败了，将会导致政府垮台，所以，他在前一天晚上向资深同僚（包括米尔纳、张伯伦和汉基）排演了一遍，他们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首相明确指出，仍在陆军部工作的时候，莫里斯从未质疑过这个声明。他声称自己几乎每天都与莫里斯打交道，并将莫里斯视为朋友（莫里斯是否同意这个说法是非常有争议的。劳合·乔治冷嘲热讽地说莫里斯是背叛的魔鬼）。他提出了自己的反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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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找我不是他的事吗，尤其是当这个伟大的将军认为这件事如此重要，以至于他违反了国王的规定，树立了一个不守纪律的榜样的行为是正当合理的时候。首先向内阁反映情况，或者至少去找被他指责的大臣，对这位大臣说，“你在下院就一个最重要的事实问题犯了一个错误”，这样做难道不是他的事吗？他可以很巧妙地提出这个问题。他本可以说，“我敢说你被误导了，但你可以改正”。但是，他没有对我说过一个字！在报纸上看到这则声明之前，他连一个音节都没有向我提起过！我要说我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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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展示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方式非常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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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他的同僚们反对组建一个专责委员会，因为“在人们情绪激动的时候，它不是调查事实的最佳法庭”。[280]另一方面，法官们的“习惯做法是审查事实”，这是必需的。尽管如此，劳合·乔治决心向法官们伸出援助之手。他说，“我提供的数据来自陆军部的官方记录，在我发表声明之前，我就送交了这些记录。如果它们不正确，那么莫里斯将军和其他人一样负有责任。但是，它们并不是不准确的。从那以后，我做过调查”。[281]他有些吹毛求疵地说道：“难道有人想告诉我，他们不是军队‘战斗力量’的一部分吗？当英军撤退、不得不放弃花费数月准备的战壕时，一些士兵不得不在炮火下临时修筑防御工事来解救步兵——这些士兵难道不是军队的战斗力量吗？如果没有这些士兵，那么你不得不派遣步兵，以便让他们去干那些事。”[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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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从莫里斯的办公室里拿出了一份包含这些数字的文件。当乔治·兰伯特——他是一个追随阿斯奎斯的自由党人——询问这份文件是否有草签时，劳合·乔治说草签了——由莫里斯的副手草签。他对随之而来的笑声表示愤慨。“我并没有暗示说他是编制这些数字的人，但他负责印发了这份文件。”[283]他继续用受伤的语调补充道：“我从官方来源获得这些数字，如果这些数字有什么问题，那么莫里斯将军本人应对此负责。我想，在诋毁大臣们的名誉时，他可能在信中这样说了。”事实上，负责此事的是副官，但此时劳合·乔治已经超越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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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了英国为何要扩大战线，以及根据谁的授权这样做之后，劳合·乔治提出了最后两点。莫里斯的干预破坏了军队的纪律，无论阿斯奎斯如何坚持，莫里斯的动议都是对政府的不信任票。他对此进行了谴责，当时德军仍在进攻，并“准备发起可能是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打击”。[284]他的演讲旨在让统一党人和他的自由党支持者支持他；而不是为了证明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接下来发言的是普林格尔，他指责劳合·乔治激起了下院的情绪，“没有人能够比他更有技巧、更不以为然地激起人们的情绪”。[285]休·塞西尔勋爵评论说，他的演讲是对莫里斯的有力抨击，但没有为政府辩护。不过，鉴于大多数人都支持政府，因而没有必要进行辩护，动议以293票对106票被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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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阿斯奎斯发表了一篇令人遗憾的演讲，尤其是因为他没能对专责委员会做出预先判断，并且他避免与劳合·乔治进行决斗。黑格——他对妻子说话时稍稍改变了腔调——告诉妻子：“可怜的莫里斯！看到下院如此轻易地被劳合·乔治做出的哗众取巧的演讲所欺骗，真是太可怕了。作为由一群明辨事理的英国人组成的机构，下院正在丧失其声誉。”汉基对这个事实感到十分尴尬，以至于在四十多年后的回忆录中把它隐瞒了下来。实际上，他在日记中是这样评价劳合·乔治的演讲的：“我一直觉得这不是一个讲‘真话、讲出所有事实、并且只讲事实’的人所做出的演讲。”[286]汉基知道劳合·乔治已经看到了经过副官修正的数字，并选择不予理会。伊舍指出，“现在的危险是，劳合·乔治和他的随从可能会变得‘自命不凡’。胜利是容易的，但在政治上，风一会儿就转向了”。[287]只知道一半故事的报界纷纷见风使舵，谴责莫里斯，并赞扬政府，《泰晤士报》称这个结果“无异于消灭”劳合·乔治的批评者，并指责莫里斯是罗伯逊的党羽们针对威尔逊进行的“恶毒阴谋”中的一颗“棋子”。[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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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本可以对他的继任者和前同僚进行诽谤，要求对劳合·乔治的正直性进行调查，但这意味着自由党的终结。在就莫里斯开展的辩论中，统一党人支持劳合·乔治，不是因为他的论点令人信服，而是因为他们不喜欢阿斯奎斯。诺思克利夫也号召报界支持首相，而不是费功夫去分析事实。这也许是这位报业大亨为劳合·乔治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因为直到1922年，劳合·乔治才被推翻。汉基认为，阿斯奎斯之所以没有加大打击力度，是因为他担心自己会把政府搞垮——在战争的那个阶段，这会让取得胜利的前景变得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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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承认，他已经“准备好接受报纸的某个版面对我进行的谩骂”，但他并没有“准备好接受政府为了拒绝我的调查请求而采取的做法”。[289]这些做法包括拒绝让他查阅可以证实其指控的官方文件，以及（完全错误地）声称他在4月9日参与了下院的会议，并听到了劳合·乔治的声明，但他什么也没说。这个故事是由劳合·乔治的私人秘书兼新闻发言人萨瑟兰传播开来的，萨瑟兰在就这个话题与一名政治记者的谈话中撒了谎。[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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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还认为，劳合·乔治做出了对案情不公的证词，并且又一次不诚实地声称，莫里斯在离任前没有与他或任何其他人进行交涉，莫里斯没有参加凡尔赛的那次重要会议，以及劳合·乔治于4月9日提出的主张是以莫里斯或他的部门提供的信息为依据。在凡尔赛，莫里斯看到了一字不差的会议记录，所以很清楚发生了什么。1912～1913年的马可尼丑闻的狂热者们将会发现劳合·乔治的行为方式是多么寡廉鲜耻。[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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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决心将非战斗人员纳入士兵数量，这违背了常规做法，但这也是很典型的做法。莫里斯也不记得曾被要求提供或提供过劳合·乔治在4月9日提到的数字。最虚伪的是，5月8日，劳合·乔治获悉了柯克的错误（大概是在战时内阁的会议之后，因为会议记录中没有提到这一点）——并且人数中错误地纳入了在意大利的军队数量（8.6万人）——但是，他在第二天选择不提及这个错误，而是故意再次使用了错误的数字。这使了解真相的官员们感到震惊。柯克甚至提出辞职。很显然，这也惹恼了米尔纳，他知道这个事实，劳合·乔治便开始孤立和排斥米尔纳。劳合·乔治没有对记录进行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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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知道没有了回头路。在他告诉陆军委员会，他出于“良心方面的考虑”故意违反纪律后，5月11日，陆军委员会将他列入了退休名单。5月13日，政府宣布他退休。[292]第二天，有人披露说他成为《每日纪事报》的军事记者。后来，他在该报工作了5个月，直到劳合·乔治的代理人用出售爵位获得的资金买下了这份报纸，并把它变成了首相的喉舌。随后，莫里斯跳槽去了《每日新闻》。为了泄愤，在他退休时，政府让他拿到的不是少将薪资的一半（每年750英镑），而是少校薪资的一半（每年225英镑）。这使陆军委员会感到震惊，在翌年十月，他的退休工资才被增加到正确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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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结束后的许多年里，莫里斯继续纠缠劳合·乔治，要他说实话，但没有成功，这也让劳合·乔治的前同僚们感到尴尬，尤其是贝尔福，他认为莫里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1936年，劳合·乔治在回忆录中攻击莫里斯，这部回忆录中的很多段落无非强调了作品的不可靠性，并强化了劳合·乔治死后享有的完美骗子的声誉。就连弗朗西丝·史蒂文森也在日记中承认，在他于5月9日发表演讲之前，有人寄给他一份列有真实数字的文件，并说那份文件被烧毁了。劳合·乔治的秘书处的关键成员约瑟夫·戴维斯（Joseph Davies，也称为JT.戴维斯）告诉她，首相一边把文件扔进火里，一边说：“只有你、我、弗朗西丝知道这份文件的存在。”[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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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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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夏季的临近，英国继续面临食物短缺。由于冷藏设备缺乏，肉类销售中断，送到批发商手中的是不太适合人类食用的劣质食品。奶农们抗议牛奶的价格，声称有些奶农将会倒闭。7月15日，政府对黄油、人造黄油、猪油、肉和糖发放了新的配给票证，但是，自从配给计划实施以来，配给的数量有所增加，一些内脏和肉制品已经不在配给之列。第二天，里奧·艾莫里声称，政府要求内阁秘书处开始制定计划，内容时关于“如果法国和意大利退出，英国将继续进行战争”——他将此称为几十年后“1940～1943年的局势”。[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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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府不断提到严峻的国家紧急状况，劳工运动仍然很普遍。在伦敦，飞机制造者举行了罢工，起因是管理层拒绝承认一套工会代表制度。然而，直到有人对一开始就允许罢工的部门进行谩骂，政府才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承认工会代表。当时政府的想法是，在国家处于危险之际，应当满足工人们的要求，以免发生严重损害。随后，尽管来自工程师联合会的领导施压，要求其成员重返工作岗位，考文垂的军工厂还是爆发了一场罢工。这次罢工是由军工厂对技术熟练的工人实行定量配给所引起，而且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其推动因素是丘吉尔（在一份从未发表的新闻声明的草案中）所称的“和平主义、失败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隐晦暗示”，这种隐晦暗示认为，如果武器生产停止，那么战争也会停止。[295]截至7月24日，已有1.2万名技术熟练的工人在考文垂进行罢工，公然违抗工程师联合会的行政领导。据报道，第二天，伯明翰就有10万名男子举行了罢工（随后，这个数字被修正为1.5万人，但这已经足够具有破坏性了）。与此同时，据说30万工人代表在利兹集会，要求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举行总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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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政府以劳合·乔治的名义发表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是由丘吉尔拟写的，声称如果罢工者在7月29日没有返回工作岗位，那么他们将根据《兵役法案》被征召入伍，因为他们试图迫使政府“改变对开展战事而言至关重要的国家政策”。政府威胁要控告任何一个煽动他人离开工作岗位的人。[296]《泰晤士报》声称，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劳资纠纷，而是对国家的挑战”。[297]在春季的危机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胜利的公众强烈支持政府发出的威胁。当地工会的领导人进行了干预，他们敦促工会成员明白事理，这迅速使工人们重返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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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43岁以下的男子有950万人，其中有610万人被征召入伍或者参加“国民服务”计划，从事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工作。其他所有人的身体状况都“非常不佳”。自1月1日以来，这个国家实际上已经招不到新兵了，剩下的主要是男孩和年龄较大的男子，有50万人，这给重要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298]在意识到她们对战事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在认识到她们由此成了工业力量后，妇女们开始为同工同酬和改善工作条件进行罢工。由于从事相同工作的男性每周获得5先令的战争奖金，而妇女们却没有，8月中旬，伦敦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的女售票员进行了罢工。有人争辩说，这些妇女大多获得了军属津贴，因此不需要奖金。她们的罢工造成了巨大的混乱，以至于政府派来了乔治·阿斯克威思（George Askwith）——他在大动荡时期担任阿斯奎斯的工业调解人——以便解决问题。[299]管理层决定也向这些妇女发放5先令的奖金。约克郡的矿工因工资和工作条件举行了罢工，这次罢工很快得到了解决，因为政府此前担心即将到来的冬季会出现短缺，敦促人们准备一些木柴：8月16日，战时内阁获悉，形势“非常严峻”，煤炭产量每年减少约4000万吨，这不仅仅是由于“挑选煤炭工人参军”所造成，还因为西班牙流感在1918年夏天传入英国。[300]贸易委员会的主席阿尔伯特·斯坦利爵士要求在9月30日以前将4.2万名健康状况为A类和B1类的男子送回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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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担忧的是，8月30日，伦敦警察厅因薪资问题举行了罢工，根据汉基的说法，这场罢工“犹如晴天霹雳”。[301]内政大臣、伦敦警察厅的总监和内政部常务次官都在度假。那天早上，伦敦没有警察值勤。警察们提前几个小时通知说他们要进行罢工，他们没有正式的工会（只有一个非正式的工会，即全国警察和狱警联盟，它成立于战前，但在法律上是不合法的）。不过，他们与工人工会有联系，工人工会的秘书——也就是工党议员查尔斯·邓肯（Charles Duncan）——建议他们不要罢工。他向劳合·乔治承认警察们的“行为不妥”。劳合·乔治刚从克里基厄斯回来，在那里，他就可能的选举集思广益，而后他把邓肯召到了唐宁街。[302]工会要求将每周12先令的战争奖金增加到1英镑，同时要求承认工会，并恢复一名因组织工会而被解雇的警察的职务。截至8月30日的晚些时候，估计有1.2万名警察举行了罢工，只有便衣刑事调查局和临时警察（罢工警察轻蔑地称他们是“工贼”和“破坏罢工者”）在保护伦敦市民。[303]在史末资的干预下，600名警卫被派到关键的公共建筑外站岗。劳合·乔治命令邓肯去会见警方领导人，让他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返回工作岗位，那么政府将对他们的不满进行充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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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基的解决方案很激进：彻底清除当地的警察力量，建立一个国家警察署，如果现任警察立刻恢复工作，那么允许他们继续任职；与此同时，在伦敦组建陆军警察队。不过，他认为关于薪资的抱怨是合理的。8月31日，在长达1个小时的会议上，劳合·乔治迅速同意在8个月内向他们支付第二笔奖金，他解雇了伦敦警察厅的总监爱德华·亨利（Edward Henry）爵士——尽管放任这种不满情绪大幅滋长的是内政部——并向亨利授予了准男爵爵位，以示安慰。接替亨利的是前陆军部副官尼维尔·麦克雷迪爵士，他平息了事态，并着手进行改革，包括招募女警察。一个月后，大西部铁路公司（Great Western Railway）的工人罢工导致南威尔士和伦敦之间的火车停运：政府宣布罢工是非法的，并威胁要派遣六个营的士兵介入，以便恢复秩序，帮助消除罢工。与其说这是战前阶级冲突的回归，不如说这是有组织的劳工们意识到了这个国家对声誉的依赖程度，并准备在一个几乎所有成年人都有选举权的新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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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形式的劳工运动所造成的后果都是严重的，因为英国在即将到来的冬季仍然面临短缺。不仅是煤炭短缺（这导致政府命令调暗公共建筑的灯光），还有食物短缺，尽管食物管制员做出了努力。从11月3日起，政府将对果酱实行定量配给，对牛奶实行一个新的、据说是改进了的分配制度。人们越来越多地利用土豆来制作面包。为了说服人们吃鱼而不吃肉，政府降低了鱼的价格，苹果的价格猛涨到每磅三先令。不过，与德国相比，英国仍是一个富饶的国度。当某个食物的价格很便宜时，人们往往会吃这种食物；当一向便宜的切割肉变得昂贵、超过实际价值时，人们便去寻找其他的食物。鱼的数量更加充足，这表明海军在保护捕鱼船队方面取得了成功，为日益昂贵且无法获得的肉类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政府的指挥下，英国成功避免了另一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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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期间保证人民有饭吃，这是英国的一个巨大优势。相比之下，到了1918年秋，英国的成功封锁导致德国的食物供应崩溃，生活和营养水平下降，尤其是城市地区的生活和营养水平。燃料和衣服也供应不足。在人口众多的中心地区，士气的下降具有传染性。这反过来又蔓延到前线的士兵，他们开始屈服，而不是战斗。这些正是协约国军队和美国军队（截至停战时，西线有200万名美国士兵）目前遭遇的士兵，因此整个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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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敌人放慢了进攻，但是，为了征募尽可能多的士兵而采取的激烈措施使和平主义者相信，再打下去是没有意义的。6月20日，莫雷尔和斯诺登——这场战争中最坚定的两个反战人士——在下院呼吁进行和平谈判。莫雷尔对赢得战争几乎不抱希望。“我能理解，在这样的时刻，当德国人就快炮轰到巴黎的城门口时，当奥地利人正在接近威尼斯时，或者离威尼斯不远时，正如首相所说，形势是严峻而险恶的，下院中有许多人会认为不应当说出与议和有关的话。”[304]他声称，“我相信，在欧洲所有交战国家的人民的脑海中，而不是在统治阶层的脑海中，对和平的渴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之深、如此之广、如此之热烈”。[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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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重申说伤亡数字非常可怕。他说，在截至6月9日的一周内，每天有700名英国士兵阵亡。在这一周里，有3万人受伤或失踪。从1月初到6月初的五个月里，有7.1万士兵阵亡，而且在其中的大半时期，敌人还没有实施大举进攻。受伤和失踪的人数达到了30万。他认为德国的数字更糟，这就是德国公众要求结束战争的原因。他说，奥地利出现了骚乱，并举行了停战会议。然而，与人们休戚相关的是发生在英国附近的事情。他说：“前几天，我和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了几个儿子的老人交谈，他用一种我不会轻易忘记的口吻对我说：‘这不是战争；这是谋杀！’这种感受正在这个国家蔓延。”[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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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雷尔断言，即使是德国政府也承受不起忽视民意的代价。在这一点上，他的认知比他所了解的还要正确。出于这个原因，他要求部署“外交武器”。[307]但是，他回顾了1917年下院讨论和平谈判的几个场合，说道，“致命打击”这样的措辞将使外交斡旋变得更加困难。他怀疑普鲁士军队——他这样称呼它——能否被摧毁，即使被摧毁，他也确信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无法被摧毁。斯诺登斥责劳合·乔治在辩论这个问题时从来不参加下院的会议——劳合·乔治通常把参加会议的事情交给贝尔福，就像这次一样——并谴责政府没有将俄国退出战争作为一个契机来重新讨论这个问题。贝尔福指责他的政敌试图分裂协约国军队，以及试图怂恿德国人相信他们即将取得胜利；他说，协约国寻求的是一种和平，这种和平可以防止侵犯比利时的类似暴行再次发生，并确保享有一个自由的未来。然而，这似乎并不是德国人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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