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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人们在罗伯逊被解雇一事上所看到的那样，国王讨厌对英国军队进行政治干涉，认为特伦查德的离开是“一个巨大的不幸”。他把特伦查德叫到白金汉宫；特伦查德没有隐瞒。[241]会面结束后，特伦查德给劳合·乔治写信解释原因，他的信被拿给战时内阁看。罗瑟米尔做出了恶毒的回应，他的举动是在自掘坟墓。由于不仅仅是特伦查德对罗瑟米尔的判断力和能力提出了质疑，4月25日，罗瑟米尔辞职。特伦查德在法国指挥一支远程轰炸部队。与担任首相时的其他许多事情一样，劳合·乔治没有征求国王的意见，国王被特伦查德的待遇和首相无视他的证据给激怒了。罗瑟米尔得到被晋升为子爵的承诺，于是不声不响地辞职了。当1919年4月偿还债务的时间到了时，斯坦福德汉告诉劳（他请求国王给予批准），国王（劳合·乔治又一次没有征求国王的意见）“极不情愿地”批准还债。[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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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活节休会期间，奥克兰·戈德斯负责起草一项法案，以解决军队的人力问题。这反映出政治阶层的绝望，以及自3月21日的进攻以来对英国政体的存续所产生的威胁。服役年龄的下限降到了17岁，上限提高到了55岁——随后又降低到50岁，因为很明显，除了医生以外，年龄如此之大的人在军事方面的用途是有限的。法庭将被废除，因为健康状况和职业将成为衡量一个人能否服役的唯一标准。根据弗伦奇的建议，不仅仅是爱尔兰人，就连马恩岛和海峡群岛的居民也将被征召入伍。对德国人入侵英国的担忧——这种担忧从战争的前几个星期起就处于休眠状态——此刻又卷土重来。汉基告诉伊舍：“海军部已经为最坏的情况做好了准备，他们已经考虑了好几天，并且已经计划好在海峡港口受到威胁或被敌人占领时应采取哪些行动。”[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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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意识到在平民中可以找到许多达到服役年龄的男子，于是，警察重新开始围捕，并将嫌疑犯交给军队审问。6月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20名这样的人士被关在芬斯伯里公园（Finsbury Park）的一家电影院。[244]在农业、重工业，甚至在白厅，搜查行动仍在继续。政府制定了一个男生夏令营制度，以接替从农场里选出来的3万名成年男子，这样便可以继续开展收获工作。政府引入了三千名来自大学和师范学院的年轻妇女（她们居住在帐篷里），让她们在萨默塞特郡和彼得伯勒附近的沼泽地带收获亚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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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在复活节的休会后，也就是雷普顿在《晨间邮报》上发表文章后的第二天，劳合·乔治在下院发表了讲话。雷普顿在文章中写道：“为什么军队一再提出的增兵要求仍未得到答复？除了劳合·乔治先生外，还有谁要为无法满足军队的需求负责？我认为，我们必须对那些辜负这个国家的大臣们更加无情，我们对无能的宽容会给公众带来危险。”[245]正是在这场辩论中，劳合·乔治陈述了在爱尔兰实行征兵制的计划。因此，在和劳合·乔治一起吃午饭之前，汉基发现他“相当沮丧、紧张和不安”，这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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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新的措施以帮助赢得这场战争时，他告诉议员们，“我感到遗憾的是，这些措施将使广大人民做出极端牺牲，除了极端必要性，以及我们正在为国民生活中最基本和最神圣的一切而战之外，没有什么能够证明这些牺牲是合理的。[247]他急于证明政府对最近的局势逆转没有任何责任，他说：“尽管1917年伤亡惨重，但在1918年1月1日，驻法军队的规模还是要比1917年1月1日的规模大得多。”同样，在意识到自己是如何阻止增援西线的英军后，他抗议道：“没有证据表明德军会将进攻的全部武力集中在我们身上，”这使得将军们“非常难以”决定在哪里部署军队。[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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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释了取消士兵休假的必要性，并解释说，因为“情况紧急”，需要对18岁半的男孩进行四个月的培训，然后把他们派到法国，而不是等到他们满19岁才派去。但是，英国不得不训练更多的士兵：从军火行业抽选了10万名身体健康的男子；从矿工中挑选了5万人，还将再征召5万人。所有25岁以下通过体检的公务员都必须服役。在确认提高服役年龄的上限时，他说：“军队中有很多服务不需要身体最好的人，让这个年龄段的男性来填补这些服务是大有助益的，这能够释放出更加年轻、更加健康的男子去前线打仗。”[249]同样，他们也可以取代本土防卫军中的年轻人，使得这些年轻人可以被派往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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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在对《兵役法案》进行二读时，政府对一些提案进行了修改。年龄在42岁到50岁之间的男子通常不会被征召入伍，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国家重要行业的熟练工人。尽管如此，劳在讲话时（虽然这项措施很重要，但劳合·乔治又恢复了不参加下院会议的情况）承认，征召这些男子将对贸易和生产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凯夫说，除了急需的医生之外，只有在“非常严峻的国家紧急情况下”，50岁到55岁之间的男子才会被征召入伍；一些议员认为这种情况已经出现。[250]政府将要求神职人员和其他牧师服役，但他们可以选择是加入战斗部队还是非战斗部队。议员将有权选择是服役还是留在下院。政府认为，选民们选出议员，是为了让他们去做“对国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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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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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德国人似乎已经失去了势头。后来人们了解到，这是由于士兵与军官之间的忠诚瓦解，以及由于皇家海军的封锁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货物通过海路进口到德国，造成了供应短缺。索姆河战场的地形复杂也是部分原因。因此，德国人在寻找新的攻击点；然而，4月10日，在下院就《兵役法案》的二读进行辩论时，德国占领了阿尔芒蒂耶尔（Armentières），这引发了新的担忧，人们担心德国人可能会到达并占领海峡港口。法国人仍然不愿向这个地区派遣军队以阻止德军的前进，即使不久后巴黎将成为德国人的目标。第二天，乐观主义大师黑格发布了一道命令，他的话被载入了英国的文化记忆，而且最后还带有现实主义色彩：“每一个士兵都必须坚守每一个站位；不能退却。我们背水一战，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奋战到底。”[252]这足以确保《兵役法案》获得通过，尽管这激起了爱尔兰人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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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则试图为英国的困境追究责任。格温——为了让阿斯奎斯下台，他做了很多事情——认为劳合·乔治是罪魁祸首：“他对所有人都撒了谎，包括下院。现在，在敌人猛烈攻击我们的大门时，他仍然想玩他那肮脏的政治小把戏，”4月16日，他对巴瑟斯特夫人说道。[253]“我不相信他是真诚的，即使他在爱尔兰征兵的愿望也是不真诚的。他玩弄英国，并将使英国一败涂地……无论谁接替他，一定会比他干得更好。他身边都是金融界和报界的无赖。他没有诚信，没有良心，也没有正义感——有的只是低级的政治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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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声称，1918年1月的驻法军队要比一年前的规模更大，这个不诚实的说法让莫里斯感到震惊。当这个说法传到堑壕里时，也引起了驻法英军的愤怒。在堑壕里，被德军击退的士兵们知道他们寡不敌众，而且正如劳合·乔治所暗示的那样，他们不是被规模较小的军队打败。更重要的是，诸如莫里斯的士兵们知道，军队之所以寡不敌众，仅仅是因为在收到德军可能发动袭击的警告时，战时内阁拒绝增援。喜欢说谎的不仅仅是劳合·乔治。莫里斯在4月9日记录道：“寇松在上院就人力问题发表了一些绝对不真实的言论。”他是否知道这些言论是不真实的，这是另一回事。[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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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政府宣布任命德比担任驻法特派团的大使和全权公使，德比接受了任命。国王对这个举措感到不满。根据斯坦福德汉的说法，国王“不仅感到惊讶，而且觉得受到了伤害”，因为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尽管他刚刚和劳合·乔治就内阁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他反对在这个敏感的时刻撤换伯蒂勋爵，让一个新手来接替伯蒂。伯蒂是一位深得法国信任的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也是克列孟梭的好朋友，但是，他也觉察到他的一个最亲密的朋友被降职了，并且他将失去一位他绝对信任的内阁成员所提供的建议。[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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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曾有过兼任陆军大臣的想法，但在国王反对后，他任命了米尔纳。小规模内阁的重建使得奥斯丁·张伯伦被任命为战时内阁的成员，但是不专管部门事务。这引起了诺思克利夫的报纸的嘲笑，它认为张伯伦是一个“不起作用的平庸之辈”。诺思克利夫指出张伯伦对报纸的攻击对公众造成了影响。[256]其他人认为，在罗伯逊事件后，这项任命是为了缓和统一党人的紧张关系，也是为了证明，如果劳合·乔治愿意，他可以不服从诺思克利夫。张伯伦对劳合·乔治不抱任何幻想，但他认为政府更迭的前景是“不可想象的”，并告诉首相：“危机如此严重，我们这些支持政府的人必须毫不吝啬地给予支持，并提供你需要的任何帮助。”[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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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危机状态下，劳合·乔治在4月9日发表的“与1917年相比，军队规模更大”的说法给他来了个回马枪。自由党议员戈弗雷·巴林（Godfrey Baring）爵士在下院问道，这些数字是否包括劳工营和其他非战斗单位。陆军部次官告诉他，战斗力量逐年增强，但事实并非如此。陆军部的柯克上校给次官伊恩·麦克弗森（Ian Macpherson）发送了错误的数字，因为他们无意中把意大利战线的士兵也包括了进去。这并不是唯一的错误。4月24日，莫里斯在《泰晤士报》上读到，劳在前一天对下院说，在政府没有忽视黑格和罗伯逊的建议的情况下，英法两国的指挥官早先同意扩大英国的战线，让英国接管法国的一个战区。莫里斯也知道那是不真实的，而且这样做过度拉长了英国远征军的战线。黑格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向米尔纳抱怨过类似的报道。[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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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斯皮尔斯所说的那样：“他（莫里斯）认为这个答复清楚地证明了政府决心避免对近在眼前的灾难承担任何责任。”[259]莫里斯认为，劳并不知道自己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但为劳准备答复的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确保让政府逃脱责任。4月30日，他给帝国总参谋长威尔逊写信，告诉他有关人力的声明严重影响了现役军人的士气，因为他们知道自1月1日以来各营的人数急剧减少；他说，最好再发布一次声明，以纠正这种误解。但是，他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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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在政府拒绝更正记录后，莫里斯给《晨间邮报》、《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每日纪事报》和《每日新闻》写信，声称劳合·乔治和劳就驻法军队的兵力问题向下院撒谎。他告诉他的儿子和大女儿：“你们知道，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政府一直没有公布与战争有关的真相。这样做是为了表明他们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而责任在于将军们。事实绝对不是这样，我是少数几个知道事实的人士之一。”[260]他知道自己违反了军纪，但他相信为了“让公民的责任优先于士兵的责任”，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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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在法国听到了这个消息，他不以为然。他认为莫里斯的行为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没有人能同时既是一名士兵又是一名政客。作为士兵，我们必须履行职责，保持沉默，相信大臣们会保护我们”。[261]这种虚伪令人震惊。当劳合·乔治不诚实的时候，黑格很少保持沉默，他不是去找当时担任帝国总参谋长的罗伯逊，就是去找他在白金汉宫的朋友。人们一定会认为黑格感到很尴尬，因为他对这番荒诞的话语无动于衷，没有提出质疑，而这番话折射出他的道德勇气和领导能力。艾莫里坦言道，“毫无疑问，雷普顿已经和莫里斯联系了”，但事实并非如此。[262]劳合·乔治最初的看法——他不会动摇这个看法——是，有人针对他策划了一场政治阴谋，目的是要把他打倒，用阿斯奎斯取代他，而他要为保卫自己进行残酷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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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每日电讯报》外，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这封信。报纸说，劳在4月23日发表的声明“使人完全误解了”在凡尔赛就扩大英国战线进行的讨论，“这是本届政府最近在下院做出的一系列错误陈述中最新的一个”。[263]4月9日，莫里斯谈到了劳合·乔治的谎言，补充说，他已经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措施”，就是写这封信，因为“信中引用的声明被很多士兵认为是不正确的，而这个认识正在滋生士兵们对政府的不信任，最终只会损害我们军队的良好士气（原文如此），而在这个时候，我们本应尽一切可能来提高士气”。[264]他要求议会对他的说法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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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是一名老派的正直士兵。斯皮尔斯——他曾在莫里斯的手下工作，当时是英国驻巴黎军事代表团的团长——形容他是“军事荣誉的灵魂”，“政客们的战术和他们过于狡猾的手段使他深受其害”。[265]斯皮尔斯坦言道，“他尤其对劳合·乔治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莫里斯“蔑视全能的首相，将被隐瞒的真相告诉全国人民……由此毁了他在军队的职业生涯”。斯皮尔斯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士兵，他仔细观察了劳合·乔治，认为他对战略的把握“非常外行”，对军事问题的把握“非常无知”。罗伯逊认为劳合·乔治的观点是“愚蠢的，愚蠢到无法争辩”。[266]斯皮尔斯发现将军们“没有意识到带着国家政治领袖一起玩的至关重要性”。[267]在尼维尔进攻之前，劳合·乔治试图让法国人指挥英国远征军，于是将军们便摒弃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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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结束以及劳合·乔治去世很多年后，斯皮尔斯写道，劳合·乔治声称自己“赢得了战争”，这是一个“谬论”：“因为在1918年的春天，他拒绝听从军事顾问的警告，他让我们比战争中的任何其他时期都更加接近失败。”[268]斯皮尔斯将英军在德军进攻的前四周遭受的巨大伤亡——比为期14周的帕斯尚尔战役多出7万人——直接归咎于首相的“战略构想”。在退休后写的一份备忘录中，莫里斯说道，在1918年3月21日的战斗前夕，步兵人数比1917年1月1日少了10万人。总共减少的兵力不是预期的120个营，而是140个营，并且解散了两个骑兵师。他反驳了从萨洛尼卡撤回士兵增援西线的说法。劳合·乔治吹嘘的数字被夸大了，因为他把出现在前线的30万名手无寸铁的劳工和中国苦力也算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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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在出版这封信的前夕，莫里斯给他寄去了一份副本，但为了避免让他承担责任，莫里斯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在下院就这封信向劳提出了质疑。莫里斯告诉阿斯奎斯，“我完全以我所认为的公众利益作为指引”，阿斯奎斯对此毫不怀疑。[269]劳说，由两名资深法官组成的荣誉法庭将尽快进行调查并发布报告。阿斯奎斯寻求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劳同意了——但是要在法官们发布报告后。调查将在私下进行，被询问的人无须进行宣誓。这促使海军元帅赫德沃思·穆克斯爵士声称陆军和海军“对下院处理事情的方式感到厌烦透顶”。[270]阿斯奎斯极力主张在法庭开庭前进行辩论，而劳察觉到一种不愉快的情绪正在上涨，于是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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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基称这个情节是“真正的重磅炸弹”。[271]5月8日，战时内阁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根据汉基的广泛研究，劳合·乔治概述了他将做出的辩护。他声称，他的主要问题不在于说谎，而在于他无法彻底地为自己辩护，因为他不愿向敌人透露有用的情报。战时内阁担心黑格觉得自己“有义务”——换句话说，是迫于政府的压力——接管更多的前线工作。[272]汉基确实发现军队的步枪减少了100548支，几乎和莫里斯说的一模一样。他发现为劳合·乔治辩护的唯一方法就是胡言乱语，吹毛求疵地争论“步枪的力量是否是衡量战斗力量的唯一标准”。[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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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5月9日，下院进行了辩论，这是官方反对派在战争期间唯一一次让下院与政府发生分歧。前一天晚上，雷普顿向阿斯奎斯做了简要汇报，晚饭前，他不请自来地拜访了阿斯奎斯位于卡文迪什广场的住所，阿斯奎斯对妻子说，“他义愤填膺”。[274]雷普顿声称有最新数据证明劳合·乔治是错的。阿斯奎斯呼吁成立一个专责委员会，以调查莫里斯的说法。他否认自己实际上是在试图对政府投不信任票。阿斯奎斯认为政府将毫无异议地接受他的请求，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设想，部分原因是他认为莫里斯的指控会引起大臣们的极大关注，他们将即刻要求对这些指控进行适当的审查。毕竟，阿斯奎斯说：“这是一封将军写的信，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一定知道自己严重违反了国王的规定，他的整个军事前途真的处于危险之中。因此，可以推断，除非他在写这封信时背负了沉重的责任感和公共职责，否则他不会采取这样一条使他自己的前途有可能、甚至非常可能遭受灾难的道路。”[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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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太了解劳合·乔治了，他和劳合·乔治在一起的情况并不总是像看上去的那样。他有些厌恶地感觉到，劳合·乔治政府的腔调和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不愿相信这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坚持旧的价值观，也就是“新派男人”觉得可有可无的价值观。“我最强调的是，”他说道，“在下院，我们习惯于接受——我们必须接受——国王的大臣们根据他们的职权做出的准确、真实的声明，除非相反的情况得到证实，而我希望我们将永远坚持这个有理有据的议会传统。”[276]他认为，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臣们的正直：“为了政府的利益，为了军队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协约国的利益，为了所有人的最高利益，也就是为了不受阻碍地开展战事，我们的责任是建立一个调查法庭，它能够根据其章程和权力，迅速地向议会和国家做出一个决定性和权威性的判决。”[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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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声称，一个专责委员会将毫无偏见地审议这个问题，这促使劳嘲笑这个主张“丢人”[278]。阿斯奎斯对劳——他是下院“伟大传统”的“监护人和受托人”，也是下院的领袖——进行了抨击。“在下院，如果你无法找到五个不带有党派偏见的人，那么你就会认为在纯粹的事实问题上，他们无法做出真正的决定，这是对的吗，或者甚至可以说这是得体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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