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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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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夏季的临近,英国继续面临食物短缺。由于冷藏设备缺乏,肉类销售中断,送到批发商手中的是不太适合人类食用的劣质食品。奶农们抗议牛奶的价格,声称有些奶农将会倒闭。7月15日,政府对黄油、人造黄油、猪油、肉和糖发放了新的配给票证,但是,自从配给计划实施以来,配给的数量有所增加,一些内脏和肉制品已经不在配给之列。第二天,里奧·艾莫里声称,政府要求内阁秘书处开始制定计划,内容时关于“如果法国和意大利退出,英国将继续进行战争”——他将此称为几十年后“1940~1943年的局势”。[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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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府不断提到严峻的国家紧急状况,劳工运动仍然很普遍。在伦敦,飞机制造者举行了罢工,起因是管理层拒绝承认一套工会代表制度。然而,直到有人对一开始就允许罢工的部门进行谩骂,政府才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承认工会代表。当时政府的想法是,在国家处于危险之际,应当满足工人们的要求,以免发生严重损害。随后,尽管来自工程师联合会的领导施压,要求其成员重返工作岗位,考文垂的军工厂还是爆发了一场罢工。这次罢工是由军工厂对技术熟练的工人实行定量配给所引起,而且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其推动因素是丘吉尔(在一份从未发表的新闻声明的草案中)所称的“和平主义、失败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隐晦暗示”,这种隐晦暗示认为,如果武器生产停止,那么战争也会停止。[295]截至7月24日,已有1.2万名技术熟练的工人在考文垂进行罢工,公然违抗工程师联合会的行政领导。据报道,第二天,伯明翰就有10万名男子举行了罢工(随后,这个数字被修正为1.5万人,但这已经足够具有破坏性了)。与此同时,据说30万工人代表在利兹集会,要求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举行总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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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政府以劳合·乔治的名义发表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是由丘吉尔拟写的,声称如果罢工者在7月29日没有返回工作岗位,那么他们将根据《兵役法案》被征召入伍,因为他们试图迫使政府“改变对开展战事而言至关重要的国家政策”。政府威胁要控告任何一个煽动他人离开工作岗位的人。[296]《泰晤士报》声称,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劳资纠纷,而是对国家的挑战”。[297]在春季的危机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胜利的公众强烈支持政府发出的威胁。当地工会的领导人进行了干预,他们敦促工会成员明白事理,这迅速使工人们重返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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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43岁以下的男子有950万人,其中有610万人被征召入伍或者参加“国民服务”计划,从事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工作。其他所有人的身体状况都“非常不佳”。自1月1日以来,这个国家实际上已经招不到新兵了,剩下的主要是男孩和年龄较大的男子,有50万人,这给重要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298]在意识到她们对战事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在认识到她们由此成了工业力量后,妇女们开始为同工同酬和改善工作条件进行罢工。由于从事相同工作的男性每周获得5先令的战争奖金,而妇女们却没有,8月中旬,伦敦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的女售票员进行了罢工。有人争辩说,这些妇女大多获得了军属津贴,因此不需要奖金。她们的罢工造成了巨大的混乱,以至于政府派来了乔治·阿斯克威思(George Askwith)——他在大动荡时期担任阿斯奎斯的工业调解人——以便解决问题。[299]管理层决定也向这些妇女发放5先令的奖金。约克郡的矿工因工资和工作条件举行了罢工,这次罢工很快得到了解决,因为政府此前担心即将到来的冬季会出现短缺,敦促人们准备一些木柴:8月16日,战时内阁获悉,形势“非常严峻”,煤炭产量每年减少约4000万吨,这不仅仅是由于“挑选煤炭工人参军”所造成,还因为西班牙流感在1918年夏天传入英国。[300]贸易委员会的主席阿尔伯特·斯坦利爵士要求在9月30日以前将4.2万名健康状况为A类和B1类的男子送回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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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担忧的是,8月30日,伦敦警察厅因薪资问题举行了罢工,根据汉基的说法,这场罢工“犹如晴天霹雳”。[301]内政大臣、伦敦警察厅的总监和内政部常务次官都在度假。那天早上,伦敦没有警察值勤。警察们提前几个小时通知说他们要进行罢工,他们没有正式的工会(只有一个非正式的工会,即全国警察和狱警联盟,它成立于战前,但在法律上是不合法的)。不过,他们与工人工会有联系,工人工会的秘书——也就是工党议员查尔斯·邓肯(Charles Duncan)——建议他们不要罢工。他向劳合·乔治承认警察们的“行为不妥”。劳合·乔治刚从克里基厄斯回来,在那里,他就可能的选举集思广益,而后他把邓肯召到了唐宁街。[302]工会要求将每周12先令的战争奖金增加到1英镑,同时要求承认工会,并恢复一名因组织工会而被解雇的警察的职务。截至8月30日的晚些时候,估计有1.2万名警察举行了罢工,只有便衣刑事调查局和临时警察(罢工警察轻蔑地称他们是“工贼”和“破坏罢工者”)在保护伦敦市民。[303]在史末资的干预下,600名警卫被派到关键的公共建筑外站岗。劳合·乔治命令邓肯去会见警方领导人,让他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返回工作岗位,那么政府将对他们的不满进行充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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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基的解决方案很激进:彻底清除当地的警察力量,建立一个国家警察署,如果现任警察立刻恢复工作,那么允许他们继续任职;与此同时,在伦敦组建陆军警察队。不过,他认为关于薪资的抱怨是合理的。8月31日,在长达1个小时的会议上,劳合·乔治迅速同意在8个月内向他们支付第二笔奖金,他解雇了伦敦警察厅的总监爱德华·亨利(Edward Henry)爵士——尽管放任这种不满情绪大幅滋长的是内政部——并向亨利授予了准男爵爵位,以示安慰。接替亨利的是前陆军部副官尼维尔·麦克雷迪爵士,他平息了事态,并着手进行改革,包括招募女警察。一个月后,大西部铁路公司(Great Western Railway)的工人罢工导致南威尔士和伦敦之间的火车停运:政府宣布罢工是非法的,并威胁要派遣六个营的士兵介入,以便恢复秩序,帮助消除罢工。与其说这是战前阶级冲突的回归,不如说这是有组织的劳工们意识到了这个国家对声誉的依赖程度,并准备在一个几乎所有成年人都有选举权的新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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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形式的劳工运动所造成的后果都是严重的,因为英国在即将到来的冬季仍然面临短缺。不仅是煤炭短缺(这导致政府命令调暗公共建筑的灯光),还有食物短缺,尽管食物管制员做出了努力。从11月3日起,政府将对果酱实行定量配给,对牛奶实行一个新的、据说是改进了的分配制度。人们越来越多地利用土豆来制作面包。为了说服人们吃鱼而不吃肉,政府降低了鱼的价格,苹果的价格猛涨到每磅三先令。不过,与德国相比,英国仍是一个富饶的国度。当某个食物的价格很便宜时,人们往往会吃这种食物;当一向便宜的切割肉变得昂贵、超过实际价值时,人们便去寻找其他的食物。鱼的数量更加充足,这表明海军在保护捕鱼船队方面取得了成功,为日益昂贵且无法获得的肉类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政府的指挥下,英国成功避免了另一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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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期间保证人民有饭吃,这是英国的一个巨大优势。相比之下,到了1918年秋,英国的成功封锁导致德国的食物供应崩溃,生活和营养水平下降,尤其是城市地区的生活和营养水平。燃料和衣服也供应不足。在人口众多的中心地区,士气的下降具有传染性。这反过来又蔓延到前线的士兵,他们开始屈服,而不是战斗。这些正是协约国军队和美国军队(截至停战时,西线有200万名美国士兵)目前遭遇的士兵,因此整个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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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敌人放慢了进攻,但是,为了征募尽可能多的士兵而采取的激烈措施使和平主义者相信,再打下去是没有意义的。6月20日,莫雷尔和斯诺登——这场战争中最坚定的两个反战人士——在下院呼吁进行和平谈判。莫雷尔对赢得战争几乎不抱希望。“我能理解,在这样的时刻,当德国人就快炮轰到巴黎的城门口时,当奥地利人正在接近威尼斯时,或者离威尼斯不远时,正如首相所说,形势是严峻而险恶的,下院中有许多人会认为不应当说出与议和有关的话。”[304]他声称,“我相信,在欧洲所有交战国家的人民的脑海中,而不是在统治阶层的脑海中,对和平的渴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之深、如此之广、如此之热烈”。[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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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重申说伤亡数字非常可怕。他说,在截至6月9日的一周内,每天有700名英国士兵阵亡。在这一周里,有3万人受伤或失踪。从1月初到6月初的五个月里,有7.1万士兵阵亡,而且在其中的大半时期,敌人还没有实施大举进攻。受伤和失踪的人数达到了30万。他认为德国的数字更糟,这就是德国公众要求结束战争的原因。他说,奥地利出现了骚乱,并举行了停战会议。然而,与人们休戚相关的是发生在英国附近的事情。他说:“前几天,我和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了几个儿子的老人交谈,他用一种我不会轻易忘记的口吻对我说:‘这不是战争;这是谋杀!’这种感受正在这个国家蔓延。”[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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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雷尔断言,即使是德国政府也承受不起忽视民意的代价。在这一点上,他的认知比他所了解的还要正确。出于这个原因,他要求部署“外交武器”。[307]但是,他回顾了1917年下院讨论和平谈判的几个场合,说道,“致命打击”这样的措辞将使外交斡旋变得更加困难。他怀疑普鲁士军队——他这样称呼它——能否被摧毁,即使被摧毁,他也确信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无法被摧毁。斯诺登斥责劳合·乔治在辩论这个问题时从来不参加下院的会议——劳合·乔治通常把参加会议的事情交给贝尔福,就像这次一样——并谴责政府没有将俄国退出战争作为一个契机来重新讨论这个问题。贝尔福指责他的政敌试图分裂协约国军队,以及试图怂恿德国人相信他们即将取得胜利;他说,协约国寻求的是一种和平,这种和平可以防止侵犯比利时的类似暴行再次发生,并确保享有一个自由的未来。然而,这似乎并不是德国人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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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强调说,政府绝不会拒绝严肃的和平提议,但问道:“德国政府是否曾在任何文件或任何讲话中公开和坦率地说过,他们将放弃比利时,恢复比利时,比利时将享有绝对的经济和政治独立的地位?我不知道他们曾发表过这样的说法。”[308]国家荣誉不允许英国在这一点上让步。他谈到了一种未来,届时“国际联盟”将提供真正的安全与和平。但是,他总结道:“如果我们听从刚刚坐下来的这位绅士向我们提供的建议,如果我们不正视事实,如果我们看不清德国的野心到底意味着什么,德国政治家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以及他们决心要得到什么,那么我们将永远得不到那种和平,我们也永远不配得到那种和平。”[309]他赢得了下院的支持。德国完全拒绝讨论归还它所占领的任何领土,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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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莫雷尔发言的时候,西线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7月18日,法国军队开始将德国人从尚帕涅击退,协约国军队很快便夺回了自3月以来被攻克的防线。这个消息,再加上没有空袭,帮助恢复了士气(除了前四个月军事上的失利外,军队的士气还因为种种原因严重低落,许多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令人震惊的盲从态度)。现在,德国人民已经感受到了这场战争对心理造成的全面冲击,事实证明,他们是无法赢得这场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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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 [1]The Times,28 July 1917,p.3;3 August 1917,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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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e Times,15 September 1917,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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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he Times,15 September 1917,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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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he Times,11 February 1918,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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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ussell: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George Allen & Unwin,3 vols,1967-69).,II,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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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ussell: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George Allen & Unwin,3 vols,1967-69).,II,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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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ankey:The Supreme Command,1914-1918,by Lord Hankey (George Allen & Unwin,2 vols,1961).,II,p.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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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obertson:Soldiers and Statesmen 1914-1918,by Field Marshal Sir William Robertson,Bart (Cassell,2 vols,1926).,I,pp.3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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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Gilbert,IV(C):Winston S. Churchill:Volume IV Companion (3 vols),by Martin Gilbert (Heinemann,1977).,I,p.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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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allwell:Field Marshal Sir Henry Wilson Bart,GCB,DSO:His Life and Diaries,by Major General Sir C. E. Callwell KCB (Cassell,2 vols,1927).,II,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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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aig:The Private Papers of Douglas Haig,1914-1919,edited by Robert Blake (Eyre & Spottiswoode,1952).,p.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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