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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危机状态下,劳合·乔治在4月9日发表的“与1917年相比,军队规模更大”的说法给他来了个回马枪。自由党议员戈弗雷·巴林(Godfrey Baring)爵士在下院问道,这些数字是否包括劳工营和其他非战斗单位。陆军部次官告诉他,战斗力量逐年增强,但事实并非如此。陆军部的柯克上校给次官伊恩·麦克弗森(Ian Macpherson)发送了错误的数字,因为他们无意中把意大利战线的士兵也包括了进去。这并不是唯一的错误。4月24日,莫里斯在《泰晤士报》上读到,劳在前一天对下院说,在政府没有忽视黑格和罗伯逊的建议的情况下,英法两国的指挥官早先同意扩大英国的战线,让英国接管法国的一个战区。莫里斯也知道那是不真实的,而且这样做过度拉长了英国远征军的战线。黑格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向米尔纳抱怨过类似的报道。[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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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斯皮尔斯所说的那样:“他(莫里斯)认为这个答复清楚地证明了政府决心避免对近在眼前的灾难承担任何责任。”[259]莫里斯认为,劳并不知道自己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但为劳准备答复的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确保让政府逃脱责任。4月30日,他给帝国总参谋长威尔逊写信,告诉他有关人力的声明严重影响了现役军人的士气,因为他们知道自1月1日以来各营的人数急剧减少;他说,最好再发布一次声明,以纠正这种误解。但是,他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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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在政府拒绝更正记录后,莫里斯给《晨间邮报》、《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每日纪事报》和《每日新闻》写信,声称劳合·乔治和劳就驻法军队的兵力问题向下院撒谎。他告诉他的儿子和大女儿:“你们知道,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政府一直没有公布与战争有关的真相。这样做是为了表明他们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而责任在于将军们。事实绝对不是这样,我是少数几个知道事实的人士之一。”[260]他知道自己违反了军纪,但他相信为了“让公民的责任优先于士兵的责任”,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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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在法国听到了这个消息,他不以为然。他认为莫里斯的行为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没有人能同时既是一名士兵又是一名政客。作为士兵,我们必须履行职责,保持沉默,相信大臣们会保护我们”。[261]这种虚伪令人震惊。当劳合·乔治不诚实的时候,黑格很少保持沉默,他不是去找当时担任帝国总参谋长的罗伯逊,就是去找他在白金汉宫的朋友。人们一定会认为黑格感到很尴尬,因为他对这番荒诞的话语无动于衷,没有提出质疑,而这番话折射出他的道德勇气和领导能力。艾莫里坦言道,“毫无疑问,雷普顿已经和莫里斯联系了”,但事实并非如此。[262]劳合·乔治最初的看法——他不会动摇这个看法——是,有人针对他策划了一场政治阴谋,目的是要把他打倒,用阿斯奎斯取代他,而他要为保卫自己进行残酷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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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每日电讯报》外,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这封信。报纸说,劳在4月23日发表的声明“使人完全误解了”在凡尔赛就扩大英国战线进行的讨论,“这是本届政府最近在下院做出的一系列错误陈述中最新的一个”。[263]4月9日,莫里斯谈到了劳合·乔治的谎言,补充说,他已经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措施”,就是写这封信,因为“信中引用的声明被很多士兵认为是不正确的,而这个认识正在滋生士兵们对政府的不信任,最终只会损害我们军队的良好士气(原文如此),而在这个时候,我们本应尽一切可能来提高士气”。[264]他要求议会对他的说法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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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是一名老派的正直士兵。斯皮尔斯——他曾在莫里斯的手下工作,当时是英国驻巴黎军事代表团的团长——形容他是“军事荣誉的灵魂”,“政客们的战术和他们过于狡猾的手段使他深受其害”。[265]斯皮尔斯坦言道,“他尤其对劳合·乔治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莫里斯“蔑视全能的首相,将被隐瞒的真相告诉全国人民……由此毁了他在军队的职业生涯”。斯皮尔斯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士兵,他仔细观察了劳合·乔治,认为他对战略的把握“非常外行”,对军事问题的把握“非常无知”。罗伯逊认为劳合·乔治的观点是“愚蠢的,愚蠢到无法争辩”。[266]斯皮尔斯发现将军们“没有意识到带着国家政治领袖一起玩的至关重要性”。[267]在尼维尔进攻之前,劳合·乔治试图让法国人指挥英国远征军,于是将军们便摒弃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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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结束以及劳合·乔治去世很多年后,斯皮尔斯写道,劳合·乔治声称自己“赢得了战争”,这是一个“谬论”:“因为在1918年的春天,他拒绝听从军事顾问的警告,他让我们比战争中的任何其他时期都更加接近失败。”[268]斯皮尔斯将英军在德军进攻的前四周遭受的巨大伤亡——比为期14周的帕斯尚尔战役多出7万人——直接归咎于首相的“战略构想”。在退休后写的一份备忘录中,莫里斯说道,在1918年3月21日的战斗前夕,步兵人数比1917年1月1日少了10万人。总共减少的兵力不是预期的120个营,而是140个营,并且解散了两个骑兵师。他反驳了从萨洛尼卡撤回士兵增援西线的说法。劳合·乔治吹嘘的数字被夸大了,因为他把出现在前线的30万名手无寸铁的劳工和中国苦力也算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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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在出版这封信的前夕,莫里斯给他寄去了一份副本,但为了避免让他承担责任,莫里斯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在下院就这封信向劳提出了质疑。莫里斯告诉阿斯奎斯,“我完全以我所认为的公众利益作为指引”,阿斯奎斯对此毫不怀疑。[269]劳说,由两名资深法官组成的荣誉法庭将尽快进行调查并发布报告。阿斯奎斯寻求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劳同意了——但是要在法官们发布报告后。调查将在私下进行,被询问的人无须进行宣誓。这促使海军元帅赫德沃思·穆克斯爵士声称陆军和海军“对下院处理事情的方式感到厌烦透顶”。[270]阿斯奎斯极力主张在法庭开庭前进行辩论,而劳察觉到一种不愉快的情绪正在上涨,于是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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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基称这个情节是“真正的重磅炸弹”。[271]5月8日,战时内阁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根据汉基的广泛研究,劳合·乔治概述了他将做出的辩护。他声称,他的主要问题不在于说谎,而在于他无法彻底地为自己辩护,因为他不愿向敌人透露有用的情报。战时内阁担心黑格觉得自己“有义务”——换句话说,是迫于政府的压力——接管更多的前线工作。[272]汉基确实发现军队的步枪减少了100548支,几乎和莫里斯说的一模一样。他发现为劳合·乔治辩护的唯一方法就是胡言乱语,吹毛求疵地争论“步枪的力量是否是衡量战斗力量的唯一标准”。[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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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5月9日,下院进行了辩论,这是官方反对派在战争期间唯一一次让下院与政府发生分歧。前一天晚上,雷普顿向阿斯奎斯做了简要汇报,晚饭前,他不请自来地拜访了阿斯奎斯位于卡文迪什广场的住所,阿斯奎斯对妻子说,“他义愤填膺”。[274]雷普顿声称有最新数据证明劳合·乔治是错的。阿斯奎斯呼吁成立一个专责委员会,以调查莫里斯的说法。他否认自己实际上是在试图对政府投不信任票。阿斯奎斯认为政府将毫无异议地接受他的请求,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设想,部分原因是他认为莫里斯的指控会引起大臣们的极大关注,他们将即刻要求对这些指控进行适当的审查。毕竟,阿斯奎斯说:“这是一封将军写的信,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一定知道自己严重违反了国王的规定,他的整个军事前途真的处于危险之中。因此,可以推断,除非他在写这封信时背负了沉重的责任感和公共职责,否则他不会采取这样一条使他自己的前途有可能、甚至非常可能遭受灾难的道路。”[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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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太了解劳合·乔治了,他和劳合·乔治在一起的情况并不总是像看上去的那样。他有些厌恶地感觉到,劳合·乔治政府的腔调和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不愿相信这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坚持旧的价值观,也就是“新派男人”觉得可有可无的价值观。“我最强调的是,”他说道,“在下院,我们习惯于接受——我们必须接受——国王的大臣们根据他们的职权做出的准确、真实的声明,除非相反的情况得到证实,而我希望我们将永远坚持这个有理有据的议会传统。”[276]他认为,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臣们的正直:“为了政府的利益,为了军队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协约国的利益,为了所有人的最高利益,也就是为了不受阻碍地开展战事,我们的责任是建立一个调查法庭,它能够根据其章程和权力,迅速地向议会和国家做出一个决定性和权威性的判决。”[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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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声称,一个专责委员会将毫无偏见地审议这个问题,这促使劳嘲笑这个主张“丢人”[278]。阿斯奎斯对劳——他是下院“伟大传统”的“监护人和受托人”,也是下院的领袖——进行了抨击。“在下院,如果你无法找到五个不带有党派偏见的人,那么你就会认为在纯粹的事实问题上,他们无法做出真正的决定,这是对的吗,或者甚至可以说这是得体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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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发言的是劳合·乔治,他让汉基工作了几天,以便提供在演讲中反驳莫里斯所需的所有信息。他知道如果他失败了,将会导致政府垮台,所以,他在前一天晚上向资深同僚(包括米尔纳、张伯伦和汉基)排演了一遍,他们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首相明确指出,仍在陆军部工作的时候,莫里斯从未质疑过这个声明。他声称自己几乎每天都与莫里斯打交道,并将莫里斯视为朋友(莫里斯是否同意这个说法是非常有争议的。劳合·乔治冷嘲热讽地说莫里斯是背叛的魔鬼)。他提出了自己的反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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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找我不是他的事吗,尤其是当这个伟大的将军认为这件事如此重要,以至于他违反了国王的规定,树立了一个不守纪律的榜样的行为是正当合理的时候。首先向内阁反映情况,或者至少去找被他指责的大臣,对这位大臣说,“你在下院就一个最重要的事实问题犯了一个错误”,这样做难道不是他的事吗?他可以很巧妙地提出这个问题。他本可以说,“我敢说你被误导了,但你可以改正”。但是,他没有对我说过一个字!在报纸上看到这则声明之前,他连一个音节都没有向我提起过!我要说我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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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展示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方式非常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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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他的同僚们反对组建一个专责委员会,因为“在人们情绪激动的时候,它不是调查事实的最佳法庭”。[280]另一方面,法官们的“习惯做法是审查事实”,这是必需的。尽管如此,劳合·乔治决心向法官们伸出援助之手。他说,“我提供的数据来自陆军部的官方记录,在我发表声明之前,我就送交了这些记录。如果它们不正确,那么莫里斯将军和其他人一样负有责任。但是,它们并不是不准确的。从那以后,我做过调查”。[281]他有些吹毛求疵地说道:“难道有人想告诉我,他们不是军队‘战斗力量’的一部分吗?当英军撤退、不得不放弃花费数月准备的战壕时,一些士兵不得不在炮火下临时修筑防御工事来解救步兵——这些士兵难道不是军队的战斗力量吗?如果没有这些士兵,那么你不得不派遣步兵,以便让他们去干那些事。”[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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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从莫里斯的办公室里拿出了一份包含这些数字的文件。当乔治·兰伯特——他是一个追随阿斯奎斯的自由党人——询问这份文件是否有草签时,劳合·乔治说草签了——由莫里斯的副手草签。他对随之而来的笑声表示愤慨。“我并没有暗示说他是编制这些数字的人,但他负责印发了这份文件。”[283]他继续用受伤的语调补充道:“我从官方来源获得这些数字,如果这些数字有什么问题,那么莫里斯将军本人应对此负责。我想,在诋毁大臣们的名誉时,他可能在信中这样说了。”事实上,负责此事的是副官,但此时劳合·乔治已经超越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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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了英国为何要扩大战线,以及根据谁的授权这样做之后,劳合·乔治提出了最后两点。莫里斯的干预破坏了军队的纪律,无论阿斯奎斯如何坚持,莫里斯的动议都是对政府的不信任票。他对此进行了谴责,当时德军仍在进攻,并“准备发起可能是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打击”。[284]他的演讲旨在让统一党人和他的自由党支持者支持他;而不是为了证明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接下来发言的是普林格尔,他指责劳合·乔治激起了下院的情绪,“没有人能够比他更有技巧、更不以为然地激起人们的情绪”。[285]休·塞西尔勋爵评论说,他的演讲是对莫里斯的有力抨击,但没有为政府辩护。不过,鉴于大多数人都支持政府,因而没有必要进行辩护,动议以293票对106票被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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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阿斯奎斯发表了一篇令人遗憾的演讲,尤其是因为他没能对专责委员会做出预先判断,并且他避免与劳合·乔治进行决斗。黑格——他对妻子说话时稍稍改变了腔调——告诉妻子:“可怜的莫里斯!看到下院如此轻易地被劳合·乔治做出的哗众取巧的演讲所欺骗,真是太可怕了。作为由一群明辨事理的英国人组成的机构,下院正在丧失其声誉。”汉基对这个事实感到十分尴尬,以至于在四十多年后的回忆录中把它隐瞒了下来。实际上,他在日记中是这样评价劳合·乔治的演讲的:“我一直觉得这不是一个讲‘真话、讲出所有事实、并且只讲事实’的人所做出的演讲。”[286]汉基知道劳合·乔治已经看到了经过副官修正的数字,并选择不予理会。伊舍指出,“现在的危险是,劳合·乔治和他的随从可能会变得‘自命不凡’。胜利是容易的,但在政治上,风一会儿就转向了”。[287]只知道一半故事的报界纷纷见风使舵,谴责莫里斯,并赞扬政府,《泰晤士报》称这个结果“无异于消灭”劳合·乔治的批评者,并指责莫里斯是罗伯逊的党羽们针对威尔逊进行的“恶毒阴谋”中的一颗“棋子”。[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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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本可以对他的继任者和前同僚进行诽谤,要求对劳合·乔治的正直性进行调查,但这意味着自由党的终结。在就莫里斯开展的辩论中,统一党人支持劳合·乔治,不是因为他的论点令人信服,而是因为他们不喜欢阿斯奎斯。诺思克利夫也号召报界支持首相,而不是费功夫去分析事实。这也许是这位报业大亨为劳合·乔治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因为直到1922年,劳合·乔治才被推翻。汉基认为,阿斯奎斯之所以没有加大打击力度,是因为他担心自己会把政府搞垮——在战争的那个阶段,这会让取得胜利的前景变得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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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承认,他已经“准备好接受报纸的某个版面对我进行的谩骂”,但他并没有“准备好接受政府为了拒绝我的调查请求而采取的做法”。[289]这些做法包括拒绝让他查阅可以证实其指控的官方文件,以及(完全错误地)声称他在4月9日参与了下院的会议,并听到了劳合·乔治的声明,但他什么也没说。这个故事是由劳合·乔治的私人秘书兼新闻发言人萨瑟兰传播开来的,萨瑟兰在就这个话题与一名政治记者的谈话中撒了谎。[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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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还认为,劳合·乔治做出了对案情不公的证词,并且又一次不诚实地声称,莫里斯在离任前没有与他或任何其他人进行交涉,莫里斯没有参加凡尔赛的那次重要会议,以及劳合·乔治于4月9日提出的主张是以莫里斯或他的部门提供的信息为依据。在凡尔赛,莫里斯看到了一字不差的会议记录,所以很清楚发生了什么。1912~1913年的马可尼丑闻的狂热者们将会发现劳合·乔治的行为方式是多么寡廉鲜耻。[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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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决心将非战斗人员纳入士兵数量,这违背了常规做法,但这也是很典型的做法。莫里斯也不记得曾被要求提供或提供过劳合·乔治在4月9日提到的数字。最虚伪的是,5月8日,劳合·乔治获悉了柯克的错误(大概是在战时内阁的会议之后,因为会议记录中没有提到这一点)——并且人数中错误地纳入了在意大利的军队数量(8.6万人)——但是,他在第二天选择不提及这个错误,而是故意再次使用了错误的数字。这使了解真相的官员们感到震惊。柯克甚至提出辞职。很显然,这也惹恼了米尔纳,他知道这个事实,劳合·乔治便开始孤立和排斥米尔纳。劳合·乔治没有对记录进行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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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知道没有了回头路。在他告诉陆军委员会,他出于“良心方面的考虑”故意违反纪律后,5月11日,陆军委员会将他列入了退休名单。5月13日,政府宣布他退休。[292]第二天,有人披露说他成为《每日纪事报》的军事记者。后来,他在该报工作了5个月,直到劳合·乔治的代理人用出售爵位获得的资金买下了这份报纸,并把它变成了首相的喉舌。随后,莫里斯跳槽去了《每日新闻》。为了泄愤,在他退休时,政府让他拿到的不是少将薪资的一半(每年750英镑),而是少校薪资的一半(每年225英镑)。这使陆军委员会感到震惊,在翌年十月,他的退休工资才被增加到正确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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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结束后的许多年里,莫里斯继续纠缠劳合·乔治,要他说实话,但没有成功,这也让劳合·乔治的前同僚们感到尴尬,尤其是贝尔福,他认为莫里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1936年,劳合·乔治在回忆录中攻击莫里斯,这部回忆录中的很多段落无非强调了作品的不可靠性,并强化了劳合·乔治死后享有的完美骗子的声誉。就连弗朗西丝·史蒂文森也在日记中承认,在他于5月9日发表演讲之前,有人寄给他一份列有真实数字的文件,并说那份文件被烧毁了。劳合·乔治的秘书处的关键成员约瑟夫·戴维斯(Joseph Davies,也称为JT.戴维斯)告诉她,首相一边把文件扔进火里,一边说:“只有你、我、弗朗西丝知道这份文件的存在。”[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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