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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举行选举具有无可争辩的理由，因为政府在不同时期通过了五项议会法案，每次将任期延长几个月，使得议会超过正常任期三年。在1910年12月的选举中，有一半的下院议员没有选出来，但是在补选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对手，因此无法反映出民主。此外，不仅有大量的新选民“成为新的选民类别，例如年满19岁的士兵和作为新性别的女性”，而且在10月23日，下院就塞缪尔提出的一项决议进行了辩论，该决议要求通过一项法案，允许女性成为议员。274名议员（包括曾经在这个问题上无法改变态度的阿斯奎斯）支持该法案，只有25名议员反对，尽管有人呼吁成立新的下院，以便做出决定。正如塞缪尔所说的那样：“你不能说‘600万妇女可以成为选民，但决不能有一名妇女成为立法者’。在通过《人民代表法案》时，我们采取了深思熟虑的行动，已经放弃陈旧、狭隘的信条，这种信条认为妇女的领域就是家，除了家，她们没有其他的领域。”[27]然而，穆克斯上将坦言，“我认为下院不适合任何受人尊敬的女性坐在里面……如果要通宵开会，如果要熬夜到凌晨2点或3点，那会发生什么？‘谁回家？’的问题将变成‘谁将送我回家’的问题”。[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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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下旬，另一个早期迹象表明政府将进行选举，那就是政府宣布将于11月在电影院上映一部讲述劳合·乔治生平的电影，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选举的猜测。9月12日，劳合·乔治在曼彻斯特发表演讲，正式开启了他的竞选活动。在那里，他感受到了出生城市的自由。他没有提到选举，但是，他表达了对未来的希望，他在演讲的开头提到了胜利的必然性——“德国人没有美国的帮忙”。[29]他表达了组建一个国际联盟的愿望。他还提到了重建，修建更便利的交通，以及更好地利用英国的“人力资源”；并强调改善医疗保健——也许他最著名的言辞是，“我们无法靠C3等级的人口维持一个A1等级的帝国”，他声称，一位医生告诉他，“如果这个国家的健康水平得到适当重视”，那么还会有额外的一百万人能够被武装起来。他早些时候就表达了这些观点，因为他知道必须做出一个最为重要的变革承诺。8月，在与里德尔讨论未来时，他提到了奥克兰·戈德斯向他提交的“令人不安”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显示，“这个国家的人民的体质远远低于应有的水平，尤其是在农业地区，那里的居民本应是最强壮的”。他接着说，“这是因为工资低、营养不良和住房条件差。在战争结束后，必须立刻纠正这些问题”。[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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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计划去北部城市视察，但是，在曼彻斯特演讲的那天晚上，他晕倒了，被诊断出得了西班牙流感。曼彻斯特市的市政厅为他准备了一间卧室，电车从他休息的大楼一侧改道，以便让他享受清静和安宁。曼彻斯特的一位顶尖专家照料他，9月21日，他恢复了健康，回到伦敦，但仍然虚弱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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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试探同僚们，看看谁能在人才济济的政府里成为战后重建英国的最佳人选。当时，他甚至准备把诺思克利夫也包括进来，尽管朋友们警告说他不可能与诺思克利夫共事。比弗布鲁克在他那本不可靠的回忆录《男人与权力》（Men and Power）中声称，在亚眠战役前焦虑的几个月里，诺思克利夫拉拢他和雷丁，让他们向劳合·乔治提出主张，以便让诺思克利夫担任枢密院议长，并协助劳合·乔治拯救这个国家。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这样的故事削弱了诺思克利夫在宣传工作中做得很出色的事实。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英国又开始散发传单，这些传单进一步破坏了本已低落的德军士气。甚至在飞机投入使用之前，英国利用气球在6月至8月间投下了7820367张传单，这引起了兴登堡的警觉，他们警告军队，协约国在对“德国的意志”开战。[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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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诺思克利夫取得了种种成就，劳合·乔治也准备考虑让他担任内阁职位，但是，首相意识到无法信任他。不过，在那时，劳合·乔治也不值得信任。诺思克利夫最大的抱怨之一是，他认为劳合·乔治已经承诺在新的登记册生效时立刻进行选举，但劳合·乔治没有这样做。随后，诺思克利夫通过里德尔要求知道劳合·乔治正在考虑的新内阁成员的姓名，因为他不会利用他的报纸来支持一个纳入了他所说的“老帮派”——阿斯奎斯的联盟——的政府。对劳合·乔治来说，这个举动太过火了，他回话说，他“不会对政府的组建做出任何承诺，也不会妄想去做这样的事情”。[32]由于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他和诺思克利夫推心置腹，或者让他就可能做或不做某事寻求诺思克利夫的认同，他意识到诺思克利夫可能会撤回其报纸所给予的支持——鉴于劳合·乔治实际上没有政党的支持，因此，报纸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由于首相决定在情况允许的时候进行选举，因而他需要另一家报纸作为支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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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来，他知道英国政治的本质即将发生变化。春天，在霍尔丹家举行的晚宴上，他告诉主人以及当时在场的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韦伯，“未来将存在于两个新的政党之间，而旧的自由党将分裂成这两个政党”。[33]1918年12月的大选（即现有联合政府的支持者和剩余的其他政党之间的竞争）计划，早在明确这将是一场战后选举之前就已经拟定，更确切地说，是在预计主要问题是将这场战争打到最后，还是试图进行议和的时候。劳合·乔治决心要实现前一种情况，而追随阿斯奎斯的许多自由党人（尽管可能不是阿斯奎斯本人）则要实现后一种情况。[34]早在1918年7月，首席党鞭盖斯特就已经拟定了值得政府支持的议员名单。[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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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7年初以来，首相就急于让一位友好的商人买下《每日纪事报》，该报的日发行量达80万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如前所述，该报还让莫里斯将军担任军事记者，因此，劳合·乔治找个朋友买下该报的另一个动机是强迫莫里斯离开，并阻止他写一些与战事指挥有关的不友好的文章。该报的售价为110万英镑，每年的利润约为20万英镑（不过其中的13万英镑被用于缴纳超额利润税）。这位友好的商人就是亨利·达尔齐尔爵士，他是一名自由党议员，同时也是《雷诺兹新闻》和《波迈公报》的老板。去年1月，他被提升为准男爵，这有助于他的收购活动。里德尔参与了收购《每日纪事报》的阴谋，他在9月初坦言，在安排融资方面存在“一些困难”。[36]不久后，政府公布了这些困难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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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交易完成。“劳合·乔治将通过亨利·达尔齐尔爵士完全控制编辑政策，达尔齐尔实际上将是他的经纪人”，里德尔说道，“这个实验将会很有趣”。[37]首相实际上使用别人的钱——而且这笔钱的来源非常可疑——来拥有一家报纸，他从来不认为这种行为是得体的，但是，劳合·乔治的亲信们就没他那么高尚了。不久后，人们普遍认为，出售爵位所得的钱资助了这次收购。作为大臣的比弗布鲁克极不恰当地深深卷入了这场阴谋，这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以至于10月15日下院对此进行了讨论。拉纳克郡议员、阿斯奎斯的坚定支持者威廉·普林格尔说，“如果公共信息的源头落入少数团体或某个团体的手中，那么这实际上是在嘲弄真正的民主”。[38]他声称《每日纪事报》“实际上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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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阿斯奎斯的人知道，在大选到来之际，报界几乎没有人会为他们说话，这放大了达尔齐尔为劳合·乔治所取得的成就。普林格尔希望政府对收购该报的交易进行调查，然而，政府把比利时交给德国人的可能性都要大于进行调查的可能性。他把政府不进行调查的原因记录了下来。政府曾向两位早期的潜在买家——肥皂和清洁剂的巨头莱佛休姆（Leverhulme）勋爵和科尔文（Colwyn）——授予过爵位，从而让他们不要挡道；而且作为首席党鞭的盖斯特也参与了这些谈判，因此，几位杰出的政客肯定会因为此类调查而受到损害。普林格尔要求在场了解真相的人士——达尔齐尔和盖斯特——纠正任何细节上的错误。他们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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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透露，政府要求一名会计师对《每日纪事报》进行估价，会计师给出的估价为90万英镑，低于老板的期望值，并且这个数字已经传达给了盖斯特。“在收到这份报告后，我们发现莱佛休姆勋爵并不是真正的涉案人，”普林格尔继续说道，“但是，在日光牌肥皂的背后，还有一个有趣且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比弗布鲁克勋爵。当时，比弗布鲁克勋爵是新闻大臣。我觉得这件事涉及下院，因为新闻大臣既是政府成员，也是一位负责任的大臣，在他宣称自己已经放弃了另一份先前拥有的报纸的所有控制权时，他本应就收购报纸进行谈判。”[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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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普林格尔透露，由于价格太高，比弗布鲁克退出了。如果政府想要买下《每日纪事报》，那么将不得不使用政党基金。比弗布鲁克曾经答应，如果他买下这份报纸，那么他将再支持劳合·乔治五年。他还没有准备好代表《每日快报》做出这个承诺。更复杂的是，《每日纪事报》的老板弗兰克·劳埃德（Frank Lloyd）拒绝向托利党出售该报。在了解到这一点后，盖斯特曾试图说服劳埃德相信比弗布鲁克——他通过劳进入英国政坛，并完全赞同保守党的政治主张——实际上不是托利党人，尽管他曾是托利党的议员。盖斯特并不是那种可怕的“新派男人”——这类人在一定程度上靠着不正当手段和表里不一发迹——而且他早该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他是温伯恩的弟弟，丘吉尔的表亲，在退伍之前就获得了杰出服务勋章。用这种方式弄脏他的手，将会严重贬低他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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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齐尔在辩论中发言。他声称，他之所以发言，主要是因为任何进一步的沉默都会被误解。他否认在收购《每日纪事报》后曾试图“压制该报的独立性”，然而，该报的内容很快表明事实并非如此。[41]他声称，该报之所以被卖掉，是因为前主人的健康状况不佳，而他买下该报，主要是为了防止一群托利党人接管它。考虑到该报的老板拒绝将报纸卖给比弗布鲁克，托利党人不太可能接管该报。他否认知道比弗布鲁克的手段，事实上，他也不知道莱佛休姆的手段。他还否认自己屈从于任何人，也否认自己实施了不正当行为——“我的公众生活是公开的”。[42]1921年，劳合·乔治向他授予贵族爵位，以表彰他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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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桩交易表明，远离了主流自由党人、没有了政党基金的劳合·乔治需要耗费哪些周折才能获得产生影响力的新手段和新的富豪朋友。莫里斯被迫辞职，任命他的编辑罗伯特·唐纳德也被迫辞职，尽管在该年的早些时候，劳合·乔治给了唐纳德一份在比弗布鲁克的手下做事的兼职工作——担任中立国的宣传总监，史考特曾把唐纳德视为“劳合·乔治的侦察员”。[43]然而，唐纳德决定雇佣莫里斯，这似乎表明他在自寻死路。他在报纸上明确表示不再信任劳合·乔治，而劳合·乔治也表示不信任他。《每日纪事报》曾就人力短缺对政府进行了大肆批评，而对爱尔兰政策的批评就像对战争政策的批评一样，成了遥远的往事。当选举到来的时候，《每日纪事报》会像奴隶一样忠诚。11月4日，比弗布鲁克因为被坏牙感染，辞职去做喉部手术，宣传部也因此逐步瓦解了。在宣传部被废除前，他的继任者唐厄姆（Downham）勋爵任职了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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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诺思克利夫的影响力明显减弱，劳合·乔治正准备宣称自己赢得了战争，而且对这位报社老板的自负，他远没有像以前那样担心，但是，其他人仍然对诺思克利夫的权力感到担忧。11月7日，在一场关于宣传部的辩论中，卡森对诺思克利夫进行了攻击，他意识到诺思克利夫一直在力促劳合·乔治让其成为和会的正式代表。“我很清楚这个事实”，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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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句反对诺思克利夫勋爵的话几乎构成叛国罪。我知道他的权力，知道他会毫不犹豫地行使这种权力，如果任何人让这个地位极高的人感到不快，那么他会试图剥夺这些人的职务或公职。但是，在我这个年龄，无论是职位、薪酬，还是任何与政府有关的事情，甚至是公共生活，都不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而我真正关心的是体面政府的利益，我甚至有可能招致这位伟大的托拉斯老板的憎恶，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垄断了这个国家很大一部分的报纸，总是有一群现成的谄媚者来奉承他，来替他制定他认为最符合其利益的政策。[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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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森代表一个政治阶层发言，这个阶层厌倦并烦透了诺思克利夫想象着自己具有某种使命。他决心向这位报业大亨表明，其行为不可能不受到批评。导致他这样做的最后导火索是诺思克利夫的报纸对米尔纳进行了攻击，考虑到诺思克利夫从事官方宣传工作，卡森认为这类攻击不仅不公平，而且还很“不得体”。[45]米尔纳在凡尔赛时接受了采访，诺思克利夫对此表示反对。一篇社论引用了一封来自法国的电报，声称采访对法国造成了“极大伤害”。卡森认为这封电报是诺思克利夫自己发出的。他还说，“我认为现在真的是时候停止这种事情了”。他坦言，公众中“最优秀的一些人”“憎恨”这种行为。对于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卡森说：“公众人物或担任公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从诺思克利夫勋爵感到不快的那一刻起，追捕行动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他把任何被他视为对手的人赶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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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激烈的言辞作为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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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政府官员之所以对米尔纳勋爵进行攻击，目的是让他离职……以便让诺思克利夫勋爵接替米尔纳的职位或者进入战时内阁，这样他就可以出席和会，无论这个会议什么时候召开。整件事是英国公众生活的耻辱，也是新闻界的耻辱。我非常清楚批评报界有多难。我非常清楚你们为此得到的回报。感谢上帝，我从来不在乎他们怎么说我。我从来没有在意过，但是，我确实希望下院的议员们，不管他们是否同意米尔纳勋爵的意见，无论他们是否同意任何其他大臣的意见，都能认识到，无论如何，在这样一场危机中，公平竞争、公正批评、诚实待人和体面生活是必不可少的。[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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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得最远的斯坦利·鲍德温——他在辩论中代表政府发言，这个政府充分利用了诺思克利夫的服务——为政府的宣传员辩护，声称随着战争的结束，诺思克利夫效力的部门“不仅奄奄一息，而且濒临关门……不再运作”。[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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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劳合·乔治继续为提前选举制定计划。在德国的立场开始瓦解后，那些与首相关系密切的人便开始与阿斯奎斯的支持者讨论他们在大选后组建的新的联合政府中可能担任的职位。9月26日，前自由党首席党鞭艾利班克的默里作为中间人，再次向阿斯奎斯提供了议长一职，并向他的追随者——朗西曼和塞缪尔——提供了两个内阁职位，还提供了六个次长职位，以换取他们支持联合政府，并同意立刻举行选举。阿斯奎斯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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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一贯支持劳合·乔治的所有人士都乐于听到关于提前选举的传言。史考特利用《曼彻斯特卫报》，把火力对准了提出这个建议的人——他的朋友劳合·乔治。他在11月1日写道：“这样选出来的政府未来不会具有真正的权威。它本可以选择在这样的时刻进行选举。在该国实际解除了武装时，以及除了自己的政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处于不利和混乱之中时，这样才能夺取政权。”[48]他的言辞非常尖锐。第二天，劳合·乔治正式给劳写信，向劳提出了提前选举的建议，劳接受了。11月5日，国王——他和《曼彻斯特卫报》的意见一致——不情愿地同意解散议会，他在与首相进行长时间的讨论“之前是持反对意见的”。接着，劳与劳合·乔治开始就策略进行辩论。[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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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赞扬的是，由于少数几位大臣的干劲和崇高精神，联合政府早在战争进入决定性阶段之前就开始谋求塑造战后的世界。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例子便是选举权改革，但是，人们也承认迫切需要重建英国——不是因为战争造成的破坏（这种破坏相对较小），而是因为家庭的破碎，以及有必要更换战前陈旧且不合标准的基础设施。解决复员问题，让所有在战争结束后从战场上归来的人重返平民生活，把这些问题处理好已经足够了。但是，如果英国想要一个繁荣和成功的未来，那么需要更好地为这个国家的人力资源做好准备。所以，重建必须是社会和物理结构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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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发英国的人力资本方面，教育是关键。即使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在索姆河战役的头几天，上院也讨论过这方面的计划，他们意识到现有制度存在巨大缺陷，以及它所造成的持续的人才浪费。1916年7月12日，霍尔丹提出了一项动议，“呼吁人们关注国家的培训问题，关注为将来做准备的必要性”。[50]他也许比任何人都清楚，在一些与英国相竞争的国家，尤其是德国和美国，教育制度是多么优越。德国工人阶级的孩子在14岁时离开学校，而不是在13岁，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接受四年的培训或当学徒，而不是随随便便地去干那些没有技术含量的苦力活，而这正是许多英国工人阶级男孩的命运。中产阶级的孩子在学校多待两到四年，然后一些人去上大学。正如霍尔丹承认的那样，英国教育制度的主要弱点是，工薪阶层的孩子几乎不可能上大学。不过，英国提供少量的奖学金和助学金，所以至少在这方面，英国领先于德国，但这还不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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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严峻。1916年，英国有275万名12岁到16岁的男孩和女孩。大约有110万人在13岁时离开学校。更多的一些人在14岁时离开学校。只有25万人上了正规的中学，通常只上一两年。在585万名年龄在16岁到25岁的年轻人中，只有9.3万人参加了全日制课程，大部分是短期课程。霍尔丹指出，重视教育和培训的国家具有巨大的优势。[51]他说：“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培养后代，使他们在智力、道德和身体上做好准备，以便承受将要面临的压力……其他国家一直在奋起，它们投入的勤勉程度和学识超出了我们自身体现出来的水平，而正是由于他们的过分勤勉，才对我们造成了危险。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必须确保自己并非毫无准备。我们必须就鼓足干劲和明确方向进行必要的改革。”[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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