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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丹的想法和远见对H. A. L.费希尔（H. A. L. Fisher）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费希尔是教育委员会的主席，在此之前，他是谢菲尔德大学的副校长。他是一个高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充满了阿诺德[53]式美好与光明的理想，但也毋庸置疑地与英国的知识贵族有关联。他是历史学家H. W.费希尔的儿子，是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嫡亲表兄；他的妹妹艾德琳（Adeline）嫁给了拉尔夫·沃恩·威廉斯，另一个妹妹先是嫁给了著名的法律历史学家F. W.梅特兰（F. W. Maitland），后来嫁给了博物学家的儿子，也就是植物学家弗朗西斯·达尔文（Francis Darwin）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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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尔希望废除半工半读制，根据这个制度，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等工业地区的孩子可以工作，前提是他们要投入一定的时间接受教育。他希望14岁以下的孩子完全专注于学业，这个建议遭到工会的极力抵制，并引发了来自农业领域的抱怨，由于人力短缺，农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还决心成立郡教育委员会，以扩大教育系统的范围和内容。他的第一个伟大倡议是在1918年3月说服议会将离校年龄提高到14岁。他这样做的依据是，英国赢得战争是无可非议的，就像1918年9月看起来的那样。但是，要想利用胜利，就需要在态度上进行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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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调通过教授人文学科来培养心智的重要性的同时，他特别想要进行更多的科学培训和教育，以及让人们接受新思想。他还想知道“大量工人阶级的孩子没有接受培训，在这些孩子中，有多少瓦特、开尔文和达尔文已经流失了。在我们国家，最大的错误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教育和培训富人上……对于工人的孩子来说，除非他有一个非常与众不同和热心的父亲，否则他能得到什么呢？呃，不管怎样……我们90%的人口都没有接受过教育，如果我们要充分利用我们现有的人才，那么教育是必需的”。[54]霍尔丹希望在1916年启动这个计划，但是，费希尔直到1918年才完成，这个计划为霍尔丹提出的“继续教育学校”的愿景奠定了基础，工薪阶层的孩子在13岁以后可以上继续教育学校，而且政府将提供更多的大学入学名额。[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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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3月13日，费希尔概述了他的一些愿景。“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希望小学老师对课程中的每一门课都达到同样的水平，无论是同样精通，还是同样不精通。曾经有一段时间，学校是按照成绩来发工资，那时在阅读、写作和算数方面，学生的成绩很少能够超越机械化教学的结果。我们已经超越了那个阶段。我们鼓励教师专业化，我们的课程更广泛、更多样化，我们不再依赖于根据成绩发工资的机械化教学。”[56]据估计，超过一百万的残疾儿童得不到适当的教育。费希尔的目标不仅是让国家向他们提供机会，而且还寻求提高公众健康，这样一来，天生残疾的人就会减少。对于健康的孩子，应大力强调体育教育。他还迫切地想让家长们更加关注孩子的教育，支持学校拓展学习机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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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尔没有退缩。“该法案的目的是为各类人才提供尽可能多的出路。我们在法案中提议，让地方教育机构承担义务，为所有适合接受中学教育的学生提供中学教育。”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提供中央学校、高等小学、初级技术学校和初级商业学校”。这还不是全部。“此外，我们建议为14岁至16岁的所有青少年实施一项非全日制的义务教育计划，但允许存在一些例外情况，这个建议与实施选拔和发展特殊人才的计划并不矛盾。”[57]他说，最终，提高离校年龄和提供额外教育的成本每年将在1000万英镑以下，由税收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这大约是一天半的战争开销。他还提议增加教师工资和中央对学校的拨款，希望授权地方政府开设幼儿园，并为中学和技术学校的教师制定退休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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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尔之所以提出这项新政策，是因为他认为，青少年的思想很容易受到影响（不断上升的青少年犯罪的人数就证明了这一点），而且通过教育，年轻人将受到更多好的影响，而不是坏的影响。如果年轻人14岁就开始工作，那么在16岁或18岁之前，每周大约8小时的“继续教育课程”将继续向这些超出离校年龄的年轻人灌输知识。“法案提议向贫困家庭的孩子给予一定程度的道德指引和指导，这些被普遍认为是富裕家庭的孩子才拥有的，届时，我能够自信地宣称，我将得到整个社会的道德感作为支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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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尔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但是，他相信教育的目的是陶冶情操和发展品格。不过，他最后说了一句实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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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问道，我们向广大公民提供的教育，是否足以应付这场世界大战的演变给我们帝国带来的新的、严重的和持久的责任，是否足以应付我们向千百万新选民强加的新的公民负担？我认为不足以应付。在这个国家，任何能够明辨是非的人必定会同意我的看法。我相信，此时此地，我们有责任改善这种状况。我认为，如果我们让一连串过去的不便模糊了我们的视野，那么我们不仅会失去一个黄金机会，也没有尽到我们对子孙后代的沉重责任。[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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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还认识到，英国正在进入一个与其他国家展开激烈竞争的新时代，受过更好教育的劳动力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对法案的二读进行辩论时，自由党议员弗朗西斯·阿克兰说：“那些不仅在特定的行业关注事项上，而且在涉及公民身份的普通问题上，不希望工人拥有更广阔的前景、更好的素质和更强的思考能力的行业，都不是我们应当在这个国家鼓励甚至保留的行业。毫无疑问，困难时刻即将到来。如果这个法案的主要条款得以执行，那么所有从事这些行业的人都将获得精神禀赋，在此情况下，倘若我们让这些行业缺乏更好的精神禀赋，那么这个代价我们根本负担不起。”[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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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尔的法案被认为是方案的第一步，这个方案向那些没有能力支付教育费用的人提供了教育机会。可以预见的是，有些人持反对意见。统一党人抗议说，这可能会导致许多年轻人接受过度教育，他们将会发现没有足够的空缺职位来安置那些学业有成的人。扩大受过教育的人口将会带来繁荣，从而为更高水准的工作创造机会，人们对此既不理解，也不赞同。一些议员抱怨成本太高，尤其是因为费希尔和他的支持者希望他的改革能让更多的人上大学，而不仅仅是特权阶级的孩子。阿克兰说：“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奖学金制度（包括今后几年的助学金）能有所发展，因为我们要把‘教育阶梯’这个词从我们的词汇表中完全划掉，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教育高速公路’取而代之。”[61]他还概述了超出法案范畴的一些愿望：“我们希望在教育委员会的有效监督下，为所有阶层、富人和不那么富裕的人开设私立学校。我们要简化考试制度。我们希望我们教授某些科目的方法能有很大的改变和发展，尤其是科学和现代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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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统一党议员对成本的担忧一样，许多工薪阶层人士也对子女推迟就业的成本感到担忧——就像他们对自1870年以来的每一次教育改革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费希尔计划的立法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在议会获得通过。这项立法对95%的学龄儿童造成影响，并在1917年2月获得了战时内阁的批准。然而，正如费希尔所了解的那样，矛盾的是，工人阶级也是这项措施的最大支持者，因为他们也意识到，这将使他们的孩子有机会比他们的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找到更好的工作，并能摆脱家政服务或无技能劳动等苦差事。他把他的法案归类为保证年轻人权利的一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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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有一个宪法方面的考虑因素对该法案造成不利。费希尔的反对者认为，该法案过于激进，不可能在议会的第八个年头获得通过，需要通过大选给予具体授权。对一些人来说，比如统一党议员巴兹尔·佩托（Basil Peto），“这是向社会主义理论迈出了很大一步，这个理论认为儿童属于国家，而国家的男女公民仅仅被视为繁衍机器”。[62]这项措施在9月份新学年开始之前就生效了，就在这个月，威尔斯出版了他的小说《乔恩和彼得》，这本书致力于探索战前英国教师的支配地位，这些教师“完全没有教育理念”。[63]到目前为止，这个国家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它的技术水平是多么的低下，通识教育的不足如何阻碍了战事工作。事实上，一些批评费希尔的人认为他的雄心还不够大，他们是对的。但是，在向所有人提供教育机会方面，他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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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儿童的进一步帮助，甚至在他们上学之前给予的帮助，是根据1918年《产妇与儿童福利法》（Maternity and Child Welfare Act）提供的，该法案允许地方政府设立委员会，以便监督母亲及其子女的福利，资金部分来自中央政府，部分来自地方政府。自1911年《国民保险法》颁布以来，参加工作的妇女一直享有医疗保险，而不参加工作的妇女就无法享有这种保险。这些福利委员会是预防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发展，它们设法改善刚生完孩子的产妇的健康，并降低已经下降的婴儿死亡率和疾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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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承诺要解决的另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是住房问题，就像提到医疗和教育改革一样，住房问题也是着眼于即将到来的竞选活动。在停战前的两周，地方政府委员会的主席成员威廉·海耶斯·费希尔（William Hayes Fisher）（与教育改革家没有关系）告诉下院，政府将如何处理住房问题。政府承诺实施“一项非常大的重建政策”，因为他认为，如果人们只能回到不卫生、通风不良、没有阳光的房子里，那么即便推行改善儿童福利或消除结核病等政策，也是无济于事的。[64]同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任大臣一样，费希尔反复强调：“必须建造新房子，必须重建和修复老房子，必须逐步清除贫民窟。”他承诺，下一届议会将通过大量立法。[65]他还提出了政府福利房的问题，并承诺地方议会可以提供80年的贷款来资助建造这种住房。市镇和区议会已经有权为工人阶级提供住房，不过，这项权力也将扩大到郡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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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4年之前的五年里，英国人口最稠密地区的房屋建造量已经出现下降，而在战争期间，由于缺乏人力来建造房屋，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党势力强大，在王国中，只有爱尔兰在战前制定了大规模的住房计划。在英国的其他地方，住房短缺的情况非常严重，以至于政府在报纸上刊登广告，鼓励人们提供信息以便其他人能在某些大城市找到住房，并向这些人给予奖励。议员们担心数百万士兵将回到这些住房供应不足的地方，有人呼吁至少需要一百万套新房子，每个郡都对其需求进行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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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的人口大约是英格兰人口的八分之一，一项调查显示，仅苏格兰就需要12.1万套住房。[66]一些议员建议，与其让地方政府争取贷款来提供资助，还不如让政府在特殊情况下向他们拨款。只有在政府拨款后，才能由私人资助开发项目。还有人呼吁修建更多的农村住房，以便响应政府劝说士兵返乡务农的政策。然而，财政部仍未承诺为一项建设计划提供资金，也没有强制或鼓励地方议会启动建设计划。许多自由党人不喜欢国家干预的想法，但是，正如朗西曼所说：“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喜欢政府的做法，我认为这种做法是最低效和最昂贵的。但是，目前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把住房的必要性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而且我认为获得这些住房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次要的。”[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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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西亚·韦奇伍德上校——他是一个比朗西曼更严厉的自由党人——对费希尔的提议进行了抨击：“今天，有一项法案摆在我们的面前，它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体现了两项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一个是国家应当担负起这个国家的建筑业，第二个是国家应当按照不健全、不经济的路线开展建筑业。”[68]韦奇伍德担心，以“慈善租金”建造房屋将会毁掉每一个私人房东的生意，破坏私人企业，并且由于人们寻求的是便宜的房子，而不是按市面租金租售的房子，这会导致地方议会的“营私舞弊”和腐败。对于建立一支住房检查员队伍，以检查这个新成立的国家权力机关的进展是否令人满意，以及大规模增加国家向非生产性人员支付的工资，他对此也表示担心。他还遭到了波特兰公爵之子亨利·卡文迪什-本廷克（Henry Cavendish-Bentinck）勋爵的猛烈抨击：“虽然战前我们在下院争吵不休，制定了符合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经济学的政策，正如这位议员刚才所做的那样，但是，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把人民逼入绝境，除了排水沟、巷子和操场外，他们剥夺了孩子们的任何游乐场所，并且一直在大批大批地消灭孩子。”[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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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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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1918年夏末开始英国就朝着和平迈进，但是，政治阶层根本不相信过渡是容易的，也不相信经过四年的极端艰难和牺牲之后维持公众期望是容易的。例如，政府迫切需要解决住房问题，这不仅仅是为了对返乡的战士守信，也是为了避免给工人阶级任何借口去参加布尔什维克式的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改变了俄国，而且威胁要吞噬德国。人们还记得，去年3月，兰斯伯里在艾伯特大厅举行了欢迎俄国革命的会议，这是支持革命理想的第一次大型公开活动，当时有很多人在集会上高唱《红旗》。兰斯伯里提到俄国军队是如何拒绝射杀抗议者的，他说：“我们可以理解，当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都拒绝射杀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时，政府就无法再发动战争了。如果各方的军队都向无人区进发，拒绝继续战斗，那么这场战争明天就会结束。”[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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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在利兹召开的工党大会呼吁成立“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就像现在管理俄国西部的苏维埃一样，斯诺登是主要的倡导者之一。政府通过了一项建立委员会的动议，但是，由于缺乏严肃的组织机构，最后什么也没有发生。6月下旬的另一场会议呼吁结束与其他政党的休战，并呼吁工党议员退出政府，为选举做准备。亨德森坚持自己的想法，确认一旦进行选举，就会爆发真正的政治战争，而不是在选举之前爆发。当时，工党已经有301名潜在候选人，并宣布预计还会有100名候选人。一个意外访客出席了会议，他是被废黜的俄国社会党总理克伦斯基。除了少数强硬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外，所有人都对他表示热烈欢迎。9月，工会大会根据300万投票中的多数票决定继续与工党合作，少数人希望成立一个比工党更左的工会工党。这次投票确保了协调一致的劳工运动，这是该党走向权力舞台的重要基础。此后，政府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言高度警觉：在德比郡举行的一次演讲后，政府根据《保卫王国法案》逮捕了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她在演讲中主张走强硬的社会主义路线。她为女性设定的主要政治目标现在似乎已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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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是，在协约国的境况越来越好之际，英国国内的工业环境却在恶化。棉纺厂的罢工很快得到了解决，但是，9月底，铁路工人因要求加薪开始在南威尔士举行罢工，而后蔓延至伦敦和英国的其他地区。铁路工人感觉自己掌握了主动权，如果政府坚持与选任的官员谈判，那么他们就拒绝与政府谈判，这些激进分子有自己的代表。政府说，为了让火车运行，它将派遣军队——伦敦步枪旅的3000名士兵立刻前往动乱的中心地区纽波特以及大东部铁路公司在伦敦东部的斯特拉特福德设置的主要车站。甚至劳工运动也不承认罢工者：英国工人联盟称他们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71]政府中最具影响力的工党议员J. R.克莱因斯也对他们进行了攻击，因为他们在工人同胞为追求胜利而牺牲的时候，却扣压食物和军需品。由于没有火车运送煤炭，南威尔士的10万名矿工闲置，海军和商船队使用的蒸汽煤有三分之二来自那里。政府告诉罢工的铁路工人，他们将被征召入伍。这个威胁，加上武装部队的到来，促使工人们重返工作岗位。然而，这回轮到南威尔士的矿工了，他们要求缩短每天的工作时间，并威胁说，如果不这样做就进行罢工。战时内阁提出在达成和平条约后的六个月内减少工作时间，这让局势恢复了平静。[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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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政府威胁将征召罢工的克莱德造船工人入伍，这些工人要求每周的最低工资达到5英镑，工会领导人已要求他们返回工作岗位。虽然政府根据《保卫王国法案》有权对主谋进行起诉，但是，它认为在如此动荡的地区制造殉道者将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不过，征召拒绝工作的人入伍却是另一回事。9月28日上午，政府在克莱德赛德附近张贴了一份王室公告，声称：“现在，政府有必要宣布，但凡造船厂的工人在10月1日（星期二）或之后故意旷工，即表明他们自愿置身于政府提供的特殊保护之外。”[73]为免生疑义，公告在结尾处承诺，这些人将按年龄组别被征召入伍，这与两个月前在考文垂发布的威胁如出一辙。如果说这是大棒，那么胡萝卜就是建议成立惠特利委员会来解决造船工人的工资问题。在公告发布后，工人们举行了投票，以1025票对1014票否决了重返工作岗位的呼吁。但是，由于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才能继续罢工，于是，工人们在星期二的最后期限前及时返回工作岗位，政府与他们达成了一项谅解，组建一个惠特利式的委员会，以听取他们的不满。然而，大约有60名25岁以下的男子没有返回工作岗位，他们收到了征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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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例子表明当时的英国遭受了一个更大的不幸。1918年6月，尽管正值盛夏，但在不列颠群岛，一场毁灭性的流感初现端倪。同月，爱尔兰多个地区爆发流感，并蔓延至英国本土。它被称为“西班牙流感”，因为据说它在几周前就已经在西班牙传播开来。它更有可能起源于堪萨斯州的一个美军集中营，3月的时候，这个集中营遭到了流感的袭击。在战争期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无法避免的，此外，食物短缺和价格高昂导致人们营养不良，这些促使该问题进一步恶化。在贝尔法斯特报告疫情后，莱奇沃斯、卡迪夫和哈德斯菲尔德成为首批宣布疫情的本土城镇，希钦农村委员会——其覆盖莱奇沃斯——敦促人们“避免去电影院和其他拥挤的地方”。[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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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7月的第一个星期，伦敦受到了影响，尤其是伦敦东区的纺织厂，那里有多达20%的工人患病。他们的症状是剧烈头痛、肾痛和体温迅速上升到103或104华氏度[75]。室内工人特别容易受到感染，室外工人则“几乎免疫”。[76]随后，在远至萨里、米德兰兹和泰恩赛德的地方都有疫情暴发记录，后两个地区的煤矿严重枯竭，缺勤率过高对关乎经济的工业效率造成了严重影响。7月初，都柏林和伦敦报告了第一例死亡病例。之后，伯明翰及其周边地区的军工厂开始受到影响，整个曼彻斯特的小学都停课了，而后伦敦的小学也停课了，主要原因是老师生病了。[77]在7月的某一天，作为重要通信枢纽的伦敦中央电报局有700人请病假。[78]就在暑假前不久，哈德斯菲尔德的所有学校都停课了，在一些地方，殡仪馆的棺材也用完了。医生给患者服用氨化奎宁，但没有效果。一些人提议使用江湖疗法和不太可疑但不确定来源的其他疗法（比如每天喝三次可可粉），这些人大出风头。报纸上充斥着各种预防措施，例如喝粥，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和晚上睡前的最后一件事是强迫自己打喷嚏，快走，多呼吸新鲜空气。哈里·弗尼斯（Harry Furniss）先生在著名的临床医学权威机构嘉里克俱乐部发表了一篇文章，宣称目前已知的唯一治疗方法就是“吸鼻烟，它能有效地抑制并杀死隐伏的芽孢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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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疫情进入第二个更加致命的阶段。当作曲家休伯特·帕里爵士于10月7日去世时，他是那一周在伦敦去世的80个人中的一员。[79]新一轮的疫情迅速蔓延，10月中旬，利物浦、都柏林和米德尔斯堡爆发了流感。南安普敦的死亡率从14‰上升到了44‰。在格拉斯哥，这个数字从12‰上升到了41‰，在10月的第三周有510人死亡。[80]在截至10月21日的四周内，霍恩西有一半死者的死因为流感。在受到严重影响的北伦敦，由于学生和教师患病，整个北伦敦的学校都停课了。[81]在伊尔福德，有1.1万名儿童被学校送回家，医生的诊室外排起了长队，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抱怨说他们应付不过来了。在邻近的东哈姆，14岁以下的儿童被禁止进入公共娱乐场所。在附近的莱顿斯通，很多人死于流感，以至于很多家庭向当地医生提供钥匙，让医生进出他们的房子。布莱顿的小学被勒令停课一个月。在新一波疫情暴发三周后，在地方政府委员会就如何避免患上流感提出建议时，《泰晤士报》评论说，“最好在马逃跑之前锁上马厩的门……卫生部有必要在这类事情上保护公众，没有什么比这个疫情更能说明这种必要性了”。[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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