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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齐尔在辩论中发言。他声称，他之所以发言，主要是因为任何进一步的沉默都会被误解。他否认在收购《每日纪事报》后曾试图“压制该报的独立性”，然而，该报的内容很快表明事实并非如此。[41]他声称，该报之所以被卖掉，是因为前主人的健康状况不佳，而他买下该报，主要是为了防止一群托利党人接管它。考虑到该报的老板拒绝将报纸卖给比弗布鲁克，托利党人不太可能接管该报。他否认知道比弗布鲁克的手段，事实上，他也不知道莱佛休姆的手段。他还否认自己屈从于任何人，也否认自己实施了不正当行为——“我的公众生活是公开的”。[42]1921年，劳合·乔治向他授予贵族爵位，以表彰他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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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桩交易表明，远离了主流自由党人、没有了政党基金的劳合·乔治需要耗费哪些周折才能获得产生影响力的新手段和新的富豪朋友。莫里斯被迫辞职，任命他的编辑罗伯特·唐纳德也被迫辞职，尽管在该年的早些时候，劳合·乔治给了唐纳德一份在比弗布鲁克的手下做事的兼职工作——担任中立国的宣传总监，史考特曾把唐纳德视为“劳合·乔治的侦察员”。[43]然而，唐纳德决定雇佣莫里斯，这似乎表明他在自寻死路。他在报纸上明确表示不再信任劳合·乔治，而劳合·乔治也表示不信任他。《每日纪事报》曾就人力短缺对政府进行了大肆批评，而对爱尔兰政策的批评就像对战争政策的批评一样，成了遥远的往事。当选举到来的时候，《每日纪事报》会像奴隶一样忠诚。11月4日，比弗布鲁克因为被坏牙感染，辞职去做喉部手术，宣传部也因此逐步瓦解了。在宣传部被废除前，他的继任者唐厄姆（Downham）勋爵任职了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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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诺思克利夫的影响力明显减弱，劳合·乔治正准备宣称自己赢得了战争，而且对这位报社老板的自负，他远没有像以前那样担心，但是，其他人仍然对诺思克利夫的权力感到担忧。11月7日，在一场关于宣传部的辩论中，卡森对诺思克利夫进行了攻击，他意识到诺思克利夫一直在力促劳合·乔治让其成为和会的正式代表。“我很清楚这个事实”，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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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句反对诺思克利夫勋爵的话几乎构成叛国罪。我知道他的权力，知道他会毫不犹豫地行使这种权力，如果任何人让这个地位极高的人感到不快，那么他会试图剥夺这些人的职务或公职。但是，在我这个年龄，无论是职位、薪酬，还是任何与政府有关的事情，甚至是公共生活，都不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而我真正关心的是体面政府的利益，我甚至有可能招致这位伟大的托拉斯老板的憎恶，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垄断了这个国家很大一部分的报纸，总是有一群现成的谄媚者来奉承他，来替他制定他认为最符合其利益的政策。[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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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森代表一个政治阶层发言，这个阶层厌倦并烦透了诺思克利夫想象着自己具有某种使命。他决心向这位报业大亨表明，其行为不可能不受到批评。导致他这样做的最后导火索是诺思克利夫的报纸对米尔纳进行了攻击，考虑到诺思克利夫从事官方宣传工作，卡森认为这类攻击不仅不公平，而且还很“不得体”。[45]米尔纳在凡尔赛时接受了采访，诺思克利夫对此表示反对。一篇社论引用了一封来自法国的电报，声称采访对法国造成了“极大伤害”。卡森认为这封电报是诺思克利夫自己发出的。他还说，“我认为现在真的是时候停止这种事情了”。他坦言，公众中“最优秀的一些人”“憎恨”这种行为。对于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卡森说：“公众人物或担任公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从诺思克利夫勋爵感到不快的那一刻起，追捕行动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他把任何被他视为对手的人赶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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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激烈的言辞作为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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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政府官员之所以对米尔纳勋爵进行攻击，目的是让他离职……以便让诺思克利夫勋爵接替米尔纳的职位或者进入战时内阁，这样他就可以出席和会，无论这个会议什么时候召开。整件事是英国公众生活的耻辱，也是新闻界的耻辱。我非常清楚批评报界有多难。我非常清楚你们为此得到的回报。感谢上帝，我从来不在乎他们怎么说我。我从来没有在意过，但是，我确实希望下院的议员们，不管他们是否同意米尔纳勋爵的意见，无论他们是否同意任何其他大臣的意见，都能认识到，无论如何，在这样一场危机中，公平竞争、公正批评、诚实待人和体面生活是必不可少的。[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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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得最远的斯坦利·鲍德温——他在辩论中代表政府发言，这个政府充分利用了诺思克利夫的服务——为政府的宣传员辩护，声称随着战争的结束，诺思克利夫效力的部门“不仅奄奄一息，而且濒临关门……不再运作”。[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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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劳合·乔治继续为提前选举制定计划。在德国的立场开始瓦解后，那些与首相关系密切的人便开始与阿斯奎斯的支持者讨论他们在大选后组建的新的联合政府中可能担任的职位。9月26日，前自由党首席党鞭艾利班克的默里作为中间人，再次向阿斯奎斯提供了议长一职，并向他的追随者——朗西曼和塞缪尔——提供了两个内阁职位，还提供了六个次长职位，以换取他们支持联合政府，并同意立刻举行选举。阿斯奎斯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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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一贯支持劳合·乔治的所有人士都乐于听到关于提前选举的传言。史考特利用《曼彻斯特卫报》，把火力对准了提出这个建议的人——他的朋友劳合·乔治。他在11月1日写道：“这样选出来的政府未来不会具有真正的权威。它本可以选择在这样的时刻进行选举。在该国实际解除了武装时，以及除了自己的政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处于不利和混乱之中时，这样才能夺取政权。”[48]他的言辞非常尖锐。第二天，劳合·乔治正式给劳写信，向劳提出了提前选举的建议，劳接受了。11月5日，国王——他和《曼彻斯特卫报》的意见一致——不情愿地同意解散议会，他在与首相进行长时间的讨论“之前是持反对意见的”。接着，劳与劳合·乔治开始就策略进行辩论。[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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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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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赞扬的是，由于少数几位大臣的干劲和崇高精神，联合政府早在战争进入决定性阶段之前就开始谋求塑造战后的世界。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例子便是选举权改革，但是，人们也承认迫切需要重建英国——不是因为战争造成的破坏（这种破坏相对较小），而是因为家庭的破碎，以及有必要更换战前陈旧且不合标准的基础设施。解决复员问题，让所有在战争结束后从战场上归来的人重返平民生活，把这些问题处理好已经足够了。但是，如果英国想要一个繁荣和成功的未来，那么需要更好地为这个国家的人力资源做好准备。所以，重建必须是社会和物理结构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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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发英国的人力资本方面，教育是关键。即使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在索姆河战役的头几天，上院也讨论过这方面的计划，他们意识到现有制度存在巨大缺陷，以及它所造成的持续的人才浪费。1916年7月12日，霍尔丹提出了一项动议，“呼吁人们关注国家的培训问题，关注为将来做准备的必要性”。[50]他也许比任何人都清楚，在一些与英国相竞争的国家，尤其是德国和美国，教育制度是多么优越。德国工人阶级的孩子在14岁时离开学校，而不是在13岁，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接受四年的培训或当学徒，而不是随随便便地去干那些没有技术含量的苦力活，而这正是许多英国工人阶级男孩的命运。中产阶级的孩子在学校多待两到四年，然后一些人去上大学。正如霍尔丹承认的那样，英国教育制度的主要弱点是，工薪阶层的孩子几乎不可能上大学。不过，英国提供少量的奖学金和助学金，所以至少在这方面，英国领先于德国，但这还不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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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严峻。1916年，英国有275万名12岁到16岁的男孩和女孩。大约有110万人在13岁时离开学校。更多的一些人在14岁时离开学校。只有25万人上了正规的中学，通常只上一两年。在585万名年龄在16岁到25岁的年轻人中，只有9.3万人参加了全日制课程，大部分是短期课程。霍尔丹指出，重视教育和培训的国家具有巨大的优势。[51]他说：“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培养后代，使他们在智力、道德和身体上做好准备，以便承受将要面临的压力……其他国家一直在奋起，它们投入的勤勉程度和学识超出了我们自身体现出来的水平，而正是由于他们的过分勤勉，才对我们造成了危险。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必须确保自己并非毫无准备。我们必须就鼓足干劲和明确方向进行必要的改革。”[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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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丹的想法和远见对H. A. L.费希尔（H. A. L. Fisher）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费希尔是教育委员会的主席，在此之前，他是谢菲尔德大学的副校长。他是一个高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充满了阿诺德[53]式美好与光明的理想，但也毋庸置疑地与英国的知识贵族有关联。他是历史学家H. W.费希尔的儿子，是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嫡亲表兄；他的妹妹艾德琳（Adeline）嫁给了拉尔夫·沃恩·威廉斯，另一个妹妹先是嫁给了著名的法律历史学家F. W.梅特兰（F. W. Maitland），后来嫁给了博物学家的儿子，也就是植物学家弗朗西斯·达尔文（Francis Darwin）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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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尔希望废除半工半读制，根据这个制度，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等工业地区的孩子可以工作，前提是他们要投入一定的时间接受教育。他希望14岁以下的孩子完全专注于学业，这个建议遭到工会的极力抵制，并引发了来自农业领域的抱怨，由于人力短缺，农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还决心成立郡教育委员会，以扩大教育系统的范围和内容。他的第一个伟大倡议是在1918年3月说服议会将离校年龄提高到14岁。他这样做的依据是，英国赢得战争是无可非议的，就像1918年9月看起来的那样。但是，要想利用胜利，就需要在态度上进行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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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调通过教授人文学科来培养心智的重要性的同时，他特别想要进行更多的科学培训和教育，以及让人们接受新思想。他还想知道“大量工人阶级的孩子没有接受培训，在这些孩子中，有多少瓦特、开尔文和达尔文已经流失了。在我们国家，最大的错误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教育和培训富人上……对于工人的孩子来说，除非他有一个非常与众不同和热心的父亲，否则他能得到什么呢？呃，不管怎样……我们90%的人口都没有接受过教育，如果我们要充分利用我们现有的人才，那么教育是必需的”。[54]霍尔丹希望在1916年启动这个计划，但是，费希尔直到1918年才完成，这个计划为霍尔丹提出的“继续教育学校”的愿景奠定了基础，工薪阶层的孩子在13岁以后可以上继续教育学校，而且政府将提供更多的大学入学名额。[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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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3月13日，费希尔概述了他的一些愿景。“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希望小学老师对课程中的每一门课都达到同样的水平，无论是同样精通，还是同样不精通。曾经有一段时间，学校是按照成绩来发工资，那时在阅读、写作和算数方面，学生的成绩很少能够超越机械化教学的结果。我们已经超越了那个阶段。我们鼓励教师专业化，我们的课程更广泛、更多样化，我们不再依赖于根据成绩发工资的机械化教学。”[56]据估计，超过一百万的残疾儿童得不到适当的教育。费希尔的目标不仅是让国家向他们提供机会，而且还寻求提高公众健康，这样一来，天生残疾的人就会减少。对于健康的孩子，应大力强调体育教育。他还迫切地想让家长们更加关注孩子的教育，支持学校拓展学习机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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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尔没有退缩。“该法案的目的是为各类人才提供尽可能多的出路。我们在法案中提议，让地方教育机构承担义务，为所有适合接受中学教育的学生提供中学教育。”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提供中央学校、高等小学、初级技术学校和初级商业学校”。这还不是全部。“此外，我们建议为14岁至16岁的所有青少年实施一项非全日制的义务教育计划，但允许存在一些例外情况，这个建议与实施选拔和发展特殊人才的计划并不矛盾。”[57]他说，最终，提高离校年龄和提供额外教育的成本每年将在1000万英镑以下，由税收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这大约是一天半的战争开销。他还提议增加教师工资和中央对学校的拨款，希望授权地方政府开设幼儿园，并为中学和技术学校的教师制定退休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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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尔之所以提出这项新政策，是因为他认为，青少年的思想很容易受到影响（不断上升的青少年犯罪的人数就证明了这一点），而且通过教育，年轻人将受到更多好的影响，而不是坏的影响。如果年轻人14岁就开始工作，那么在16岁或18岁之前，每周大约8小时的“继续教育课程”将继续向这些超出离校年龄的年轻人灌输知识。“法案提议向贫困家庭的孩子给予一定程度的道德指引和指导，这些被普遍认为是富裕家庭的孩子才拥有的，届时，我能够自信地宣称，我将得到整个社会的道德感作为支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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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尔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但是，他相信教育的目的是陶冶情操和发展品格。不过，他最后说了一句实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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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问道，我们向广大公民提供的教育，是否足以应付这场世界大战的演变给我们帝国带来的新的、严重的和持久的责任，是否足以应付我们向千百万新选民强加的新的公民负担？我认为不足以应付。在这个国家，任何能够明辨是非的人必定会同意我的看法。我相信，此时此地，我们有责任改善这种状况。我认为，如果我们让一连串过去的不便模糊了我们的视野，那么我们不仅会失去一个黄金机会，也没有尽到我们对子孙后代的沉重责任。[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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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还认识到，英国正在进入一个与其他国家展开激烈竞争的新时代，受过更好教育的劳动力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对法案的二读进行辩论时，自由党议员弗朗西斯·阿克兰说：“那些不仅在特定的行业关注事项上，而且在涉及公民身份的普通问题上，不希望工人拥有更广阔的前景、更好的素质和更强的思考能力的行业，都不是我们应当在这个国家鼓励甚至保留的行业。毫无疑问，困难时刻即将到来。如果这个法案的主要条款得以执行，那么所有从事这些行业的人都将获得精神禀赋，在此情况下，倘若我们让这些行业缺乏更好的精神禀赋，那么这个代价我们根本负担不起。”[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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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尔的法案被认为是方案的第一步，这个方案向那些没有能力支付教育费用的人提供了教育机会。可以预见的是，有些人持反对意见。统一党人抗议说，这可能会导致许多年轻人接受过度教育，他们将会发现没有足够的空缺职位来安置那些学业有成的人。扩大受过教育的人口将会带来繁荣，从而为更高水准的工作创造机会，人们对此既不理解，也不赞同。一些议员抱怨成本太高，尤其是因为费希尔和他的支持者希望他的改革能让更多的人上大学，而不仅仅是特权阶级的孩子。阿克兰说：“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奖学金制度（包括今后几年的助学金）能有所发展，因为我们要把‘教育阶梯’这个词从我们的词汇表中完全划掉，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教育高速公路’取而代之。”[61]他还概述了超出法案范畴的一些愿望：“我们希望在教育委员会的有效监督下，为所有阶层、富人和不那么富裕的人开设私立学校。我们要简化考试制度。我们希望我们教授某些科目的方法能有很大的改变和发展，尤其是科学和现代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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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统一党议员对成本的担忧一样，许多工薪阶层人士也对子女推迟就业的成本感到担忧——就像他们对自1870年以来的每一次教育改革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费希尔计划的立法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在议会获得通过。这项立法对95%的学龄儿童造成影响，并在1917年2月获得了战时内阁的批准。然而，正如费希尔所了解的那样，矛盾的是，工人阶级也是这项措施的最大支持者，因为他们也意识到，这将使他们的孩子有机会比他们的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找到更好的工作，并能摆脱家政服务或无技能劳动等苦差事。他把他的法案归类为保证年轻人权利的一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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