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70392
1706370393
[155] Keynes：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by J. M. Keynes （Macmillan，1920）.，p.131.
1706370394
1706370395
[156] 劳合·乔治的文件：F/41/8/31。
1706370396
1706370397
[157] Callwell：Field Marshal Sir Henry Wilson Bart，GCB，DSO：His Life and Diaries，by Major General Sir C. E. Callwell KCB （Cassell，2 vols，1927）.，II，p.155.
1706370398
1706370399
[158] Stephen R. Ward，‘The British Veterans’ Ticket of 1918’，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Vol.8 No. 1，p.167.
1706370400
1706370401
[159] 汉基的文件：HNKY 1/6，1918年12月28日的日记条目。
1706370402
1706370403
[160] Petrie：The Life and Letters of the Right Hon. Sir Austen Chamberlain KG，PC，MP，by Sir Charles Petrie，Bt （Cassell，2 vols，1939-40）.，p.132.
1706370404
1706370405
[161] Hansard，Vol.110 col. 1988.
1706370406
1706370407
[162] Hansard，Vol.110，col. 2000.
1706370408
1706370409
[163] Ferriter：A Nation and not a Rabble：The Irish Revolution 1913-1923，by Diarmaid Ferriter （Pro le Books，2015）.，p.181.
1706370410
1706370411
[164] Scott：The Political Diaries of C. P. Scott，1911-1928，edited by Trevor Wilson （Collins，1970）.，p.362.
1706370412
1706370413
[165] Townshend II：The Republic：The Fight for Irish Independence 1918-1923，by Charles Townshend （Allen Lane，2013）.，p.61.
1706370414
1706370415
[166] Ferriter：A Nation and not a Rabble：The Irish Revolution 1913-1923，by Diarmaid Ferriter （Pro le Books，2015）.，p.184.
1706370416
1706370417
[167] Ferriter：A Nation and not a Rabble：The Irish Revolution 1913-1923，by Diarmaid Ferriter （Pro le Books，2015）.，p.183.
1706370418
1706370419
1706370420
1706370421
1706370423
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 第十二章 余波
1706370424
1706370425
一
1706370426
1706370427
关于1914～1918年的战争，存在一种悖论，那就是战争一旦结束，它对英国民众造成的深远影响往往会变得更加明显。成千上万的家庭都有一个或更多成员永远回不来了。在教堂的公墓和墓地里，在停战后为因伤死亡的军人举行的葬礼上，鸣枪队的礼炮声不绝于耳。1919年的冬天，街道上到处都是退伍军人，他们穿着军队发放的厚大衣（即使退伍了，他们也获允穿着这些大衣来御寒），渐次返回家乡寻找工作。一种战争年代的意识已经扎根，这种意识认为，政府拥有无限的公共资金储备，可用于得到民众支持的任何目的。这种意识也许可以解释那些战斗和幸存下来的人以及那些忍受他们离家在外的家庭所怀有的高期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再分配和国家供给的理论进入了国民的心灵，但它并没有引发更为致命的第二波浪潮，尽管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它才被广泛采纳。然而，公共支出将永远不会像1914年以前那样低，部分原因是英国需要公共支出来满足政治期望，但主要原因是英国需要偿还债务。
1706370428
1706370429
伯特兰·罗素说，由于战争，“我修正了我对人性的整体看法”。[1]其他哲学倾向不那么强烈的人也是如此。前几年的苦难助长了世俗主义，服从于社会地位高的人和制度的做法遭到了质疑。人民的世纪已经开始了，不仅开始于充满变革的前欧洲帝国和专制统治时期，也开始于几乎人人拥有选举权的英国，在那里，统治者们近距离地了解到，他们能够稳固地位，是因为得到了民众的同意，而不是由继承权或等级制度决定的。顺从的时代不是已经消亡了，而是正在消亡。在那些返回家园的、经历过血腥战场的可怜步兵中，有许多人对统治阶级冷嘲热讽，因为是后者指挥了这场他们幸免于死的屠杀。这一点，再加上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违背承诺，将成为工党招兵买马的有力工具。阶级划分——在1914年前还相对僵化——已经遭到严重削弱，原因并非离散的阶级不复存在（很显然，他们仍然存在），而是人们越来越无法仅仅因为一个人占据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就认为他/她值得尊敬。这些是四年战争所带来的最大变革，而且它们还远远没有完成。
1706370430
1706370431
在由全面战争结束引发的前所未有的巨变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妇女地位的变化。数以百万计的男性恢复工作，不再需要一大群妇女制造军火——停战时有95万妇女参与制造弹药——这个国家将不得不进行重新调整。到战争结束时，女性占了军火工人的46.7%；1918年1月，在国营弹药工厂的雇员中，女性占了75.8%。在战争期间，职业女性的总数增加了22.5%，达到了730万。[2]在两个月内，就有75万名妇女被解雇。[3]尽管许多妇女离开了工厂，但家庭用人仍然短缺。成千上万的妇女可能不再有工作，但是，战争已经使男性和女性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他们反对接受一份需要屈从的工作。许多在1914年摆脱家政服务上前线或在工业领域工作的人，再也没有重拾用人的旧业。1914年，有13%的女性从事家政服务；到了1931年，只有8%的女性从事这个工作。[4]曾经聘请女佣或厨师的中产阶级家庭必须认识到，放弃女佣或厨师不仅是战时的措施，也是永久性的措施。
1706370432
1706370433
由于战争的缘故，一个以女性为主的职业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护士。为了保持这个行业的高标准，为了鼓励更多的女性加入这个行业，以及为了反映出政府提高民众健康的愿望，1919年3月，政府颁布了立法，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护士进行登记。这将是福利国家的关键支柱，而福利国家的创建几乎是悄无声息开始的。政客们第一次不得不认真考虑妇女的需求，原因很简单，那就是30岁以上的妇女享有投票权。当她们在工厂和农业领域做出了贡献，在男人们离家在外时承担了抚养家庭的重担后，妇女的地位以及社会对她们的尊重正在发生变化。有些妇女愿意回归家庭生活；许多妇女不愿这样做，而是想在这个时代与男子竞争工作。在这个时代，妇女的工资通常比较低，而且当妇女因为性别被拒时，是无法获得法律补偿的。尽管过去的四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启蒙运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706370434
1706370435
男人和女人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变化。低级军官的伤亡率是其他级别军士的三倍。战争摧毁了旧的主要阶层的一部分，这个阶层因为伤亡人数不成比例而受到打击。在参加战斗的公立学校的男生中，有18%的人死亡，占总数的11%。1908～1915年离开学校的一代人——即1890～1897年出生的一代人——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5]在所有公立学校中，伊顿公学的死亡人数最多，1157名校友的名字被刻在一座纪念碑上，这个纪念碑的长度就是整个修道院的长度。许多幸存下来的老军官阶层回到了不稳定的生活状态，并且私人收入减少。庞大的地产被分割，巨大的房屋被出售。阶级壁垒被削弱或被打破，不仅仅是因为一些士官成了军官。战后重建为男女提供了摆脱战前角色的新机会。政府拨款使得有创业精神的退伍军人能够开办企业、创办农场，并成为自己的主人。
1706370436
1706370437
这个国家必须处理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因其青年男子遭受的可怕屠杀所导致的后果。1914年，英国正规军及其后备役达到了733514人。在随后的四年中，英国又征募了510万人，因此，截至停战时，有22.1%的英国男性在服役。大约70.5万名来自不列颠群岛的士兵阵亡，25万来自大英帝国的士兵阵亡。超过56万人在佛兰德斯阵亡，其中一半人的坟墓在哪里，无人知晓。[6]考虑到爱尔兰征兵引发的争议，以及处理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人们注意到，死者中有49435人是爱尔兰人。一个高得惊人的伤亡人数来自现在的北爱尔兰。[7]虽然在克里米亚战役中士兵的死亡概率更高（这是因为在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与疾病做斗争前，疾病侵袭了那里的军队），但是，由于参与一战的人数众多，导致1918年11月的英国到处都是孤儿寡母，他们的数量比17世纪内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多。到处都是没有儿子赡养的母亲，还有找不到男人婚配的年轻女性。妇女在人口中的比例有所上升，特别是较年轻的女性。据估计，有34万名儿童失去了父母一方或双方。[8]“也许这场战争的真正不幸是，那些年纪大的人仍然固执地活着”，A. J. P.泰勒回顾道。[9]流感仍然猖獗，到了1919年2月，第三波流感（欧洲大陆比英国更严重）开始肆虐。虽然敌人的行动制造了恐怖和愤怒，但只造成不到1500名平民死亡。
1706370438
1706370439
20世纪30年代，广受欢迎的地形学家和记者亚瑟·米（Arthur Mee）——他逐个郡地撰写了《国王的英格兰》（The King’s England）系列书籍——指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32个“被上帝祝福的村庄”在战争中没有人员丧生，因此没有战争纪念碑。据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近11200个民政教区中，有53个教区在战争中没有人员丧生。而在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一个这样的教区都没有。泰勒写道，与1914年之前的移民造成的流失率相比，战争导致的不列颠群岛的人员流失率实际上要低得多。在1914年之前，许多爱尔兰人移民到美国，许多英国人移民到帝国的“白人”地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新近成立的南非联盟，移民到南非联盟的人数要少一些。[10]在1903～1913年间，大约有315万英国人移民，其中大约一半的人移居加拿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又有50万人移居加拿大。[11]
1706370440
1706370441
人们希望用正式的方式来纪念死者，这种需求可以理解。1919年夏天，由埃德温·路特恩斯（Edwin Lutyens）爵士在与政府协商后设计的临时国家纪念碑出现在白厅，第二年，这个纪念碑被换成了永久性石头结构。在20年代，随着停战周年纪念日的临近，作为佛兰德斯战场（英国远征军的大多数战役都在那里发生）的象征，罂粟花将在11月初成为一种普遍的纪念标志。然而，在1919年的春天，公众意识到，战争中的伤亡高于所有其他伤亡，这凸显出了战争的代价和为之而战的价值观。5月15日，艾迪丝·卡维尔的送葬队伍蜿蜒穿过伦敦，前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为了向这位最不浮夸的女人表示敬意，葬礼的场面非常铺张。当载着她的遗体的船舰抵达多佛时，镇上教堂的钟声响起，庄严而悠长。从多佛到伦敦，人们排列在铁轨两旁，向装载她的火车致敬，一群护士在维多利亚迎接这辆火车。她的灵柩盖着英国国旗，被抬上一个炮架，然后沿着维多利亚大街被运送到修道院。街道两旁站满了士兵，冷溪近卫团的士兵们将枪口朝下，护送着炮架。据《泰晤士报》报道，“军官们敬礼，妇女和儿童肃静地站着”。[12]
[
上一页 ]
[ :1.70637039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