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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下半旗。会众包括亚历山德拉王后、大臣和大使。阿斯奎斯夫妇是参加葬礼的名人之一，在到达修道院时，这位前首相发现“聚集了一群人，却是最不知名、最没有代表性的会众”。[13]葬礼结束后，送葬队伍继续穿过伦敦市来到利物浦街，灵柩被放在一节火车车厢里，这节车厢刚刚上过漆，外面裹着一层紫色（哀悼的颜色）和白色的布。人们使用火车将卡维尔护士的遗体运往诺威奇，在那里，人们将以最高军事荣誉把她安葬在大教堂的围地里。诺福克军团的仪仗队在诺威奇迎接火车，通往大教堂的道路上挤满了人。“如果我们有力量，就让我们宽恕吧”，诺福克郡的莱特·哈葛德写道，“但是永远不要忘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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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受伤的生者还是死者，都需要社会的关注。150万人饱受毒气或枪伤的折磨，患有炮弹休克症的情况非常普遍。对于那些因伤势过重而无法工作的人、他们的家属以及光荣殉难的人，国家应如何履行对他们负有的义务，早在1916年8月，这个问题就已经开始困扰着议员们。在下院举行的一场漫长的辩论中，有人提议，除了给予议会在战争初期同意的国家资助的法定福利外，英国人民还应当向按郡组建的自愿基金捐款，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这些基金可以向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提供额外的帮助。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责任应该落在慈善机构的身上。利物浦的统一党议员威廉·卢瑟福（William Rutherford）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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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前，我还是利物浦市的市长。那一年，在利物浦，我们有60名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和印度兵变的退伍军人，以及四分之三的其他退伍军人（这些退伍军人参加我们每年为他们举办的小型年度晚宴），不得不佩戴他们的勋章，走出济贫院去参加晚宴。任何一个对自己的国家有一点尊重或尊敬的人，只要看到这些人，都会有所触动。他们会想到，这些人被迫在济贫院里度日，以便获得吃的、喝的、穿的等必需品。我们相信，这件事是一个原则问题，在为这场战争做出的辉煌牺牲——牺牲生命、财产、儿子、四肢、事业和前途——中，在这场战争中受伤的任何人、他的妻子、他的母亲和他的孩子，都不应该遭受贫困或艰难，也不应该被迫乞求他人给予面包。这些人和这些阶层有权得到或要求得到的并不是慈善，而是公平公正。那些在这场战争中为我们牺牲生命的人，我们知道全能的上帝会照顾他们。但是，他们的遗属是留给下院的遗产，下院负责管理这个国家的资金，应当确保公平正义，确保与这些人达成的协议得到体面的执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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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最好地照顾那些虽然残疾、但努力恢复平民生活的人，黑格夫人进行了探讨。和那些旧的正规军的军官不一样，许多受伤的军官是从士兵晋升上来的，他们没有私人收入，面临着贫困。在停战一周后，当黑格从劳合·乔治那里听说，国王根据劳合·乔治的建议，希望向总司令授予子爵爵位时，黑格请求延后处理向他给予的奖励，“在首相为残疾军官和士兵确定津贴”，以及“向听从我命令的所有军衔的军士”给予赏金后再处理。[16]黑格觉得残疾军人被“忽视”了，他向国王解释说，他拒绝爵位，是为了向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以便帮助他们。[17]尽管黑格犯了许多错误，但他决心为那些从他的战术和战略失误中幸存下来的人做正确的事情，而他的关切迫使政府于1921年成立了英国退伍军人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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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星期以来，黑格不顾议会的质疑，继续拒绝子爵爵位。残疾军官基金会每个月要花掉5000英镑，几乎快把钱用光了，而黑格面对的许多“非常悲惨的案例”让他很苦恼。[18]残疾军官基金会的资金“（主要）用于帮助那些养老金不足或根本没有养老金的军官，医生的证明显示，许多这类军官无法工作，而且没有养老金或生活津贴。这些穷人的未来将会怎样？他们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国家，没有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对黑格来说，他最应当考虑的做法是心平气和地接受爵位，这将让他在议会中拥有一席之地，从而能够更加有力地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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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告诉黑格的私人秘书菲利普·沙逊爵士，政府推迟开展照顾残疾退伍军人的工作，这是在1919年1月的重建开始前担任养老金大臣的约翰·霍奇的过错，他造成了“可悲的混乱”。霍奇原本是工党议员，考虑到他在战争期间为阻止罢工而承担的政治风险，劳合·乔治让他担任养老金大臣，这是一种不可取的奖赏，也是首相再次展现出他一贯具有的、不受欢迎的逃避责任的特征。他说，霍奇的继任者拉明·沃辛顿-埃文斯（Laming Worthington-Evans）爵士承诺，这个制度将在两个月内顺利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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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老兵患上了所谓的“炮弹休克症”。在战争开始时，人们就认识到了这种病症，但早期的治疗并不是特别有效。起初，受害者被称为“神经错乱的士兵”，精神病事务管理委员会负责照顾他们。1916年，政府拨款为这些士兵修建了汉普郡精神病院，还修建了该郡的内特利医院和位于伦敦东南部丹麦山上的莫兹利医院的部分设施。不久后，其他类似的机构就多了起来，例如在默西塞德郡的马格尔建造的机构，以及在旺兹沃斯修建的斯普林菲尔德战争医院。军官们——最著名的是齐格弗里德·沙逊——在苏格兰的奎葛洛卡战争医院接受治疗，沙逊的医生兼卫生官员威廉·哈尔斯·里弗斯（William Halse Rivers）上尉——他在1904年与人共同创办了《英国心理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成为研究炮弹休克症的权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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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影响，里弗斯认为，他的一些同事试图让患有炮弹休克症的人压制他们的记忆，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他认为，那些试图埋葬记忆的人发现记忆会在睡觉时重现，并对他们造成创伤，而学习面对现实将有助于克服创伤：这将通过他所说的“漫长的再教育过程”来实现。[19]就士兵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对精神造成的损害而言，“炮弹休克症”构成了严重的失实描述。尽管里弗斯（他于1922年去世）和他的同事们做出了种种努力，有些人还是被这种病症折磨了几十年，有些人表现出了身体颤抖等症状。在战后的英国，饱受这种病症折磨的人实在是太常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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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意识到了回国士兵传染性病的危险，即使以战争的标准来衡量，这种危险也是前所未有的。报纸刊登预防广告，在这些士兵回来之前，政府就分配了性病专家，以确保在需要治疗的地方能够提供治疗。五分之一的退伍军人患有性病。政府提供免费治疗，以试图控制性病。报纸发表了很多关于梅毒危害的文章，它们已经不再像战前那样遮遮掩掩了，但仍然无法描述防止性病传播的具体且“简单的卫生措施”——避孕套。[20]1918年，休假回国的士兵向5.5万人传染了性病，其中仅伦敦地区就有1.6万人——1万名男子和6000名妇女——被传染了性病。[21]政府提供了140个治疗中心，但仍需要更多的治疗中心。虽然政府将更多的资源用于诊所和教育，但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德尔·戴维森博士——他对士兵的了解似乎有限——说了一段有所帮助的话：“我确信，如果我们不能牢记这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如果我们不能牢记必须关注它的伦理方面以及那些直接涉及身体状况的问题，那么我们不会有任何收获。”[22]政府最担心的是未出生的孩子感染性病，以及随之而来的死产、婴儿死亡率和残疾婴儿比例的上升。虽然在整个19世纪和1914年前，性病在城市和驻军周围很普遍，但现在，这个问题得到了承认和公开讨论，这证明战争的确改变了社会及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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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战争而来的出生率下降引发了政府的更广泛担忧，其中包括对未出生婴儿感染性病的担忧，人口也需要重建。1918年6月，登记署署长伯纳德·马利特（Bernard Mallet）爵士在皇家公共卫生研究所举办了一个讲座，内容是关于出生率的下降：1913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有881890个孩子出生，但在1917年仅有666346个孩子出生。[23]1915年，英国创下了破纪录的结婚人数，这有助于减缓出生率的下降速度，但伯纳德爵士说，他认为，由于未能生育，英国在战争中“失去”了65万条生命。他还担心，这么多年轻人阵亡，还有一些人严重致残，出生率需要一些年头才能恢复。他认为，欧洲国家每天“失去”7000条生命，他将此称为“最大规模的……种族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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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8年7月的婴儿周——国家发起的鼓励生育的活动——开幕时，海耶斯·费希尔使用了更加丰富多彩的语言，《泰晤士报》报道说，他声称：“我们必须确保为将来提供充足的健康人口，并确保种族的摇篮要大量超过种族的棺材。除非我们这样做，否则在地球上未开垦的地方生存的就不是我们的种族，而是另一个有着不同语言和理想的种族，一个文明程度和基督教信仰都较低的民族。”[24]在优等种族在整个欧洲进行四年的自相残杀后，这就是人们对未来的恐惧。伦敦德里夫人在伦敦举办了一场母仪展览会，以便满足那些“很早就逃离家庭，甚至不知道如何抱孩子”的“女孩儿们”的需求。保护母亲和婴儿健康的愿望推动了卫生部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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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面临的挑战范围广、规模大，需要进行前所未有的社会和经济重建。为了拆除庞大的战争机器，重新部署那些操纵机器的人，以及在四年的贫困之后重建一个国家，政府需要进行前所未有的干预。就公众而言，重建工作必须从英国的结构开始。除了为至关重要的工人提供住所外，在战争期间，政府几乎没有修建房屋，也几乎没有对摇摇欲坠的房屋进行翻修。人们等待着政府履行其就住房做出的选举承诺。1913～1914年，政府召开了一个与道路有关的会议，该会议的调查结果被搁置，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对汽车交通的限制和汽油限制的解除，修建主要公路的需求变得迫切起来。在大伦敦，一项修建主干道的计划开始实施，这将促成20年代和30年代郊区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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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斯顿和阿斯奎斯奉行的最低限度国家干预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日子结束了。大选后，战时内阁一开会，就讨论了如何处理不再需要进行武器制造的国有工厂。[25]一些人认为——这些想法很快就破灭了——它们可以生产商品，与私营工厂竞争。劳合·乔治是一个十足的自由党人，他想把它们从国有企业的簿册上除名，但是寻找买家是很困难的。通货膨胀降低了议会在1914年设定的补贴价值：如果不想让不安变成动荡，就需要进行紧急调整。阿斯奎斯知道这一点。在复活节起义和索姆河的灾难之后，当人们对他的执政失去信心时，他曾含糊地说，战后的情况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了。这意味着财富分配将更加公平——甚至可能由国家进行分配——以确保穷人得到照顾。英国成立了一个联合劳工委员会，以确保在时机成熟时顺利地安排复员事宜，并确保从前线返回的男子和工作生活因战争而改变的妇女的需求得到满足。现在，时机已到，阿斯奎斯甚至没有进入议会，而他的继任者肩负着全新且艰巨的使命，却发现很难让自己投身于和平带来的这种不可避免但又单调乏味的结果，在1919年6月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位继任者都是作为一个国际政治家出现在凡尔赛宫，寻求缔结和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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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兑现劳合·乔治在竞选中做出的所有承诺，联合政府需要的资金远远超过了现有的资金。随着工人们重新加入劳动力和资本所剩无几的行业，仅仅为了增加收入以应对住房、医疗保健和教育等基本挑战，就需要进行根本性的经济重建。在停战时，英国将几乎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公共部门，是1914年的4倍；收支差额达到了15亿英镑，是1913～1914年的8倍。国家债务是1914年的14倍。当美国参战时，劳试图说服美国直接借钱给协约国，而不是通过英国。但美国没有这样做，于是英国财政部和纳税人便要为这个问题承担责任。英国欠海外债权人13.65亿英镑，欠美国8.52亿英镑。但是，其他国家欠英国17.41亿英镑，其中俄国欠英国5.68亿英镑，法国欠英国5.08亿英镑（大部分是英国从美国借来的，然后转借出去的），意大利欠4.67亿英镑（也是英国从美国借来的，然后转借出去的），比利时欠9800万英镑，塞尔维亚欠2000万英镑，其他国家欠7900万英镑。从技术上讲，如果英国的债务人还清债务，那么英国向美国欠付的债务就不成问题；然而，自从沙皇被布尔什维克政府取代后，俄国欠付的债务得到偿还的希望就没有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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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更高的税率，以及让更大比例的劳动者缴纳税款，将成为经济格局的一个永久组成部分。这不仅表明了政府决心偿还国家债务，而且表明了如果要满足那些参加过战争的人们的期望，就必须为现在已达成并得到理解的政治共识提供资金，这是政府对未来的义务。征收更高的税费有助于劳合·乔治让大众相信，富人为了国家利益放弃了他们的战争利润。然而，一半的税收收入被用于支付债务利息。工党建议征收资本税，但劳不同意。这场战争几乎没有造成长期经济损失，后来的自由贸易崩溃将会造成这种损失。然而，英国工业面临的直接问题是，英国发现自己很难在国际上进行竞争。例如，就钢轨而言，英国的制造成本是每吨15英镑，而美国为每吨10英镑。这个国家不得不进行其他变革，这些变革虽然不是翻天覆地的，却折射出英国重新站起来所面临的经济挑战。对自上而下的每一个人来说，战后的世界已经大不相同。新议会颁布的一项早期法案废除了安妮女王在1707年颁布的法律，这部法律规定，新任命的内阁大臣需要参加补选，以获得选民的认可。废除这部法律不仅是为了提高效率，也是为了节省不必要的开支。此外，人们已经习惯了很晚才天黑的夏季夜晚，并且延长用于工作的白昼时间节约了能源成本。因此，政府宣布，战时创造的英国夏令时将予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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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些国内问题很严重，但国际局势的不稳定仍笼罩在这些问题的上方。太多的政客和军人认为，与德国的战争是被中断了，而不是结束了，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凡尔赛和会结束后。对于被打败的德国来说，德皇的退位让它处于动乱之中，而1918年3月至7月的进攻失败让它感到震惊——尽管有些人意识到，正是那次耗尽力量的进攻使德国丧失了机会。在竞选活动中，劳合·乔治一直都像人们预料中的那样乐观，而且在公开场合也是如此。但在巴黎，情况就不一样了。停战日那天，克列孟梭的女儿央求父亲说出“你很快乐”。他回答说：“我说不出来，因为我不快乐。这一切都是徒劳。”[27]由于种种原因（例如丧失亲人和贫困），许多英国人都有同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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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松和史密斯希望劳合·乔治支持内阁审判德皇的决定，他们担心，如果他不这样做，将会对民意产生影响。尽管首相早先对民粹主义充满热情，但他知道处决威廉是不可能的。他也不再需要用这个承诺来打动选民。工党和其他政客希望获得赔款，而劳合·乔治和劳认为赔款将让德国崩溃。在凡尔赛宫，他们的明智观点不会占据上风。战后世界的现实情况很快便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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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选举表明，旧的自由党已经失势，保守党和工党是主要的参与者。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战争在顽固的保守主义和理想化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革命化的社会主义，但少数激进分子除外）之间造成了新的两极分化。作为一个没有政党根基的首相，这使得劳合·乔治的地位变得更加特殊。在战争期间，工会在1914年之前的大动荡中得到加强，其成员从400万增加到了650万，形成了支持工党的基本盘。[28]爱尔兰已经发生了革命，更糟的还在后头。新政府并不缺少潜在的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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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新一届议会——其成员之所以当选，部分原因是满足了这些期望——召开会议。财政部的财务秘书斯坦利·鲍德温曾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新议员都是“一些冷酷无情的人，他们在战争中似乎表现得很好”。[29]鲍德温是一名铁厂厂长，他的生意蓬勃发展，但在整个战争期间，他向慈善机构捐赠了相当多的钱，部分原因似乎是他为自己年龄太大无法参加战斗而感到沮丧（1914年，他47岁）。他并非冷酷无情之人，以至于6月，就在缔结和约之前，他匿名给《泰晤士报》写信，宣布他已将五分之一的财产（12万英镑）捐给财政部，用于缓解财政危机，并敦促像他一样的人也这么做。[30]这封信的标题是《富人施惠》（Richesse oblige）。他写道，“整个国家已经耗尽了资源。人们自然而然地感觉到……所有阶级都有被挥霍无度和物质主义浪潮淹没的危险。靠借钱生活太容易了，但是意识到你在这么做却是很困难的”。[31]他把他的举动称为“谢恩的奉献”，《泰晤士报》称他的信“写得很高尚”。在描述新的托利党议员时，他的密友J. C. C.戴维森使用了他的表述，说这些议员“有很大比例是冷酷无情之人，他们大多唯利是图”，而这些人“在我看来是寡廉鲜耻的”。奥斯丁·张伯伦称他的新同僚是“一群自私、自大的人”。[32]有260名新议员当选；许多人是商人，少数人是工会成员。然而，诺思克利夫——执着于他的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渐进计划——担心不仅在议会中，就连当权者中也有太多的托利党“老帮派”（使用了《每日邮报》喜欢的措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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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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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10日，当劳合·乔治重组政府时，《泰晤士报》宣称，“他在这个国家的庞大拥趸将会感到深切的失望”，原因是他未能注入新鲜血液，该报认为这表明他“缺乏想象力，而且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33]该报称朗被任命为海军大臣，“坦率地说，这令人费解”，并说新的财政大臣奥斯丁·张伯伦代表了“一种过时的传统”。该报声称，首相将丘吉尔派到陆军部，把他安置在“一个他蓄意激起了人们最大不信任的岗位上”。该报不愿对F. E.史密斯爵士升任议长发表评论。首相至少有过这样的想法：任命前印度国民大会党主席S. P.辛哈（S. P. Sinha）爵士担任印度事务次官，并授予贵族头衔。他是第一个在政府或上院任职的印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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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强调说，不会按照旧的模式建立内阁政府，这让张伯伦和其他人非常恼火。有人认为，政府的主要人物将在凡尔赛宫参加和会，内阁政府将于1919年10月恢复。虽然汉基目睹了“博纳·劳力促张伯伦争取担任财政大臣”，而“劳合·乔治断然拒绝了”，但是12月16日，张伯伦还是成了财政大臣。[34]他最初拒绝张伯伦是因为他害怕报界会因为这个任命攻击他，事实上，报界确实这样做了。张伯伦也很不情愿。首先，劳合·乔治在1月9日向他提供财政大臣一职的信中说，由于重建工作的需要，“当财政部和其他部门之间出现分歧时……将会出现重大问题”，这些分歧不应由内阁处理，而应由张伯伦、劳合·乔治、劳（他仍是下院的领袖）和另一位大臣组成的委员会处理，这种唐突让他觉得自己被冒犯了。[35]其次，财政大臣通常住在唐宁街11号，有机会接近首相，但他却将无法得到这个机会，因为劳合·乔治希望劳住在唐宁街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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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张伯伦了解到劳合·乔治正在考虑组建一个战时风格的小型内阁，而作为财政大臣的他将不会参与其中（这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劳合·乔治试图说些恭维话，声称在重建之际，像张伯伦这样的前财政大臣（他于1903～1905年在贝尔福政府担任财政大臣）正是政府需要的。在听说劳合·乔治已经考虑了这个名单（其中包括丘吉尔和沃辛顿-埃文斯），但根据金融家朋友们的建议而拒绝了这个名单时，张伯伦并没有被打动。他对首相说：“这个职位对我没有吸引力，对此你不会感到惊讶。你在最后一刻把它给了我，我认为这种做法非常唐突无礼，就像你把一根骨头扔给一条狗一样。我必须说，我并没有感到特别受宠若惊。”[36]他态度生硬，这又一次驳斥了史密斯的俏皮话，即“奥斯丁总是玩这个游戏，但总是输”。[37]劳合·乔治答应让他加入战时内阁，由此最终说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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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希望回到海军部（劳合·乔治向他提供了海军部的职位，但后来又撤回了），同时希望负责空军，也就是他目前在陆军部负责的工作。寇松——劳合·乔治已经开始讨厌他了，但是，他的经验和在托利党的追随者使他成为联合政府中必不可少的人物——仍然是上院的领袖。贝尔福留在了外交部，费希尔留在了教育部，孟塔古继续担任印度事务大臣。肖特成为内政大臣，米尔纳接替朗成为殖民事务大臣。最具争议的是任命史密斯担任大法官，并授予伯肯海德勋爵的头衔，尽管他曾担任检察总长。国王认为史密斯庸俗、靠不住，对此非常生气，“国王陛下担心这个任命将会让法律界大吃一惊……不过，国王陛下只希望他的预测是错误的”，斯坦福德汉对劳合·乔治说道。[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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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肯海德来自西北小镇（他的头衔便取自这个小镇）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在牛津大学和律师界有过辉煌的职业生涯。他在盾形纹章上使用“faber meae fortunae（史密斯是自己命运的建造师）”作为座右铭，这既印证了他的小聪明（国王对此存有戒心），也显示了他的华而不实和低级趣味（国王对此感到可悲）。丘吉尔是伯肯海德最亲密的朋友之一，由于伯肯海德在保守党中拥有相当多的支持者——丘吉尔称他们为“托利民主党人”——这可能对劳合·乔治有用，于是，丘吉尔力劝劳合·乔治任命伯肯海德。[39]然而，《晨间邮报》认为，“任命他为大法官简直就是开了一个非常过火的玩笑。这些事情有等级之分”。[40]对于这个任命，嗜酒的伯肯海德忍不住问道：“我是应该像勋爵那样酩酊大醉，还是应该像法官那样保持清醒？”[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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