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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Townshend II：The Republic：The Fight for Irish Independence 1918-1923，by Charles Townshend （Allen Lane，2013）.，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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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Ferriter：A Nation and not a Rabble：The Irish Revolution 1913-1923，by Diarmaid Ferriter （Pro le Books，2015）.，p.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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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Ferriter：A Nation and not a Rabble：The Irish Revolution 1913-1923，by Diarmaid Ferriter （Pro le Books，2015）.，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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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 第十二章 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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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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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14～1918年的战争，存在一种悖论，那就是战争一旦结束，它对英国民众造成的深远影响往往会变得更加明显。成千上万的家庭都有一个或更多成员永远回不来了。在教堂的公墓和墓地里，在停战后为因伤死亡的军人举行的葬礼上，鸣枪队的礼炮声不绝于耳。1919年的冬天，街道上到处都是退伍军人，他们穿着军队发放的厚大衣（即使退伍了，他们也获允穿着这些大衣来御寒），渐次返回家乡寻找工作。一种战争年代的意识已经扎根，这种意识认为，政府拥有无限的公共资金储备，可用于得到民众支持的任何目的。这种意识也许可以解释那些战斗和幸存下来的人以及那些忍受他们离家在外的家庭所怀有的高期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再分配和国家供给的理论进入了国民的心灵，但它并没有引发更为致命的第二波浪潮，尽管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它才被广泛采纳。然而，公共支出将永远不会像1914年以前那样低，部分原因是英国需要公共支出来满足政治期望，但主要原因是英国需要偿还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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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兰·罗素说，由于战争，“我修正了我对人性的整体看法”。[1]其他哲学倾向不那么强烈的人也是如此。前几年的苦难助长了世俗主义，服从于社会地位高的人和制度的做法遭到了质疑。人民的世纪已经开始了，不仅开始于充满变革的前欧洲帝国和专制统治时期，也开始于几乎人人拥有选举权的英国，在那里，统治者们近距离地了解到，他们能够稳固地位，是因为得到了民众的同意，而不是由继承权或等级制度决定的。顺从的时代不是已经消亡了，而是正在消亡。在那些返回家园的、经历过血腥战场的可怜步兵中，有许多人对统治阶级冷嘲热讽，因为是后者指挥了这场他们幸免于死的屠杀。这一点，再加上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违背承诺，将成为工党招兵买马的有力工具。阶级划分——在1914年前还相对僵化——已经遭到严重削弱，原因并非离散的阶级不复存在（很显然，他们仍然存在），而是人们越来越无法仅仅因为一个人占据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就认为他/她值得尊敬。这些是四年战争所带来的最大变革，而且它们还远远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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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全面战争结束引发的前所未有的巨变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妇女地位的变化。数以百万计的男性恢复工作，不再需要一大群妇女制造军火——停战时有95万妇女参与制造弹药——这个国家将不得不进行重新调整。到战争结束时，女性占了军火工人的46.7%；1918年1月，在国营弹药工厂的雇员中，女性占了75.8%。在战争期间，职业女性的总数增加了22.5%，达到了730万。[2]在两个月内，就有75万名妇女被解雇。[3]尽管许多妇女离开了工厂，但家庭用人仍然短缺。成千上万的妇女可能不再有工作，但是，战争已经使男性和女性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他们反对接受一份需要屈从的工作。许多在1914年摆脱家政服务上前线或在工业领域工作的人，再也没有重拾用人的旧业。1914年，有13%的女性从事家政服务；到了1931年，只有8%的女性从事这个工作。[4]曾经聘请女佣或厨师的中产阶级家庭必须认识到，放弃女佣或厨师不仅是战时的措施，也是永久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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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争的缘故，一个以女性为主的职业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护士。为了保持这个行业的高标准，为了鼓励更多的女性加入这个行业，以及为了反映出政府提高民众健康的愿望，1919年3月，政府颁布了立法，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护士进行登记。这将是福利国家的关键支柱，而福利国家的创建几乎是悄无声息开始的。政客们第一次不得不认真考虑妇女的需求，原因很简单，那就是30岁以上的妇女享有投票权。当她们在工厂和农业领域做出了贡献，在男人们离家在外时承担了抚养家庭的重担后，妇女的地位以及社会对她们的尊重正在发生变化。有些妇女愿意回归家庭生活；许多妇女不愿这样做，而是想在这个时代与男子竞争工作。在这个时代，妇女的工资通常比较低，而且当妇女因为性别被拒时，是无法获得法律补偿的。尽管过去的四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启蒙运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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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和女人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变化。低级军官的伤亡率是其他级别军士的三倍。战争摧毁了旧的主要阶层的一部分，这个阶层因为伤亡人数不成比例而受到打击。在参加战斗的公立学校的男生中，有18%的人死亡，占总数的11%。1908～1915年离开学校的一代人——即1890～1897年出生的一代人——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5]在所有公立学校中，伊顿公学的死亡人数最多，1157名校友的名字被刻在一座纪念碑上，这个纪念碑的长度就是整个修道院的长度。许多幸存下来的老军官阶层回到了不稳定的生活状态，并且私人收入减少。庞大的地产被分割，巨大的房屋被出售。阶级壁垒被削弱或被打破，不仅仅是因为一些士官成了军官。战后重建为男女提供了摆脱战前角色的新机会。政府拨款使得有创业精神的退伍军人能够开办企业、创办农场，并成为自己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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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必须处理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因其青年男子遭受的可怕屠杀所导致的后果。1914年，英国正规军及其后备役达到了733514人。在随后的四年中，英国又征募了510万人，因此，截至停战时，有22.1%的英国男性在服役。大约70.5万名来自不列颠群岛的士兵阵亡，25万来自大英帝国的士兵阵亡。超过56万人在佛兰德斯阵亡，其中一半人的坟墓在哪里，无人知晓。[6]考虑到爱尔兰征兵引发的争议，以及处理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人们注意到，死者中有49435人是爱尔兰人。一个高得惊人的伤亡人数来自现在的北爱尔兰。[7]虽然在克里米亚战役中士兵的死亡概率更高（这是因为在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与疾病做斗争前，疾病侵袭了那里的军队），但是，由于参与一战的人数众多，导致1918年11月的英国到处都是孤儿寡母，他们的数量比17世纪内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多。到处都是没有儿子赡养的母亲，还有找不到男人婚配的年轻女性。妇女在人口中的比例有所上升，特别是较年轻的女性。据估计，有34万名儿童失去了父母一方或双方。[8]“也许这场战争的真正不幸是，那些年纪大的人仍然固执地活着”，A. J. P.泰勒回顾道。[9]流感仍然猖獗，到了1919年2月，第三波流感（欧洲大陆比英国更严重）开始肆虐。虽然敌人的行动制造了恐怖和愤怒，但只造成不到1500名平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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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广受欢迎的地形学家和记者亚瑟·米（Arthur Mee）——他逐个郡地撰写了《国王的英格兰》（The King’s England）系列书籍——指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32个“被上帝祝福的村庄”在战争中没有人员丧生，因此没有战争纪念碑。据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近11200个民政教区中，有53个教区在战争中没有人员丧生。而在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一个这样的教区都没有。泰勒写道，与1914年之前的移民造成的流失率相比，战争导致的不列颠群岛的人员流失率实际上要低得多。在1914年之前，许多爱尔兰人移民到美国，许多英国人移民到帝国的“白人”地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新近成立的南非联盟，移民到南非联盟的人数要少一些。[10]在1903～1913年间，大约有315万英国人移民，其中大约一半的人移居加拿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又有50万人移居加拿大。[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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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希望用正式的方式来纪念死者，这种需求可以理解。1919年夏天，由埃德温·路特恩斯（Edwin Lutyens）爵士在与政府协商后设计的临时国家纪念碑出现在白厅，第二年，这个纪念碑被换成了永久性石头结构。在20年代，随着停战周年纪念日的临近，作为佛兰德斯战场（英国远征军的大多数战役都在那里发生）的象征，罂粟花将在11月初成为一种普遍的纪念标志。然而，在1919年的春天，公众意识到，战争中的伤亡高于所有其他伤亡，这凸显出了战争的代价和为之而战的价值观。5月15日，艾迪丝·卡维尔的送葬队伍蜿蜒穿过伦敦，前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为了向这位最不浮夸的女人表示敬意，葬礼的场面非常铺张。当载着她的遗体的船舰抵达多佛时，镇上教堂的钟声响起，庄严而悠长。从多佛到伦敦，人们排列在铁轨两旁，向装载她的火车致敬，一群护士在维多利亚迎接这辆火车。她的灵柩盖着英国国旗，被抬上一个炮架，然后沿着维多利亚大街被运送到修道院。街道两旁站满了士兵，冷溪近卫团的士兵们将枪口朝下，护送着炮架。据《泰晤士报》报道，“军官们敬礼，妇女和儿童肃静地站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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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下半旗。会众包括亚历山德拉王后、大臣和大使。阿斯奎斯夫妇是参加葬礼的名人之一，在到达修道院时，这位前首相发现“聚集了一群人，却是最不知名、最没有代表性的会众”。[13]葬礼结束后，送葬队伍继续穿过伦敦市来到利物浦街，灵柩被放在一节火车车厢里，这节车厢刚刚上过漆，外面裹着一层紫色（哀悼的颜色）和白色的布。人们使用火车将卡维尔护士的遗体运往诺威奇，在那里，人们将以最高军事荣誉把她安葬在大教堂的围地里。诺福克军团的仪仗队在诺威奇迎接火车，通往大教堂的道路上挤满了人。“如果我们有力量，就让我们宽恕吧”，诺福克郡的莱特·哈葛德写道，“但是永远不要忘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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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受伤的生者还是死者，都需要社会的关注。150万人饱受毒气或枪伤的折磨，患有炮弹休克症的情况非常普遍。对于那些因伤势过重而无法工作的人、他们的家属以及光荣殉难的人，国家应如何履行对他们负有的义务，早在1916年8月，这个问题就已经开始困扰着议员们。在下院举行的一场漫长的辩论中，有人提议，除了给予议会在战争初期同意的国家资助的法定福利外，英国人民还应当向按郡组建的自愿基金捐款，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这些基金可以向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提供额外的帮助。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责任应该落在慈善机构的身上。利物浦的统一党议员威廉·卢瑟福（William Rutherford）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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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前，我还是利物浦市的市长。那一年，在利物浦，我们有60名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和印度兵变的退伍军人，以及四分之三的其他退伍军人（这些退伍军人参加我们每年为他们举办的小型年度晚宴），不得不佩戴他们的勋章，走出济贫院去参加晚宴。任何一个对自己的国家有一点尊重或尊敬的人，只要看到这些人，都会有所触动。他们会想到，这些人被迫在济贫院里度日，以便获得吃的、喝的、穿的等必需品。我们相信，这件事是一个原则问题，在为这场战争做出的辉煌牺牲——牺牲生命、财产、儿子、四肢、事业和前途——中，在这场战争中受伤的任何人、他的妻子、他的母亲和他的孩子，都不应该遭受贫困或艰难，也不应该被迫乞求他人给予面包。这些人和这些阶层有权得到或要求得到的并不是慈善，而是公平公正。那些在这场战争中为我们牺牲生命的人，我们知道全能的上帝会照顾他们。但是，他们的遗属是留给下院的遗产，下院负责管理这个国家的资金，应当确保公平正义，确保与这些人达成的协议得到体面的执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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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最好地照顾那些虽然残疾、但努力恢复平民生活的人，黑格夫人进行了探讨。和那些旧的正规军的军官不一样，许多受伤的军官是从士兵晋升上来的，他们没有私人收入，面临着贫困。在停战一周后，当黑格从劳合·乔治那里听说，国王根据劳合·乔治的建议，希望向总司令授予子爵爵位时，黑格请求延后处理向他给予的奖励，“在首相为残疾军官和士兵确定津贴”，以及“向听从我命令的所有军衔的军士”给予赏金后再处理。[16]黑格觉得残疾军人被“忽视”了，他向国王解释说，他拒绝爵位，是为了向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以便帮助他们。[17]尽管黑格犯了许多错误，但他决心为那些从他的战术和战略失误中幸存下来的人做正确的事情，而他的关切迫使政府于1921年成立了英国退伍军人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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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星期以来，黑格不顾议会的质疑，继续拒绝子爵爵位。残疾军官基金会每个月要花掉5000英镑，几乎快把钱用光了，而黑格面对的许多“非常悲惨的案例”让他很苦恼。[18]残疾军官基金会的资金“（主要）用于帮助那些养老金不足或根本没有养老金的军官，医生的证明显示，许多这类军官无法工作，而且没有养老金或生活津贴。这些穷人的未来将会怎样？他们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国家，没有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对黑格来说，他最应当考虑的做法是心平气和地接受爵位，这将让他在议会中拥有一席之地，从而能够更加有力地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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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告诉黑格的私人秘书菲利普·沙逊爵士，政府推迟开展照顾残疾退伍军人的工作，这是在1919年1月的重建开始前担任养老金大臣的约翰·霍奇的过错，他造成了“可悲的混乱”。霍奇原本是工党议员，考虑到他在战争期间为阻止罢工而承担的政治风险，劳合·乔治让他担任养老金大臣，这是一种不可取的奖赏，也是首相再次展现出他一贯具有的、不受欢迎的逃避责任的特征。他说，霍奇的继任者拉明·沃辛顿-埃文斯（Laming Worthington-Evans）爵士承诺，这个制度将在两个月内顺利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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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老兵患上了所谓的“炮弹休克症”。在战争开始时，人们就认识到了这种病症，但早期的治疗并不是特别有效。起初，受害者被称为“神经错乱的士兵”，精神病事务管理委员会负责照顾他们。1916年，政府拨款为这些士兵修建了汉普郡精神病院，还修建了该郡的内特利医院和位于伦敦东南部丹麦山上的莫兹利医院的部分设施。不久后，其他类似的机构就多了起来，例如在默西塞德郡的马格尔建造的机构，以及在旺兹沃斯修建的斯普林菲尔德战争医院。军官们——最著名的是齐格弗里德·沙逊——在苏格兰的奎葛洛卡战争医院接受治疗，沙逊的医生兼卫生官员威廉·哈尔斯·里弗斯（William Halse Rivers）上尉——他在1904年与人共同创办了《英国心理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成为研究炮弹休克症的权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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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影响，里弗斯认为，他的一些同事试图让患有炮弹休克症的人压制他们的记忆，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他认为，那些试图埋葬记忆的人发现记忆会在睡觉时重现，并对他们造成创伤，而学习面对现实将有助于克服创伤：这将通过他所说的“漫长的再教育过程”来实现。[19]就士兵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对精神造成的损害而言，“炮弹休克症”构成了严重的失实描述。尽管里弗斯（他于1922年去世）和他的同事们做出了种种努力，有些人还是被这种病症折磨了几十年，有些人表现出了身体颤抖等症状。在战后的英国，饱受这种病症折磨的人实在是太常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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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意识到了回国士兵传染性病的危险，即使以战争的标准来衡量，这种危险也是前所未有的。报纸刊登预防广告，在这些士兵回来之前，政府就分配了性病专家，以确保在需要治疗的地方能够提供治疗。五分之一的退伍军人患有性病。政府提供免费治疗，以试图控制性病。报纸发表了很多关于梅毒危害的文章，它们已经不再像战前那样遮遮掩掩了，但仍然无法描述防止性病传播的具体且“简单的卫生措施”——避孕套。[20]1918年，休假回国的士兵向5.5万人传染了性病，其中仅伦敦地区就有1.6万人——1万名男子和6000名妇女——被传染了性病。[21]政府提供了140个治疗中心，但仍需要更多的治疗中心。虽然政府将更多的资源用于诊所和教育，但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德尔·戴维森博士——他对士兵的了解似乎有限——说了一段有所帮助的话：“我确信，如果我们不能牢记这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如果我们不能牢记必须关注它的伦理方面以及那些直接涉及身体状况的问题，那么我们不会有任何收获。”[22]政府最担心的是未出生的孩子感染性病，以及随之而来的死产、婴儿死亡率和残疾婴儿比例的上升。虽然在整个19世纪和1914年前，性病在城市和驻军周围很普遍，但现在，这个问题得到了承认和公开讨论，这证明战争的确改变了社会及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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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战争而来的出生率下降引发了政府的更广泛担忧，其中包括对未出生婴儿感染性病的担忧，人口也需要重建。1918年6月，登记署署长伯纳德·马利特（Bernard Mallet）爵士在皇家公共卫生研究所举办了一个讲座，内容是关于出生率的下降：1913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有881890个孩子出生，但在1917年仅有666346个孩子出生。[23]1915年，英国创下了破纪录的结婚人数，这有助于减缓出生率的下降速度，但伯纳德爵士说，他认为，由于未能生育，英国在战争中“失去”了65万条生命。他还担心，这么多年轻人阵亡，还有一些人严重致残，出生率需要一些年头才能恢复。他认为，欧洲国家每天“失去”7000条生命，他将此称为“最大规模的……种族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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