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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8年7月的婴儿周——国家发起的鼓励生育的活动——开幕时，海耶斯·费希尔使用了更加丰富多彩的语言，《泰晤士报》报道说，他声称：“我们必须确保为将来提供充足的健康人口，并确保种族的摇篮要大量超过种族的棺材。除非我们这样做，否则在地球上未开垦的地方生存的就不是我们的种族，而是另一个有着不同语言和理想的种族，一个文明程度和基督教信仰都较低的民族。”[24]在优等种族在整个欧洲进行四年的自相残杀后，这就是人们对未来的恐惧。伦敦德里夫人在伦敦举办了一场母仪展览会，以便满足那些“很早就逃离家庭，甚至不知道如何抱孩子”的“女孩儿们”的需求。保护母亲和婴儿健康的愿望推动了卫生部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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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面临的挑战范围广、规模大，需要进行前所未有的社会和经济重建。为了拆除庞大的战争机器，重新部署那些操纵机器的人，以及在四年的贫困之后重建一个国家，政府需要进行前所未有的干预。就公众而言，重建工作必须从英国的结构开始。除了为至关重要的工人提供住所外，在战争期间，政府几乎没有修建房屋，也几乎没有对摇摇欲坠的房屋进行翻修。人们等待着政府履行其就住房做出的选举承诺。1913～1914年，政府召开了一个与道路有关的会议，该会议的调查结果被搁置，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对汽车交通的限制和汽油限制的解除，修建主要公路的需求变得迫切起来。在大伦敦，一项修建主干道的计划开始实施，这将促成20年代和30年代郊区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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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斯顿和阿斯奎斯奉行的最低限度国家干预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日子结束了。大选后，战时内阁一开会，就讨论了如何处理不再需要进行武器制造的国有工厂。[25]一些人认为——这些想法很快就破灭了——它们可以生产商品，与私营工厂竞争。劳合·乔治是一个十足的自由党人，他想把它们从国有企业的簿册上除名，但是寻找买家是很困难的。通货膨胀降低了议会在1914年设定的补贴价值：如果不想让不安变成动荡，就需要进行紧急调整。阿斯奎斯知道这一点。在复活节起义和索姆河的灾难之后，当人们对他的执政失去信心时，他曾含糊地说，战后的情况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了。这意味着财富分配将更加公平——甚至可能由国家进行分配——以确保穷人得到照顾。英国成立了一个联合劳工委员会，以确保在时机成熟时顺利地安排复员事宜，并确保从前线返回的男子和工作生活因战争而改变的妇女的需求得到满足。现在，时机已到，阿斯奎斯甚至没有进入议会，而他的继任者肩负着全新且艰巨的使命，却发现很难让自己投身于和平带来的这种不可避免但又单调乏味的结果，在1919年6月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位继任者都是作为一个国际政治家出现在凡尔赛宫，寻求缔结和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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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兑现劳合·乔治在竞选中做出的所有承诺，联合政府需要的资金远远超过了现有的资金。随着工人们重新加入劳动力和资本所剩无几的行业，仅仅为了增加收入以应对住房、医疗保健和教育等基本挑战，就需要进行根本性的经济重建。在停战时，英国将几乎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公共部门，是1914年的4倍；收支差额达到了15亿英镑，是1913～1914年的8倍。国家债务是1914年的14倍。当美国参战时，劳试图说服美国直接借钱给协约国，而不是通过英国。但美国没有这样做，于是英国财政部和纳税人便要为这个问题承担责任。英国欠海外债权人13.65亿英镑，欠美国8.52亿英镑。但是，其他国家欠英国17.41亿英镑，其中俄国欠英国5.68亿英镑，法国欠英国5.08亿英镑（大部分是英国从美国借来的，然后转借出去的），意大利欠4.67亿英镑（也是英国从美国借来的，然后转借出去的），比利时欠9800万英镑，塞尔维亚欠2000万英镑，其他国家欠7900万英镑。从技术上讲，如果英国的债务人还清债务，那么英国向美国欠付的债务就不成问题；然而，自从沙皇被布尔什维克政府取代后，俄国欠付的债务得到偿还的希望就没有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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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更高的税率，以及让更大比例的劳动者缴纳税款，将成为经济格局的一个永久组成部分。这不仅表明了政府决心偿还国家债务，而且表明了如果要满足那些参加过战争的人们的期望，就必须为现在已达成并得到理解的政治共识提供资金，这是政府对未来的义务。征收更高的税费有助于劳合·乔治让大众相信，富人为了国家利益放弃了他们的战争利润。然而，一半的税收收入被用于支付债务利息。工党建议征收资本税，但劳不同意。这场战争几乎没有造成长期经济损失，后来的自由贸易崩溃将会造成这种损失。然而，英国工业面临的直接问题是，英国发现自己很难在国际上进行竞争。例如，就钢轨而言，英国的制造成本是每吨15英镑，而美国为每吨10英镑。这个国家不得不进行其他变革，这些变革虽然不是翻天覆地的，却折射出英国重新站起来所面临的经济挑战。对自上而下的每一个人来说，战后的世界已经大不相同。新议会颁布的一项早期法案废除了安妮女王在1707年颁布的法律，这部法律规定，新任命的内阁大臣需要参加补选，以获得选民的认可。废除这部法律不仅是为了提高效率，也是为了节省不必要的开支。此外，人们已经习惯了很晚才天黑的夏季夜晚，并且延长用于工作的白昼时间节约了能源成本。因此，政府宣布，战时创造的英国夏令时将予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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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些国内问题很严重，但国际局势的不稳定仍笼罩在这些问题的上方。太多的政客和军人认为，与德国的战争是被中断了，而不是结束了，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凡尔赛和会结束后。对于被打败的德国来说，德皇的退位让它处于动乱之中，而1918年3月至7月的进攻失败让它感到震惊——尽管有些人意识到，正是那次耗尽力量的进攻使德国丧失了机会。在竞选活动中，劳合·乔治一直都像人们预料中的那样乐观，而且在公开场合也是如此。但在巴黎，情况就不一样了。停战日那天，克列孟梭的女儿央求父亲说出“你很快乐”。他回答说：“我说不出来，因为我不快乐。这一切都是徒劳。”[27]由于种种原因（例如丧失亲人和贫困），许多英国人都有同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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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松和史密斯希望劳合·乔治支持内阁审判德皇的决定，他们担心，如果他不这样做，将会对民意产生影响。尽管首相早先对民粹主义充满热情，但他知道处决威廉是不可能的。他也不再需要用这个承诺来打动选民。工党和其他政客希望获得赔款，而劳合·乔治和劳认为赔款将让德国崩溃。在凡尔赛宫，他们的明智观点不会占据上风。战后世界的现实情况很快便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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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选举表明，旧的自由党已经失势，保守党和工党是主要的参与者。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战争在顽固的保守主义和理想化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革命化的社会主义，但少数激进分子除外）之间造成了新的两极分化。作为一个没有政党根基的首相，这使得劳合·乔治的地位变得更加特殊。在战争期间，工会在1914年之前的大动荡中得到加强，其成员从400万增加到了650万，形成了支持工党的基本盘。[28]爱尔兰已经发生了革命，更糟的还在后头。新政府并不缺少潜在的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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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新一届议会——其成员之所以当选，部分原因是满足了这些期望——召开会议。财政部的财务秘书斯坦利·鲍德温曾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新议员都是“一些冷酷无情的人，他们在战争中似乎表现得很好”。[29]鲍德温是一名铁厂厂长，他的生意蓬勃发展，但在整个战争期间，他向慈善机构捐赠了相当多的钱，部分原因似乎是他为自己年龄太大无法参加战斗而感到沮丧（1914年，他47岁）。他并非冷酷无情之人，以至于6月，就在缔结和约之前，他匿名给《泰晤士报》写信，宣布他已将五分之一的财产（12万英镑）捐给财政部，用于缓解财政危机，并敦促像他一样的人也这么做。[30]这封信的标题是《富人施惠》（Richesse oblige）。他写道，“整个国家已经耗尽了资源。人们自然而然地感觉到……所有阶级都有被挥霍无度和物质主义浪潮淹没的危险。靠借钱生活太容易了，但是意识到你在这么做却是很困难的”。[31]他把他的举动称为“谢恩的奉献”，《泰晤士报》称他的信“写得很高尚”。在描述新的托利党议员时，他的密友J. C. C.戴维森使用了他的表述，说这些议员“有很大比例是冷酷无情之人，他们大多唯利是图”，而这些人“在我看来是寡廉鲜耻的”。奥斯丁·张伯伦称他的新同僚是“一群自私、自大的人”。[32]有260名新议员当选；许多人是商人，少数人是工会成员。然而，诺思克利夫——执着于他的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渐进计划——担心不仅在议会中，就连当权者中也有太多的托利党“老帮派”（使用了《每日邮报》喜欢的措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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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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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10日，当劳合·乔治重组政府时，《泰晤士报》宣称，“他在这个国家的庞大拥趸将会感到深切的失望”，原因是他未能注入新鲜血液，该报认为这表明他“缺乏想象力，而且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33]该报称朗被任命为海军大臣，“坦率地说，这令人费解”，并说新的财政大臣奥斯丁·张伯伦代表了“一种过时的传统”。该报声称，首相将丘吉尔派到陆军部，把他安置在“一个他蓄意激起了人们最大不信任的岗位上”。该报不愿对F. E.史密斯爵士升任议长发表评论。首相至少有过这样的想法：任命前印度国民大会党主席S. P.辛哈（S. P. Sinha）爵士担任印度事务次官，并授予贵族头衔。他是第一个在政府或上院任职的印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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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强调说，不会按照旧的模式建立内阁政府，这让张伯伦和其他人非常恼火。有人认为，政府的主要人物将在凡尔赛宫参加和会，内阁政府将于1919年10月恢复。虽然汉基目睹了“博纳·劳力促张伯伦争取担任财政大臣”，而“劳合·乔治断然拒绝了”，但是12月16日，张伯伦还是成了财政大臣。[34]他最初拒绝张伯伦是因为他害怕报界会因为这个任命攻击他，事实上，报界确实这样做了。张伯伦也很不情愿。首先，劳合·乔治在1月9日向他提供财政大臣一职的信中说，由于重建工作的需要，“当财政部和其他部门之间出现分歧时……将会出现重大问题”，这些分歧不应由内阁处理，而应由张伯伦、劳合·乔治、劳（他仍是下院的领袖）和另一位大臣组成的委员会处理，这种唐突让他觉得自己被冒犯了。[35]其次，财政大臣通常住在唐宁街11号，有机会接近首相，但他却将无法得到这个机会，因为劳合·乔治希望劳住在唐宁街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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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张伯伦了解到劳合·乔治正在考虑组建一个战时风格的小型内阁，而作为财政大臣的他将不会参与其中（这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劳合·乔治试图说些恭维话，声称在重建之际，像张伯伦这样的前财政大臣（他于1903～1905年在贝尔福政府担任财政大臣）正是政府需要的。在听说劳合·乔治已经考虑了这个名单（其中包括丘吉尔和沃辛顿-埃文斯），但根据金融家朋友们的建议而拒绝了这个名单时，张伯伦并没有被打动。他对首相说：“这个职位对我没有吸引力，对此你不会感到惊讶。你在最后一刻把它给了我，我认为这种做法非常唐突无礼，就像你把一根骨头扔给一条狗一样。我必须说，我并没有感到特别受宠若惊。”[36]他态度生硬，这又一次驳斥了史密斯的俏皮话，即“奥斯丁总是玩这个游戏，但总是输”。[37]劳合·乔治答应让他加入战时内阁，由此最终说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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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希望回到海军部（劳合·乔治向他提供了海军部的职位，但后来又撤回了），同时希望负责空军，也就是他目前在陆军部负责的工作。寇松——劳合·乔治已经开始讨厌他了，但是，他的经验和在托利党的追随者使他成为联合政府中必不可少的人物——仍然是上院的领袖。贝尔福留在了外交部，费希尔留在了教育部，孟塔古继续担任印度事务大臣。肖特成为内政大臣，米尔纳接替朗成为殖民事务大臣。最具争议的是任命史密斯担任大法官，并授予伯肯海德勋爵的头衔，尽管他曾担任检察总长。国王认为史密斯庸俗、靠不住，对此非常生气，“国王陛下担心这个任命将会让法律界大吃一惊……不过，国王陛下只希望他的预测是错误的”，斯坦福德汉对劳合·乔治说道。[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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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肯海德来自西北小镇（他的头衔便取自这个小镇）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在牛津大学和律师界有过辉煌的职业生涯。他在盾形纹章上使用“faber meae fortunae（史密斯是自己命运的建造师）”作为座右铭，这既印证了他的小聪明（国王对此存有戒心），也显示了他的华而不实和低级趣味（国王对此感到可悲）。丘吉尔是伯肯海德最亲密的朋友之一，由于伯肯海德在保守党中拥有相当多的支持者——丘吉尔称他们为“托利民主党人”——这可能对劳合·乔治有用，于是，丘吉尔力劝劳合·乔治任命伯肯海德。[39]然而，《晨间邮报》认为，“任命他为大法官简直就是开了一个非常过火的玩笑。这些事情有等级之分”。[40]对于这个任命，嗜酒的伯肯海德忍不住问道：“我是应该像勋爵那样酩酊大醉，还是应该像法官那样保持清醒？”[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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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任命之一是让艾迪生担任地方政府事务大臣。这个任命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延续他在重建工作中的角色。但是，他也会监督用于政府福利房的国家资金的分配情况，以兑现劳合·乔治做出的建造适合“英雄”居住的房子的承诺。与劳合·乔治重掌政权时做出的其他承诺一样，这个承诺也将留给他的大臣们去实现，而他将把1919年上半年的大多数时间用于在凡尔赛宫装腔作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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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项统计数据都显示住房出现了严重危机。在战争的最后两年，花园城市和城镇规划协会经常就这个问题请愿。1918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1103个地方当局告诉政府，他们需要为当地的工人阶级提供更多的住房，其中510个地方当局需要提供100多套住房。[42]政府估计目前需要61万间住房，停战后，政府即刻向上修正了这个数字。当一些士兵回到家中，发现由于卫生原因，他们的房屋已被宣告不能住人，并被告知需要立刻迁出时，这加剧了政府在政治上的尴尬。此外，住房短缺导致租金上涨，而且许多房东在租户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出售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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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7年3月，政府就承认，为工薪阶层提供更好的住房“是战后必须解决的最紧迫问题”。[43]就在一年后，政府宣布将在缔结和约的第一年建造30万所房子。[44]1919年冬天，战时内阁对住房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H. A. L.费希尔告诉内阁，在谢菲尔德有1.6万所贫民窟，但只计划建造500所新房。劳合·乔治得出结论，中央政府将不得不控制这个计划，因为依赖地方政府是“无用的”。[45]地方议会被责令在3个月内提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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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艾迪生向下院通报了最新情况。除了五年没有为工人阶级建造房子外——他估计这意味着有35万所房子没有建成——他还认为有37万所房子具有严重缺陷或者不适合人类居住。他认为，这样的条件是矿业社区发生动乱的主要原因。此外，在全国范围内，有300万人生活在超过两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的拥挤环境中，其中仅伦敦就有7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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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提到了位于东部伦敦的肖尔迪奇区的一条街道，那里有168户家庭、总共733人住在129所房子里。在许多这样的街道上，有很多结核病患者，他们不仅与别人同住一间房，而且常常同睡一张床。艾迪生认为，治疗结核病的成本相当于建造大量的房屋，因此，不改善恶劣的生活条件将会让这个国家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在建造其他房子，并把居民迁到那些房子之前，有权宣告原来的房子无法住人的1800个地方当局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它往往需要宣告整个地区无法住人，而买下大片地区的费用让地方当局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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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迪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提议说，地方当局将被迫进行清查，对于不适合居住的建筑物，业主将不会得到补偿，由此节省了公共资金。政府将向地方当局提供新的财政援助。自1月份以来，地方议会已申请启动700个建造项目，将把从战场上归来的士兵用作劳动力。艾迪生说，这些项目建成后将提供10万套住房，但是，这只占伦敦及其周边地区所需数量的大约七分之一。他还提议改善伦敦以外的交通系统，那样人们就可以更加便捷地住在离市中心更远的房子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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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制定了一项《土地收购法案》（Acquisition of Land Bill），旨在使人们能够更加容易地购买未被有缺陷的住房占用的建筑用地，而且艾迪生承诺将把租金固定在不会阻碍建造私人住宅的经济水平，这个说法遭到了托利党的些许怀疑。人们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大臣们现在已经习惯于国家控制生活的所有领域，以至于他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私营企业也许可以在缓解住房问题方面发挥作用。艾迪生重申他在1919年的目标是制造30亿块砖，并承诺在1920年将制造500万块。仅在1919年3月，他就代表政府下单购买3亿块砖，并声称复员部门已经接到命令，要求士兵尽快脱下军装，进入砖厂。（他说所有砖厂工人都是复员士兵，几位议员援引了选区的相反情况，由此对这个说法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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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担心，在住房需求量最大的地区会发生大规模收回房屋的情况，于是敦促政府修改1915年的《提高租金和抵押贷款利息法令》（Increase of Rents and Mortgage Interest Act），该法令在战争期间阻止了此类事件的发生。停战后，这些控制措施的解除成了问题所在。有些大臣仍然不愿意干涉房东的权利（即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或处置其财产的权利），但是，艾迪生认识到，在建造更多的房子前，这个难题是无法解决的，他承诺政府将延长《租金管制法令》（Restriction of Rent Acts）的期限，以缓解这个问题。3月初，政府屈从于这个无法避免的情况，颁布立法，将租金管制再延长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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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6月，在根据《议会法案》建立卫生部后，艾迪生将管理卫生部——这个安排是恰当的，因为他是皇家外科医学院的研究员——同时将负责房屋建造。这是合乎逻辑的一个举措。早在19世纪中期，人们就把体面或“卫生的”住房与公共卫生联系起来。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清除贫民窟的立法就明确了这一点。但现在，新的部门将宣布，为了兑现首相的承诺，到1921年底，还需要50万套住房。1914年以前的建造速度是每年修建8万套，因此，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来寻找劳动力。[46]更糟的是，砖头和木材严重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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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是，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只建成了21.3万所房子，这导致了联合政府在1922年垮台。考虑到住房危机的严重程度，政府担心布尔什维克主义在英国的发展，并担心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容易被左翼学说吸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劳合·乔治对选举期间所做的承诺表现出了漫不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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