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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在委员会进行报告之前，矿工和铁路工人举行了罢工。除了缩短工作时间以外，矿工们还希望为努力找工作的复员同事和因退伍军人返乡而被取代的人士提供非常优惠的失业津贴。铁路工人则要求增加工资。2月9日，丘吉尔告诉威尔逊，劳合·乔治已经预料到了这种情况，这将导致“在政府和布尔什维克之间进行一场实力较量”。[92]当挑战来临时，劳合·乔治告诉战时内阁，由于战时的国有化仍然有效，“矿工和铁路工人都不是雇主的雇员，而是国家的雇员……罢工将对国家不利……国家必须获胜，为了这个目的，国家必须使用其所有权力，否则这个国家的政府将终结”。[93]他仍然准备在必要时利用《保卫王国法案》来对付罢工领导人。尽管劳合·乔治穷尽雄辩之才，尽管政府曾经因为不慎而吃亏，但政府还是尽力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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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战时内阁讨论了一项计划，以便在大罢工的情况下分发食物，并派军队进入，以保持港口畅通。这是在讨论是否要增援米尔纳去年派往俄国北部的1.4万名英国和帝国的士兵，以及是否对布尔什维克发动攻击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是对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高度挑衅。丘吉尔想要全面开战，劳合·乔治和战时内阁却不想——不是因为后勤或人力方面的原因，而是因为害怕激怒有组织的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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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些因素，在对国王的演讲发表评论时，劳合·乔治说，过去几年，英国的经济状况比人们记忆中的要好。实际工资上涨了，没有失业，没有战前那种规模的贫困，也没有痛苦。至少可以说这种说法非常不诚实，是他扭曲事实的典型表现，在他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举后，他在这方面做得比以往更加无情。然而，他明白，对失业的“真正恐惧”目前正在甚嚣尘上，“工人阶级受教育程度越高，他们对这些社会状况的不满就越深、越强烈”——他指的是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体现在许多劳动人民生活在非常拥挤的环境中，加剧了战败的欧洲国家的动荡不安，但在一个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这种不平等也不是不可能的。[94]1月16日的官方数据显示，有53.7万名男性和43万名女性领取了失业救济金。[95]失业者有时会得到工作，这些工作的报酬低于他们的失业救济金，如果他们拒绝接受这些工作，那么他们的救济金就会被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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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天的临近，工业形势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3月中旬，在南威尔士和诺丁汉郡，大约有5万名矿工举行罢工，并启动了三方联盟。令人高兴的是，拟议举行的大罢工的威胁在没有发生对抗的情况下消退了。在如此动荡的时期，很难预测罢工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尤其是因为警察也威胁要再次举行罢工。苏格兰的骚乱情况尤其严重，那里的警察看到政府用钱安抚激进的军火工人，他们希望类似的事情也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同月，战时内阁拒绝承认伦敦警察厅的工会，因为警察厅的总监告诉他们，他无法管理一支加入了工会的队伍。[96]更加火上浇油的是，职业罪犯退伍返乡，以及受过军事训练的人进入社会，加速了犯罪率的上升，这些人忍受了多年的危险和困难，认为通过偷窃来改善生活不会让他们遭受什么损失。为了让人们打起精神，战时内阁批准了提高啤酒产量的建议，但不会降低啤酒的酒精含量（事实上，当时人们对啤酒的质量非常不满，以至于战时内阁建议提高啤酒的酒精含量），也不会提高啤酒的价格，并且将向因士兵返乡导致人口增加的地区提供更多的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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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紧酿造啤酒并不能满意地解决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因工人们的不安而引发的问题。劳合·乔治知道，对劳资关系的担忧将会阻碍商业活动的重启，此类重启对于防止失业而言是必需的，并且建立信心也是至关重要的。不过，他也意识到，生产成本的增加——由过高的加薪要求所导致——将破坏竞争力，并将使人们失去工作。在劳工运动中，人们认为有些具体的不满根本没有得到解决。例如，出于人道主义原因，矿工们希望轮班6小时，而不是8小时。他们还想修改《最低工资法》——该法案是由阿斯奎斯在大动荡期间不顾他的反干涉主义信仰而颁布——以便更多地考虑到每类矿工的平均工资。[97]工党认为，停工是由于资方拒绝进行适当谈判而引起，而且，它用工会的口吻威胁说，“罢工”政策将继续下去，直到合理的要求得到承认时为止。[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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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府开始尽其所能地重建私营企业，出售其在战争期间建造或接管的造船厂和工厂时，这招致了工党的怨愤。面对着显露出来的资本主义态势，工党向政府和公众陈述了动乱的原因。增加股息的公告激怒了工人，这些事件在停战后即刻引起了劳工骚乱和阶级对立。由于开工时间短，只有两年，兰开夏郡棉花行业的实际工资处于历史低位，但投资者的资本回报率却上升了45%。[99]还出现了谋取暴利的案例，就连征收超额利润税也无法平息人们的情绪。那些被曝光的事件被认为是冰山一角，有谣言说整个资产阶级都在大肆敛财，而工人们却在苦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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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寻求对土地、矿山和铁路进行国有化，这“不是一种社会主义思想，而是针对商人的一个直率的商业建议”，根据工党中任期最长的议员威廉·布雷斯（William Brace）的说法，这样的政策将把投机产业转变为可靠的投资。[100]布雷斯承认布尔什维克是国家的敌人，但他相信牟取暴利者也是危险的。在如此动荡的时期，他的说法一点儿也不夸张。“我想对雇主们说”，他总结道，“要认识到局势的变化，要认识到工人阶级将不再被视为‘砍柴挑水的人’”。[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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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普通工会成员对他们较为温和的领导人不屑一顾，转而拥护布尔什维克主义，这引起了极大的不安。很显然，克鲁害怕发生革命，在3月4日的上院辩论中，他试图找到与劳动阶级的共同点：“工人们真的希望从资本家的前景中消除冒险和好运的所有要素吗？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以这样做，而且即使他们这样做了，人们也不会感到惊讶，因为随着工业在这个国家的继续发展，那些要素都成了资本家的专有财产。”他认为，应该更广泛地与工人共享资本主义的成果，而不是终结资本主义，这并不是一个很超前的观点。共享利润的公司从19世纪就开始存在，并在战前开始激增。其他类似的倡议将在未来的工业冲突、大罢工和其他事件中产生。尽管大选前丘吉尔在他的选区敦提发表讲话，暗示说铁路国有化将成为政府的政策，但社会主义政策没有得到大臣们的支持。很显然，丘吉尔随口说出的这些话引起了铁路公司和工会的极大恐慌，因为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想法已经浮现在大臣们的脑海中——丘吉尔的同僚们也对这个建议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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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希望达成和解并进行谈判，政府提出了强制仲裁的想法。然而，它对这个想法缺乏足够的信心，以至于无法在国王的演讲中提出相关建议。相反，劳合·乔治含糊其辞地呼吁“社会各阶层具备常识，以便使这个伟大的国家凭借过去五年的牺牲以及英雄主义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所赢得的胜利，不会在几个星期的疯狂斗争中被肆意地挥霍殆尽”。[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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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骚乱的真正责任落在了存续下来的追随阿斯奎斯的自由党人的身上。正如阿克兰在同一场辩论中所说的那样，劳合·乔治举行了一场“耍噱头”的竞选活动。通过使用联票，他竭尽所能阻止工党议员参选，因为他们的当选将让男女工人在议会中有发言权；并且在大选前夕，他对工党及其领导人进行了“猛烈抨击”。[103]阿克兰还对劳合·乔治实行的限制航运可用性的政策进行了抨击，该政策减少了进口，实行了一种保护主义，使国内价格——尤其是食物价格——上涨。鉴于首相在就国王的演讲进行的辩论中要求推动出口，这个举动显得非常虚伪。阿克兰认为，采取保护主义立场的另一个原因是，政府为了应对战争，预先购买了大量的商品，并且不希望造成损失——只有通过抑制自由贸易才能避免损失。尽管政府对经济和工业事务管理不善，尽管英国社会高度动荡，但布尔什维克主义在英国没有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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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签订《凡尔赛和约》的时候，已有80%的士兵复员，而且许多人很快便开始工作，尤其是在妇女回归家庭后。退伍军人协会要求政府在其劳动力中为残疾男子设立5%的配额，并启动一项全国计划，要求私营雇主也这样做。[104]退伍军人协会表示，他们认为除非采取措施，否则其成员中的“极端分子”准备诉诸暴力抗议，这让劳工大臣霍恩感到担忧。他们还希望在可行的情况下由退伍军人接替妇女，并希望劳工介绍所在提供工作时优先考虑退伍军人，特别是残疾军人。政府认可这种新的优先次序，并意识到这样的政策需要工会的支持，但又不太可能获得支持。工会无法接受解雇一个健康的人，让一个残疾人来取代他。退伍军人协会要求觐见国王，国王感到很尴尬，并向霍恩暗示，他打算只对雇用了5%的退伍残疾军人的公司授予皇家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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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让女性离职，战时内阁没有什么顾虑：“很多在政府中工作的女性根本不需要这种形式的收入，而且很多女性已经结婚，她们的丈夫可以养活她们。”霍恩说道。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到了1921年，有工作的妇女比1914年还要少。不过，4月的时候，有人试图在下院提出《妇女解放法》（Women’s Emancipation Bill），以便允许妇女取得专业资格，并根据一样的条件在民事和司法部门任职，例如担任公务员和地方行政长官。该法案还将允许女性进入上院，就像她们现在可以进入下院一样——有少数女性获得世袭贵族身份，并且可以为女性创建其他贵族头衔。不过，该法案还将使年满21周岁的女性获得选举权，就像男性那样。该法案遭到了否决，但它的大部分条款在几年内出台——尽管直到1958年女性才进入上院。正如提出该法案的保守党议员威廉·亚当森所说的那样：“在重建世界的伟大时期，男性和女性必须在前所未有的平等条件下共同面对未来。因此，在我看来，下院有责任采取必要的措施，消除仍然阻碍该国妇女前进的障碍。”[105]还有人要求下院讨论法律职业是否应当接纳女性，就像19世纪晚期的医生职业一样。当时的气氛很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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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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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一轮敌对行动停止时，另一轮敌对行动重新燃起。1918年12月19日，爱尔兰共和军试图暗杀总督弗伦奇[106]；1919年1月21日，上个月当选的新芬党议员——获释的他们（有36人被监禁）拒绝出席英国下院，公开拒绝承认帝国议会对爱尔兰的权威——在都柏林市政大厦召开了第一届爱尔兰议会。这座大厦刚刚被用作午餐提供场所，以便欢迎皇家都柏林明火枪团的400名被遣返的囚犯回家，周围的建筑物都挂着英国国旗。他们获得了大量选票，议员们宣布成立爱尔兰共和国，并宣布爱尔兰和英国处于战争状态。为了证明这一点，当天，蒂珀雷里第三旅的志愿军在蒂珀雷里的索勒黑德贝镇（Soloheadbeg）杀死了守卫一批炸药的皇家爱尔兰警队的两名警察（这个行动没有获得新芬党领导的批准），引发了持续三年多的日趋严峻的暴力、破坏和流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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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丹一直待在爱尔兰，弗伦奇就未来的道路向他征求意见：霍尔丹的想法是向爱尔兰给予自治领地位，同时与爱尔兰达成慷慨的财政解决方案。然而，当索勒黑德贝镇的谋杀案发生时，他刚刚回到英国本土，这促使弗伦奇给他写信说：“我们有必要宣布整个爱尔兰为军事区……新芬党领导人无法控制自己的人民……目前的形势阻碍了我们朝着所希望的方向取得任何进一步的进展。”[107]霍尔丹认为弗伦奇的反应“很愚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几名新芬党议员因为煽动叛乱或非法集会遭到逮捕，他们不是被送上军事法庭，就是被带到常驻治安法官那里，然后被送进监狱，通常被关押两到三年。制定一个连贯的爱尔兰政策似乎是不可能的，把共和派人士关起来是政府所能想到的唯一办法，而且政府每次采取这样的行动都使得爱尔兰民众对英国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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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建立共和国的宣言，英国的反应是既惊讶又嘲笑。但是，共和党人并没有轻率行事。《纽约时报》的记者注意到，在市政大厦里挤满了观看这个活动的人群，其中有“相当多的牧师”。天主教会现在大力支持新芬党，虽然不是官方支持。[108]在竞选活动中，新芬党的计划没有具体说明如何将英国驱逐出爱尔兰，而公众对谋杀案的反应表明他们不会支持暴力。死去的皇家爱尔兰警队的两名警察都来自当地家庭，而且都很受欢迎，谋杀案在爱尔兰人中引起了极大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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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这些志愿军——从那时起，他们有了一个新名字，即爱尔兰共和军——只攻击皇家爱尔兰警队的警察。不久后，他们把攻击目标转向英国士兵。在市政大厦召开的会议呼吁全世界的自由国家承认和支持爱尔兰共和国，并要求“外国驻军”撤离爱尔兰。新的议会宣称，只有它才有权为爱尔兰制定法律，只有它才能公正地接受爱尔兰人民的效忠。于是，一场独立战争开始了，并一直持续到了192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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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2月4日，德·瓦莱拉（警方在通缉令中将他描述为“35岁，是一名教授，身高6英尺3英寸，穿着便服”）和另外两个人——约翰·米尔罗伊（John Milroy）和约翰·麦克格雷（John McGarry）——使用来访者偷偷送进来的一把伪造钥匙，从林肯监狱逃了出来。德·瓦莱拉从牧师那里拿到监狱的总钥匙，并使用教堂的烛用蜡为钥匙做了一个印模，之后来访者像平常送东西一样，把根据印模复制的钥匙装在一块蛋糕里送进了监狱。[109]他被送到曼彻斯特，随后短暂地去了爱尔兰和美国，并于4月回到爱尔兰，成为爱尔兰议会的主席。一周前，有四名同志从乌斯克的监狱里逃了出来，自从弗伦奇于去年5月开展围捕行动以来，他们遭到了监禁。为了打击最具影响力的要害，新芬党要求禁止在爱尔兰猎狐，直到自去年7月的围捕行动以来被关押在英国的共和派囚犯全部被释放时为止。然而，这个要求造成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它的许多支持者都在为狩猎和纯种马企业工作。在新芬党于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后，爱尔兰处于“危急”状态，因此，都柏林市长呼吁肖特释放囚犯。肖特不仅是内政大臣，也是最后一位爱尔兰布政司。[110]在肖特未能释放囚犯后，市长直接恳求劳合·乔治：“继续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是没有用的，”他说，而且这样做将会造成“可悲的后果”。[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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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伦奇也希望释放这些人，他敏锐地觉察到新芬党中的温和分子正在与极端分子争斗，他认为如果政府做出一个姿态，那么将会吸引更多的温和分子。他发现的这种分裂状况将在爱尔兰正式分治后的1921～1922年的内战中显现出来。由于劳合·乔治身在巴黎，不在国内，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群龙无首。3月4日，战时内阁决定“逐步”释放囚犯。[112]与此同时，德·瓦莱拉围住并奉承爱尔兰裔美国人，以便筹集资金和获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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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王于2月11日召开议会时，他根据劳合·乔治为他写的演讲稿说，“爱尔兰的情况让我非常焦虑，但是，我诚挚地希望情况能够很快得到充分改善，以便可以持久地解决这个难题”。[113]没有迹象表明这个涅槃将如何实现，尽管霍勒斯·普朗克特爵士建议说，“必须向爱尔兰给予自治领的地位”，这可能是避免灾难的唯一手段。[114]休·塞西尔勋爵建议在爱尔兰的四个省各成立一个委员会，在《爱尔兰自治法案》暂停五年期间，这些委员会应当相互讨论如何最好地开展工作。然而，就连政府也明白，对于一个由共和派人士主导的爱尔兰来说，以往的妥协是没有用的，而且时间不多了。对于爱尔兰的名称，英国迟迟未能做出决定；另一方面，爱尔兰的大多数人拒绝修改宪法，并且已经开始了独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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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爱尔兰并不是唯一一个寻求民族自决的英国属地。印度也在加紧进行争取独立的运动。印度认为，自1914年以来，印度人民为支持宗主国做出了牺牲，英国对它有亏欠，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独立运动。引起骚动的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1919年3月，英国通过了《无政府与革命犯罪法》［Anarchical and Revolutionary Crimes Act，又名《罗拉特法》（Rowlatt Act），以推荐该法案的委员会的法官命名］。该法案无限期延长了1915年《印度防卫法》（Defence of India Act）的规定，允许不经审判对从事恐怖主义或煽动行为的人关押两年。该法令引发了自1857年兵变以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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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4月13日，在旁遮普邦阿姆利则市（Amritsar）的一个花园——札连瓦拉园（Jallianwala Bagh）——发生了英属印度历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当时，印度的一些地区遭受了饥荒。旁遮普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征召了36万人在各个战场作战，因此，他们对国王的忠诚是显而易见的。[115]然而，在逮捕和驱逐印度民族主义领导人萨提亚·帕尔（Satya Pal）博士和赛义夫丁·克齐鲁（Saifuddin Kitchlew）博士后，印度发生了持续数日的骚乱。这两位领导人曾敦促对《罗拉特法》进行非暴力抗议。旁遮普邦的省督迈克尔·奥德威尔（Michael O’Dwyer）爵士和代理准将雷金纳德·戴尔（Reginald Dyer）——他出生于印度，加入驻印军队超过30年，负责指挥当地驻军——担心兵变会重演。于是，他们宣布实行军法管制，并宣布禁止公众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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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命令不是被忽视了，就是没有传达到民众，因为成千上万的印度人来到札连瓦拉园庆祝旁遮普邦的拜萨哈节[116]，并聆听演讲者宣扬对英国统治的消极抵抗。戴尔认为这是一种威胁到秩序的不服从命令的表现，于是他——根据军法管制，他具有采取行动的主动权——带着50名携带步枪的士兵，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命令他们向花园里的人群开枪；他还带着40个装备着反曲刀的廓尔喀人。当他们从花园入口的两边向人群开火时，人群惊慌失措，发生了踩踏。这场猛射持续了大约十分钟。[117]一份官方报告称，最终有379人死亡，1000人受伤，当地组织估计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印度人和英国人都憎恨戴尔，尽管许多身在印度的英国人认为他的做法是正确的，就像许多在本土的英国人所认为的那样。这些英国人从报纸上读到的报道是片面的，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不准确的。官方的说法是，戴尔为印度暴徒袭击英国教师马塞拉·舍伍德（Marcella Sherwood）的事件报了仇。这个袭击确实发生了，但被用作展示武力、以吓退激进分子的借口。据说，在阿姆利则，有三名银行经理被烧死，其中一名在被烧死前遭到了棍棒殴打。《泰晤士报》根据总督办公室向英国发回的资料，痛斥“消极抵抗”运动并不消极，并且（在提请注意甘地在动乱中的领导作用后）指出，“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先生……是一个误入歧途并且容易激动的人”，是煽动革命的“危险”的“掩护马”。[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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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屠杀发生后不久，报纸对英国国民被杀表示愤慨，并对总督切尔姆斯福德勋爵所说的“公开叛乱”感到震惊。他们要求立刻严惩这些“反叛者”。[119]几周后，政府才向英国公众披露真相，而且即使真相大白，那些负有责任的人仍然能够请来辩护律师。奥德威尔——他是一名寻求报复的印度民族主义者，1940年，他在伦敦的一次公开会议上被谋杀——因管理有方、严加控制而受到赞扬。戴尔被称为“阿姆利则屠夫”，他不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吉卜林不仅是一位重要的公众人物，而且对印度有着深刻的了解，他对戴尔的行为大加赞赏。《晨间邮报》设立的一项基金为他筹集了2.6万英镑。这个举动让人想起了1866年卡莱尔（Carlyle）对另一位粗暴的帝国主义者爱德华·埃尔[120]的指责。[121]印度事务大臣孟塔古称戴尔的行为是“严重的判断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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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辩护说，注意到其他城市的骚乱，他担心会发生一场反对英国统治的阴谋，并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阻止这场阴谋，不管方式有多么残酷。然而，阴谋并不存在，即使发生了复活节起义，但这个起义的教训至少表明流血不是理想的权宜之计。在写给报纸的文章中，政客和公众将爱尔兰和印度进行了比较，并提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帝国的管理不善。爱尔兰问题将在三年内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而印度问题将花费三十年。然而，放松帝国与属地之间的联结的过程已经开始了。札连瓦拉园大屠杀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决定性时刻，而孟塔古-切尔姆斯福德改革可能带来的任何好处都被否定了。尽管一些英国政客——尤其是丘吉尔——始终认为印度没有能力进行自治，但是，在未来的几年，印度倡导自决的坚定立场及其主张的正义性将在英国议会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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