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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放弃了讲道理的做法，认为只有武力威胁才能解决问题。他要求调来250名士兵和宪兵，这促使南方司令部的指挥官告诉他，他不能射杀叛乱分子。特伦查德回答说，他只是在告知自己的打算，而不是征求同意。这支部队获得了弹药并包围了海关仓库；特伦查德命令他们把自己武装起来。他要求叛乱分子投降，结果招来一名中士对他破口大骂。宪兵逮捕了这名中士，其他叛乱分子投降了。在码头的其他地方，有一些人不愿投降，在部队用消防软管向他们喷射冰冷的水后，他们也投降了。特伦查德亲自和很多人进行了面谈，并有条件地释放了愿意返回法国的士兵。但是，当得知特伦查德在军队的拟议用途上欺骗了他们时，他们感到震惊，这进一步表明了处理过程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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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尔纳的支持下，戈德斯行使了他的职权，开始成组地遣散士兵。到1月28日，戈德斯每天遣散3.5万名士兵，速度之快，以至于政府开始担心，在缔结和约之前，估计需要115万名士兵，而按照这个速度的话，届时军队的人数将会太少。丘吉尔很生气，因为戈德斯向陆军部提交的统计数据大部分是错误的，有时甚至存在巨大的错误。陆军部被告知，停战时，在册的军官有55.8万人，结果是17万人，实际上有335万名士官和其他军衔的军士，而不是戈德斯的办公室声称的535万人。[69]当丘吉尔了解到真实的数字时，他极力想要减缓遣散的速度，却忽略了这对士气造成的影响。黑格也担心军队正在“消失”，很快就会没有足够的人手来组建一支像样的占领军——这可能意味着“德国人能够谈判出另一种和约”。[70]然而，政府在选举中承诺结束强制服役，这意味着它不能强迫士兵加入占领军。丘吉尔只遣散“重要人士”的计划也引起了争议，许多长时间服役的非重要人士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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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和威尔逊前往巴黎，见到了劳合·乔治。[71]他们说服他，让他几乎全盘接受他们的计划。在获悉这个情况后，劳给劳合·乔治写信，对在这个时候宣布将这么多士兵留在军队表示担忧，这需要议会通过新的法案。劳认为可以从志愿留下的士兵中募集到所需的人数，丘吉尔对此表示怀疑，并希望政府从一开始就对议会和公众坦诚。黑格向威尔逊保证，对于那些留下来的士兵，政府将宣布大幅加薪，以此解决他们的纪律问题。丘吉尔敦促劳合·乔治不要让劳的“莫名恐惧”“麻痹了必要的行动”。[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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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终于获得了战时内阁的批准，他仔细地向诺思克利夫做了简报——“我请求你竭尽全力来推进必要的措施”。1月28日，他减慢了遣散速度，只允许遣散37岁以上和军衔为下士或以上的士兵。其余的士兵被告知，当相关行业需要他们的技能时，他们才会被遣散。[73]戈德斯——此时，丘吉尔已经打败了他——把自己的职责交给了弟弟奥克兰，而他自己成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对英国的交通基础设施进行全面改革，他的经验使他更适合做这件事。诺思克利夫命令编辑们支持丘吉尔的建议，并向身在法国的士兵分发了20万份称赞这个计划的《每日邮报》。[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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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曾经拒绝当兵的人也在焦急地等待着与其命运有关的消息。1919年2月下旬，仍有1500名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被关在监狱，其中许多人是连续服刑。1月1日，支持战争的著名公众人物提出请愿书，声称继续监禁这些人没有任何用处，政府对此置之不理。在签署请愿书的人中，有三位是前任大法官——洛雷本、霍尔丹和巴克马斯特——还有其他前大臣，包括克鲁、莫莱和布莱斯。一些议员请求立刻免除那些已服刑人士的军事义务；但政府拒绝了，因为此时政府仍在动员那些曾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人加入占领军。支持被监禁的和平主义者的人士（例如约西亚·韦奇伍德）对这个论点进行了嘲笑。3月5日，他对下院说道，“我敢说，这种做法不会得到军队中任何普通士兵的支持。继续监禁那些已经在监狱里待了两年半的人，不是英国士兵希望政府为他们做的事情”。[75]他说，他们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他们的真诚毋庸置疑，因为他们一再因为拒绝战斗而被送进监狱，而且许多人被关了两年半。他对一些绝食抗议的人被强制喂食感到愤怒，并指责医务人员“冷酷无情”，使用了“最大限度的武力和暴力”。[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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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声称，旺兹沃斯监狱的新任监狱长大声喊道：“我才不想让这些臭狱警和那些‘值得尊敬的人’混在一起。”[77]有一名囚犯是贵格会教徒，他冷嘲热讽地向监狱长表示感谢，于是他被戴上了镣铐；监狱长称其他人为“血淋淋的猪”，并威胁只给他们吃面包和水。韦奇伍德声称，“许多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的人已经死了，还有更多的人已经疯了，在20世纪的英国，我们还要容忍一个在监狱里折磨人并把他们逼疯的内政大臣和监狱长吗？”[78]唐纳德·麦克林（Donald Maclean）爵士是追随阿斯奎斯的自由党人的领袖，他支持韦奇伍德，指责政府没有为这些人安排非战斗性的国民服务工作——就像那些被惯坏的人在位于嘉辛顿的莫雷尔夫妇的农场里所做的那样。那些有关系的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有时能够比较轻松地应付战争，他们的命运与那些人的命运有很大差别，后者往往更真诚地决心不去夺取生命，并被赋予了更大的勇气，每次他们拒绝战斗时，都被一再判处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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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大臣肖特说，如果监狱里的人自愿从事战争工作，那么他们可以马上离开监狱。但是，一些人甚至拒绝前往比利时帮助修复战争造成的破坏。他说，旺兹沃斯监狱长的行为受到了调查，但监狱长否认了一切。然而，肖特不得不承认，这不是一项独立的调查，而是由内政部官员进行的调查。他还否认所有相关人员都信奉宗教，声称“我自己也收到过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的来信，他们的品格可能是最高尚的，他们否认关在同一所监狱里的人与宗教有任何联系，因为从这些人的行为和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中可以看出来”。[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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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院反对肖特，他遭到了厉声呵斥。他辩解说，在复员前，这些人都要服从军纪，而且在那些同意战斗的士兵复员前，是无法释放这些人的，这种说法没能打动任何人。休·塞西尔勋爵要求修改法律，以便释放这些人，但肖特拒绝考虑。他认为，所有这些人希望接受的是“政府的绝对投降”。他声称，即使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由于健康原因被释放（有些人已经被释放），也会激怒等待复员的士兵及其家人。政府试图避免进一步激怒不稳定的公民，因此，政府很有可能出台平民主义政策，而非常识性政策。然而，政府实在是太尴尬了，以至于它宣布由阿尔比恩·理查森（Albion Richardson）爵士进行独立调查。理查森是一名自由党议员和律师，他曾担任伦敦郡审理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的上诉法庭的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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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上院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辩论。自由党的政要们通常带头要求释放和平主义者，现在，兰斯多恩也表示支持。政府已经没有争论的余地了，那天早上，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战时内阁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皮尔子爵代表政府宣布，“政府决定，凡是被视作士兵并被关在监狱里的人，现在就应从军队里释放出来，凡是在监狱里总共服过两年刑或两年以上刑期的人，不管是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还是其他人士，都应从监狱里释放出来”。[80]在“绝对主义者”中，有71人因疾病、强迫进食或虐待而死在了监狱里。当“绝对主义者”被释放时，战时内阁一致认为，“向因此被释放的人给予失业救济金是不可取的”。[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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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士兵们并没有因为政府同情“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而感到愤愤不平。1月底，在格拉斯哥发生骚乱的时候，士兵们因为对复员工作进展缓慢和营地的恶劣条件感到愤怒，在加来发起兵变。引发这场兵变的最终导火索是，一名列兵因为发表了被认为是具有煽动性的讲话而被逮捕，他的同志们揭竿而起，把他从监狱里救了出来。3月4日至5日，加拿大军队在位于北威尔士吉梅尔公园的疏散营发生骚乱，原因是船舰短缺，延误了他们的复员，他们被告知要在那里待上几天（他们已经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那些没有参加过战斗的士兵被遣送回家，而那些参加过战斗的士兵却被告知要等待，这使情况更加糟糕。骚乱于4日晚上9点30分开始，据报道，就在洗劫军官的住所以寻找酒饮之前，有人喊了一声“来吧，布尔什维克”。[82]接着，商店里的香烟和雪茄被洗劫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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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士兵闯入食堂女员工的宿舍，偷走了她们的工作服，结果发生了离奇古怪的事情。第二天，一些骚乱者装扮成女人在营地游行。随后，他们抢劫了一辆载有40多桶啤酒的啤酒车，之后发生了枪击事件。由于担心大约600名士兵（他们是营地内1.7万名士兵中的骚乱者）可能会进入附近的里尔镇（Rhyl）去搞破坏，政府便派军队去镇压叛乱。这最终造成5人死亡，28人受伤，随后有25人被判犯有叛乱罪。这没能阻止加拿大士兵于6月17日在埃普索姆再次发生骚乱，骚乱的起因是两名同胞因酗酒和扰乱治安被捕。据估计，来自附近康复营的400名到500名士兵冲进镇上的警察局，拆毁了外面的铁栏杆，向窗户扔砖头，并砸坏了门。他们释放了一名囚犯，警方担心自身的生命安全，于是释放了另一名囚犯。大多数警察都受了伤，其中一个叫格林（Green）的警官受伤而死。在解放了他们的同志后，士兵们回到了营地。这个事件激起了加拿大最高司令部的愤怒和悔悟：超过1000人参加了格林的葬礼，并成立了一个由罗斯伯里领导的基金会，旨在供养格林的妻子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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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对于那些设法脱下军装的人来说，政府无力引导他们去做有用的工作。政府声称，在1919年的冬天，有报道称，两周前在霍洛威劳工介绍所报道的3887名男子中，有57%是退伍军人，它对此感到震惊。情况没有迅速好转。在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有1万名至1.5万名退伍军人在威斯敏斯特游行示威，以引起政府对大量失业士兵的关注，尤其是众多没有工作的残疾退伍军人。政府承诺建立适合残疾士兵的轻型制造工厂，但是，就像制定士兵训练计划的承诺一样，或者像确保为士兵们保留工作的承诺一样，这个承诺也没有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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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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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们的骚乱也反映在了工业领域。随着战争的结束，对缺乏爱国主义进行的指责已成了过去的事情。1919年冬天，一个接一个的行业开始罢工。乔治·兰斯伯里是支持社会党人的《每日先驱报》的编辑，也是未来的工党领袖。1917年，他曾利用《每日先驱报》对俄国革命表示欢迎；1920年，他在俄国成为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贵宾。在新政府上台时，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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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在我国的每一个工业中心，越来越多的男人和女人变得充满愤怒和仇恨，开始过着懒惰和无知的寄生生活。我看到，那些依靠苦力工人的劳动过活的阶级一天比一天富裕，一天比一天肥胖。我看到，那些有钱有势的阶级从事臭名昭著的勾当，这些勾当驱使着那些工人在贫困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他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很贫穷。在这一切之上，是另一场早期战争的幽灵，它将再次唤起人类能够承受的所有痛苦和仇恨。[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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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只是为自己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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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重建工作变得迫在眉睫的时候，人们担心会发生大罢工，并呼吁组建一支志愿部队，以便在发生大罢工——就像后来在1926年5月发生的大罢工一样——时维持国家运转。2月初，伦敦地铁公司（London Underground）发生了最具破坏性的劳工纠纷，导致伦敦陷入瘫痪。另一方面，克莱德、伦敦和贝尔法斯特的造船工人也进行了罢工，工程师和电工也加入了罢工的队伍，即使每个行业都建立了自己的惠特利委员会，大多数纠纷都是关于将工作时间减少到每周40小时。政府开始为食物短缺做准备，如同德国U艇大战还在继续一样。深冬时节，甚至在南威尔士的铁路和造船厂工人威胁进行罢工（矿工们声援这场罢工）之前，煤炭就已经很匮乏了。苏格兰的矿工单独举行了罢工，他们要求每周工作30小时，工资为5英镑。甚至连旅馆员工也进行了罢工，他们要求每天工作8小时，伦敦的发电站也面临着被关闭的威胁。这促使政府表示，根据《保卫王国法案》，电工罢工是一种违法行为，将被处以100英镑的罚款和6个月的监禁。然而，张伯伦敏锐地指出：“不幸的是，近年来，人们越来越依赖政府，把它作为劳资纠纷的最终仲裁者。”他说，这导致劳资双方都坚持认为政府会进行干预：但是，这也把政府拖进了一个具有潜在破坏性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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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最严重的骚乱发生在格拉斯哥，起因是人们对工作时间的抱怨——他们也要求每周工作40小时——和租金水平。在骚乱的背后，有一个激进的左翼组织，他们极力支持俄国革命，被当权派视为不顾一切地想要进行阶级斗争。抗议持续了数天，警示战时内阁可能需要采取坚定的行动。一向好斗的丘吉尔建议说：“我们应当等到一些明显的过分行为出现后再行动，”不过，他已经准备好调遣军队。[84]第二天发生了交战，也就是1月31日的“乔治广场之战”。群众在位于广场的市政厅前举行了集会，他们被告知，政府无意接受罢工委员会的要求，也无意介入他们与雇主之间的纠纷。罢工者向警察扔瓶子，郡长宣读了《取缔暴动法》，他被乱飞的玻璃击中，站在他旁边的警察局长被一个瓶子打中，骑警和巡警向暴徒发起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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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罢工领导人因煽动暴乱而被捕。其中一位是威利·加拉赫，他曾在战争期间领导克莱德赛德的公会代表运动，并因违反《保卫王国法案》而被判入狱。加拉赫带头呼吁每周工作40小时，这不仅仅是为了帮助缓解因为士兵从战场上归来而造成的失业，还因为他有着更广泛、更具战略性的目标，正如他自1921年加入共产党后所展示的那样。为了恢复秩序，他和他的同志大卫·柯克伍德获准向人群发表讲话，并敦促他们前往该市的传统集会地点格拉斯哥绿地；他们这样做了，但是更多的骚乱爆发了，电车被推翻，紧接着警察用警棍袭击暴乱分子。商店被捣毁，并被洗劫一空。夜幕降临时，成群的年轻人在街上游荡。罢工者的三号领袖伊曼纽尔·欣维尔（Emmanuel Shinwell）也被逮捕。欣维尔后来成为艾德礼内阁的一员，并因操纵政策、无视他所谓的统治阶级而臭名昭著。他最终进入了上院，柯克伍德也进入了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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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德国明显处于将被布尔什维克接管的边缘时，英国当局再也无法漠然视之了。第二天，数千名头戴钢盔的士兵挤满了格拉斯哥的街道。为了直面这个挑战，罢工者——虽然他们不鼓励发生更多的骚乱——承诺将在整个苏格兰展开行动。罢工委员会声称，克莱德有10万人罢工，但由于受到了恐吓以及到处都是罢工纠察员，人们对愿意罢工的人数产生了怀疑。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佩戴刺刀的士兵继续守卫着火车站、邮局、发电站和其他容易受到攻击的地方，成排的穿着苏格兰短裙的士兵在风笛手的带领下，游行穿过街道，旨在提醒不满者，当局已准备好应付试图挑起骚乱的任何做法”。[85]由于担心发生暴乱，五辆坦克于2月3日抵达格拉斯哥。在谈到罢工者时，《泰晤士报》说，“他们尽了最大努力来阻止我们赢得这场战争，但失败了。现在，他们正在密谋阻止我们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86]柯克伍德被无罪开释，但加拉赫和欣维尔被判入狱五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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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虽然较为极端的工党议员在选举中失去了席位，但是，这让在阿斯奎斯缺席期间成为反对党领袖的唐纳德·麦克林爵士感到担忧，他担心持不同意见的人将在议会外找到一个新的根据地——就像在格拉斯哥发生的那样。2月17日，他告诉下院，“任何读过报纸的人都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国外出现了危险的主义——而且下院的权威遭到了蓄意攻击”。[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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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在议会的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内容包括承诺筹集重建资金和偿还因战争导致的债务。这里摘录了关键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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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迅速采取全面的行动，以便鼓励实现改善社会秩序的愿望，在经历了战争后，这个愿望在我国人民的心中激荡。战前，我们的土地上存在着贫困、失业、住房不足和许多可以补救的弊病，这些弊病因为不团结而变得愈发严重。但是，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各党派、各阶级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共同努力和奋斗。在实现这个共同目标的过程中，他们表现出了团结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这种精神使这个国家崇高起来，并使它能够在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然而，战争造成的破坏和损耗还没有得到修复。如果我们要弥补这些损失，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英国，那么我们必须继续展现这种精神。我们必须不惜牺牲任何利益或偏见，以便消除不应遭受的贫困，减少失业，减轻失业造成的痛苦，提供像样的住房，改善国民健康，以及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过分温柔地对待公认的弊端是不能达到这个目标的，它必然会受到暴力、甚至骚乱的阻碍。只有通过耐心和不懈的决心，我们才能贯彻必要的立法和行政行动。现在，我请求你们支持的正是这种坚决的行动。[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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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政府不仅请求停止暴力，还请求避免“骚乱”。格拉斯哥的骚乱刚刚结束，一场天然气和电力工人的罢工就使贝尔法斯特陷入了瘫痪，而且伦敦地铁公司的罢工也开始了。战时内阁的会议比战争时期开得还要久，因为它试图面对英国经济面临的众多威胁。正是由于这类危机感，2月12日，它确定取消审查制度“还为时过早”。[89]当月，铁路工人、矿工和运输工人再次重申了三方联盟，这是对工人阶级运动在选举中争取到的可怜的议会代表权所做出的自然而然的反应。在1910～1913年，三方联盟曾数次几乎让这个国家陷入瘫痪。矿工们把战后的解决办法和政府的新任务视为一个机会，以便在新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地位，而且他们希望通过三方联盟的罢工威胁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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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铁路工会的秘书J. H.托马斯——他不喜欢这种做法（尽管他的工会后来在1919年9月举行罢工）——告诉劳合·乔治：“麻烦在于，他们试图在五分钟内纠正一个世纪的不满，并且他们不会给你五分半钟。”[90]战前，铁路公司的工资开支是每年5000万英镑，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1.1亿英镑，如果新的需求得到满足，那么工资开支将达到1.51亿英镑。[91]铁路工人决心把战争年代获得的临时收入变成固定工资，而政府却不接受。意识到需要安抚矿工，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讨论将煤矿收归国有。然而，这需要另一场战争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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